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孤忠於既往――
許大來建「唐顏魯公祠」
羅元信
在清代林焜熿所修《金門志》中，並未為明代中期的許大來立傳，僅於卷二〈分域略〉記其墳墓所在，另外就只有卷八〈選舉表〉部份記其為嘉靖十年辛卯科舉人，並附註他係「福侄、光卿祖。萬州牧；有便民之政」。民國七十六年出版之《金門珠浦許氏族譜》，在〈科第出身〉部份為許大來所立傳，記載其成舉人後之宦歷為：「授河南確山知縣，壬子（嘉靖卅一年，西元1552）陞廣西梧州通判，戊午（嘉靖卅七年，西元1558）陞廣東萬州知州，時興泉二郡，屢苦遭倭寇患，乘間歸省，被論不謹閒住，居官有便民之政。」在此簡傳之外，《金門珠浦許氏族譜》中僅載有許大來所撰「珠浦許氏族譜後跋」一篇。除上開方志與族譜中所見，關於許大來的文獻，以往筆者也僅只在晉江人黃伯善所著「菊山詩稿」卷之八，找到一首「送許南峯宰確山」詩，是其在許大來將往確山出任知縣時的送行之作。於今筆者另檢得明人雷以澤所撰一篇〈創建顏魯公祠碑記〉，係記述許大來在確山縣建祠紀念顏真卿的經過，茲於下介紹。
據《舊唐書．顏真卿傳》：顏真卿，字清臣，係唐代名臣，以工於書法而聞世，與歐陽詢、柳公權、趙孟頫並稱「楷書四大家」。顏真卿自少勤學，於唐玄宗開元廿二年（西元734）成進士，歷任監察御史、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河東朔方試覆屯交兵使，所至有治聲。後遷殿中侍御史、東都畿採訪判官，轉侍御史、武部員外郎。但楊國忠怒其不附己，被外派為平原郡太守。斯時安祿山叛跡已露，顏真卿修城儲糧，預作防備。不久安祿山果然造反，盡陷河朔，獨有平原郡城守具備而未失。之後河北二十四郡中有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為帥，得兵二十餘萬，阻絕安祿山向東北發展勢力的企圖。顏真卿因此獲詔加戶部侍郎，仍為平原太守。肅宗即位後，又於靈武授顏真卿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採訪招討使。但安祿山遣部將急攻河北諸郡，顏真卿勢蹇難守，被迫棄郡渡河，道經江淮荊襄，抵達肅宗行在之鳳翔，獲授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雖天子是蒙塵在外，顏真卿對諸臣之朝儀仍不鬆懈，有失禮者必劾之。顏真卿於代宗朝進封魯郡公（故後世以「顏魯公」稱之），然因直言不諱，為權臣所忌，於肅宗、代宗朝時屢遭排擠，甚至外放遷轉而不得立於朝中，惟其骨鯁從未因橫逆而稍有軟化。德宗即位後，顏真卿在朝為禮儀使，又遭先後為相之楊炎、盧杞所惡，雖有太子少傅、太子太師之頭銜，卻無實權。德宗建中三年（西元782），淮西節度使李希烈與河北藩鎮等勾結造反，攻陷河南汝州。奸險之盧杞竟趁機奏請，稱「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而為盧杞所蔽之德宗竟也聽了他的讒言，指派顏真卿去諭示李希烈，舉朝為之失色。斯時顏真卿已高齡七十多歲，又是四朝元老、國之重臣，若以體衰之類的理由婉謝此命，也不會有人說話。但顏真卿毫不推卻，毅然出發，朝中正人無不為之危懼。顏真卿往見李希烈之後，屢遭威嚇，甚至以性命相脅，或以宰相之位利誘，但顏真卿自始至終毫不為所動，李希烈對之亦無可奈何，只得將顏真卿幽禁於龍興寺。顏真卿自知萬無生理，於是寫下遺表，自為墓誌、祭文，常指其寢室西面牆下云：「吾殯所也。」其後李希烈攻陷汴州，僭稱「楚帝」、年號「武成」，並派人向顏真卿問天子朝儀，顏真卿只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德宗興元元年（西元784年），李希烈遭遇挫敗，又派其部將辛景臻、安華到幽禁顏真卿所在，於庭院堆起柴堆還潑油點火，並再度威嚇顏真卿：他若不降服就是燒死。顏真卿聽了李希烈叫辛景臻傳達的話，自己就上前要往火堆裡跳，辛景臻等趕緊拉住才阻止了。同年七月，因朱泚之亂而一度離京的德宗還駕長安；是時李希烈之弟李希倩，因屬殘害王室成員之朱泚的黨羽，伏誅就戮。李希烈聞其弟死訊而大怒，派了閹奴與辛景臻等去殺顏真卿。興元元年八月三日這一天，辛景臻等見了顏真卿，還先對他謊稱：「有敕。」顏真卿誤以為是德宗來敕、下拜接旨。閹奴告之曰：「宜賜卿死。」顏真卿對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閹奴回答：「從大梁（李希烈僭號之國都）來。」顏真卿怒罵道：「乃逆賊耳，何敕耶！」，接著便被縊死了，時年七十七歲。嗣後淮、泗間平定，顏真卿的遺體於貞元元年（785年）被護送回京師，愚闇的德宗這時才「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賜顏真卿諡曰「文忠」，並詔予其子顏頵、顏碩等「超授官秩」的優遇。因顏真卿之忠烈可風，嗣後在文宗朝時，其曾孫顏弘式還因先祖遺蔭而被命為同州參軍。《舊唐書》於顏真卿傳末贊其「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洵為定論。
因顏真卿壯烈殉國，加以著名書法家身分，名聞千古，與其行跡有關的地點建祠紀念，自是非僅一二。譬如現今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烏龍潭公園內建有「顏魯公祠」，乃緣於烏龍潭係顏真卿擔任昇州刺史時所建放生池。河南省商丘市亦有始建於唐代之「顏魯公祠」，因當地保存有顏真卿所書「八關齋石幢」真跡。許大來在確山縣任知縣時為顏真卿建祠，是因該縣城外西北之北泉寺，舊載為顏真卿殉難之地；不過關於顏真卿殉難的真確地點，於今也並非沒有異說異議。筆者姑先將相關的這篇建祠記文抄出、並略釋其中典故詞語，然後再稍述關於顏真卿殉難地點的異說問題。
筆者所檢得許大來為顏真卿建祠之記文，見載於民國二十年排印本《確山縣志》卷二十三〈文徵中〉部份。該祠位於北泉寺旁，據《確山縣志》卷三〈古蹟考．寺觀〉所記：「北泉寺，城西北樂、秀二山之間，隋時建，唐名『資福寺』，顏真卿盡節處，宋崇寧間重修，改為『萬壽禪寺』，尋改今名，明洪武初重修。」該志卷四〈建置〉則記有曰：「顏公祠，在北泉寺側，明嘉靖二十六年，知府潘於正（筆者按：此處該志有誤，應為「潘子正」）、知縣許大來立。」關於撰寫建祠碑記者之身分，《確山縣志》在文題下僅簡單記曰「明 雷以澤 撰」，並無其籍貫、字號或擔任官職的資料。惟由記文近末處寫道「庠生郭宗弼等請鐫諸石以傳不朽，而丐余文以誌之」來看，這位「雷以澤」應是確山縣當地縣學的教員；但民國本《確山縣志》對於該縣明代之教諭、訓導姓名記載零星不全，未見「雷以澤」之名。藉由「中國方志庫」資料庫檢索，筆者查得明隆慶五年刻本《永州府志》卷五〈人物表中〉所載，該府府學於嘉靖壬寅（廿一年，西元1542）年曾出過一位歲貢生「雷以澤」，後來擔任的職務是「訓導」（永州府在明代屬湖廣，在湖南之南部）。由姓名、年代之符合，這位「雷以澤」應就是作記文者。為顏真卿建祠，原該儘可能找位有名望地位者來為文以誌其事；但或許就如記文中所云，確山縣在那時是「偏州下邑」，當地一時間找不到顯宦或著名文士來執筆，而盛事又總不能無所記述，也只得由能文之訓導雷以澤來執筆了。這篇記文如下：
創建顏魯公祠碑記 明 雷以澤 撰
愚嘗讀《唐書》，至德宗興元元年八月，逆賊李希烈遣中使殺顏真卿於蔡州，乃掩卷而嘆曰：嗚呼！盧杞之陷先生，何其酷！先生於死生之際，何其明耶！昔先生之在天寶間也，出守平原，間道奏賊，而為二十四郡之倡。繼而屯博平、使河隴、將五丈原，歷履艱危，於時可以死矣；顧能沈晦，以圖後效。幸而天祚有唐，小醜就僇，先生得以奮志立功，完名全節，不辱不殆。昔人謂生有重於泰山也，先生以之。及其神州擾亂，天子播遷，先生以正直而為盧杞所讎，使使希烈。維時勤王四起，不日賊擒，先生可以不死矣；顧乃奮身罵賊，益見幽囚，卒為偽勅所迫，乃以朝衣趨坎而從容就縊焉。昔人謂死有輕於鴻毛也，先生以之。且先生之未死也，忠貞孝友，羽儀王室，而為四朝之元老，無乃天欲成人之美名，故使得以延其世，而不靳其生乎？及先生之死也，偽楚遂平，盧賊繼族，而成萬古之英烈，無迺天以完節付之，而使之死當其時也耶？《史綱》謂先生不死於希烈之稱號，而書其所謂殺，亦不知先生者矣！由是瘞於城南，屍如金色，刀圭碧霞，飛身羅浮，而蚕頭馬尾之書，猶以付之子孫。是先生雖死，而忠魂義魄，無一日而不在天地間也。至于汗史留青，仙籙紀異，則先生之死，與剖心之比干、乘箕之傅說，又同一光且神也。惜乎五世之次既終，君子之澤以斬；況偏州下邑，
──本篇部份語詞、典故，略釋於下：
《唐書》：記述唐代史事之正史有兩部，其一為後晉劉昫等奉敕撰，另一則為北宋時歐陽修、宋祁等奉敕撰，兩者原本都僅名為《唐書》。北宋間重修《唐書》後，劉昫等所撰之《唐書》曾經長期湮沒無聞，直到明代中葉由聞人詮搜輯刻印，後晉時所修《唐書》才又重行於世。為了有所區別，後人遂將後晉時所修者稱為《舊唐書》，而將北宋時所修者稱《新唐書》。按：《舊唐書》列傳第七十八〈顏真卿傳〉中，在述李希烈之弟伏誅後記曰：「希烈聞之怒，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真卿。」至於《新唐書》之〈顏真卿傳〉中，僅言李希倩死後，「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沒說到明確日期。故而在雷以澤這篇記文中提到的《唐書》，應該是劉昫等所撰之《舊唐書》。但筆者在此得說明一點：《舊唐書》雖載顏真卿死於唐德宗興元元年（西元784年）八月，但文獻中亦有稱是在次年、即唐德宗貞元元年（西元785年）。照理說，考查某個古人的確切死亡日期，只要有其行狀、墓誌銘或神道碑傳世，裡面應當會有詳細記載；但在顏真卿的情形，卻是各持一說。顏真卿之內侄殷亮所撰〈顏魯公行狀〉中，是稱：「貞元元年（西元785年），河南王師復振……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又使（辛）景臻等害於龍興寺幽辱之所，凡享年七十七。」而在令狐峘（時為右庶子）所撰〈光祿大夫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神道碑銘〉裡，卻是記載顏真卿於：「今上（唐德宗）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薨於蔡州之難。」〈行狀〉說是在貞元元年，但〈神道碑銘〉卻說是興元元年；而且不僅年份有差、連忌日都不同。因顏真卿死於「賊」、偽政權控制的區域內，其死訊傳出的時間、說法不一致，這可以理解；但在撰寫〈行狀〉與〈神道碑銘〉時，通常是後者以前者為據、加以鋪陳，為何兩者在這重點上還會有差異？令人不解。
及先生之死也，偽楚遂平，盧賊繼族：殺害顏真卿的叛將李希烈，在德宗貞元二年（西元786年）三月間因吃牛肉而生病，遭自己的部將陳仙奇趁機於藥中下毒致死，其僭號建立之偽「楚」告終，家眷人等亦一併被誅。至於陷害顏真卿之盧杞，因其忌能妒賢、又搜刮民財，導致眾怨，於德宗建中四年（西元783年）底被外貶為新州司馬。其後德宗又欲再起用盧杞為饒州刺史，但遭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等堅決反對，並上疏痛陳盧杞之種種罪惡。德宗不得已，改授盧杞為澧州別駕，不久之後盧杞便卒於澧州。惟雷以澤在此言「盧賊繼族」，看似盧杞之家族亦因其惡而牽累被滅，這恐怕會導致誤解；但這究竟是雷以澤記憶有誤所致、抑或雷以澤原本碑記中是用「卒」字，而《確山縣志》纂輯時誤作「族」字？筆者無法判斷。據《舊唐書．盧杞傳》之附傳，盧杞之子盧元輔自少時便「以清行聞於時」，不似盧杞心性奸險又多惡行。在盧杞死後，因德宗還是對其思之不已，於是對其子盧元輔屢賜特恩；盧元輔由崇文館校書郎做起，最終官至兵部侍郎。由於盧元輔品行無疵，時人亦不因其父盧杞之惡而敵視他。盧元輔卒於唐文宗大和三年（西元829），享年五十六歲；至於其子、孫就不必多提了。要之，盧杞之家族在其死後仍緜延未絕，並未遭「族（滅）」。
《史綱》謂先生不死於希烈之稱號，而書其所謂殺，亦不知先生者矣：雷以澤此處所言《史綱》，應係指宋儒朱熹生前未能完成定稿之《資治通鑑綱目》，由其門人趙師淵續成。《資治通鑑綱目》成書後，由宋代下迄明、清，陸續有人為其作增補、注疏之工作，譬如宋代有尹起莘撰《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元代之劉友益撰《資治通鑑綱目書法》等。在《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七上、興元元年部份記曰：「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由於《資治通鑑綱目》一書，出於朱熹所撰「綱」之部份，係仿《春秋》經文，用字精簡，隨句勢而有不同之褒貶語意，故後人對其述顏真卿之死的筆法產生不同意見。就在顏真卿遇害前不久，有位官員孔巢父亦受命出使宣慰而遇害，《資治通鑑綱目》中記此事曰：「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同樣因往諭叛逆而遇害，朱熹記孔巢父遭「李懷光殺之」，而對顏真卿則記「為李希烈所殺」；筆法不同，原因何在？對於朱熹此處筆法，劉友益《資治通鑑綱目書法》中言：「巢父書殺之，此書為所殺，何？為真卿惜也。何以言之？真卿留蔡於是二十閱月，無生理矣。真卿之死，當於希烈僭號時也。」按照劉友益之說，朱熹是認為顏真卿遲遲不自殺，乃是抱著或許能僥倖不死的希望；顏真卿早該在李希烈僭號稱帝時就自殺，這樣就不必遭長期囚辱，且最終還不免死於賊手。但尹起莘所撰《資治通鑑綱目發明》一書中，對「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一句則有不同看法。尹起莘認為：《資治通鑑綱目》中記「建中四年，希烈陷汝州，詔遣真卿宣慰之」的筆法，已指出顏真卿是受命出使，「其權初不在己」，故嗣後書其為李希烈所殺，「以著盧杞陷害之意。若曰朝有老臣如真卿者，不能保全始終，乃使之為賊所殺。故夫希烈非能殺真卿者，乃是朝廷使真卿為希烈所殺耳。書法如此，其所以歸罪當時之意。」要之，雷以澤是認為：那些因《資治通鑑綱目》的記述筆法，因而懷疑顏真卿還抱有僥倖生還希望的人，乃「不知先生者矣」。顏真卿在遇害之前，面對大火柴堆都敢往前衝了，又豈會是貪生怕死之輩？其遲遲不死，乃因本受朝廷之命來諭李希烈投降；只要使命一天沒完成，顏真卿便要以其老命與李希烈相持下去，其不屈不撓之心便是如此。儘管是遭奸臣借刀殺人、還有愚闇的皇上遣其出使，顏真卿亦在所不辭。
由是瘞於城南，屍如金色，刀圭碧霞，飛身羅浮，而蚕（蠶）頭馬尾之書，猶以付之子孫：在顏真卿死後，曾有一些神異傳說出現；認為他並不是真正死了，而是藉遇害之事「屍解」、超脫成仙。在宋人劉斧所撰《青瑣高議．前集卷之一》中，便記載了「顏真卿羅浮屍解」的故事：稱顏真卿往諭李希烈之前，親友於長樂坡為其餞行訣別，那時顏真卿自道，早年曾遇見一位叫「陶八八」的道士，授予他「刀圭碧霞丹」；又告訴他七十歲後「有厄即吉（表面兇險，其實是好事）」，將來會在羅浮山（在廣東增城縣，相傳是東晉葛洪得仙術之地）等他。後來顏真卿遇害，「瘞於城南。希烈敗，家人啟柩，見狀貌如生，遍身金色，鬚髮長數尺。」而在顏真卿歸葬偃師北山之後，有個洛陽客商出外行經羅浮山，遇見兩個道士在樹下奕棋。其中一位道士問客商自何處來，之後便託其轉交一封信給偃師北山的顏家。顏真卿之子孫得信後大驚，因為此信乃「先太師親翰也」、其筆法有「蠶頭馬尾之勢」。顏家子孫因此「發塚」，卻發現「棺已空矣」；又往羅浮山去尋覓，但已無法覓得蹤跡。由雷以澤的敘述，他所讀過關於顏真卿屍解成仙的故事，大概便是來自《青瑣高議》這一類書籍──顏真卿一生公忠體國、正色立朝，原本該是像郭子儀一樣「富貴壽考」以終，卻因奸人陷害、殉命賊手。諒因後世憫其枉死之冤，才會造作出他藉此成仙的傳說。
惜乎五世之次既終，君子之澤以斬：語出《孟子．離婁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由唐至明，早已不只五世；雷以澤謂因年代久遠，故連在顏真卿殉身之處都已無奉祀他的場所。
邇來汝甯守萬渠潘侯，得先生之靈於夢寐間，乃稽往誌，始知北泉寺為先生自縊之所：汝甯守，即汝寧府知府。萬渠潘侯，即潘子正，字汝中，號萬渠，南直隸六安州人。潘子正於嘉靖七年成舉人、十一年成進士，曾歷行人、兵科給事中、戶部員外郎、汝寧府知府等職，官至貴州參政。關於潘子正來任知府的起迄時間，各版《汝寧府志》皆闕載，只有明人李本固所撰《汝南志》卷之九〈宦蹟二〉部份為潘子正所立傳中，稱他是於嘉靖二十二年（西元1543）時到職，但離任時間仍不詳。據雷以澤所記，是這位知府潘子正在夢寐間見到顏真卿顯靈，又去查了舊有志書，才知道北泉寺便是顏真卿死處。下文云潘子正原有意在確山縣為顏真卿建專祠，但因知縣更代，一時未能完成；之後許大來於嘉靖二十六年來任確山知縣，於秋祭時見有顏真卿的牌位「附主於佛教之堂」，應該就是潘子正在北泉寺內為顏真卿所暫立之神主。因顏真卿非佛教中人，許大來也覺祀於佛寺內不妥，方於北泉寺東側覓得臨近房舍，加以增修，創建了「顏魯公祠」。
南峰名大來，字惟鵬：按，《金門珠浦許氏族譜》之〈科第出身〉部份為許大來所立傳中，稱其「字惟明，號南峯」；然而在《確山縣志》卷二十三〈文徵中〉所收雷以澤這篇記文，是稱許大來「字惟鵬」。可是，同樣在這部《確山縣志》卷七〈職官考〉部份所載許大來資料，卻是記其「字維朋」。惟明、惟鵬、維朋，這三者哪一個才是許大來之「字」？抑或其中之一是其常用者，而另外一個或兩個是較少用之「又字」？難以剖明。
……許大來為顏真卿建祠之事，雷以澤所撰〈創建顏魯公祠碑記〉已詳細記述其經過。但筆者必需補充說明：關於顏真卿殉身之處，其實迄今仍是個謎團，還未能解開。而會造成謎團的起因，是在顏真卿去世後不久便出現了。筆者在前文已提過，顏真卿死後，其內侄殷亮曾為其撰〈行狀〉，另外令狐峘為顏真卿寫了〈神道碑銘〉。但〈行狀〉中是稱李希烈「送公（顏真卿）於蔡州龍興寺居焉……又使（辛）景臻等害於龍興寺幽辱之所」，然而〈神道碑銘〉卻是載顏真卿「遇害於汝州之龍興寺」；一個說在蔡州，另一個說是在汝州，這個「龍興寺」到底是在哪裡？從顏真卿剛死不久開始便已弄不清楚。況且，據《舊唐書》地理志部份所載，唐時的汝州下轄包括：梁、郟城、魯山、葉、襄城、龍興、臨汝等七縣，蔡州則下轄有汝陽、朗山（後來的確山縣）、遂平、郾城、上蔡、新蔡、褒信、新息、平輿、西平、真陽等十一個縣。即便能弄清是在汝州或蔡州，但「龍興寺」到底是位在該州州城、或是該州下轄的哪一個縣境內？這又是個難以確定的大問題了。
又：雷以澤的記文中，稱潘子正查到有記載顏真卿死於北泉寺的「往誌」，到底指的是哪一部方志？因所言太簡，筆者也無法據其言去找書來進行覈實。不過，明代中期時李賢（明宣宗宣德八年進士，明憲宗時官至華蓋殿大學士）等奉勅所修《明一統志》卷三十一〈汝寧府．寺觀〉部份，確實載有一「北泉寺，在確山西北一十五里，唐名『資福』，即叛臣李希烈害顏真卿處，本朝洪武中重脩。」（唐朝時的蔡州，與明代的汝寧府大部份重疊；但汝寧府的範圍更大些）既有《明一統志》存世，至少可知雷以澤稱「往誌」有載之事不謬。但問題並未解決：因為不論是《舊唐書》或顏真卿之〈行狀〉、〈神道碑銘〉，皆稱其殉身之處係「龍興寺」，但《明一統志》卻載北泉寺在唐代時是稱「資福寺」、並非「龍興寺」。不過，以李賢等大學士之學養，應該也清楚《舊唐書》對顏真卿死處的記載；而他們仍寫下「即叛臣李希烈害顏真卿處」云云，為「北泉寺」作保，則北泉寺乃顏真卿殉身處的說法，應該至少在明代中期以前就有了。而由於舊時關於顏真卿殉身處記載不明確，近年間便又冒出了言之鑿鑿的「新說」，茲述於下：
確山縣的東鄰現有汝南縣（筆者按：民國以後的汝南縣，舊稱汝陽縣，係明清時汝寧府府治所在），2005年時，在汝南縣和孝鎮邱井村邱寺自然村維修一座橋樑時，據稱發現了兩塊石碑，但兩塊碑文都殘缺或模糊；一塊是《重修蘇莊橋記事碑》、另一塊是《重修龍興寺記事碑》。關於這兩塊石碑上的文字，筆者在網路上找到大陸吳紅建先生所撰〈顏真卿殉節處考釋〉一文有介紹。吳紅建先生在文中自述，他於2013年元月13日專程驅車前往和孝鎮邱井村，親眼目睹碑文碑況，並實地進行拍照，其文中稱：
「《重修龍興寺碑記》是一塊斷碑，文字多有殘缺，碑額刻有『流芳千古』四字，碑文有『嘗思星移物換，天道不盡變遷，古往今來，人事亦有代（謝）』 和『鼎力克紹前(休)尤為後之（君）子善（繼）（顏）公之志，隨時 □□俾寺中』等字樣，落款為：『清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巳清和。』結合碑額、碑文內容，可以推測，應為唐朝顏真卿所立。《重修蘇莊橋記》則碑體完好，碑額刻有『國泰民安』四字，但碑面字道較淺，幾不可辯，款識已模糊不清，不知何朝何年所立，只依稀可見開篇兩行：『汝城西南六十一許龍興寺前、龍尾河間有一石橋，名曰蘇莊橋……。』」
──由於有這兩塊石碑上出現了「龍興寺」字樣，因此汝南縣邱井村剎時爆紅、被人認為才是顏真卿真正殉身的所在。不過，大陸近年來極力發展「旅遊扶貧」、許多偏僻地區鄉村都挖空心思「發掘」舊時文物或傳說，希望可以招徠遊客光臨消費、繁榮地方；因此這種「發現」到底靠不靠譜，必需小心檢視。而以筆者之見，汝南縣和孝鎮邱井村關於顏真卿殉身處的「發現」，恐怕是禁不起勘考的。
首先，在吳紅建先生所撰〈顏真卿殉節處考釋〉一文中，是如此列出《重修龍興寺碑記》斷碑上疑與顏真卿有關的字跡：「鼎力克紹前(休)尤為後之（君）子善（繼）（顏）公之志，隨時 □□俾寺中」，「休」、「君」、「繼」、「顏」等字有加括號；另有兩字以□□表示，應是屬於無法辨識的闕文。由這樣的迻錄內容來看，「休」、「君」、「繼」、「顏」等字應已是模糊不清、勉強辨讀才補上的字：既然無法清楚辨識是否真是「顏公」二字，那就無法確定這與顏真卿有關；況且就算碑上真的是「顏公」二字，但天下姓顏者多矣、又怎能斷言此處「顏公」就是指顏真卿？再者，吳紅建先生文中稱《重修龍興寺碑記》斷碑之末所記時間，係「清光緒二十一年（西元1895）歲次乙巳清和」；但筆者查了民國廿七年所修石印本《重修汝南縣志》，該志卷三〈古蹟考．古寺觀〉部份中，卻根本就沒關於「龍興寺」隻字片語的記載。《重修汝南縣志》卷三〈古蹟考．古寺觀〉部份，對於該縣寺觀廟宇等有很明確的記載。譬如其中有記：「真武廟，府治內，洪武二十一年知府張勉建，在舊察院東，廢。成化十年，崇王奉勅建，民國廢。」，又如「靈官廟，北月城內，嘉靖間修，順治八年重修，民國廢，遺址尚存。」、「三義廟，城南三里店，祀漢昭烈、關壯繆、張桓侯三人，民國十九年，縣長張俊龍撤廢。」由這三個例子，即可見出《重修汝南縣志》對當地宗教建築由明、清到民國間的興廢更迭記載之詳盡：如果光緒二十一年時，真的曾有「重修」龍興寺這樁事發生，那即便後來因故廢寺，《重修汝南縣志》中應該也會有記其「遺址尚存」或是誰將之「撤廢」才是；完全沒有記載，便是此事不曾發生。
再者：若說真有「重修」這檔事，那麼更早前的方志就該有關於「龍興寺」的記載。今之汝南縣，在明清時稱汝陽縣，但筆者查了清順治年間以及康熙二十九年刊本《汝陽縣志》，這兩部清初縣志所記寺觀中同樣也都沒有「龍興寺」。從舊志中所見，「重修龍興寺」云云的說法，根本就是只存在於近年才被「發現」的《重修龍興寺碑記》這塊斷碑上：歷史上並無此事。而既知《重修龍興寺碑記》乃嚮壁虛造，則同時出世的《重修蘇莊橋記》也就十足可疑；該碑尚可辨識的字跡中云：「汝城（指汝南縣縣城）西南六十一許龍興寺前、龍尾河間有一石橋，名曰蘇莊橋……」。以筆者之見：這純粹是要用來幫忙「定位」的──因為《重修龍興寺碑記》既是以斷碑狀態出現，難保不會有人質疑：這是否是無良石工由他處盜採、而後才被移至其現今被「發現」的地點？於是《重修蘇莊橋記》便冒出來，除了說明該橋與縣城間的距離，重點乃在於把「龍興寺」三個字看似無心地帶進來；橋在此、「龍興寺」當然也就在此。《重修蘇莊橋記》石碑的出現，就像在法庭上傳喚的「第二位證人」、用以證明第一位證人沒有撒謊；但「第一位證人」既然是虛構的，則這第二位證人也只不過是障眼法，不難看穿。惟除了「物證」之外，現今的汝南縣居然連「人證」都準備了。吳紅建先生的文章中稱：「據當地老人講，該寺毀於解放前夕，1935年前後，官莊與和孝分鄉時，該寺曾用作學校，當時占地24畝，房舍60餘間，前後共分四個大院，有大殿四座。」若照當地老人的說法，「龍興寺」在民國二十四年前後還存在、而且規模宏大。但筆者前已說明：民國廿七年本《重修汝南縣志》中，根本就沒有「龍興寺」的存在；則這些當地耆老的證言，其可信度毋庸多言（不然就是記憶有誤、把別的建築物當成是「龍興寺」了）──要之，十多年前被「發現」的《重修龍興寺碑記》斷碑與《重修蘇莊橋記》石碑，之所以會「橫空出世」，筆者估量這和大陸近年來「旅遊扶貧」的風潮脫不了關係。反正顏真卿殉身處之「龍興寺」所在地，本就難以確定；那就自己鑿兩塊碑、找幾位老先生來「講古」一下，又有何不可？就筆者在網路上查到的報導，邱井村當地的「龍興寺遺址」，已被列為汝南縣人民政府文物保護單位；諒必正開始火紅興旺、為接待來懷古的遊客而忙碌。反正「發展才是硬道理」、「脫貧」是一定要達標的目的；汝南縣也是在顏真卿可能殉身地點的範圍之內、大吹大擂也不算太離譜。
──關於「龍興寺」所在近年興起的異說，筆者的看法大致就如上，現在回到許大來在確山縣創建「唐顏魯公祠」的經過。許大來於嘉靖十年辛卯（西元1531）科成舉人，而他擔任知縣的期間，據民國《確山縣志》卷七〈職官考〉所載，是自嘉靖廿六年（1547）至卅一年（1552）。則許大來自成為舉人到出任知縣之間，大概也是參與過三次會試；三試不第，方以舉人身分至吏部參與銓選、並獲派任為確山縣知縣。雷以澤的記文中載，許大來蒞事「廉平節愛」、又著意於「旌別淑慝（分辨善惡而旌揚之）」，故見到顏真卿的神主被奉祀於舊載其殉身的北泉寺內，便立刻積極為顏真卿就近創設一所專祠，而且僅花月餘便成事。新上任的知縣一來，便為殉難於當地之千古忠臣立祠，自然贏得地方仕紳之好感，盛讚其「旌孤忠於既往」、可與孔子作《春秋》之功先後相映，對當地士民百姓極具教育意義。據民國《確山縣志》卷二十四〈文徵下〉部份所載，在許大來之後，清代嘉慶初年來任確山知縣之鄭命成，為使該祠有祭祀之資費來源，曾以僧人捐款購置祀田，並寫下〈顏魯公祠祀田碑記〉以誌其事。民國七年來任確山縣知事的林肇煌（字少衡，閩侯縣人），曾重修顏魯公祠，並自撰〈重修北泉寺顏魯公祠碑文〉；該碑文中且提及，在前清同治六年（1867）來任知縣的戴文海（安徽壽州人），亦曾重修過該祠。自許大來在確山縣創建「唐顏魯公祠」，迄今已有四百多年歷史，而此祠迭經重修、依然存世。1993年大陸「確山縣志編纂委員會」所編出版之《確山縣志》，在第517頁關於北泉寺的記載部份有述：該寺泉池「東面的顏魯公祠，為三間舊式磚瓦結構的殿堂，祠門簷廊之下，原有顏真卿所書“山中天”匾額，祠內塑顏真卿坐像。唐德宗時，顏真卿被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縊殺于蔡州，故于此淮西名勝區建祠敬祀。」、「1982年秋，省文物局撥款重修顏真卿祠。」在1983年時，北泉寺更被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於今北泉寺與「顏魯公祠」，仍是遊客不絕的遊覽名勝。雖然，「顏魯公祠」迭經重修，與許大來當年初創時的風貌已不會全然相同，但說起創建該祠，其肇始功績自不可泯。「顏魯公祠」值得今人留意，以及進一步的實地勘察；或許在確山縣當地，尚有其他許大來之遺跡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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