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藝文拾零．貳拾──關於林釬．之三（下）

 

金門藝文拾零．貳拾──關於林釬．之三（下）

 

羅元信

          ──介紹過林釬為涂一榛所寫的這篇書序，以下筆者要來談的是個冷門的問題：關於林釬的「兄弟」。關於林釬的「出身」家庭情形，可謂傳說紛云、莫衷一是；如果能找到林釬卒後時人為其所撰行狀、墓誌銘或神道碑，那這部份的問題大概就能解決。但因為筆者迄今也還不曾寓目過這樣的文獻，因而對於以下要談的問題，也還是如一頭鑽入迷霧中；鑽出來之後、迷霧還是原本的那一團迷霧。但是做文史課題原本就不免會遇到有「撞牆」的時候、能推進到哪兒就先到哪；至少可以描繪一下這團「迷霧」大致的範圍、裡面涉及了什麼謎團？畢竟，要瞭解一位前賢古人的各方面，除了其人格、文采、宦歷，又怎能忽略其「來歷」、家庭背景的問題？

       在以科舉取士兼重視家族關係的過去，步上「正途」應試者，在種種「名錄」中總會留下一些個人資料，包括其籍貫乃至親屬等等。林釬中舉與成進士時之《鄉試錄》與《會試錄》於今雖已佚，但在明代張弘道、張凝道同輯之《皇明三元考》一書中，對萬曆四十四年成為探花的林釬自然是有較多的記載。據該書中載：「探花林釬，福建同安人，字實甫，號鶴胎，年二十四，壬子舉人。兄堯斌，乙卯舉人。弟日烺、應聚，俱同榜進士。」──乍看之下，林釬好像有「兄」又有「弟」；但舊時有所謂「兄」、「弟」關係者，除非真有明確載記，否則還不能遽認為就是「同胞兄弟」。這一點，由《皇明三元考》一書的義例也可看出來：在萬曆四十四年這一年的資料中，除了「三元」之外，還有特別列舉了該榜中的「解元中式」、「兄弟同榜」與「少年進士」等引人注目者。而該榜中之「兄弟同榜」有四對，《皇明三元考》一書對彼等載曰：「徐宗孺、徐人龍（小字註：上虞人） 」、「臧炅如、臧照如（小字註：長興人）」、「侯恂、侯恪（小字註：商丘人，俱同父）」、「周汝弼、周汝璣（小字註：商城人，同祖）」。在這四對之中，徐宗孺與徐人龍、臧炅如與臧照如的姓名底下只有註明其鄉貫，那就真的是「同胞兄弟」。侯恂與侯恪有註「俱同父」，表示兩人雖同父但不同母。周汝弼與周汝璣有註曰「同祖」，表示兩人是出於同一祖父之堂兄弟。而林堯斌、林日烺、林應聚等三人，既然沒與林釬一同被標舉在「兄弟同榜」裡，便表示他們與林釬的關係是要比「同祖」還要更遠些了。但到底林釬與林堯斌這三人間的「親等」關係如何（同曾祖？同高祖）？在找到能包含彼等四人的林氏族譜之前，筆者也只能束手於此。不過《皇明三元考》既稱此三人是林釬的「兄」、「弟」，這就表示他們與林釬之間是有可以追溯的淵源、至少可知是同一個大家族中的成員。故筆者還是於此稍介紹一下這三人的資料：

               林堯斌：四庫本《福建通志》卷三十八〈選舉六．明舉人〉之萬曆四十三年鄉試榜單中，林堯斌之名被列於「漳州府」之下，表示他是府學出身；其名下有註官職為「象山知縣」。而在清雍正十一年刻、乾隆六年補刻本《寧波府志》卷之十六所載該府明代象山知縣中，在林堯斌的名下是記曰：「龍溪舉人，（崇禎）八年任（其下一位知縣湯維岳係崇禎十一年到任）」；同志卷之十八〈名宦〉部份則有為其立傳：「林堯斌，字欽一，龍溪舉人，崇正（禎）八年令象，清廉自持，革倉庫陋規，嚴懲積蠹，政多惠民，有『林外公』之頌。」

                 林日烺：在四庫本《福建通志》卷三十八〈選舉六．明舉人〉之萬曆四十年鄉試榜單中，林堯斌的名字被列於漳州府詔安縣之下，有註曰：「而興子，丙辰進士。」林日烺後來改名「日瑞」，在萬斯同所修《明史》與清代官修《明史》中皆有立傳。林日瑞在崇禎初年官至江西右參政，丁憂歸里，服喪滿後仍就原官職，曾擊剿包圍鉛山縣的賊寇，之後屢遷至陜西布政使；崇禎十五年夏改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崇禎十六年十一月間，李自成的部下賀錦進逼甘州，林日瑞雖嚴陣以待，但次月流寇還是趁河面結冰直抵城下，進而攻破甘州城。林日瑞遭生擒後，流寇以官祿誘其降，林日瑞不屈，遂遭磔刑處死，壯烈殉國。福王弘光年間，林日瑞獲贈兵部尚書、賜祭葬。

               林應聚：在清光緒三年刻本《漳州府志》卷之十七〈選舉二．明〉部份所載該府萬曆四十三年鄉試榜單中，林應聚名下有註曰：「一初子。府學。丙辰進士」，沒有提到官職。不過在清光緒二十四年刊本《灤州志》卷三〈爵秩表上．官秩〉部份所載該州知州名單，有記「林應聚，進士，福建漳州人，（萬曆）四十七年任，有傳。」；但同志之卷十四〈官師列傳．循績〉部份所立傳中僅曰：「林應聚，福建漳州人，由進士，萬歷（曆）四十七年之州任，清練有為，中忤調去。」，沒有詳述其治理作為、以及他是因何事觸忤了何人？另外，在四庫本《浙江通志》中，有記載林應聚在浙江所歷官職；依據該志卷一百十八〈職官八〉及一百十九〈職官九〉所記，林應聚在崇禎間歷任過溫州府知府、分守道、提刑按察司副使等三個官職。筆者所能找到的資料就如以上，至於林應聚在浙江副使之後是否還曾擔任過其他官職、結局如何？目前尚未找到文獻可據以言。

                 ──上開林堯斌、林日烺、林應聚這三人，由《皇明三元考》可知彼等應是與林釬同屬一個大家族中的「兄」或「弟」。但在流傳至今尚可知見的文獻中，林釬的「弟」還不止於林日烺與林應聚而已。在明末清初之際，安徽廬州府廬江縣的冶父山上，有一座冶父寺。該寺之住持「星朗禪師」，在清光緒十一年刊本《續修廬州府志》卷五十九〈方外傳〉部份，僅記其出身為「閩漳龍溪林氏子」。可是，在清嘉慶八年刊本《廬江縣志》卷之十四〈雜志．釋道〉部份，為星朗禪師所立之傳開頭是這麼寫的：「陳志（筆者按：指雍正十年廬江縣知縣陳慶門所修的前一版《廬江縣志》）：釋星朗，閩漳龍溪林氏子，明末林相同母弟也」──自明初胡惟庸謀反而不設宰相之後，內閣大學士便是「相」；而即便把「明末」的範圍由崇禎擴大到天啟年間，據《明史．宰輔年表二》所列，林姓的大學士也就只有林釬一個人而已、再沒有別人了。若按《廬江縣志》此處所載，這位星朗禪師是與林釬同母但不同父的兄弟。按《金門先賢錄》第二輯所載關於林釬的傳說：林釬之父在新婚之夜暴亡，其母遺腹生下林釬；其後數月因金門饑荒，林釬之母攜子逃荒，改嫁龍溪人林某，林釬便隨母在龍溪長大入學──這位「釋星朗」、「閩漳龍溪林氏子」，他是林釬之母改嫁之後又再生育的弟弟嗎？

               方志中記載的個人資料，有時也未必精確；欲嚴肅地探討問題，自不可憑一二間接載記便下遽斷。關於這位「星朗禪師」，其實還有更近於「一手」的資料可考其生平。星朗禪師後半生所居冶父山，是安徽的佛教勝地，早在清康熙四十三年，便有該山僧人一劍上人為此山撰志並梓行；後至道光九年，復有通元上人為之續編，但還未及印行，便因咸豐年間兵亂致稿本遺失。其後經歷波折，直到民國二十五年間，方有廬江縣出身之陳詩先生將前人遺稿增輯刪併，出版了共有六卷之《冶父山志》。在《冶父山志》卷三〈文辭〉部份，收有清順治丁亥科（四年，西元1647）進士、官至工部營繕司主事之廬江縣人王鳳鼎所撰〈星朗和尚塔銘〉（以下簡稱〈塔銘〉）。關於星朗之出身與家庭成員，〈塔銘〉中是如此記載的：

              ……師法諱道雄，別號星朗，閩漳林氏子。父文振公，母蔡夫人，兄相國鶴胎。

               關於林釬之祖父、父親，在清乾隆二十七年原修、光緒五年增補重刊本《龍溪縣志》卷之十四〈選舉．封典．明〉部份有載：「林崇祿（小字註：以孫釬）」、「林繼盛（小字註：以子釬，俱贈東閣大學士）」；其後林焜熿《金門志》及歷版近現代《金門縣志》皆從之。至於林釬之母則姓陳，有現今仍存於漳州市龍文區藍田鎮洞口社的林釬及其母、元配楊氏合葬墓之墓碑可證。但星朗禪師的母親則是姓蔡，不是姓陳；以此觀之，〈塔銘〉中稱其「兄相國鶴胎」，這個「兄」並非「同胞兄弟」。至於清嘉慶八年刊本《廬江縣志》為星朗禪師所立之傳，稱他是「明末林相同母弟也」，當是出於傳聞有誤。星朗禪師之〈塔銘〉所載內容，應是來自其生前自述與其弟子所知記；而出家人既已拋卻紅塵，當不致胡亂攀親、妄稱自己是前朝相國的弟弟。這位星朗禪師，應該和前面提過的林堯斌、林日烺、林應聚等三人一樣，是林釬的「兄弟」沒錯；但到底關係多近（或說多遠），就非一時間可知之事了。

               說到這裡，還有一個問題當然也不可不談：星朗禪師究竟是「誰」？〈塔銘〉中言「師法諱道雄」，但「道雄」是「法諱」，不是在家時的「俗名」。除了〈塔銘〉，在《冶父山志》卷三〈宗派．冶父禪門宗派〉（以下簡稱〈宗派〉）部份亦有為星朗禪師立傳，但該傳同樣未提到其出家前之「俗名」叫什麼。整本《冶父山志》裡，都沒有提到這項資料。不過，據〈塔銘〉中所述，星朗禪師出家前是中過舉、當過官的；這就給探究其出家前的「俗名」為何提供了線索、至少能幫助縮小可能的範圍。筆者姑將〈塔銘〉中敘述星朗禪師出生乃至正式出家之間的經歷摘錄出來，如下：

                 ……師法諱道雄，別號星朗，閩漳林氏子。父文振公，母蔡夫人，兄相國鶴胎。母一夕夢黃衣頭陀入室，感而有孕，誕時異香聞比閭，白衣胞及天池、玉枕、左脇白毫，右脇赤珠等異。襁褓時，見僧便笑喜跏趺。十二游泮（入學），偶過菴，聞誦《華嚴》偈至「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即驚悟，慨欲離塵。十五切慕空宗，常覲老宿，開示參禪訣要。……十九往黃蘗，參密雲和尚……二十一舉孝廉。壬戌（天啟二年，西元1622）過浙，參湛和尚於雲門。抵都，仕至屯部尚書郎。己巳（崇禎二年，西元1629），出守廣南肇慶。東渡楊子江，聞博山老和尚主金陵天界法席，躬詣參叩，每示以洞上微旨，師獨默契，遂取名「道雄」，付以法偈……於是棄官，遍歷名山巨剎，至潤之楊彭山法添和尚座下。四顧此山，似有宿緣，因乞圓僧相。添首肯之，為師剃染，時丁丑（崇禎十年，西元1637），年四十矣。

               ──星朗禪師正式出家前的經歷，就如以上。在〈塔銘〉的這段文字之前與之後，還有很多敘述其入空門後的經歷及所達地位，但於此筆者就不多引了。關於星朗禪師之生卒年，〈塔銘〉於下文有云：「師生於萬歷（曆）戊戌（廿六年，西元1598）六月初八日丑時，終於康熙癸丑（十二年，西元1673）十一月初五日午時。世壽七十六歲，僧臘（出家的年份）三十七。」按照古人出生就可算一歲的計算方式，星朗生於萬曆廿六年（西元1598），則其「舉孝廉（成舉人）」的廿一歲之年，就該是萬曆四十六年（西元1618）。但星朗禪師在這之後的履歷，就讓筆者陷入疑惑了：〈塔銘〉中稱其「舉孝廉」之後，「抵都，仕至屯部尚書郎。己巳（崇禎二年，西元1629），出守廣南肇慶。」看起來他像是僅有舉人資格，但卻能進入中央政府當了「京官」（「屯部」為工部之別稱，因唐代工部下屬四司中有屯田司。「尚書郎」，東漢以後稱尚書屬下任滿一年的屬官。明代六部在尚書、侍郎之下，還有郎中、員外郎及主事三種屬官。）。可是，就在筆者前面提過的《冶父山志》卷三〈宗派〉部份為星朗所立傳中，卻稱他「二十一歲舉於鄉，旋成進士。天啟中，由部郎擢守肇慶，惡朝政日趨混濁，隨兄棄官去。歷參天童雲門，探所玄旨，俱獲教益。崇禎二年，聞博山徠和尚道冠江南，遂從披剃，命名『道雄』，雲遊四方……」──若按〈宗派〉這部份所記，星朗在中舉人之後還成了進士，且其被派「擢守肇慶」的時間也提前到了「天啟中」；而他拋棄仕祿的原因，則是因「惡朝政日趨混濁，隨兄棄官去」（〈塔銘〉中則根本未提此點。）──同樣是在《冶父山志》這部書中，不同兩處對星朗禪師的履歷，就有這樣的扞格分歧，那到底該相信哪些記載是正確的？

               由於《冶父山志》與《廬江縣志》，都沒有記載星朗禪師的俗名，欲考察其在家時的身分（或至少縮小有可能者的範圍）就十分棘手。為謹慎起見，筆者主要僅能依《冶父山志》中之〈塔銘〉與〈宗派〉記載一致的部份去著眼；但兩者不一致的地方，也不能逕予排除。〈塔銘〉與〈宗派〉都載星朗生於萬曆廿六年、廿一歲中舉；那麼筆者就鎖定萬曆四十六年的福建林姓舉人名單（先不論這些人之後有沒有中進士）。〈塔銘〉中稱星朗有當過京官的履歷，此點可為檢覈依據。至於星朗棄官到底是在「天啟中」或崇禎時雖記載不一，但應不會晚於崇禎二年。而關於原本的「籍貫」這方面，〈塔銘〉中僅簡言「閩漳林氏子」，〈宗派〉中則稱其係「閩漳龍溪林氏子」；但龍溪縣在萬曆四十六年這一年，並沒有出過林姓的舉人──筆者揣測，〈塔銘〉、〈宗派〉中所言「閩漳」或「閩漳龍溪」，所記的恐怕是林釬初遷至漳州時所居之處；可能星朗禪師生時向弟子或他人說過自己是林釬之「弟」，以致後來被「想當然耳」、認為星朗應該與其「兄」同樣是住在龍溪縣。而即便星朗和林堯斌、林日烺、林應聚等三人一樣，是與林釬屬於同一大家族之下的「兄」、「弟」，但同一大家族的人也不見得就只定居在同一（甚或二、三）個府的範圍內。要之，依照四庫本《福建通志》的體例，當地士子即便是跑到應天府甚至順天府去應試，也一樣會被記載下來。為免有遺漏，筆者就先將四庫本《福建通志》卷三十八所列萬曆四十六年中式榜單中的林姓舉人全部都先列錄於下，然後再以其可考見的載記，逐個考察彼等之中哪些「不會是」星朗禪師；若有剩下來的，就是「候選人」了。萬曆四十六年福建省各府、縣中式的林姓舉人，有以下這些位（依《福建通志》中出現順序排列）：

 

  福州府：林憲濩（名下有小字註：乙丑進士）

福州府：林槱之（名下有小字註：南宫知縣）

   閩縣：林懋喬

   福清縣：林正亨（名下有小字註：己未進士）

   興化府：林一柱（名下有小字註：乙丑進士）

   莆田縣：林堯勳

   仙遊縣：林鍾英

   晉江縣：林垣斗（名下有小字註：應天中式）

   同安縣：林志遠（名下有小字註：癸未進士）

   漳浦縣：林鍾秀（名下有小字註：貴溪知縣）

   將樂縣：林兆蘭（名下有小字註：雙流知縣）

   建安縣：林聞馨

   汀州府：林鍾桂（名下有小字註：如臯知縣）

  

               ──以下筆者就按上面出現的順序，逐一蒐羅資料以檢覈這些林姓人士中，究竟哪些「不會是」星朗禪師。結果如下：

               福州府林憲濩。四庫本《福建通志》在其名下有小字註：「乙丑（天啟五年）進士」；除此之外，還有一部方志中記載了他的科名資料：民國六年鉛印本《長樂縣志》卷十四上〈選舉上〉所列該縣萬曆四十六年所出舉人，其一便是「林憲濩（小字註：字叔衎，乙丑會魁）」。這樣看來，林憲濩的籍貫應是在福州府轄下的長樂縣，但他是就讀於福州府府學進而中式。至於由中舉之後到成進士之間，林憲濩應是曾去當過「幕友」。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黃宗羲，在所著《南雷文定》卷六有一篇作於丁巳年（康熙十六年，西元1677）的〈陸文虎先生墓誌銘〉（按：陸符，寧波府鄞縣人，字文虎。崇禎十四年入北京國子監、十五年中順天鄉試，南明時曾獲賜進士出身，卒於清順治三年），其中有一句曰：「孫子長督學浙中，以林憲濩自輔」。孫子長即孫昌裔，字子長，福州府閩縣人，萬曆三十八年成進士。關於孫昌裔成為浙江提學的時間，《明熹宗實錄》天啟二年五月初一日有記：「調浙江水利道按察司副使孫昌裔為本省提督學政副使。」但僅過了約一年半，同樣在《明熹宗實錄》裡，天啟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記載了禮科給事中熊奮渭彈劾數名官員的奏章，其中就有指稱「浙江提學副使孫昌裔不模不範，當考試紹興時，攜帶富陽裘貢生關節潛通，防維大潰，當急勑該部速行議處。」這份奏章的內容，被旨意指示要嚴加查處；因此孫昌裔大概不久後便被撤職，而林憲濩自然也當不成「幕友」，只好再回頭去考進士。至於林憲濩在成進士之後的經歷，清代的周亮工在《閩小紀》一書卷二「死有前定」條中有記：「……閩縣林憲濩號『古榕』，第進士，授中書。奉使至廣東，憩行臺，見後軒扁（匾）『古榕』二字，是夕卒。名號關於生死，異哉！」（此條末有記係引自「林異鄉談」；但筆者打聽不到這本書，不知究竟是有位名叫「林異」的人寫了一本叫《鄉談》的書？或說這本書的書名就是叫《林異鄉談》？）據《閩小紀》轉引的記載，林憲濩是有當過「京官」的履歷（中書，即從七品「中書舍人」之謂）；但他後來卒於奉使途中，沒有出家，故可知他不會是星朗禪師。

福州府林槱之。四庫本《福建通志》在其名下有小字註：「南宫知縣」。清乾隆十九年刊本《福州府志》卷之四十〈選舉五〉所記林槱之資料，在其名下註曰：「字積夫，金壇教諭，南宮知縣。」據民國刊本《重修金壇縣志》卷五〈職官志〉部份載，林槱之係於天啟七年至該縣擔任教諭；他的下一任教諭曹嗣禹則是在崇禎七年到任。而按民國二十五刊本《南宮縣志》卷十二〈文獻志．職官篇〉所載， 林槱之是遲至崇禎九年才去該縣當知縣，只當了一年。由載記中不見林槱之有「京官」履歷，而且在崇禎二年之後他還在擔任教諭、知縣，可知他也不會是星朗禪師。

                 閩縣林懋喬。在清光緒二十四年刻本《福清縣志》卷之九〈選舉志〉中，萬曆四十六年舉人榜單有載「林懋喬」，其名下有小字註：「志遷（此應係林懋喬之字），閩縣學中。」清乾隆十九年刊本《福州府志》卷之四十〈選舉五〉的舉人榜單中，也未對林懋喬提供更多資料。而就《冶父山志》所提供的星朗禪師資料，他有當過京官甚至後來還被外派，不應該像林懋喬這般毫無中舉後的仕宦記載才是。故筆者認為：林懋喬可能在獲得舉人資格後並無意仕進，僅安於當個鄉紳；也可能在中舉後還試著更進一步去拼會試，但後來終沒能成進士又兼以年紀老大，以致不再尋覓出仕機會；甚至有可能是享年不永，在中舉後不久就遽返道山了。要之，林懋喬亦非星朗禪師。

               福清縣林正亨。四庫本《福建通志》在其名下有小字註：「己未（萬曆四十七年）進士」，乍看之下與《冶父山志》卷三〈宗派〉部份為星朗傳中所記「二十一歲舉於鄉，旋成進士」符合。不過，清光緒二十四年刻本《福清縣志》卷十三〈人物志．風槩〉部份有為林正亨立傳，據該傳中載，林正亨成進士後初任「楚湘司理（不知是湖廣哪個府的推官）」，在天啟元年曾參與湖廣鄉試試務、天啟四年又參與四川鄉試試務；天啟五年時因政績優良而「補儀曹（被擢入禮部）」，崇禎元年時被擢為兵科給事中，崇禎四年時曾預侍經筵，崇禎五年奉命冊封益藩……後來林正亨官至戶科都給事中，並於崇禎十年參與會試試務；但不久便因事被劾，致仕告歸，入清後卒於順治五年。林正亨也不是星朗禪師。

               興化府林一柱。四庫本《福建通志》在其名下有小字註：「乙丑（天啟五年）進士」。清光緒五年補刊本、民國十五年重印本《興化府莆田縣志》卷二十三〈人物志〉中有林一柱傳。傳中載林一柱曾歷陳州及汝州知州、戶部員外郎、常州府知府、嶺北僉事、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南贛巡撫等職；後來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自縊，林一柱本欲率師勤王，但未能成行即病卒。林一柱也不是星朗禪師。

                 莆田縣林堯勳。四庫本《福建通志》在其名下並無加註歷宦資料。清光緒五年補刊本、民國十五年重印本《興化府莆田縣志》卷十三〈選舉志〉之萬曆四十六年舉人榜單中，林堯勳的名字下有小字註：「第九人，字燦元」。林堯勳是當年福建鄉試的第九名，成績不差；但筆者所能查到像是他的任官記錄，僅有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建甌縣志》卷八〈職官志〉部份所記，在明代建安縣縣學教諭之中，崇禎年間有一位「林堯勳」，其名下有註：「莆田。貢生」。由姓名、籍貫與年代來看，曾在建安當過縣學教諭的這位林堯勳，應該就是萬曆四十六年成舉人的那一位沒錯；只是《建甌縣志》把他的任官資格記載錯了。筆者揣測：林堯勳在中舉之後，大概是數次參與會試都沒通過，因而到了崇禎年間僅能以舉人資格去覓一教職。林堯勳也非星朗禪師。

                仙遊縣林鍾英。四庫本《福建通志》在其名下並無加註歷宦資料。不過，在清乾隆間原修、同治間重刊本《僊遊縣志》卷之二十九〈選舉志一〉部份所載明代舉人名單中，林鍾英的名字之下有註：「字兆元。考選知州。」雖然這裡所記甚為簡略，但筆者認為他是「可能性」最大的；於此筆者姑且先按下不表，把其他幾位林姓舉人的資料都列完再說端詳。

              晉江縣林垣斗。四庫本《福建通志》在其名下有小字註：「應天中式」，表示他是去參加應天府鄉試；此外四庫本《福建通志》在其名下並無加註歷宦資料。在乾隆三十年《晉江縣志》卷之八〈選舉志〉、以及道光間抄本《晉江縣志》卷之三十一所載林垣斗中舉資料，其名字之下亦如四庫本《福建通志》僅有小字註曰「應天中式」。林垣斗與前面的林懋喬相同，完全無中舉後的仕宦記載，故筆者認為：他也不是星朗禪師。

             同安縣林志遠。四庫本《福建通志》在其名下有小字註：「癸未（崇禎十六年）進士」。乾隆間原刊、光緒八年補刊本《泉州府志》卷之六十二〈隱逸〉部份有林志遠傳，稱其中舉後「九上公車」，直到崇禎十六年才考上進士，獲授工部主事，但不久便請假歸鄉（大概是看到朝廷快不行了）。甲申之後，林志遠奉母隱居於清谿仙峯嶺，不再出山，人稱「陶菴先生」，卒年七十二，著有《歷代史白》。林志遠也不是星朗禪師。

               漳浦縣林鍾秀。四庫本《福建通志》在其名下有小字註：「貴溪（在江西省廣信府）知縣」；不過在此職之前，林鍾秀還有擔任過其他官職。筆者於「中國方志庫（初集）」資料庫中檢索，發現民國二十年鉛印本《大田（在福建省延平府）縣志》卷之四〈職官志〉的「明教諭」部份，於近明末處有載一「林鍾秀（小字註：漳州人）」；這諒是林鍾秀中舉後擔任的第一個官職，惟明確起迄時間不明。另外《順天府志》（筆者按：資料庫中僅著錄係萬曆刻本，但所載資料到崇禎年間，故應是崇禎間或入清後的增補本）卷之四所載該府「檢校」名單中，有「林鍾秀（小字註：福建漳浦人，於舉人，崇禎八年任）」，其下一任檢校吳允彭則於崇禎九年接任。至於清同治十年刻本《貴溪縣志》卷六〈職官志〉中，僅記林鍾秀係崇禎間來任知縣而無起迄年份，不過該志卷一之六〈地理．津梁〉部份有載一「成安橋」，該橋的碑記有「崇正（禎）丁丑（十年）知縣林鍾秀重修」云云。由於林鍾秀在崇禎二年之後還當了好些年官，故他也不是星朗禪師。

                 將樂縣林兆蘭。四庫本《福建通志》在其名下有小字註：「雙流（在四川省成都府）知縣」。清乾隆三十年刻本《將樂縣志》卷之八〈人物志．先憲〉部份中有為林兆蘭立傳，其文曰：「林兆蘭，字幼馨，萬曆戊午舉人，知雙流縣。值歲兇，為之招流亡、賑饑餓，架屋千餘間以居之，請題免秋稅，全活甚多。後掛冠歸里，僅携《蜀志》一部。家居蕭然，藜藿不充，晏如也。」林兆蘭致仕後在家鄉安貧以終，故他亦非星朗禪師。

               建安縣林聞馨。四庫本《福建通志》在其名下並無加註歷宦資料。在明末何喬遠《閩書》卷之九十三〈舊英志〉所載建寧府舉人名單中，林聞馨的名字之下有小字註：「第二人」，表示他是當年福建省鄉試的第二名。另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建甌縣志」（筆者按：明清時建安縣與甌寧縣並為建寧府府治所在，民國後廢府，二縣併為建甌縣）卷十〈選舉〉部份所載舉人名單中，林聞馨的名字之下也僅有小字註「第二人」，沒提到他後來當過什麼官職。因其毫無歷宦資料可尋，故筆者認為他也不是星朗禪師。想來林聞馨大概和前面提過的林懋喬一樣：可能在獲得舉人資格後並無意仕進，僅安於當個鄉紳；也可能在中舉後還試著更進一步去拼會試，但後來終沒能成進士又兼以年紀老大，以致不再尋覓出仕機會；甚至有可能是享年不永，在中舉後不久就遽返道山了。

                 汀州府林鍾桂。四庫本《福建通志》在其名下有小字註：「如臯知縣」。據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永定縣志》卷之六〈選舉志．明之舉於鄉者〉部份載：「林鍾桂，字叢巖，由府學，以《詩經》中式，萬歷（曆）四十六年戊午戴國華榜八十七名，任如臯縣知縣。」；而在此志卷之二〈營建志．眾姓墓〉部份更有載：「知縣林鍾桂墓，在武溪杏坑。」既然其墳墓都已知在永定縣，則林鍾桂絕非星朗禪師明矣。

                 ──以上，是筆者對四庫本《福建通志》所載萬曆四十六年該省當年所有林姓舉人中式後經歷的考察。在十三人之中，筆者排除了十二人。剩下的唯一一個，仙遊縣的林鍾英，雖然在乾隆間原修、同治間重刊本《僊遊縣志》卷之二十九〈選舉志一〉中，其名字之下僅有簡略註曰：「字兆元。考選知州」；但在排除了其他不可能者之後，筆者也只能認為他就是星朗禪師了。據《冶父山志》所載之〈塔銘〉中所述，星朗禪師在中舉後「抵都，仕至屯部尚書郎。己巳（崇禎二年，西元1629），出守廣南肇慶」。《僊遊縣志》稱林鍾英「考選知州」，則在「考選」之前不消說是有過正式官職、可以是「京官」；而僅云「考選知州」卻未載明是哪個州，這就可能是因其雖獲得任命但卻並未前往該州履新。當然，〈塔銘〉中係言「出守廣南肇慶」，看起來是去肇慶府當知府，與「知州」是不合。不過有一點也不能忽略：在肇慶府轄下，還有個「德慶州（除州治外還包括封川、開建二縣）」──或許星朗禪師在對人說起出家前經歷時，原本稱自己是被命為廣東肇慶府德慶州知州；但其後門人弟子傳述其生平時，卻把「德慶州」給忘記了、以致於變成了「出守廣南肇慶」──當然，筆者也不敢說自己的推斷必定正確，因為一些關鍵部份只能以意度之、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若有，則筆者也用不着花上面這一番瞎工夫了）可據。或許，得等哪天找到更有力的載記：譬如林鍾英的族譜內有載其出家之事、抑或林鍾英的友人曾為其棄官出家而賦詩贈別之類；或者是在《冶父山志》所載之〈塔銘〉、〈宗派〉部份之外，還有時人為星朗禪師寫了更詳盡的傳記。要之，不論「星朗禪師」究竟是誰，但他也是林釬的「弟」之一，這應該是可信的。

               光探討一位出家人與林釬是否有親族關係，就要耗上一番工夫；但若要回頭審視林釬自身，他的出身「家庭」以及父母（尤其是父親），到底「真相」是如何？這就更加難以言之。若按《金門先賢錄》第二輯所載關於林釬的傳說：林釬之父在新婚之夜暴亡，其母遺腹生下林釬；其後數月因金門饑荒，林釬之母攜子逃荒，改嫁龍溪人林某，林釬便隨母在龍溪長大入學──那麼：林釬的「生父」與「繼父」，就這麼剛好都姓林嗎？關於林釬的父親，在清乾隆二十七年原修、光緒五年增補重刊本《龍溪縣志》卷之十四〈選舉．封典．明〉部份有載係「林繼盛」、因林釬而獲贈東閣大學士；但在漳州藍田鎮洞口社，當地卻稱林釬之父的墓中所葬者係「林中和」。或許：「中和」是號而非名諱，這樣就沒有什麼不一致的問題……但是，《龍溪縣志》所載的「林繼盛」、到底是林釬的「生父」或是「繼父」？若漳州藍田鎮洞口社當地所稱林釬之父的墓中所葬的是「生父」、那麼「繼父」又是葬在哪兒？若漳州藍田鎮洞口社當地所稱林釬之父的墓中所葬的是「繼父」、那麼「生父」又是葬在哪兒？關於林釬的早年與家庭，漳州當地也有與《金門先賢錄》所載說法不同的傳說；但漳州當地的傳說內容，就是真相嗎……？「文獻不足徵」，往往是文史考索越不過去的一堵牆；筆者也只能暫束手於此，姑俟來日了。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