金門城外的「古讖石」與「神秘塔」
07, Sep 2012 13:29
金門城外的「古讖石」與「神秘塔」
羅元信
在金門的人文景觀中，各種造型與功能之塔，數量雖不若古厝古墓或風獅爺那麼多，但也足以自成一族。在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出版之「金門縣三級古蹟古龍頭水尾塔之調查研究」第二章「金門塔之探討」這部分，以及新浪部落「金門部落」之「金門尋塔記」（
在痞客邦「北雁南飛－金門」部落格2011年2月13日 刊出的「海角天涯的預言石－金門城外古讖石」一文中，曾介紹過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裡收藏有自「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 emperor of China」書中所得的圖版；文中稱這些圖版最早是在1670年由荷蘭駐華公使Johannes
Nieuhof 出版，但在1729年由Pieter van
der Aa再版，香港科技大學所藏即再版者的圖版。而在這些圖版中，有一幅名為「De Stadt
Quemuy」（「Quemuy」為舊時西洋人金門的稱呼之一）的圖，其中繪出由海上所見舊時金門城與周邊景觀，如下：
「De Stadt
Quemuy」，取自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網站，網址為： https://library.ust.hk/wp-content/uploads/2016/07/maps-2002-p08.jpg
在這幅原圖最早繪於十七世紀的圖版上，畫面的中央是於今猶存之文臺寶塔，塔後方的城垣便是舊時的金門城，在金門城城下近海處還有一些建物、旗竿等等；而此圖中很惹眼的一點，便是畫面右方一處巨岩上矗立著一座塔，但這座塔不僅是現今無蹤，過去的方志文獻等載記中也沒提到過－－這座不知建於何時、亦不知何時消失的「神秘塔」，它當真存在過嗎？
由於見到「海角天涯的預言石－金門城外古讖石」此文，引起筆者對於這未解之謎的興趣、也想來湊份子：這座矗於金門城外海岸的古塔，到底有無更多證據可證實其存在過呢？
關於「De Stadt Quemuy」這幅圖版，就筆者所知見，在台灣的出版品中，最早大概是民國93年金門縣文化局出版、李仕德先生所著「十七世紀的海上金門」一書第58頁曾刊出過（民國98年許志仁先生所撰碩士論文「明代海禁政策下的金門及其海域」中也有引用此圖，在出版成書時甚至以此圖之部份作為封面；惟許志仁先生有註明係轉引自李仕德先生的著作，故筆者不特為標舉）。嗣後在民國99年6月金門縣文化局編印、林美吟與唐蕙韻女士所著「金門城歷史文獻與文物調查」第32頁亦載有此圖。而在上述兩者之間，民國95年10月出版、鄭維中先生所著「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台灣身影」一書第204頁，也有刊出和「De Stadt
Quemuy」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一幅圖版，不過畫面上方中央並無「De Stadt
Quemuy」字樣。至於此一圖版的出處，在「金門城歷史文獻與文物調查」第29頁中，將「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 emperor of China」這個書名譯為「一個由東印度公司派出的駐華公使見聞錄」（此部分文字係林美吟女士撰寫）；而在「十七世紀的海上金門」第58頁的圖說中，是將之譯為「荷使初訪中國記」：兩者來源相同（為了省便，於下筆者再提到此書的中譯名稱，皆以「荷使初訪中國記」稱之）。但鄭維中先生所著「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台灣身影」一書第204頁的圖說，標出的來源則為「荷使第二及第三次出訪（大清）中國記」（此書係荷蘭人達波Olfert Dapper所彙編）；顯然和前二者所稱不是同一本書。關於鄭維中先生與李仕德先生、林美吟女士所稱此圖出處有所不同的問題，筆者將在下文另有分說。而在荷蘭人的著作之外，「十七世紀的海上金門」一書第59頁另載有取自「Payne’s
universum , or Pictorial World」（據李仕德先生圖說，係C.Graham畫，A.H.Payne版刻，約出版於1858年）這本書中的一幅圖，題為「金門島與城（Island and
Fort Quemoy）」，看起來與「De Stadt
Quemuy」也頗相似；但李仕德先生已於圖說中說明，這幅圖或是仿「De Stadt
Quemuy」而作，因1858年時金門城早已遭破壞，不可能見到城垣完整如斯。換言之，刊載在「Payne’s universum
, or Pictorial World」中的這幅「金門島與城（Island and
Fort Quemoy）」僅是臨摹之作；雖然是產生年代較晚的「另一幅圖」，但不能視為可資探討圖中景物的「第二項證據」－－筆者自己看了一下在google
book提供的「Payne’s universum , or Pictorial World」這本書的電子檔，它的性質是一本「世界畫刊」，內容五花八門：在第133至134頁介紹「QUEMOY」的文字之前，是一首關於氣候的預言詩；而接在「QUEMOY」之後的，卻是一幅描繪傳說中住在倫敦塔的兩位小王子遭人（舊說是英王理查三世）謀害時的畫像。顯然地，「Payne’s
universum , or Pictorial World」這部書並非專門的遊記性質、重點不在描繪編纂者之「親眼所見」；在此書中會有這麼一幅金門城圖像與介紹文字，主要是因當時鴉片戰爭發生不久，金門是英人攻擊廈門時曾欲登陸而未遂之地、又是廈門的外港，編纂者諒是基於英國商賈與人民對異域的好奇心，故由前人的著作中把「De Stadt
Quemuy」這幅圖改動一番、配上文字，就成了該書中的一部分了。
刊載於「Payne’s universum , or Pictorial World」書中的「Island and
Fort Quemuy」圖， 網址為http://www.ancestryimages.com/proddetail.php?prod=h9047
－－關於「De Stadt Quemuy」這幅圖（或是其複製、臨摹之作）在國內出版品及網路文章內被引用的情形，筆者所知道的已如上述。而關於圖中景物的解說與看法，三種出版品各有千秋：鄭維中先生書中引「荷使第二及第三次出訪（大清）中國記」所載之圖的部分，重點在敘述荷蘭、大清與台灣鄭氏的三方角力，故圖說中謂該圖係「一六六三年十一月時，荷蘭軍艦由泉州圍頭灣出港，前往金門近海偵察當時，所得的景象。」；對於圖中出現的兩座塔則未置一詞，因非行文重點故也。而李仕德先生出身金門，自是較為注意此圖對舊時金門地貌景物的印證；其在「十七世紀的海上金門」一書第58頁對「De Stadt
Quemuy」這幅圖所寫的圖說，最後一段是如此言：「按明代在金門城附近築有兩座石塔，一座位於南門外的文臺古塔，另一座位於西門外金龜尾的矛山塔，本圖聳立著兩座塔，與實際情形吻合，由此推論其餘，圖中的金門城應相當接近」－－由李仕德先生的圖說來看，是將此圖畫面右方那座矗立於巨岩上的塔當成了「矛山塔」，但「北雁南飛」部落長在「海角天涯的預言石－金門城外古讖石」一文中已指出此點不正確：因為由「De Stadt
Quemuy」圖中描繪文臺寶塔聳於金門城前方的角度觀之，這幅圖當是由金門城南方一帶所見景象；但是相對位置在金門城西北方、位於金龜尾塔山之上的矛山塔若要繪入圖中，應該是出現在此圖左後方的山頂上才對。想來李仕德先生是「為文獻所誤」：因為舊時文獻所載金門城附近有兩座塔，貼近金門城的是文臺，那另一座想當然耳該是「矛山」，但卻沒有注意到方位上的問題。至於在林美吟與唐蕙韻女士所著「金門城歷史文獻與文物調查」第29、30頁，由林美吟女士所撰寫關於「古讖石」之概述中，對於「De Stadt
Quemuy」此圖中的景物，則有如下說明：
「從圖中的相關位置來看，中間的塔應為文臺寶塔，右側的塔在志書中均無記載，但其位置疑為於古讖石所在之山壁上方，《滄海紀遺》對於南門外之寶月庵、文臺寶塔、嘯臥亭等均有記述，惟不見對於該塔與古讖石之記錄；關於古讖石之敘述始見於清光緒八年（1882年）《金門志》中，志書上並未稱其為古讖石，1992年重修之《金門縣志》才稱其為古讖石。此外，古讖石石刻位於山壁上，位置高於人視角，經過之人均必須仰視，不似為人賞玩之石刻，所刻之文字「金門外，谷神完，賊舟泊，誰有生還，來者不信，即往而觀」頗有警惕外敵與鎮壓的意味。綜合上述資料，推測古地圖中所繪之塔很有可能是當時與文臺寶塔共同協助指引船隻且具有防禦功能的塔，而古讖石為其附屬物件，對古讖石上方的區域進行考古挖掘應能有新的發現。」
除了上開文字說明，「金門城歷史文獻與文物調查」第32頁還將「De Stadt
Quemuy」此圖與現今由海上展望金門城城跡的照片併列排比；藉由兩者之金門城南門及文臺寶塔位置校準，「De Stadt
Quemuy」圖版右方那座古塔矗立之處的巨岩，的確與「古讖石」的位置若合。而「北雁南飛－金門」部落長在「海角天涯的預言石－金門城外古讖石」一文中也刊出在古讖石周邊拍到的照片，顯示在海灘的花崗岩上有著斧鑿痕跡。綜上所述，「古讖石」之上原有一塔是極為可能之事（古來人文景觀常有「相吸相生」的情形：好比俞大猷題「虛江嘯臥」之後，接著有楊弘舉建亭與題記等、丁肖鶴之題詠，之後「觀海」、「大觀」、「如画」、「砥柱」等摩崖石刻便賡續添附。類乎警告標語之「古讖石」，與有著鎮壓、禦邪作用的石塔，正可配成一對）。但回過頭來，舊時文獻中能佐證這座「神秘塔」存在者，一直以來能依據的就只有西洋人的「De Stadt
Quemuy」這幅圖，說起來真有點讓人著惱；有點像敦煌經卷被斯坦因搬去、要看原件就得去大英博物館的那種味道－－難道在中國、在金門，當真就沒有一點關於此塔的文獻或圖像可尋？
幸好，會畫圖的不是只有西洋人而已。過去還有人曾繪製過金門城南方抵海一帶的圖像，為一百多年前的景物留下紀錄，也提供了「古讖石」上往昔有塔的證據；此人不是別人，他就是清代晚期金門的文人才子－－林樹梅。
關於林樹梅的資料，「金門縣志」等文獻已多有介紹，於此筆者毋庸贅敘。在他生平中有一件大事，便是尋找位於古崗湖畔的明末魯王之墓。因自清初雖有阮文錫等人記載魯王薨於金門且葬於金門，但也有野史謂魯王是遭鄭成功給扔下海害死、或謂魯王是薨於臺灣。林樹梅認為魯王確實葬於金門城東、也為了替鄭成功洗刷弒王惡名，於是前往古崗湖一帶尋找魯王之墓，以正訛傳。據林樹梅「歗雲文鈔初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本）卷五之「前明魯王墓圖記」文中所述，他是於道光十二年（1832）春二月在在金門城東找到了當地人稱為「王墓」的魯王之墓（現在大家都知道：林樹梅當時的發現是個誤會。魯王的真塚與壙誌，是遲至民國四十八年國軍開山採石時才於「漢影雲根」石刻附近發現。至於林樹梅找到的「王墓」，經民國七十一年發掘考察之後，已另名為「宋元豐命婦之墓」）。當林樹梅找到這座他認定的「魯王墓」，隨即通知當時擔任分巡興泉永海防兵備道之周凱，請其對該墓採取清界禁樵等保護措施；之後周凱又為這座「魯王墓」立碑，自作記文誌記發現經過裨後人知之。而林樹梅之「前明魯王墓圖記」一文除了敘述自己尋找魯王墓的前後，還畫了一張「魯王墓圖」，這幅圖如下：
由於古書的跨頁圖片是分別刻在兩塊書版（「歗雲文鈔初編」卷五之第四頁後半與第五頁前半），筆者也就依原物所見，不加工把兩半湊在一起。在「魯王墓圖」上方，林樹梅繪出了「金門城」與「東門」，而在「東門」外便是畫得很凸顯的「魯王墓」與「碑記」，左半圖版的下方還標出「漢影雲根」的位置。而在左半圖版上方金門城臨海處，林樹梅繪出了一座高塔、旁邊還有標出「嘯臥亭」字樣的一座亭子；此塔雖未標名，但以其位置而言不消說是文臺寶塔。以上這些景物的位置今人皆知，但林樹梅這幅圖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他繪出在文臺寶塔與嘯臥亭以南的海邊，還有另一座塔；放大些看，這座塔的樣子如下（見左下角）：
－－當年林樹梅在古崗湖一帶踏察魯王墓時，亦找到魯王所題「漢影雲根」及當時流寓金門諸公之題詠；諒林樹梅為了免於遺漏，應是有把金門城由東至南抵海與古崗湖的周邊都找了一遍，也就因此發現了臨海的「古讖石」之上有座塔。由此可知，這座文獻未載之塔，在清道光十二年時還存在－－不過，有一點疑問不可諱言：「魯王墓圖」左半頁中所繪出之塔，和「De Stadt
Quemuy」圖右端的那一座塔，兩者「長得不像」：前者的樣貌，若以在金門的其他諸塔比擬，和古寧頭的「水尾塔」比較神似（見下左圖，民國82年初筆者於金門服役時所攝）。而後者的型制，說真的是滿像「矛山塔」，這大概也是李仕德 先生會將之逕認為「矛山塔」的原因之一（見下右圖，矛山塔舊照，取自「廈門華南新日報社」民國30年10月31日 所出版之「新廈門指南」一書中「金門」部份第七頁。李仕德 先生在「十七世紀的海上金門」一書第158頁所載「矛山塔」照片，應亦是取自該書）－－這到底是怎回事？
為了解答這個疑問，筆者進一步去查考「De Stadt
Quemuy」這幅圖版的來源，不料卻因此而繞了個大彎──關於此圖，在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所建置的網站，以及李仕德先生、林美吟女士的著作中，都稱是出自Johannes
Nieuhof（尼霍夫）所著「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 emperor of China」、即「荷使初訪中國記」這本書中；但筆者查了下關於尼霍夫所參與使團的路線，卻陡然發現一件事：尼霍夫絕不可能是「De Stadt
Quemuy」這幅圖版的作者！何以筆者敢如此言？因為：尼霍夫根本沒到過金門。
關於尼霍夫的「荷使初訪中國記」，現代的荷蘭籍漢學家包樂史 教授（Léonard
Blussé，1946年生，早年曾至台灣與日本進修）曾著有「『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中譯本為1989年1月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一書深入剖析；該書第三部份納入了「荷使初訪中國記」的原著全文，正文後附錄並有「荷使訪華大事記」，將尼霍夫使團由巴達維亞出發開始依時序記載其所至地點與事件。根據「荷使訪華大事記」所列，尼霍夫一行人先是在澳門登陸，然後至廣州接受平南王尚可喜父子招待，再取道北上，一路由廣東經江西、安徽、江蘇、山東，最後抵河北至北京進謁康熙皇帝；回程則是逆行來時路，抵廣州後又接受多官饗宴，然後乘船至澳門，再由澳門搭來華時所乘船隻回巴達維亞。在尼霍夫使團的路程中，無論是水路或陸路，都不曾道經福建，當然更不可能到金門了。那麼，「De Stadt
Quemuy」這幅圖到底是出自何處呢？另一個說法：據鄭維中 先生所著「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台灣身影」一書第2204頁的圖說所稱，是「荷使第二及第三次出訪中國記」這本書－－眼見為實，筆者自己跑去台大圖書館把「荷使第二及第三次出訪中國記」的電子書瀏覽一遍，發現該書第134頁至138頁便是標為「The City
Quemoey」、而且該書的確載有「De Stadt
Quemuy」這幅圖（見下，取自臺大圖書館提供之該書電子檔。不過這幅圖和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網站提供的那一幅又有小差異：在畫面上方中央的「De Stadt
Quemuy」等字之下，還有「The Citie」兩字。）。
至此，事情有了輪廓：依其行程，尼霍夫不可能繪出金門城與海岸的圖畫，而「荷使第二及第三次出訪中國記」一書才是「De Stadt Quemuy」這幅圖的真正出處。也就是說：李仕德先生、以及林美吟女士著作中所稱的出處是錯誤的。但何以他們會出錯呢？依筆者後來去信向鄭維中先生請教的結果，他們兩位應該是被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的網頁解說所誤導了。香港科技大學在「De Stadt Quemuy」網頁的解說中言，此圖「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670 to accompany the account of Johannes Nieuhof's Dutch Embassy to China in 1655. These are later re-engravings by Pieter van der Aa, published ca. 1729（鄭維中先生譯文：[本圖]原先出版於1670年，是隨著Johannes Nieuhof的荷使1655年出訪中國記一起出版的。這些是之後Pieter van der Aa之後再製版，於1729年出版。）」－－因有香港科技大學的網頁解說，李仕德先生及林美吟女士便將此圖當作是出自尼霍夫之著作，這該說是「為網頁所誤」。但香港科技大學又是何以會出這個岔子？據鄭維中先生解釋：由於荷蘭文版的「荷使初訪中國記」跟「荷使第二、第三次出訪中國記」，都是由阿姆斯特丹出版商Jacob van Meurs於1670年所出版。所以說此圖「伴隨」「荷使初訪中國記」一同出版也是可以講得通。但若說明「此圖出自『荷使第二、第三次出訪中國記』一書，而此書伴隨『荷使初訪中國記』一起出版」就比較不會誤導。想來是該網頁的製作人把用於介紹『荷使第二、第三次出訪中國記』一書的詞條直接貼過來，剪貼之後又沒再細讀辨義，因而造成的誤會。至於，「De Stadt Quemuy」這幅圖若非出自尼霍夫之手，那麼又是誰畫的呢？據鄭維中先生告知：「對於『荷使第二、第三次出訪中國記』之插畫原作者為何人此一疑問，仍然沒有任何線索。」（又：至於鄭維中先生所著「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台灣身影」一書第204頁所刊出的那幅「De Stadt Quemuy」圖版，畫面上方中央並無「De Stadt Quemuy」字樣的原故，據鄭維中先生解釋：當初他所用的圖版，是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收藏之原書中所拍攝的；由於這幅圖橫跨左右兩頁，中間是兩頁分開處，為了顧及古書本身的脆弱性，不能將圖完全攤平，所以美編當時用製圖程式把分頁痕修掉，連帶「De Stadt Quemuy」這幾個字也一起修掉了－－並非另有一幅與「De Stadt Quemuy」一模一樣、但缺了這幾個字的圖。）
－－筆者繞了一大圈、把「De Stadt Quemuy」這幅圖的出處問題敘過之後，現在再回到原始的正題上來：若說林樹梅「魯王墓圖」左半頁中所繪出之塔，和「De Stadt
Quemuy」圖右端的那一座塔是同一座，那麼兩者何以「長得不像」？關於這一點，筆者覺得可能的解釋有兩個：
其一、古讖石上的這座塔原本型制是和「矛山塔」頗相似、「De Stadt
Quemuy」的繪製者的確是繪所見；但後來該塔傾毀又重建、而重建者將型制改變，換成像古寧頭水尾塔的造型，於是成了兩百年後林樹梅見到的樣子。前後兩者都沒有失實。
其二、該塔一開始就是如林樹梅所見樣式，「De Stadt
Quemuy」的繪製者畫的圖可能失真。這一種可能，說起來有點複雜，得請讀者耐心一下。關於「荷使第二、第三次出訪中國記」一書中的附圖繪製的經過，雖然鄭維中 先生亦無法提供繪者為誰、筆者也不知道；不過，當年「荷使初訪中國記」的成書經過，在包樂史 教授所著「中荷交往史：1601-1989（莊國士、程紹剛譯，1989年大陸「路口店出版社」出版）」一書第78至82頁有所敘述，可以作為參考：在十七世紀中葉，由德．侯葉爾和凱塞爾率領的荷蘭使團出訪中國。尼霍夫（J．Nieuhof）是該團成員，名義上他雖是這個十六人使團的管事，但由於沿途吃住交通都有中國官方照應，善於繪畫的尼霍夫便有許多時間可以進行自己原本受命的重任：「將所有城鎮、鄉村、殿堂、河川、堅固或奇特的建築，按其真實面貌描繪下來」；而尼霍夫此行的筆記與繪畫，經由他的哥哥亨利編輯整理後出版，便是「荷使初訪中國記」這本書。據包樂史 教授所述：「這本書是歐洲第一部配有作者實地制作插圖的介紹中國情況的旅行記，給歐洲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此書尚存有疑點。正文內容相當真實可靠，但精美的銅版插圖儘管說是實地的素描，卻有許多虛構的細節。目光敏銳的讀者自然會懷疑，可能在制作銅版畫時，亨利在尼霍夫留給他的素描上畫蛇添足。」、「不久前在巴黎國立圖書館發現的尼霍夫行程報告的手稿證實了讀者的懷疑。為了使游記對好奇的讀者更具吸引力，亨利就將中國的形象處理得更具有奇特異國情調。」在包樂史 教授此書中，還舉了兩個例子以見尼霍夫原畫與「荷使初訪中國記」書中銅版畫的落差：在尼霍夫的原畫「金剛」中，畫面偏左只有一尊巨大的佛教金剛（身著鎧甲，筆者認為更像「天王」）端坐塑像，塑像前有一中國人叩首跪拜、以及塑像左腿旁一個荷蘭人抬頭上望的身影，塑像背後與左側只以簡單線條繪出門框。而在「荷使初訪中國記」書中的銅版畫「金剛」，金剛塑像被移到畫面正中，肩上還添了飄帶，兩旁稍後方還憑空各多出一尊不知是彌勒佛還是財神的胖嘟嘟塑像；伏地跪拜的中國人變成三個，原本左腿旁站立的荷蘭人不見了，變成右腿旁站著一位像和尚的人物；塑像後方更有鹿、鶴，以及坐在香煙裊繞神龕上的神像，還有另三個背對畫面或坐或跪的和尚；畫面還多了柱子、帷幔，以及殿堂右後方的庭園與屋簷。在另一幅尼霍夫所繪Upun（譯音為「烏本城」，未悉究係何處）圖中，尼霍夫只繪出這座臨水之城的城牆，高出牆頭的部份建物、一座塔與兩處旗杆、少許樹木，以及城牆外的丘地與河道。但在「荷使初訪中國記」書中的「Upun」銅版畫上，城內的樹變多了，還冒出尼霍夫原畫所無的棕櫚樹，連畫面左前方也有；該城的右後方則多出一座山，原本空無一物的河面上則多了兩艘帆船，河岸旁也多了幾個人。由這些比對差異觀之，可以明顯見出：「荷使初訪中國記」書中的銅版畫，比起尼霍夫的原畫增添及美化的成份有相當比例－－由以上的情形，筆者揣想：在第二或第三次荷蘭使節來到中國時，其團員中大概也是有位和尼霍夫一樣善於繪畫；此人的任務大概也相同：盡力去描繪在異域所見人事地景諸物。不過，縱使尼霍夫已盡力在行旅中繪其所見，但其使團主要目的是要上北京進謁中國皇帝請求貿易許可，不是能隨性逗留的旅遊，可想見尼霍夫能用來的作畫的時間還是有限，在他手裡的原畫的「完成度」，說實在不盡人意（如果「荷使初訪中國記」出版時用的是尼霍夫的原畫而非經過增添美化的銅版畫，該書的吸引力只怕會因此打折扣）。同樣地，在第二或第三次荷蘭使節團中的那位畫家，當他乘船由海面接近金門城時，能供他作畫的時間只怕也不多：船將入港，正是水手們在船長指揮下忙著東奔西跑操縱索具、測水深等事忙得不可開交之時，畫家 先生不管往哪站都很難不礙著人、還要在搖晃的狀況下一邊觀景一邊作畫，其素描最後的「完成度」，大概也不會比尼霍夫的原圖好多少；「古讖石」上的那座塔，在其原圖上可能只是草草幾筆畫個輪廓而已。而這位畫家的原圖嗣後出書之際，恐怕也少不了一番增添美化的功夫；也許書商找來的畫家覺得：一座像古寧頭水尾塔那樣的小塔不夠氣派，為了讓畫面前方的景物更有氣勢，便逕自將之改繪成刻板印象中的「中國式寶塔」，看起來巍巍然、更具震懾力……但這些只是筆者的揣想，到底「De Stadt
Quemuy」這幅圖最初的像貌（特別是「神秘塔」的長相）是如何，或許只有到哪天很幸運地發現了原本的畫稿才能得知（就像尼霍夫的原圖出世一樣）。要之：林樹梅的「魯王墓圖」和作者不明的「De Stadt
Quemuy」這幅圖，同樣都指出金門城外除了文臺寶塔，還有另一座臨海之塔；兩者互相對照，證據不孤。
（若依筆者自己的揣想：這座「神秘塔」的原貌大概自始就像林樹梅所畫、個頭不高；若此塔有像文臺寶塔那麼顯眼，由陸上遠遠便能瞧見塔之所在，那過去該當便有尋幽探奇者到訪，甚而留詩鐫石，也就不致文獻無載了。）
……談過「古讖石」上之塔可能的樣子，筆者要再回到「魯王墓圖」上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此圖右半「魯王墓」與「碑記」前方，林樹梅還畫出有一大一小兩座墳，小墳前有字曰「邵姓攢墳」，旁邊有三人作拱手拜祭狀；此二墳前方還有另有一墓，墓前有望柱，有字曰「邵參將墓」。
關於這座「邵參將墓」，不消說當然是明代抗倭名將邵應魁的父親之墓；因現今在金門城東門外，還矗著為邵應魁之父所立「明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朴庵邵公神道碑」。至於圖上另繪出的兩墳，旁邊有註「邵姓攢墳」；按「攢墳」即謂於墳上添土、以免墳塚久後平坦以致堙滅無跡。由林樹梅的圖中所見：在一百八十年前（1832），金門城或左近應有相當人口的邵姓人家，自明代以來一直祭掃不輟（現今金門城東門內有「邵氏家廟」，惟八十年版「金門縣志」並未見載，則其修建為晚近之事）。但現今這些古墓到底位在何處？還是已經被堙埋到幾乎看不見、只有邵姓人氏才能指出其位置……？筆者驀地想起一事：在民國八十二年筆者將於金門退役前來到金門城遊覽時，由舊魯王墓（「宋元豐命婦之墓」）右前方的小路向古崗村方向前進，剛下坡一左轉便見路旁有一座型制還完整的古墓，只是當時未拍下照片、也沒細察墓碑文字；當筆者於九十六年再來金門之時，曾依記憶去踏查，但卻再也找不到當年所見的那座墓，且週邊原有樹木等地貌已全然改變，完全無法辨識舊觀，只能徒嘆景物全非。到底邵應魁之父的墓在何處？如果能徵得邵姓族人指引、小心將該墓由土封中掘出整理出舊觀，或可又添一古蹟。
在此筆者要插個話：關於邵應魁本人的墓地所在，據蔡獻臣為邵應魁夫婦所撰墓誌銘中言，係在「慈雲寺右五腳壠之麓」；由於金門本地古來似無一「慈雲寺」，蔡獻臣又未特言所在府縣，故以同安、晉江一帶或左近之處較為可能，不致太遠。（蔡獻臣在墓誌銘中尚提到邵應魁把在金門的宅第讓給哥哥之後，「移家豪」；下文又有云「公居豪」。看來這「豪」便是邵應魁晚年所居、也極可能便是其墓所在地；但蔡獻臣這個「豪」到底是指何處、筆者尚無頭緒。這些年來廈門市一帶因多興土木而見古墓出土，但似未聞有和邵應魁相關者。）雖然邵應魁之墓的確切所在於今不知，但現今金門城東門外矗立的神道碑，是為邵應魁之父而立，這點不會有任何疑問。可是，民國95年1月金門縣文化局出版的「溯訪先民的足跡：古官道與浯江溪南線文化手冊」裡面，卻搞了一個烏龍：這本手冊第30頁所介紹的是邵應魁之父而立的「明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朴庵邵公神道碑」，但標題卻作「邵應魁的神道碑」、照片說明也是「邵應魁神道碑」；這可不是手民之誤，因為該頁文字開頭便曰：「沿著文臺寶塔往東門的方向走，可以看見在東門左側力（原書字誤，應為「立」）有一塊石碑，那是同安第一武進士－邵應魁的神道碑」。顯然：這本手冊裡，把邵應魁之父的神道碑給誤認為是為邵應魁而立的了。這本手冊印出來有好幾年了，真不知這期間地方上辦了幾次「溯訪」活動、是否拿著這本手冊照唸？猶有進者：連不久前才成立的文化部所建置之「文化旅遊網」網站之「景點介紹」網頁裡面，也把這座神道碑標為「邵應魁神道碑」、其下說明開頭也是「東門城外有座邵應魁墓道碑，乃是紀念金門第一位武進士」。筆者已於8月6日 以電子郵件告知該部這網頁有誤，8月14日 該部回覆：這筆網頁資料是金門縣文化局提供的，他們已去函請金門縣文化局協助做內容確認（截至筆者在網上貼出此文之日，文化部尚未再來函告知處理情形）。而在網路上的錯誤資料還不止於此，連金門縣政府所建置的「金門縣觀光旅遊網」網站，在「熱門景點」中介紹「明邵朴庵墓道碑」時，開頭的文字也稱「東門城外有座邵應魁墓道碑，乃是紀念金門第一位武進士」；不過「金門縣觀光旅遊網」倒不是直接用「溯訪先民的足跡：古官道與浯江溪南線文化手冊」的資料，資料來源是「文化部」。顯然這幾年下來，金門縣文化局的諸 君們都還沒發現這「凸搥」、以致「二度出包」；但這實在一點都不好笑。有些話不必多說，於此只再提醒一點：在國科會主導執行下建置的「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站裡面，也有一筆依據該手冊而建入的「邵應魁的神道碑」紀錄；要修正時記得提醒人家一起改過來。
關於「神秘塔」和邵氏墓地，筆者就此打住，回頭再談關於「古讖石」的文獻。關於該石的記載，在林美吟與唐蕙韻 女士所著「金門城歷史文獻與文物調查」一書第30頁，以及「北雁南飛－金門」部落格之「海角天涯的預言石－金門城外古讖石」一文中，皆稱始見於清光緒八年（1882年）「金門志」中。不過，筆者認為這見諸文獻的年代還可推前一些，至少上達清代前期。首先，「金門志」雖是光緒八年才印行，但此志是周凱與林焜熿早在道光十六年（西元1836）便已完成了。除了「金門志」以外，在清代馮登府所輯、劉承幹校刊之「閩中金石志」卷十四所列「舊刻未詳年代姓氏（作者）」的石刻中，便有記「嘯臥亭石刻」，其文曰：「在金門城南磐石之上。明都督俞大猷平倭後極目東南，一望無際，為備海要地。石鐫『金門外，谷神完，賊舟泊，誰有生還』十三字，不知為何人所題，年月姓氏無攷。」據光緒五年刊本「嘉興府志」卷五十所載馮登府生平，他是於嘉慶戊寅（廿三年，西元1818）成舉人、庚辰（廿五年，西元1820）成進士，曾任江西將樂縣知縣與寧波府教授，中年游閩，曾預修「福建通志」、「福建鹽法志」；以其接觸到的資料，自然不難纂成一部「閩中金石志」。馮登府之書諒成於道光年間，而比他更早的，譬如原成於乾隆癸未（廿八年，西元1763）、清光緒八年補刻本之「泉州府志」卷之八「山川三」關於「浯洲嶼」之記載中便有言：「臨海有石鐫字云：『金門外，谷神完，賊舟泊，誰生還』。石上有嘯臥亭，明俞大猷建。」另外，原刊於乾隆年間、光緒十九年（西元1893）補刊本「馬巷廳志」卷之二亦有載：「浯洲嶼在大海中……臨海有石鐫字云：『金門外，谷神完，賊舟泊，誰有生還』。」；該志卷十「古蹟」又載：「嘯臥亭，在金門城南磐石之上，明都督俞大猷平倭後建，極目東南，一望無際，為備海要地。石鐫『金門外，谷神完，賊舟泊，誰有生還』十三字，不知為何人所題，年月姓氏俱無可考。」－－雖然筆者於今無法找到乾隆年間所成「泉州府志」與「馬巷廳志」，只能見到光緒間的補刊本，但一般方志「補刊」的工作大抵而言是增添與前志之間有變動處，例如期間的各種蒞治職官、地方人士科舉資料與新列入的人物傳記、值得一記的名人墳塋與牌坊，還有城池公署之興修，稅賦、兵事祥異之類的記載，至於古蹟石刻會在補刊重修時新增入的情形諒不多見。因此筆者認為：關於「古讖石」的記載，極可能是在乾隆間成書之「泉州府志」與「馬巷廳志」便已有之（「閩中金石志」的文字，與「馬巷廳志」幾無二致；筆者認為馮登府八成便是抄錄該志的記載）。而以上三者早於光緒間印行之「金門志」的舊籍，對「古讖石」的記載有個共通之處：比「金門志」所記的讖語少了末兩句。在今見此石上所刻、以及「金門志」卷二之記載，完整之讖語有六句：「金門外，谷神完；賊舟泊，誰有生還？來者不信，即往而觀」－－為何較早的記載會少了末兩句（「泉州府志」在第四句少了個「有」字，諒只是纂輯者漏字，於此不論）？難道這末二句是後來才又添上的？但筆者把「海角天涯的預言石－金門城外古讖石」一文中提供的古讖石字跡照片瞧了又瞧，前後字體和風化程度似無差異，應是同一時間所鐫。或許，是較早的記載者見到這幾行字時，末兩句被石上蔓生的植被給遮住了吧。
……關於「古讖石」與「神秘塔」，筆者所能為探討大抵已盡於上述。於今「古讖石」的位置是已明確，但過去有一段時間，它恐怕是「神隱」、無人知其所在。在民國五十六年版的「金門縣志」卷二「勝蹟」部份，有依據「舊志」所載記錄了嘯臥亭與周邊石刻，「古讖石」亦有記載。民國六十八年版「金門縣志」卷二更添上「相傳自開浯時即有此讖，俗呼曰讖石，今雖歷久剝蝕，而字尚可辨。」乍讀之下，六十八年版「金門縣志」的修纂者像是有親眼見到了「古讖石」的狀況；不過，這段「相傳……而字尚可辨」云云，是早在民國十年編修之「金門縣志」裡便有了的。筆者不得不懷疑：過去的修縣志者在照錄「舊志」中的記載時，對這些敘述到底有多少「信心」－－因為在民國八十七年出版、陳炳容 老師所著「金門城」一書第118頁提到「古讖石」的時候，除了引述舊志所載外，尚有言：「筆者訪問許多金門的耆老，均表示未曾聽過此讖石之傳說，也不知該石所在，臨海的岩石，有的被籐蔓和樹叢所掩蓋，筆者雖多次找尋，仍未有所獲。」以陳炳容 老師的踏查結果來看，這「古讖石」應是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見蛋」，以致連地方耆老都聞所未聞。關於這一點，諒也和金門過去的情勢有關：當清代金門城沒落之後，舟楫少來城下，便已鮮有至此處者。三十八年以後海岸區又是軍事重地，除了駐軍，老百姓不能隨意走動；而這些不知來由、與己無干的石刻，也非一般百姓會去特別注意珍視之物，長久下來自然無人知曉。該處海岸之難入，即便是100年1月才出版的「金門碑碣翫跡」書中，在提到「古讖石」的部份還有特別警告：「此區之海岸，尚未排雷，欲看古讖石，要趁退潮之際，最好找人帶路，不可隨意在海岸地帶走動，以免發生危險。」料想當初陳炳容 老師踏查之際，到不了的地段亦不少，以故未能發現。（近年間不知是何人再度發現「古讖石」的所在？善哉！又：在金門的「舊志」裡面記載的一大堆「勝蹟」，較為人知的且不必論；但有相當數量恐怕現今早已不知確切位置、也不知到底還存在與否？若要在賡續修志時依舊錄入，最好是來一次徹底清查；不然就該註明「今莫詳其址」了。）
對於「古讖石」上石塔之存在，有兩幅舊籍中的圖版可證；但最能有說服力的，當然還是找到這座「神秘塔」的構件。通往「古讖石」一帶海岸過去是險路，但據今年6月19日 金門日報報導，金門防衛指揮部指揮官王世塗中將已表示，「排雷計畫將會在今年年底完成」；屆時要展開搜尋便不是痴想。即便像官澳的「塔仔尖」只剩一塊四方型石頭，這也是數百年前金門城還興盛時的舊跡孓遺，值得珍視；興許還能發現幾百年前的水手或商人遺落的物件也說不定。而當金門再也見不到標有「地雷」與骷髏的紅色三角標誌之後，會有更多過去踏查者無法涉足之處開放無阻、應該也會有更多文化遺跡等待人們去發現出土。筆者祝在地的文史工作者收獲多多、為舊日的人文勝蹟增添風采。
後記：2018年「金門文史小站」被天空部落掃地出門後重建，但「金門城外的『古讖石』與『神秘塔』」一文，因部份圖檔失落，暫未補回。近日林美吟助理教授問起此文，方才記起。2012年作此篇後，筆者曾至「古讖石」一帶勘查，但其未能在該石上方發現塔基之類的殘存。不過當地沙灘數百年前應常有船隻抵達，如能用金屬探測器探測該地，甚至在近岸水面下尋覓海底，或可有考古收獲。201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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