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賜里名瓊林」獻疑(上)
30, Sep 2015 13:53
上篇：「御賜里名」何其多
羅元信
在世間萬事萬物的名號中，「地名」是人文歷史的印記之一；山陵水脈、行政區劃，乃至介於兩者間只存在於當地人耳口的微小地帶稱謂，往往各有其來歷故事：有些地名存在久遠，命名之由已不可追溯，得賴後人為其塑造源起；有些地名與史上知名的人事物關係密切或沾上邊，其名號便更增一層甚或多重指涉意義。但無論是與鼎鼎大名之人事物相關、抑或從來沒什麼可道可表的人事物產生，一地之地名終究會成為當地人生命中的一部份、是基本資料中不能缺的一個欄位。「有名」之地名，更是當地出身者自詡、標榜的對象；彷彿出身於當地，就像在特定星辰之下或干支時刻出生，預示了未來的發展成就。然而，「地名」雖是在地人的認同標的，但它卻也未必是恆久不變的；一如山陵水脈也有陵夷遷道之變化，「地名」亦有種種改變的原因（例如行政區劃的整併增減）。而在古代的中國，「御賜」也嘗是地名變化的來由。好比在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著「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二中，有「寵待功臣改賜鄉里名號」這麼一條，便列舉了由唐至五代間的一些例子：
「唐書」：「朱滔將叛，劉怦諫之曰：『司徒兄弟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云云。是唐時寵待功臣本有賜鄉里名號之例（原書小字註：案劉子元傳，好著述，封「居巢子」，兄弟六人俱有才名，人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然則改鄉里名號本民間所榮獎之舉，而朝廷因之）。及唐末而益濫。唐昭宗以朱溫有功，封沛郡王，詔改其鄉「錦衣里」為「沛王里」。梁開平中，錢繆奏改其所居臨安縣之「廣義鄉」為「衣錦鄉」（原書小字註：俱見「梁紀」。），此皆出於特恩也。唐長興元年，詔群臣職位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者，並與改鄉里名號，則并著為成例矣（原書小字註：「後唐紀」。）。晉天福三年，詔帶使相節度使者知楊光遠以下七人並改鄉里名號，又詔宰臣趙瑩、桑維翰、李崧亦改鄉里名號。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本貫汴州浚儀縣王畿鄉表節坊，詔改為「擁旌鄉浴鳳里」（原書小字註：「晉紀」）。馮道「長樂老傳」自敘因官貴，敕以其所生「來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里」改為「孝行里」；後於河南置宅，又敕其所居「三州鄉」改為「上相鄉」、「靈臺里」改為「中台里」；及官益進，又改「上相鄉」為「太尉鄉」、「中台里」為「侍中里」，此隨官而屢改也。（筆者按：以下趙翼尚有一小段述及「帝王潛邸」是否也該改名，茲不錄。又，劉子元，即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字子玄。趙翼清人，為避聖祖之諱故改其字為「子元」。）
－－在趙翼書中的這一條，標題雖云「功臣」，但在世局不穩的年代，這一類的賜與恐少不得是帶有「自固」的味道：實力衰弱的上位者以此作為攏絡權臣忠心的手段，嗣後更浮濫到「著為成例矣」；有沒有「功」不見得是重點，反正當官爬到一定高度的位子、就能獲「賜鄉里名號」。趙翼所舉的例子，係取正史所載，但其實在上開所引之外，正史與不同範圍的方志中，尚有諸多因「御賜」（或來自等級較低的權力者）而改變了鄉里地名的載記。筆者於下整理出一部份，以見這類賜與之義例。
－－因文武功勳、有功於國事政道而獲賜者：
※萬曆刻本「四川總志」卷之十一「人物」載：「唐，何煥，閬中西水人，初通判真定，契丹入寇，上書請申明紀律。寇去，召訪邊事，稱旨，拜監察御史，風節凜然，當時稱之，賜其里曰『栢臺』。」另清四庫全書本「四川通志」卷二十六亦記有一「柏臺鄉」，並引「輿地紀勝」之載曰：「唐何煥家於西水縣平亭鄉，開元（唐玄宗年號，西元713~741）中為殿中侍御史知名，明皇賜其鄉曰『柏臺』。」（筆者按：栢、柏二字可通用。柏臺，典出「漢書．朱博傳」，因朱博所居御史府中有成列柏樹，後遂以「柏臺」為御史臺之別稱。）
※「宋史」卷二百五十四、列傳第十三「侯益傳」。侯益係唐末汾州平遙人，少年時以拳勇隸於後唐之祖李克用麾下，在後唐莊宗、明宗時代屢立戰功。後晉建立後，侯益被召為奉國都校、領光州防禦使，值范延光、張從賓反叛，後晉高祖石敬塘命侯益征討，在虎牢關大破叛軍。據侯益傳載，天福四年（後晉高祖年號，西元939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遷侯益為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並遣中使謂益曰：「朕思卿前年七月九日 大立戰功，故復以此月此日徙卿鎮彭門，領相印，仍賜門戟，改鄉里為『將相鄉』、『勳賢里』」。
※康熙刻本「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一關於宋代吉州永新縣「思賢阡碑」之記載，引明人劉定之（據明嘉靖刻本「江西通志」卷之二十九載，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幼時即文才出眾，於明英宗正統元年成進士，憲宗成化初年官至工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所撰「思賢阡碑」碑文曰：「吾邑劉楚公沆薨時，宋仁宗御篆其墓碑曰『思賢之碑』，故墓前阡曰『思賢阡』。墓下之鄉，公子孫世居之，曰『思賢鄉』；鄉統於區，曰『思賢區』；里統于鄉，曰『遺直里』，取仁宗輓詩『此日悲遺直』之語，皆著君恩也。若賈昌朝墓碑，御篆（皇帝題字）曰『大儒元老』，因之改其鄉名曰『大儒』、里名曰『元老』。當時崇待輔相，大率類此。」另外，「名臣碑傳琬琰集」一書卷十七，文恭公王珪所撰「賈文元公昌朝墓誌銘」亦有載：「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公許州陽翟縣大儒鄉元老里之原。」。而在王安石所著「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文末也有附記：「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勑改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
筆者按：據「宋史」卷二百八十五，劉沆字沖之，吉州永新人，北宋仁宗天聖八年（西元1030年）擢進士第二，歷任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刑部尚書等職，卒贈左僕射兼侍中，其傳末確有云：「帝為篆墓碑曰『思賢之碑』」。又明嘉靖刻本「江西通志」卷之二十八劉沆傳末有載，其卒後獲封楚國公、謚文安，故被稱為「劉楚公沆」。賈昌朝，傳亦見「宋史」卷二百八十五，字子明，真定獲鹿人。北宋真宗天禧（西元1017~1021年）初年時，真宗曾駕臨南郊祈穀，賈昌朝俟機於道旁獻頌，獲召應試，之後獲賜同進士出身，為官時屢有諫言並獲嘉納，獲封魏國公，官至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謚「文元」，並獲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
※在劉沆、賈昌朝之外，同是宋時人之馮京（字當世，仁宗時進士，哲宗時官至保寧軍節度使，後以太子少師致仕）亦有獲「御賜里名」之榮耀。明嘉靖十年刻本「廣西通志」卷第四十四對馮京之載記中有云：「按『藤縣志』載，京實藤人，其所居讀書處在城西三元書院是也，又有馮京三元坊在縣城拱辰門內。又宋仁宗賜其里名曰『得雋』者，在縣城之水東。」
※萬曆增修刻本「應天府志」卷二十二「雜志中．宅墓」：「國朝徐太傅（筆者按：徐達）宅，在舊南內。太傅居湫隘，太祖屢欲為易之，輒以『天下未定，主上方宵衣旰食，敢以家為？』及定中原，賜第于此，表其里曰『大功』以寵異之。有家廟，太常屬官歲祀以為常。」
－－因有科舉功名及嗣後官秩而獲賜者：
※光緒十七年刻本「廣西通志輯要」卷十「藤縣．人物」部份載：「唐，李堯臣，鐔津人，貞觀中第進士，官至交州刺史，賜其里門曰『登俊』。」
※民國六年鉛印本「長樂縣志」卷二十三「列傳三．名臣」載，該縣於唐代有一位林慎思，係御史林昇之第五子，於咸通十年（唐懿宗年號，西元869年）第進士、之後又中宏詞科，因而獲「賜其鄉曰『芳桂』、里曰『大宏』」。其後林慎思於黃巢之亂時力戰賊兵不勝而遇害。
※清嘉慶十一年「福鼎縣志」卷一「沿革」載：「始唐乾符二年（唐僖宗年號，西元875年），里人林嵩登第，福州刺史觀察使李晦表請改鄉里名，因敕賜鄉名『勸儒』。」筆者按：據「閩書」卷之一百二十二「英舊志．縉紳」部份載：「林嵩，字降神，召除秘書省正字。黃巢亂，東歸。觀察使辟為團練巡簡官，轉度支使，秉公贊理、舉賢翊化，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後除毛詩博士，官至金州刺史。」
※明隆慶五年刻本「永州府志」卷十四載，該府五代時有「何仲舉，道州人，母常夢挾仲舉入月（幼時其母常夢見抱著這孩子飛上月亮），尋與范魯公質同登後唐長興（後唐明宗年號，西元930至933年）間進士，因賜所居鄉曰『進賢』、里曰『化龍』，仕終天策府學士。」筆者按：據「宋史」卷二百四十九、列傳第八「范質傳」載，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於後唐長興四年（西元933年）舉進士，至宋初太祖時獲封魯國公，故被稱為「范魯公質」。
※同治間所修、光緒四年刻本「泰和縣志」卷二十四「藝文．文彙」部分，收入該縣康熙間舊志即載有之明人曾忭（據「泰和縣志」卷十七載，曾忭字汝誠，嘉靖五年進士，曾任光澤、婺源知縣，官至兵科都給事中。）所撰「永譽堂記」，內中有云：「吾邑爵譽周氏，先世南唐御史矩公，自金陵徙今信實里，而獨以『爵譽』稱者，何由？周上世貴顯，逮宋賢才鵲起，科第蟬聯，仁宗（北宋仁宗，西元1022~1063在位）特賜里名『爵譽』，以旌其盛。周之子姓不敢忘君賜，既榜諸門第，而復顏其堂曰『永譽』，甚盛心也。」按：關於此志中提到的周家，筆者並沒能由宋代文獻中查出宋仁宗「特賜里名爵譽」的記載，但這「爵譽」之稱實乃由來已久。在元人歐陽玄（字元功，號圭齋，元仁宗延祐二年進士，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所撰「圭齋文集」卷之七收有「後林周氏族譜序」，內中即有言此家族：「五世矩事南唐為御史……宋初有曰史館學士、有曰光祿僕射，皆傑然表於其族。淳化（北宋太宗年號，西元990~994）而下，宦業日盛，朝廷賜其所居里曰『爵譽』。」另外在「圭齋文集」卷之十「元贈從仕郎吉安路吉水州判官周君潛心墓碑銘」一文中，歐陽玄又再度提到周家所居里名的來由，是因入宋後「其族蕃衍、科第相望，部使者號其里曰『爵譽』。」（這個在宋時即得名的「爵譽里」，今日已成為「爵譽村」，位於大陸江西省泰和縣螺溪鎮。）查「泰和縣志」卷十一「科舉」部份有記載多名出身「爵譽」之周姓人士，其里名來由確乎信而有徵。
※明弘治刻本「徽州府志」卷之二「古跡」部份，在該府歙縣境內有「華塘」這個地名，其下註文曰：「在今縣西衮繡鄉狀元里。唐時避越國公諱，改名槐塘。先為平遼鄉仁風里，宋時因程元鳳拜相及程揚祖釋褐第一，併改鄉里名。」筆者按：據「廣輿記」卷二載，此段中之「越國公」即績溪人汪華，隋朝末年兵亂時曾據眾自保，佔有宣杭睦婺饒等五州，並建號「吳王」。後來在唐高祖時納款歸唐，獲授歙州刺史、封越國公。「全唐文」卷一載有唐高祖李淵之「封汪華越國公制」。又；據「宋史」卷四百一十八載，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紹定元年（南宋理宗年號，西元1228年）進士，於理宗、度宗時兩度出任右丞相兼樞密使，卒後獲贈少師。程揚祖，據明弘治刻本「徽州府志」卷之七程元鳳傳末附載，係程元鳳之從姪，登景定四年（南宋理宗年號，西元1263年）釋褐榜第一，官至贛州通判。依照明弘治刻本「徽州府志」卷之二的記載，該府原本之「平遼鄉」因程元鳳拜相而改名「衮繡鄉」、其下之「仁風里」則因程揚祖成狀元而改名「狀元里」。
－－有因廉潔士行而獲賜者：
※據明弘治間「八閩通志」卷之七十二載，唐代薛令之，字珍君，福安人，神龍（唐中宗年號，西元705~706年）初舉進士，至玄宗開元年間官任左補闕兼太子侍讀，因俸祿少致飲食菲薄，曾於壁題詩嘆之。不料玄宗來東宮探視，見薛令之的題詩，遂在壁上另作一詩續之，暗示若嫌薪水差就不如回家吃自己吧。薛令之觀皇上續詩有見逐之意，遂辭官回鄉。後來玄宗得知薛令之真的是很窮，便命地方官要予以資濟；但薛令之只取生活所需，不肯多取。當肅宗即位後，念及早先薛令之教導之功，要召他入朝授職，但這時薛令之已作了古人。肅宗「嘉嘆其廉，勑其鄉曰『廉村』、水曰『廉溪』。」
－－有因孝行、守制而獲賜者：
※弘治刻本「八閩通志」卷之六十五「孝義傳」載：「唐，劉常，建陽人，父喪廬墓七年，有靈芝兩莖生廬前。建中元年（唐德宗年號，西元780年），刺史陸長源、觀察使常衮以聞，詔旌其門、賜粟帛，改其里曰『忠孝』。」
※清光緒十二年刻本「永濟縣志」卷之三「古蹟」部份載，該縣有一「敬愛里，在縣南永樂鎮。中唐貞元中（筆者按：論唐人詩者，常將唐代分為初、盛、中、晚四期。中唐範圍係唐代宗大曆元年至唐文宗太和九年、即西元766至835年。「貞元」係唐德宗年號、西元785至805年），表孝子姚棲雲，改其鄉名曰『孝弟』、社曰『節義』、里曰『敬愛』。今山南猶有節義里，乃其餘蹟也。」又：在清乾隆十九年刻本「蒲州府志」卷之十三「孝友」傳中，亦有記姚棲雲之事，但該志傳文之末係曰：「名其鄉曰『孝悌』、里曰『節義』、社曰『愛敬』。」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長興元年（後唐明宗年號，西元930年）十二月己未日有載：「滄州乾符縣人張建立，乾寧五年（唐昭宗年號，西元898年）割股治母病；母卒，割心瀝血祭，辮髮跣足，廬於墓所三十年。勑旨以其鄉為『孝友鄉和順里』。」
※萬曆刻本「續修嚴州府志」卷之十七載，該府宋時有「周大進，壽昌人，治平（北宋英宗年號，西元1064至1067年）中登進士第，居親喪，廬墓三年，羶葷決不入口，有群鳥馴其傍。會趙清獻公抃（筆者按：趙抃，字閱道，西安人，神宗時官至參知政事，因與王安石不和而致仕，卒諡「清獻」。）還自京師，道縣訪焉，察其實（路過壽昌縣時風聞此事而進一步探訪，確定是實情），請於朝，錫以束帛，改鄉曰『至孝』、里曰『求忠』」（筆者按，古有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
※萬曆間原修、民國十二年排印本「龍游縣志」卷之七「選舉」所記南宋孝宗淳熙五年（西元1178年）進士榜單，在「徐伯忱」此人名下有小字註曰：「莆田令，以親老棄官，孝宗賜其里名『移忠』。」
※明抄本嘉靖間「長泰縣志．孝行」部份載，該縣在明時有「林初仔，旌孝里人，家以耕農為業，事親至孝。父適田所，遇虎。初仔將往田耘草，遙望見之，冒然而前以身護父，虎惧而退，父是以全。令長（知縣或縣令）異之，奏聞朝廷旌其孝，因改其里名曰『旌孝里』。」關於林初仔的生存年代，在明抄本嘉靖間「長泰縣志．孝行」中並未言及，不過在明末崇禎間「閩書」卷之二十九「方域志」部份記載有一「待詔山，在（長泰）縣北。國初縣民林初仔以孝子被旌，里人在此待詔，故名。初仔，農人也。父遇虎，按于地，初仔直前搏虎，虎懼而退。事聞，詔名其里曰『旌孝』。」由「閩書」之載，可知林初仔為「國初」時人，大抵是太祖朱元璋時期。
－－因婦女守節、貞烈而獲賜者：
※弘治刻本「徽州府志」卷之十「列女傳」載，該府於宋代有一「葉氏，名女同，婺源中平人，娉（聘）同邑程士龍，方行（筆者按：才正要嫁過去）而士龍卒。女同聞訃，請於父往哭之，誓不再適，覓其親從子為嗣，經紀其家，事舅姑以孝。」縣以其事上于朝，獲賜綸命，「特封孺人，復月賜綿帛壺酒，表其里為『烈女坊』。山堂章如愚為之傳。」（筆者按：據同志卷之十二載：章如愚亦宋人，字俊卿，號山堂，官至迪功郎、史館編校文字兼宮講，著有「山堂考索」。四庫全書本「新安文獻志」卷九十八載有章如愚所撰「孺人葉氏節義傳」。）
※原修於康熙間、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會稽縣志」卷二十七「人物志．列女．貞婦」部份載，該縣在明初有一位董昇六之妻邱氏，才生下第一個兒子剛滿週歲，昇六便死去，自是守節。但後來昇六的哥哥董樵風因觸忤白貴妃的親戚，被陷害繫獄而死，其罪名還「逮及妻孥」。當官差上門來逮人時，董家上下不知所措，邱氏這時鎮定地告訴夫家人：「彼獄已成，徒爾號泣何益！」，並要眾人趕緊逃亡以保宗族、她自己願意被逮代替大家。董家人不敢遽信這麼個婦道人家有膽捨命，邱氏賭咒曰：「如悔前言，手足異處（願被裂體分屍而死）！」結果董家一門逃走，邱氏抱著兒子遭官差械送京師，抵達後將被發配給看象的兵卒當老婆。邱氏為了保全貞節，趁隙猛撞臺階要自殺，但死而復甦；看管邱氏的人很不高興、持刀威嚇看她還敢不敢死？但邱氏不但不避白刃、還樂得請對方趕快動手，令人拿她沒辦法。據該志載，當朱元璋聞知邱氏之烈性後不禁讚曰：「真正烈婦也！朕甫膺天眷（剛成為皇帝），殺之不祥，即命備紅船送他母子還鄉，其地賜名『全節里』。」
－－因家族和睦堪為表率而獲賜者：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載：長興元年（後唐明宗年號，西元930年）十二月，「邢州奏光山彭爽四世義居，乞改鄉里名號，從之。」；長興二年九月：「登州黃縣人苗珣四世義居，宜改為『和孝鄉邕順里』。」；長興四年正月丙戌日：「磁州武安縣宗禮鄉萬善里人馬肇三世義居，旌表門閭，仍改『崇禮鄉』為『崇孝鄉』、『萬善里』為『和慶里』。」。後唐末帝清泰二年七月（西元935年），「鎮州元氏縣文成鄉七義里民曹重興七世義居，孝義聞於鄉黨。詔『文成鄉』改為『仁孝鄉』、『七義里』改為『旌義里』。」；同年十月，「晉州熙汾縣平陽鄉聖泉里民宗連、同縣原隰鄉百社里民劉環累世同居、義聞州里。詔改『平陽鄉聖泉里』為『敦俗鄉崇仁里』、劉環改為『廣孝鄉永和里』。」
※「宋史」卷四百五十六、列傳第二百一十五「孝義傳」載：「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也，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五代後漢隱帝年號，西元950年），詔改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宋太宗年號，西元981年），長吏以漢所賜詔書來上，復旌表之。」同卷又有記：「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匏異蔓同實（筆者按：關於「嫁接」這種園藝技法的早期記載？），州以聞。乾德元年（宋太祖年號，西元963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
筆者按：關於這位「徐承珪」獲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之事，筆者還發現有「撞衫」的記載：位處江西省吉安府之永新縣，在清代同治十三年刻本「永新縣志」卷十八「孝友」傳中有載，該縣在南唐時有一位「顏詡，魯郡公真卿（唐代名臣兼書法家顏真卿）之後，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肅嚴，男女異序，衣食均給，居數十年，終日怡愉」。顏詡除治家有方，也對寓居其家、常多達十數人的賓客禮貌備至；子姪二十多人都讀書習儒業，使顏家成為遠近欽羨的鄉紳。顏詡活到七十多歲去世，據「永新縣志」載，其卒後「乾德元年，詔旌其門，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不止下詔的年份相同，連獲賜而改的鄉名、里名都一樣，這實在讓人不禁生疑：世上豈能有如此巧事？因「永新縣志」在顏詡的傳文之末有記曰「參『宋史』、『宏簡錄（筆者按：原書名「弘簡錄」，因避乾隆名諱而改）』、『南唐書』」，筆者便去查這三本書中關於顏詡的載記。在「宋史」、「南唐書」中都有顏詡之傳記是沒錯，內容大體和「永新縣志」卷十八中的記載相同，但兩者都未提到有「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筆者接下來去找第三個文獻來源「弘簡錄」，才總算搞清發生了什麼事。「弘簡錄」係明代刑部員外郎仁和人邵邦經所纂著之紀傳體史書，關於顏詡的記載是在此書卷一百九十三「旌德．宋十一之六．孝義」這部份。而且，前面提到的徐承珪，他的傳記便是出現在顏詡之前；兩人的傳記同是附載於一位「易延慶」之後。筆者茲依清刻本「弘簡錄」書中所見，將有關這兩人的記載照錄下來，再說明是出了什麼問題。「弘簡錄」中二人之傳如下：
徐承珪，掖人，為贊皇令，幼失父母，兄弟三人，與其族三餘十口同居，藜藿同甘、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所居木連理，瓜匏異蔓同實。 又顏詡，吉州永新人，真卿後也。真卿先謫廬陵，因家焉。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肅嚴，男女異序，衣食均給，匜架無擅主，廚饌不異爨，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慍。年七十餘卒，知州以聞。乾德元年，詔旌其門，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焉。
－－觀「弘簡錄」中的記載，可知「永新縣志」中稱顏詡卒後獲改鄉名里名之事，是依據邵邦經此書而來；而邵邦經在將徐承珪、顏詡的傳記由他書迻錄入己作時，顯然是看錯兼抄錯，把原本在徐承珪傳記之末的「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這一句給誤抄到顏詡的傳尾去了。「永新縣志」給顏詡錯加上的「詔改鄉里名」之事，雖說並非「無所本」的嚮壁虛造，但修方志者既已參考過「宋史」、「南唐書」中的顏詡傳記，卻沒對此二書之不載「詔改」生疑、而獨獨相信了邵邦經的誤抄誤入，這「偏聽」便造成了謬誤。要之，纂輯方志者，總是儘可能給自己家鄉的賢良添花增光，故這樣的舛誤倒也不出人意料；送上門來的「詔旌」，有誰會往外推呢？
※明崇禎十年刻本「烏程縣誌」卷之七載，該縣宋代淳祐（南宋理宗年號，西元1241至1252年）年間有「唐大韶，性行淳篤，事親一遵古禮，敦睦族黨，卓然先民遺風。創唐氏祠廟，置祀田，修譜牒家訓。」唐大韶所制家禮，還成為遠近他姓家族仿效的規制；因其敦睦、團結親族鄉黨之作為殊堪嘉許，於是「州司上其事於朝，賜號『養素先生』，表其鄉曰『崇孝鄉』、坊曰『仁里坊』。」
……以上的這些例子，是出於朝廷「御賜」、有「詔書」下令改名的。但在中央政府之外，地方之「王」或相當品秩之官員，也曾有為地方賢良改換地名之事。這類事最早的例子，大概是「後漢書．鄭玄傳」中的記載；鄭玄是高密縣人，北海國相孔融十分敬重這位大儒，曾要高密縣的地方官員將鄭玄所居之鄉改稱「鄭公鄉」，並將其里門加高加寬（以便高大馬車通行）、號為「通德門」。但由於漢代之事渺遠，筆者無法確定當年高密縣的官員是否真遵照孔融的指示而有「鄭公鄉」及「通德門」之設。至於其他見諸載記者，例如：
※據「隋書」卷七十二、列傳第三十七「孝義傳」載，有一位「李德饒，趙郡柏人也」，其祖李徹魏官尚書右丞、其父李純於開皇（隋文帝楊堅年號，西元581~600年）中任介州長史。李德饒自身亦聰敏好學，又有至孝之性，「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踴幾絕（穿單衣光著腳，哭號到幾乎昏厥）。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葬禮完成後，還出現了「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的異象。後來「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為『和順里』。」
※乾隆十九年刊本「福州府志」卷之六十「人物．文苑」部份載，唐末該府有福清人翁承贊，字文饒，「登乾寧三年（唐昭宗年號，西元896年）進士，擢宏詞科，任京兆府參軍。天祐元年（西元904年）以右拾遺受詔，冊王審知為瑯琊王。梁開平四年（五代後梁太祖朱溫年號，西元910年），復為閩王冊禮副使，尋擢右諫議大夫、福建鹽鐵副使，就加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因相閩。閩王賜其鄉曰『文秀』、里曰『光賢』，又賜漆林莊曰『晝錦』。」而在四庫全書本「福建通志」卷七十七，還載有翁承贊為感謝王審知而作之「蒙閩王改賜鄉里」詩，詩曰：「鄉名文秀里光賢，別向鈞台造化權。閥閱便因今日貴，德音兼與後人傳。自從受賜身無力，向未酬恩骨肯鐫？歸闕路遙心更切，不嫌扶病倚旌旃。」翁承贊有一位好友黃滔（據「八閩通志」卷之七十二「文苑傳」載，黃滔字文江，興化府莆田人，亦於乾寧初成進士，登第後除國子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威武軍節度推官，曾勸王審知勿僭號稱國。）為了慶賀這項殊榮，特別作了「奉和翁文堯員外文秀光賢晝錦三首」詩作，載於黃滔所著「黃御史集」卷之四。這三首詩如下：
「唐書」：「朱滔將叛，劉怦諫之曰：『司徒兄弟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云云。是唐時寵待功臣本有賜鄉里名號之例（原書小字註：案劉子元傳，好著述，封「居巢子」，兄弟六人俱有才名，人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然則改鄉里名號本民間所榮獎之舉，而朝廷因之）。及唐末而益濫。唐昭宗以朱溫有功，封沛郡王，詔改其鄉「錦衣里」為「沛王里」。梁開平中，錢繆奏改其所居臨安縣之「廣義鄉」為「衣錦鄉」（原書小字註：俱見「梁紀」。），此皆出於特恩也。唐長興元年，詔群臣職位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者，並與改鄉里名號，則并著為成例矣（原書小字註：「後唐紀」。）。晉天福三年，詔帶使相節度使者知楊光遠以下七人並改鄉里名號，又詔宰臣趙瑩、桑維翰、李崧亦改鄉里名號。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本貫汴州浚儀縣王畿鄉表節坊，詔改為「擁旌鄉浴鳳里」（原書小字註：「晉紀」）。馮道「長樂老傳」自敘因官貴，敕以其所生「來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里」改為「孝行里」；後於河南置宅，又敕其所居「三州鄉」改為「上相鄉」、「靈臺里」改為「中台里」；及官益進，又改「上相鄉」為「太尉鄉」、「中台里」為「侍中里」，此隨官而屢改也。（筆者按：以下趙翼尚有一小段述及「帝王潛邸」是否也該改名，茲不錄。又，劉子元，即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字子玄。趙翼清人，為避聖祖之諱故改其字為「子元」。）
－－在趙翼書中的這一條，標題雖云「功臣」，但在世局不穩的年代，這一類的賜與恐少不得是帶有「自固」的味道：實力衰弱的上位者以此作為攏絡權臣忠心的手段，嗣後更浮濫到「著為成例矣」；有沒有「功」不見得是重點，反正當官爬到一定高度的位子、就能獲「賜鄉里名號」。趙翼所舉的例子，係取正史所載，但其實在上開所引之外，正史與不同範圍的方志中，尚有諸多因「御賜」（或來自等級較低的權力者）而改變了鄉里地名的載記。筆者於下整理出一部份，以見這類賜與之義例。
－－因文武功勳、有功於國事政道而獲賜者：
※萬曆刻本「四川總志」卷之十一「人物」載：「唐，何煥，閬中西水人，初通判真定，契丹入寇，上書請申明紀律。寇去，召訪邊事，稱旨，拜監察御史，風節凜然，當時稱之，賜其里曰『栢臺』。」另清四庫全書本「四川通志」卷二十六亦記有一「柏臺鄉」，並引「輿地紀勝」之載曰：「唐何煥家於西水縣平亭鄉，開元（唐玄宗年號，西元713~741）中為殿中侍御史知名，明皇賜其鄉曰『柏臺』。」（筆者按：栢、柏二字可通用。柏臺，典出「漢書．朱博傳」，因朱博所居御史府中有成列柏樹，後遂以「柏臺」為御史臺之別稱。）
※「宋史」卷二百五十四、列傳第十三「侯益傳」。侯益係唐末汾州平遙人，少年時以拳勇隸於後唐之祖李克用麾下，在後唐莊宗、明宗時代屢立戰功。後晉建立後，侯益被召為奉國都校、領光州防禦使，值范延光、張從賓反叛，後晉高祖石敬塘命侯益征討，在虎牢關大破叛軍。據侯益傳載，天福四年（後晉高祖年號，西元939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遷侯益為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並遣中使謂益曰：「朕思卿前年
※康熙刻本「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一關於宋代吉州永新縣「思賢阡碑」之記載，引明人劉定之（據明嘉靖刻本「江西通志」卷之二十九載，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幼時即文才出眾，於明英宗正統元年成進士，憲宗成化初年官至工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所撰「思賢阡碑」碑文曰：「吾邑劉楚公沆薨時，宋仁宗御篆其墓碑曰『思賢之碑』，故墓前阡曰『思賢阡』。墓下之鄉，公子孫世居之，曰『思賢鄉』；鄉統於區，曰『思賢區』；里統于鄉，曰『遺直里』，取仁宗輓詩『此日悲遺直』之語，皆著君恩也。若賈昌朝墓碑，御篆（皇帝題字）曰『大儒元老』，因之改其鄉名曰『大儒』、里名曰『元老』。當時崇待輔相，大率類此。」另外，「名臣碑傳琬琰集」一書卷十七，文恭公王珪所撰「賈文元公昌朝墓誌銘」亦有載：「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公許州陽翟縣大儒鄉元老里之原。」。而在王安石所著「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文末也有附記：「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勑改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
筆者按：據「宋史」卷二百八十五，劉沆字沖之，吉州永新人，北宋仁宗天聖八年（西元1030年）擢進士第二，歷任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刑部尚書等職，卒贈左僕射兼侍中，其傳末確有云：「帝為篆墓碑曰『思賢之碑』」。又明嘉靖刻本「江西通志」卷之二十八劉沆傳末有載，其卒後獲封楚國公、謚文安，故被稱為「劉楚公沆」。賈昌朝，傳亦見「宋史」卷二百八十五，字子明，真定獲鹿人。北宋真宗天禧（西元1017~1021年）初年時，真宗曾駕臨南郊祈穀，賈昌朝俟機於道旁獻頌，獲召應試，之後獲賜同進士出身，為官時屢有諫言並獲嘉納，獲封魏國公，官至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謚「文元」，並獲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
※在劉沆、賈昌朝之外，同是宋時人之馮京（字當世，仁宗時進士，哲宗時官至保寧軍節度使，後以太子少師致仕）亦有獲「御賜里名」之榮耀。明嘉靖十年刻本「廣西通志」卷第四十四對馮京之載記中有云：「按『藤縣志』載，京實藤人，其所居讀書處在城西三元書院是也，又有馮京三元坊在縣城拱辰門內。又宋仁宗賜其里名曰『得雋』者，在縣城之水東。」
※萬曆增修刻本「應天府志」卷二十二「雜志中．宅墓」：「國朝徐太傅（筆者按：徐達）宅，在舊南內。太傅居湫隘，太祖屢欲為易之，輒以『天下未定，主上方宵衣旰食，敢以家為？』及定中原，賜第于此，表其里曰『大功』以寵異之。有家廟，太常屬官歲祀以為常。」
－－因有科舉功名及嗣後官秩而獲賜者：
※光緒十七年刻本「廣西通志輯要」卷十「藤縣．人物」部份載：「唐，李堯臣，鐔津人，貞觀中第進士，官至交州刺史，賜其里門曰『登俊』。」
※民國六年鉛印本「長樂縣志」卷二十三「列傳三．名臣」載，該縣於唐代有一位林慎思，係御史林昇之第五子，於咸通十年（唐懿宗年號，西元869年）第進士、之後又中宏詞科，因而獲「賜其鄉曰『芳桂』、里曰『大宏』」。其後林慎思於黃巢之亂時力戰賊兵不勝而遇害。
※清嘉慶十一年「福鼎縣志」卷一「沿革」載：「始唐乾符二年（唐僖宗年號，西元875年），里人林嵩登第，福州刺史觀察使李晦表請改鄉里名，因敕賜鄉名『勸儒』。」筆者按：據「閩書」卷之一百二十二「英舊志．縉紳」部份載：「林嵩，字降神，召除秘書省正字。黃巢亂，東歸。觀察使辟為團練巡簡官，轉度支使，秉公贊理、舉賢翊化，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後除毛詩博士，官至金州刺史。」
※明隆慶五年刻本「永州府志」卷十四載，該府五代時有「何仲舉，道州人，母常夢挾仲舉入月（幼時其母常夢見抱著這孩子飛上月亮），尋與范魯公質同登後唐長興（後唐明宗年號，西元930至933年）間進士，因賜所居鄉曰『進賢』、里曰『化龍』，仕終天策府學士。」筆者按：據「宋史」卷二百四十九、列傳第八「范質傳」載，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於後唐長興四年（西元933年）舉進士，至宋初太祖時獲封魯國公，故被稱為「范魯公質」。
※同治間所修、光緒四年刻本「泰和縣志」卷二十四「藝文．文彙」部分，收入該縣康熙間舊志即載有之明人曾忭（據「泰和縣志」卷十七載，曾忭字汝誠，嘉靖五年進士，曾任光澤、婺源知縣，官至兵科都給事中。）所撰「永譽堂記」，內中有云：「吾邑爵譽周氏，先世南唐御史矩公，自金陵徙今信實里，而獨以『爵譽』稱者，何由？周上世貴顯，逮宋賢才鵲起，科第蟬聯，仁宗（北宋仁宗，西元1022~1063在位）特賜里名『爵譽』，以旌其盛。周之子姓不敢忘君賜，既榜諸門第，而復顏其堂曰『永譽』，甚盛心也。」按：關於此志中提到的周家，筆者並沒能由宋代文獻中查出宋仁宗「特賜里名爵譽」的記載，但這「爵譽」之稱實乃由來已久。在元人歐陽玄（字元功，號圭齋，元仁宗延祐二年進士，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所撰「圭齋文集」卷之七收有「後林周氏族譜序」，內中即有言此家族：「五世矩事南唐為御史……宋初有曰史館學士、有曰光祿僕射，皆傑然表於其族。淳化（北宋太宗年號，西元990~994）而下，宦業日盛，朝廷賜其所居里曰『爵譽』。」另外在「圭齋文集」卷之十「元贈從仕郎吉安路吉水州判官周君潛心墓碑銘」一文中，歐陽玄又再度提到周家所居里名的來由，是因入宋後「其族蕃衍、科第相望，部使者號其里曰『爵譽』。」（這個在宋時即得名的「爵譽里」，今日已成為「爵譽村」，位於大陸江西省泰和縣螺溪鎮。）查「泰和縣志」卷十一「科舉」部份有記載多名出身「爵譽」之周姓人士，其里名來由確乎信而有徵。
※明弘治刻本「徽州府志」卷之二「古跡」部份，在該府歙縣境內有「華塘」這個地名，其下註文曰：「在今縣西衮繡鄉狀元里。唐時避越國公諱，改名槐塘。先為平遼鄉仁風里，宋時因程元鳳拜相及程揚祖釋褐第一，併改鄉里名。」筆者按：據「廣輿記」卷二載，此段中之「越國公」即績溪人汪華，隋朝末年兵亂時曾據眾自保，佔有宣杭睦婺饒等五州，並建號「吳王」。後來在唐高祖時納款歸唐，獲授歙州刺史、封越國公。「全唐文」卷一載有唐高祖李淵之「封汪華越國公制」。又；據「宋史」卷四百一十八載，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紹定元年（南宋理宗年號，西元1228年）進士，於理宗、度宗時兩度出任右丞相兼樞密使，卒後獲贈少師。程揚祖，據明弘治刻本「徽州府志」卷之七程元鳳傳末附載，係程元鳳之從姪，登景定四年（南宋理宗年號，西元1263年）釋褐榜第一，官至贛州通判。依照明弘治刻本「徽州府志」卷之二的記載，該府原本之「平遼鄉」因程元鳳拜相而改名「衮繡鄉」、其下之「仁風里」則因程揚祖成狀元而改名「狀元里」。
－－有因廉潔士行而獲賜者：
※據明弘治間「八閩通志」卷之七十二載，唐代薛令之，字珍君，福安人，神龍（唐中宗年號，西元705~706年）初舉進士，至玄宗開元年間官任左補闕兼太子侍讀，因俸祿少致飲食菲薄，曾於壁題詩嘆之。不料玄宗來東宮探視，見薛令之的題詩，遂在壁上另作一詩續之，暗示若嫌薪水差就不如回家吃自己吧。薛令之觀皇上續詩有見逐之意，遂辭官回鄉。後來玄宗得知薛令之真的是很窮，便命地方官要予以資濟；但薛令之只取生活所需，不肯多取。當肅宗即位後，念及早先薛令之教導之功，要召他入朝授職，但這時薛令之已作了古人。肅宗「嘉嘆其廉，勑其鄉曰『廉村』、水曰『廉溪』。」
－－有因孝行、守制而獲賜者：
※弘治刻本「八閩通志」卷之六十五「孝義傳」載：「唐，劉常，建陽人，父喪廬墓七年，有靈芝兩莖生廬前。建中元年（唐德宗年號，西元780年），刺史陸長源、觀察使常衮以聞，詔旌其門、賜粟帛，改其里曰『忠孝』。」
※清光緒十二年刻本「永濟縣志」卷之三「古蹟」部份載，該縣有一「敬愛里，在縣南永樂鎮。中唐貞元中（筆者按：論唐人詩者，常將唐代分為初、盛、中、晚四期。中唐範圍係唐代宗大曆元年至唐文宗太和九年、即西元766至835年。「貞元」係唐德宗年號、西元785至805年），表孝子姚棲雲，改其鄉名曰『孝弟』、社曰『節義』、里曰『敬愛』。今山南猶有節義里，乃其餘蹟也。」又：在清乾隆十九年刻本「蒲州府志」卷之十三「孝友」傳中，亦有記姚棲雲之事，但該志傳文之末係曰：「名其鄉曰『孝悌』、里曰『節義』、社曰『愛敬』。」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長興元年（後唐明宗年號，西元930年）十二月己未日有載：「滄州乾符縣人張建立，乾寧五年（唐昭宗年號，西元898年）割股治母病；母卒，割心瀝血祭，辮髮跣足，廬於墓所三十年。勑旨以其鄉為『孝友鄉和順里』。」
※萬曆刻本「續修嚴州府志」卷之十七載，該府宋時有「周大進，壽昌人，治平（北宋英宗年號，西元1064至1067年）中登進士第，居親喪，廬墓三年，羶葷決不入口，有群鳥馴其傍。會趙清獻公抃（筆者按：趙抃，字閱道，西安人，神宗時官至參知政事，因與王安石不和而致仕，卒諡「清獻」。）還自京師，道縣訪焉，察其實（路過壽昌縣時風聞此事而進一步探訪，確定是實情），請於朝，錫以束帛，改鄉曰『至孝』、里曰『求忠』」（筆者按，古有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
※萬曆間原修、民國十二年排印本「龍游縣志」卷之七「選舉」所記南宋孝宗淳熙五年（西元1178年）進士榜單，在「徐伯忱」此人名下有小字註曰：「莆田令，以親老棄官，孝宗賜其里名『移忠』。」
※明抄本嘉靖間「長泰縣志．孝行」部份載，該縣在明時有「林初仔，旌孝里人，家以耕農為業，事親至孝。父適田所，遇虎。初仔將往田耘草，遙望見之，冒然而前以身護父，虎惧而退，父是以全。令長（知縣或縣令）異之，奏聞朝廷旌其孝，因改其里名曰『旌孝里』。」關於林初仔的生存年代，在明抄本嘉靖間「長泰縣志．孝行」中並未言及，不過在明末崇禎間「閩書」卷之二十九「方域志」部份記載有一「待詔山，在（長泰）縣北。國初縣民林初仔以孝子被旌，里人在此待詔，故名。初仔，農人也。父遇虎，按于地，初仔直前搏虎，虎懼而退。事聞，詔名其里曰『旌孝』。」由「閩書」之載，可知林初仔為「國初」時人，大抵是太祖朱元璋時期。
－－因婦女守節、貞烈而獲賜者：
※弘治刻本「徽州府志」卷之十「列女傳」載，該府於宋代有一「葉氏，名女同，婺源中平人，娉（聘）同邑程士龍，方行（筆者按：才正要嫁過去）而士龍卒。女同聞訃，請於父往哭之，誓不再適，覓其親從子為嗣，經紀其家，事舅姑以孝。」縣以其事上于朝，獲賜綸命，「特封孺人，復月賜綿帛壺酒，表其里為『烈女坊』。山堂章如愚為之傳。」（筆者按：據同志卷之十二載：章如愚亦宋人，字俊卿，號山堂，官至迪功郎、史館編校文字兼宮講，著有「山堂考索」。四庫全書本「新安文獻志」卷九十八載有章如愚所撰「孺人葉氏節義傳」。）
※原修於康熙間、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會稽縣志」卷二十七「人物志．列女．貞婦」部份載，該縣在明初有一位董昇六之妻邱氏，才生下第一個兒子剛滿週歲，昇六便死去，自是守節。但後來昇六的哥哥董樵風因觸忤白貴妃的親戚，被陷害繫獄而死，其罪名還「逮及妻孥」。當官差上門來逮人時，董家上下不知所措，邱氏這時鎮定地告訴夫家人：「彼獄已成，徒爾號泣何益！」，並要眾人趕緊逃亡以保宗族、她自己願意被逮代替大家。董家人不敢遽信這麼個婦道人家有膽捨命，邱氏賭咒曰：「如悔前言，手足異處（願被裂體分屍而死）！」結果董家一門逃走，邱氏抱著兒子遭官差械送京師，抵達後將被發配給看象的兵卒當老婆。邱氏為了保全貞節，趁隙猛撞臺階要自殺，但死而復甦；看管邱氏的人很不高興、持刀威嚇看她還敢不敢死？但邱氏不但不避白刃、還樂得請對方趕快動手，令人拿她沒辦法。據該志載，當朱元璋聞知邱氏之烈性後不禁讚曰：「真正烈婦也！朕甫膺天眷（剛成為皇帝），殺之不祥，即命備紅船送他母子還鄉，其地賜名『全節里』。」
－－因家族和睦堪為表率而獲賜者：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載：長興元年（後唐明宗年號，西元930年）十二月，「邢州奏光山彭爽四世義居，乞改鄉里名號，從之。」；長興二年九月：「登州黃縣人苗珣四世義居，宜改為『和孝鄉邕順里』。」；長興四年正月丙戌日：「磁州武安縣宗禮鄉萬善里人馬肇三世義居，旌表門閭，仍改『崇禮鄉』為『崇孝鄉』、『萬善里』為『和慶里』。」。後唐末帝清泰二年七月（西元935年），「鎮州元氏縣文成鄉七義里民曹重興七世義居，孝義聞於鄉黨。詔『文成鄉』改為『仁孝鄉』、『七義里』改為『旌義里』。」；同年十月，「晉州熙汾縣平陽鄉聖泉里民宗連、同縣原隰鄉百社里民劉環累世同居、義聞州里。詔改『平陽鄉聖泉里』為『敦俗鄉崇仁里』、劉環改為『廣孝鄉永和里』。」
※「宋史」卷四百五十六、列傳第二百一十五「孝義傳」載：「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也，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五代後漢隱帝年號，西元950年），詔改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宋太宗年號，西元981年），長吏以漢所賜詔書來上，復旌表之。」同卷又有記：「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匏異蔓同實（筆者按：關於「嫁接」這種園藝技法的早期記載？），州以聞。乾德元年（宋太祖年號，西元963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
筆者按：關於這位「徐承珪」獲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之事，筆者還發現有「撞衫」的記載：位處江西省吉安府之永新縣，在清代同治十三年刻本「永新縣志」卷十八「孝友」傳中有載，該縣在南唐時有一位「顏詡，魯郡公真卿（唐代名臣兼書法家顏真卿）之後，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肅嚴，男女異序，衣食均給，居數十年，終日怡愉」。顏詡除治家有方，也對寓居其家、常多達十數人的賓客禮貌備至；子姪二十多人都讀書習儒業，使顏家成為遠近欽羨的鄉紳。顏詡活到七十多歲去世，據「永新縣志」載，其卒後「乾德元年，詔旌其門，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不止下詔的年份相同，連獲賜而改的鄉名、里名都一樣，這實在讓人不禁生疑：世上豈能有如此巧事？因「永新縣志」在顏詡的傳文之末有記曰「參『宋史』、『宏簡錄（筆者按：原書名「弘簡錄」，因避乾隆名諱而改）』、『南唐書』」，筆者便去查這三本書中關於顏詡的載記。在「宋史」、「南唐書」中都有顏詡之傳記是沒錯，內容大體和「永新縣志」卷十八中的記載相同，但兩者都未提到有「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筆者接下來去找第三個文獻來源「弘簡錄」，才總算搞清發生了什麼事。「弘簡錄」係明代刑部員外郎仁和人邵邦經所纂著之紀傳體史書，關於顏詡的記載是在此書卷一百九十三「旌德．宋十一之六．孝義」這部份。而且，前面提到的徐承珪，他的傳記便是出現在顏詡之前；兩人的傳記同是附載於一位「易延慶」之後。筆者茲依清刻本「弘簡錄」書中所見，將有關這兩人的記載照錄下來，再說明是出了什麼問題。「弘簡錄」中二人之傳如下：
徐承珪，掖人，為贊皇令，幼失父母，兄弟三人，與其族三餘十口同居，藜藿同甘、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所居木連理，瓜匏異蔓同實。 又顏詡，吉州永新人，真卿後也。真卿先謫廬陵，因家焉。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肅嚴，男女異序，衣食均給，匜架無擅主，廚饌不異爨，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慍。年七十餘卒，知州以聞。乾德元年，詔旌其門，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焉。
－－觀「弘簡錄」中的記載，可知「永新縣志」中稱顏詡卒後獲改鄉名里名之事，是依據邵邦經此書而來；而邵邦經在將徐承珪、顏詡的傳記由他書迻錄入己作時，顯然是看錯兼抄錯，把原本在徐承珪傳記之末的「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這一句給誤抄到顏詡的傳尾去了。「永新縣志」給顏詡錯加上的「詔改鄉里名」之事，雖說並非「無所本」的嚮壁虛造，但修方志者既已參考過「宋史」、「南唐書」中的顏詡傳記，卻沒對此二書之不載「詔改」生疑、而獨獨相信了邵邦經的誤抄誤入，這「偏聽」便造成了謬誤。要之，纂輯方志者，總是儘可能給自己家鄉的賢良添花增光，故這樣的舛誤倒也不出人意料；送上門來的「詔旌」，有誰會往外推呢？
※明崇禎十年刻本「烏程縣誌」卷之七載，該縣宋代淳祐（南宋理宗年號，西元1241至1252年）年間有「唐大韶，性行淳篤，事親一遵古禮，敦睦族黨，卓然先民遺風。創唐氏祠廟，置祀田，修譜牒家訓。」唐大韶所制家禮，還成為遠近他姓家族仿效的規制；因其敦睦、團結親族鄉黨之作為殊堪嘉許，於是「州司上其事於朝，賜號『養素先生』，表其鄉曰『崇孝鄉』、坊曰『仁里坊』。」
……以上的這些例子，是出於朝廷「御賜」、有「詔書」下令改名的。但在中央政府之外，地方之「王」或相當品秩之官員，也曾有為地方賢良改換地名之事。這類事最早的例子，大概是「後漢書．鄭玄傳」中的記載；鄭玄是高密縣人，北海國相孔融十分敬重這位大儒，曾要高密縣的地方官員將鄭玄所居之鄉改稱「鄭公鄉」，並將其里門加高加寬（以便高大馬車通行）、號為「通德門」。但由於漢代之事渺遠，筆者無法確定當年高密縣的官員是否真遵照孔融的指示而有「鄭公鄉」及「通德門」之設。至於其他見諸載記者，例如：
※據「隋書」卷七十二、列傳第三十七「孝義傳」載，有一位「李德饒，趙郡柏人也」，其祖李徹魏官尚書右丞、其父李純於開皇（隋文帝楊堅年號，西元581~600年）中任介州長史。李德饒自身亦聰敏好學，又有至孝之性，「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踴幾絕（穿單衣光著腳，哭號到幾乎昏厥）。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葬禮完成後，還出現了「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的異象。後來「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為『和順里』。」
※乾隆十九年刊本「福州府志」卷之六十「人物．文苑」部份載，唐末該府有福清人翁承贊，字文饒，「登乾寧三年（唐昭宗年號，西元896年）進士，擢宏詞科，任京兆府參軍。天祐元年（西元904年）以右拾遺受詔，冊王審知為瑯琊王。梁開平四年（五代後梁太祖朱溫年號，西元910年），復為閩王冊禮副使，尋擢右諫議大夫、福建鹽鐵副使，就加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因相閩。閩王賜其鄉曰『文秀』、里曰『光賢』，又賜漆林莊曰『晝錦』。」而在四庫全書本「福建通志」卷七十七，還載有翁承贊為感謝王審知而作之「蒙閩王改賜鄉里」詩，詩曰：「鄉名文秀里光賢，別向鈞台造化權。閥閱便因今日貴，德音兼與後人傳。自從受賜身無力，向未酬恩骨肯鐫？歸闕路遙心更切，不嫌扶病倚旌旃。」翁承贊有一位好友黃滔（據「八閩通志」卷之七十二「文苑傳」載，黃滔字文江，興化府莆田人，亦於乾寧初成進士，登第後除國子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威武軍節度推官，曾勸王審知勿僭號稱國。）為了慶賀這項殊榮，特別作了「奉和翁文堯員外文秀光賢晝錦三首」詩作，載於黃滔所著「黃御史集」卷之四。這三首詩如下：
文秀亭
鄉名里號一朝新，乃覺台恩重萬鈞。建水閩山無故事，長卿嚴助是前身。清泉引入旁添潤，嘉樹移來別帶春。莫凭欄干剩留駐，內庭虛位待才臣。
鄉名里號一朝新，乃覺台恩重萬鈞。建水閩山無故事，長卿嚴助是前身。清泉引入旁添潤，嘉樹移來別帶春。莫凭欄干剩留駐，內庭虛位待才臣。
光賢閣
雖言閩越繫生賢，誰是還家寵自天。山簡媿兼諸郡命，鄭玄慙秉六經權。鳥行去沒孤煙樹，漁唱還從碧島川。休說遲廻未能去，夜來新夢禁中泉。
晝錦堂
君王面賜紫還鄉，金紫中推是甲裳。華構便將垂美號，故山重更發清光。水澄此日蘭宮鏡，樹憶當年栢署霜。珍重朱欄兼翠栱，來來皆自讀書堂。
※原修於南宋理宗景定年間（西元1260至1264年）之「景定嚴州續志」卷六「鄉里」部份，有載該州五處因知州作主而改之鄉里名：「和義鄉，舊名青溪。淳熙己亥（南宋孝宗淳熙六年，西元1179年），知縣陳煜以鄉民首應義役白郡（稟告知州），改今名。」、「永平鄉，管里十（下轄十里）。嘉定戊寅（南宋寧宗嘉定十一年，西元1218年），知州鄭之悌以其里人方彝事父母孝，名其里曰『孝養』；又詹時澤兄弟友愛終身，名其里曰『友恭』。」、「招賢里，舊名富村，融堂先生錢時（筆者按：據「景定嚴州續志」卷三載，錢時字子是，號融堂，本因屢試不第而絕意仕進，但在南宋理宗嘉熙二年時因丞相喬行簡薦舉，錢時得補迪功郎、授秘閣校勘之職。）所居。郡侯錢可則以先生膺天朝特起之招，易以今名，併書其扁（匾），又建坊於郡縣以表之。」、「雙生里，舊名賚爵。以里人盧（筆者按：原書已失其名）居產雙竹，知州李介叔易今名表之。」
……前面所列舉出的這麼些個來自「御賜」、「詔改」，或地方長官為顯揚賢良所給的鄉名里名等等，有的是早在千年之前發生之事；歷經物換星移，這些舊有的佳名多是早已又經改易而無存，連當地耆老甚或在地文史工作者也未必知道曾有此事。但也有的據載或據傳是出於「御賜」的地名，不僅於今猶存、甚且還大鳴大放正熱鬧得很。譬如，在今日的福建三明市明溪縣夏陽鄉有一處「御帘村」便是如此。關於此村村名之來由，據清嘉慶間所修「大清一統志」卷四百三十四關於福建汀州府古蹟之記載中便有云：「御簾鄉，在歸化縣東中和一都。府志：宋端宗避元過此，因遺一簾，遂名其鄉。」另據清乾隆間原修、同治六年刊本「汀州府志」卷之七「古蹟」部份載，在該府轄下的歸化縣有一處「豐（禾會） 寺」，此寺相關記載中云：「在縣東中和御簾里。舊傳宋端宗避元過此，因遺一簾，遂名其地。邑人陳甡詩：翠華南幸避胡塵，走馬間關度七閩。當日珠簾遺馬上，西湖歌舞屬何人？胡馬縱橫正戒嚴，閩中半壁且龍潛。金牌不到黃龍府，坐使南來卸御簾（筆者按：據民國鉛印本「明溪縣志」卷十四「文苑」載，陳甡字二生，別號壺石，幼即穎異過人，後以經術成為當地名師，但因逢明末鼎革而無意功名，年六十餘卒，清代曾有旨旌表其孝義、崇祀入祠。）。」到了民國廿二年，歸化縣改名為明溪縣，而在民國三十二年鉛印本「明溪縣志」卷二「地理志．名勝」部份所載該縣古蹟，亦有記載曰：「御簾里，在縣東北六十里。相傳宋末元伯顏以恭宗北去，楊淑妃攜二王避元兵欲如溫州航海，道出該處，適御簾墜地，因以名其鄉。」－－光是這麼些個方志記載，看起來就很像有這麼回事了，但還不止如此呢。筆者在大陸的「福建日報」網站上找到一篇
地處明溪縣東北部、距縣城
御帘是怎樣被發現的？它的“帘內”又藏著幾多風景？
原來，御帘村民百分百為張姓，是北宋著名理學家張載後裔在福建的一個祖地，為張氏中原南遷後的一支。御帘村最多時建有22座祠堂，數量為省內少見。
然而，御帘許多村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並不知道自己擁有這樣的“身家資本”，是一位叫張正森的退休教師用一腔熱情找出這個村的歷史淵源，發現御帘的獨特魅力。
1963年，正讀高中的張正森聽說村中的風雲禪寺是村民為紀念祖先橫渠公而建的，但橫渠公是誰，村人渾然不知。他找來族譜翻查，才發現橫渠公就是名垂青史的北宋理學四大學派之一－－關學創始人張載。御帘村為張載第十五世孫張幼厚任南宋將樂知縣時所建。
通過對族譜的深入了解，張正森發現了御帘的又一“秘密”－－御帘村名為宋帝趙昰所賜，是福建省唯一由皇帝賜名的村莊。
原來，公元1276年春，元兵入侵南宋，占領了都城臨安，宋帝趙昰逃亡。當時，負責軍事的大臣文天祥護送趙昰從福州轉至惠州，路經將樂縣中和里魚林村時，皇帝座轎轎帘被大風卷去丟失，後由原將樂知縣張幼厚發動村民拾回送還宋帝，趙昰當即賜“魚林”為“御帘”。文天祥詩云：“山村何取御帘名，大宋南征重此行，珠箔忽因風卷去，芳名留與世恩榮。”此詩張氏族譜上有記載。
……御帘深厚的文化底蘊讓張正森十分激動。他將自己的發現向夏陽鄉及縣裡匯報。一時間，御帘引起了明溪各界的熱烈關注，讓御帘再現輝煌成為大家的共識
2008年初，夏陽鄉將御帘村張氏大祖屋申報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獲批，並著手將御帘村申報為省級歷史文化名村……。
－－除了原載「福建日報」上的這篇之外，網路上還有好些關於這「御簾（帘）村」得名由來的文章，例如大陸福建的楊朝樓先生，他在自己的新浪博客、名為「把酒臨風柳月亭的博客」上，有一篇
……那是1276年7月。經過被捕又脫逃的南宋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諸路軍馬文天祥，歷盡艱險，逃到福州，與益王趙昰會合，擁立8歲的趙昰為端宗皇帝。隨後，文天祥帶端宗趙昰及其母楊淑妃兄妹從南平坐船，行至三明市陳大鎮安居坂河段，但見山高林密，便棄船登岸，一路西行，至明溪夏陽鄉紫雲村，夜宿古剎均峰寺，文天祥留下了“顯蓋紫雲”的題匾。次日，天色陰沉，一行人趕早上路，至御帘村口，但見四周山勢起伏，中間洋面開闊，村莊屋舍井然。文天祥心道：此處山水重疊，必有奇人異士，便下馬緩行。
突然，一陣風來，楊淑妃輿轎垂帘被風吹落，轎夫不及拾起，風卷轎帘，又往路邊田間吹去。此時，正在田間勞作的一位村民，在轎帘落水前，伸手拾起，送了回來，說：“還好，沒濕到。”看看天色，農人又道：“天要下雨了，官家不如在村中小憩。”
由這農人帶路，文天祥一行人進入村中，但見村中道路整潔，家家炊煙交織，雞犬相聞。更有一奇特處，戶戶糧倉都建在屋外。因問農人：“小哥貴姓？此處是什麼村？怎的糧倉都建在屋外？”那農人應道：“小民張幼厚，此處玉連村，村人都姓張，生活無慮，路不拾遺，故糧倉都建在屋外，不懼盜賊。”文天祥回身向端宗趙昰稟告：“皇上，此處民風淳樸，村容整潔，鍾靈毓秀之地，村民有拾帘之功，宜賜名御帘，以示褒獎。”帝允。文天祥即興賦詩：“山村何取御帘名，大宋南征重此行，珠箔忽因風卷去，芳名留與世榮恩。”自此，御帘村沿用端宗欽賜之名。村民拾帘一事也載入《張氏族譜》。……
以上這兩篇文章，是近幾年才出現的。但其實早在廿年前、1994年1月由大陸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之「八閩掌故大全：地名篇」一書第262頁便載有「明溪有個御帘村」這篇文章，作者署名「陳秉怡」（此書所收文章來自多位作者，似是將各種報刊曾刊載過的文章匯集成書；但因書中未註明引用來源，筆者無法再查出陳秉怡君此文最初發表之時間）。因此文不長，筆者將之全引如下：
明溪縣夏陽鄉御帘村，過去不叫“御帘”而稱“漁帘”，由於該村產竹多，做漁帘為業的人也多，地是以業命名的。後來怎麼改稱為“御帘”呢？
南宋景炎三年（1278年），端宗趙昰同右丞相文天祥到南劍（今福建南平）募兵，欲取道汀州到廣東，途經明溪中和一都（今御帘）山中，趙昰乘輿的御帘被風卷墜地，被村民張幼厚撿到奉還。趙昰遂將“御帘”賜作村名。為此，文天祥留題：
“鄉村何取御帘名？大宋南征重此行。
珠箔忽因風卷去，芳名留與世恩榮。”
－－關於所謂「文天祥與帝昰道經御簾村，村民拾簾交還」一事，在該村的「張氏族譜」中到底記載了什麼樣的經過細節？蟄居於臺灣的筆者沒得去打聽、也不擬去細究，但不禁有點感想：大陸不僅「抗日劇」雷人功力一流、連「歷史劇」臭編的段數也不是蓋的。怎麼說呢？這「御簾村」的得名由來，雖有方志加上當地的「張氏族譜」可互相印證，但筆者認為：這「拾御簾」一事的真實性，和平劇裡的「拾玉鐲」差不到哪去；可以當「傳奇」看、當故事讀，但它絕不是「史實」、不是真的。而這一點，只要把「宋史」、「宋史記事本末」、還有文天祥自己編的「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等史籍拿來瞧瞧、復原一下當年文天祥與趙昰等宗室在福建的行蹤便可分曉。筆者儘可能把這段經過簡要敘述一下吧：
宋末時，居於臨安（杭州）的宋度宗之子恭帝（在「宋史」中被稱為「瀛國公」）於德祐二年（西元1276）正月向元人奉表稱臣、之後更獻上傳國璽，還抱著希望能成為「藩輔」繼續保有江南。但元人大軍已至、才不甩這些討價還價，於三月間將恭帝與其生母全皇后等宗室都擄往北方。同年五月，元祖忽必烈將恭帝廢為「瀛國公」；之後恭帝與全皇后都被迫出家。幸好在德祐二年正月時，恭帝已將其庶出哥哥趙昰（楊淑妃所生，也就是後來的端宗、帝昰）由吉王進封為益王，判福州；並將其庶出弟弟趙昺（修容俞氏所生，也就是後來的衛王、帝昺）由信王改封廣王，判泉州。然雖有「二王」猶在，但因元軍將入臨安，駙馬都尉楊鎮與楊淑妃之弟楊亮節等便保護益王、廣王逃往婺州（今天的金華、義烏一帶），楊淑妃等也同行。當年二月，因元兵追來，楊鎮去引開追兵，楊亮節等便背著二王、帶著楊淑妃徒步逃亡，在山裡躲了七天。幸好後來有位統制張全率領數十名士兵來勤王，二王與楊淑妃等才出山向臨海的溫州（今浙江省南部之溫州）前進。隨即陸秀夫、陳宜中、張世傑等也陸續趕來溫州，在江心寺共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之後王室繼續向福建移動。五月朔日，益王於福州即位，成為「端宗」，改元「景炎」，將福州升為福安府作為行都，並進封其弟趙昺為衛王，楊淑妃也成為「皇太妃」。這「行都」在福安府撐了幾個月之後，元軍於當年十一月攻入福建建寧府、邵武軍兩地，眼看就要進逼都門，陳宜中與張世傑便帶著端宗、衛王及楊太妃登上海舟向南逃亡；當時船隊還遇上元人的水軍，幸值海上霧濃才得以脫出。端宗等到了泉州，船隊入港，當地招撫使兼提舉市舶之大商人蒲壽庚已懷異志，前來謁見時請端宗在泉州駐蹕，但張世傑不允。之後因船隻不足，張世傑強征蒲壽庚的船隻還掠其貲貨，蒲壽庚藉此發作，把在泉州城內的宋朝宗室（據載有數千之譜）、士大夫與淮兵等殺了個淨光（十二月蒲壽庚便降元）。陳宜中等連忙帶著端宗、衛王及楊太妃等登上海舟再往潮州方向逃去，並於十二月抵達廣東惠州之甲子門。二王與楊太妃這一入廣東，便再也沒能回到福建境內。之後端宗於景炎三年（西元1278）夏四月崩於廣東碙州，年僅十一歲。陸秀夫與群臣擁立才八歲的衛王，並於景炎三年五月改元為「祥興元年」。但宋土日縮，至祥興二年（西元1279）二月，陸秀夫背負衛王於崖山投海自殺，楊太后（原來的楊太妃）、張世傑等亦赴水而死，宋室至此亡－－至於在文天祥這方面呢？雖然他是鼎鼎大名的「文丞相」、「宋末三傑」之首，但其行動並不是老守在皇帝宗室身邊。在德祐二年（西元1276）正月間，文天祥是奉命出使至元軍陣營、去和元朝的中書左丞相伯顏談判，但卻遭伯顏有意羈留。文天祥知談判不可行，設法脫逃，經歷千驚萬險方於
從相關史籍的記載觀之，筆者敢說：不論是清嘉慶間所修「大清一統志」、抑或清乾隆間原修同治六年刊本「汀州府志」、民國鉛印本「明溪縣志」、御簾村張正森先生家族的「張氏族譜」、乃至近年報刊書籍及諸多網路文章等等，彼等對於端宗、文天祥（或者包含楊太妃與衛王）的行蹤敘述，通通都「很瞎」！當景炎元年七月時，文天祥確實是去了南劍州、後來又去了汀州沒錯（據大陸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版之「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宋代「福建路」地圖所示，今日大陸的福建三明市範圍，與宋時南劍州部份重疊；但今日之明溪縣，在宋代時是屬汀州而非南劍州。）；但同一時間不管是端宗或楊太妃還是衛王，他們都是待在行都福安府（福州），並沒有跟著文天祥行動。一直到景炎元年十一月，端宗、楊太妃與衛王才由張世傑等以海舟送出福安府向南走海路去廣東；這時文天祥也根本沒和他們同路走。既然文天祥去南劍州之時，端宗、楊太妃與衛王等宗室都沒同行，那是要從哪裡生出「御簾」好落地讓人撿？（「明溪有個御帘村」這篇文章中稱端宗與文天祥在建炎三年去南劍州募兵；但端宗於當年四月便死，文天祥在這年也沒去南劍州、十二月便被俘虜了。）這「御簾村」命名由來之謬，有識者皆能知也。
關於「御簾村」命名由來之說從何而起，筆者不知；但從明末清初的陳甡即有詩作來看，這傳說起碼明代晚期便有了。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何方志和御簾村當地的「張氏族譜」都記載這回事？關於前面提到的方志和「張氏族譜」，究竟這兩方面哪個是先有如此記載，筆者無法考出端詳；但事出必有因，總是有個源頭導致。筆者的揣測是：可能在某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不必然是在南宋末年），曾有個大戶或官宦之家為避兵燹而往山裡鑽，來到魚林村（或玉連村？漁帘村？筆者也不知哪個舊名才是對的）時，掉了一幅轎簾或什麼布疋之類的物事；山村小老百姓見了這以前沒得入手的上好質地布料，便開始對這遺落者的來歷加以猜測……結果越往後、傳說者便把「失主」的身分越是加碼；適巧宋末時文天祥又曾來過南劍州與汀州，可以牽扯上「九五之尊」，於是傳說便像虛無縹緲的妖怪找到可憑依的主體般、被塑造出具體的形貌：是端宗、或楊太妃帶著「二王」、或文天祥連同楊太妃與「二王」道經此地。而諸如「大清一統志」的方志修纂者，可能僅知楊淑妃曾帶著二王為避元軍而在山中藏匿過一段時間，卻沒去弄清楚他們躲藏之地是在浙江婺州、也從來不曾來過南劍州或汀州，便把這項傳說給載入了。「張氏族譜」中關於端宗遺轎簾的事兒，可能真是其自家祖上所傳、也可能是修族譜者得知方志中有此一說才添入的；但所謂文天祥所作的「山村何取御帘名」這首詩，既是記載在「張氏族譜」中，則出處諒必是張氏自家人、某位才子在修譜的時候代「文丞相」而作－－正如八股文的作法、「代古人立言」是也。
關於今日福建三明市明溪縣夏陽鄉之「御帘村」得名由來，筆者就此打住；不過對載有其先祖「拾御簾」的「張氏族譜」，筆者的疑問還沒完。雖說有點離題，但相信讀者看了還不致覺得白費時間。是這樣子的：在「三明明溪御帘村：掀開一帘好風光」這篇文章中稱，南宋時居於御簾村的張幼厚乃「張載第十五世孫」（在網路上四處傳佈、有關「御簾村」得名由來的文章也多有提到這一點，筆者就不列舉了）這檔事，筆者覺得大有蹊蹺－－關於宋儒張載之生平，宋人呂大臨撰有「橫渠先生行狀」一文，其中很清楚寫到張載是卒於北宋神宗熙寧十年（西元1077年）十二月；卒時有一子名「因」，年紀「尚幼」。這「幼」是多大歲數？據臺灣中華書局「辭海」引「禮記．曲禮」之疏曰：「幼者，自始生至十九時」、也就是未達二十歲皆可謂「幼」。要作推估計算，總得有個開頭：筆者姑且將張載之子「張因」之生年定為北宋仁宗嘉祐五年、西元1060年好了（這只是為進行粗估而便宜行事，請勿抬槓）。那麼，號稱「張載第十五世孫」之張幼厚呢？「拾御簾」發生時他該有多大了？據該篇文章中云，他是「原將樂知縣」、當過官的，所以筆者估他至少三十歲並不離譜。「張氏族譜」中稱拾簾之事發生在景炎元年、也就是西元1276年；倒推三十年，把西元1246年當成張幼厚的生年吧。且看：由西元1060年至1246年間，依照御簾村「張氏族譜」的說法，這中間產生了十四代的「張載後裔」；這樣算起來每一代的間隔是多少？1246減1060，得186；186除以14，等於13.285。算出來約當十三年又三個半月。這顯示了什麼？這表示：由張載之子「張因」一直到「張幼厚」之父這十四代人，每一代都得至遲在十二歲半完成拜堂成親、還得「努力作人」，才能趕得上在十三歲又三個半月時生出下一代；而且如果沒能達到這個平均數值、就會難以在南宋末年時生出個長大成人的第十五代孫張幼厚！筆者之所以覺得這御簾村「張氏族譜」蹊蹺、非無因也，它實在讓人不禁聯想到近年大陸抗日劇的雷人台詞：「我爺爺九歲就被日本人殺了！」——為了方便讀者理解，筆者姑再拈出個「對照組」來、事情就更清楚：據「清聖祖實錄」康熙二十七年（1688）九月己卯日（初十）載，這一天朝廷曾「命宋儒張載十七世孫張守先，為五經博士，世襲。」能被朝廷認定成為世襲五經博士，張守先這一系提出的族譜自是經過嚴密檢視、挑不出渣兒；若是讓人濫竽充數、這欺君之罪該怎麼治，不勞筆者多言。兩相比對，差異立現：張守先的這一系張載後裔、由北宋傳到清初康熙間也才傳了十七世；而御簾村的張家、由北宋傳到南宋就傳了十五代！這能有多少可能性！？關於御簾村的「張氏族譜」把祖先扯上「橫渠公」一事，筆者認為：可能是因「孺慕」先賢、故而「認」了個知名者當作是自家的先人。但也有另一個可能：御簾村張氏宗族的祖先或許真是「橫渠公」、但此渠非彼渠；古人的字、號、名都可能重複，甚或同名同姓都有（例如金門的恩主公牧馬侯陳淵是唐人，但宋代福建南劍州沙縣也有一位「陳淵」；後者所作「題善山院」一詩，久被誤認為是前者所作「和善山院」詩。），會有同姓且又同號者自然也非不可能。御簾村張姓人士的先祖，或許真就是號「橫渠」、沒什麼不可以；但若要按世代邅遞的自然速度來看，這位「橫渠公」決非北宋時人、至少得上溯至晚唐才是其可能的生存年代。
（關於御簾村，還有一點筆者認為值得注意的事：「御簾」這所謂的「御賜」村名，和其原有的舊名唸起來幾乎相同、只是「音轉」加上換換字，就銜接上了；「御賜」與舊名十分神似，似乎可作為判斷真偽的參考點之一。）
說到宋末的「二王」，在福建的傳說並不少。除了上面談過的「御簾村」，在福建南部海濱的東山縣（往昔的東山島），近年也冒出了個宣稱是「宋末皇帝趙昺」御賜村名的「馬鑾村」。筆者在大陸「人民日報」網站找到一篇1989年7月刊於第8版副刊的文章，題為「馬鑾灣之夏」，作者署「陳文和」，在這篇文章中便有云：
馬鑾灣的開發是近幾年的事。它曾有這麼一個傳說，相傳南宋末年，宋帝昺曾騎馬路過這裡，那天正當黃昏，不遠處忽地發現有火光升騰的奇景，他胯下的馬竟停蹄不前。這時恰好村內長者出來迎駕，並請賜村名。趙昺尋思片刻說：“我的馬在此停足，想必是留戀此地，你們的村名就叫馬戀可也。”後來，人們嫌“戀”字落俗，加上皇帝鑾駕到此，便改村名為“馬鑾村”。馬鑾灣也因此得名。
但是長期以來，馬鑾灣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目。因為在東山，像這樣大的海灣就有七個，小海灣則有幾十個……1985年後，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速，人們的視線也擴大了，終於發現馬鑾灣是個旅遊觀光、避暑度假的勝地。從那時候起，馬鑾灣便被列為福建省重點開發的旅遊區之一……。
在「馬鑾灣之夏」這篇文章出現十年後，1999年大陸漳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印之「漳州市志」卷二十二「旅游」第一章「旅游景區」第二節「海濱勝景」這部份，頭一個介紹的便是「馬鑾灣浴場」；此志對當地得名之所來亦有如此云：
相傳，馬鑾村原先沒有村名。宋末，帝昺和丞相陸秀夫騎馬南逃路過此地，村裡的長者聞訊，急忙趕到路上攔截，請賜村名。趙昺思考片刻說：“你在馬前攔阻，就把村庄叫‘馬攔’吧。”後來，村民為雅其名，就把馬攔村改名馬鑾村，把緊靠馬鑾村的海灣取名馬鑾灣。
－－上面的兩處文字，已是十幾乃至二十多年前的事兒；但這傳說猶是綿延不斷、隨東山縣的開發而相傳至今。在大陸「東山新聞網」網站「播報東山＼東山新聞」分頁之下，有一篇原撰於
彩雲追月，駿馬迎春。眼下，正是北方白雪皚皚時節，但在東山國家
真沒想到，昔日風沙肆虐、一片荒涼的馬鑾灣，如今卻是“化日舒長鶯語巧，春風得意馬蹄矯。”元月8日，筆者前往馬鑾灣“探秘”。
“馬鑾，這是皇帝賜給的地名！”踏入東山縣康美鎮馬鑾村，一提起地名的歷史典故，村民們引以爲豪。現年84歲的劉阿來樂呵呵地說，據東山縣地名史料記載：馬鑾村曾用名“馬攔”。相傳宋末年間，在現東山島銅陵鎮的龍潭山上居住著一部份姓劉的人家，他們常在夜間看到現馬鑾村地帶隱約有火光升騰的奇景，認爲此處是個好地穴，吉祥寶地，便遷居於此，但一直沒定村名。有一次，宋末皇帝趙昺和丞相陸秀夫南逃騎馬路過此地，村中長者聞訊，急忙到路邊攔住趙昺一行人，請求皇帝賜其村名。趙昺思考片刻便說：“你在馬前攔我，就叫村名爲‘馬攔’吧！”這是曾用村名“馬攔”的由來（現村民多姓劉）。過後，村人嫌“攔”字俗氣，因村名是皇帝賜的，便聯想到“金鑾殿”、“鑾駕”、“鑾”與“攔”又同音，爲雅其村名，故將“馬攔”改爲“馬鑾”。由此，馬鑾村村前向東距離200多米的海灣也隨著村名改爲“馬鑾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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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馬鑾村」獲「賜名」的由來，傳說大致就是這樣了。在前面，筆者已將景炎元年（五月之前為德祐二年，西元1276）年底，張世傑等帶著楊太妃與「二王」南逃的經過敘述了，就藉便來與這「馬鑾村」的傳說對照一下吧：首先，當趙昺南逃之時，他也還不是「帝」、只是「衛王」。而當張世傑等帶著宗室自福建往南逃向廣東時，會經過東山島是沒錯；但當時他們是乘海舟而行、不是走陸路。就算有必要補給食水，這等事自有兵卒廝養去張羅徵用，不消趙昺沒事上岸去。那時節也正值歲末天寒，可不是「游春白相」的好時節，況且還在逃難中、哪得有空登陸瞎耗時間？就算趙昺在船上悶得慌想上岸，他可是「衛王」，而且已有張世傑等率軍擁衛、上哪兒去勢必處都於重重人牆之內，豈能容得小老百姓冒冒失失一擁而上來「攔馬」？衝撞「王駕」，又正值風聲鶴唳之時，只怕還沒來得及開口討賜名、就要先血濺五步了……好吧，就算把這一切現實上的不可能都放寬條件、無名小村的村民真有攔到趙昺並且要求賜名好了。但趙昺那時節也才多大年紀？關於趙昺的生年，有謂是宋度宗咸淳八年（西元1272）正月、但也有另種說法是十二月；要之，當景炎元年（1276）年底，趙昺算實歲也還不到五歲。這樣的黃口小兒，不過還撒尿玩泥的年紀、能讓他去騎馬溜溜嗎（如果是蒙古人的孩童倒還可能）？發育慢點的小朋友、在這時候可能連話都還說不清楚，而在「馬鑾村」的傳說裡，趙昺倒能思考一番後因事賜名、儼然有副書生才子般的成熟姿態了……。從這種種傳說細節，倒是可以看出「馬鑾」村民的想像是滿質樸的，猶如溥儀的弟弟溥傑，以為：「皇上一定很不一樣，就像戲臺上那樣有老長的鬍子」！
前面筆者提到的「御簾村」，除了有當地「張氏族譜」與方志記載得名起源，在附近的紫雲村還有據說是文天祥為均峰寺所題的「顯蓋紫雲」匾這等「實物」，來為傳說增加佐證。而在東山島呢，倒也不是只有當地的傳說而已，還有一座墓，被傳說是與「帝昺」有關。就在馬鑾村南方偏西臨海灣處有一座「親營山」、山下有個「親營村」，這座墓便坐落於斯。據1994年9月出版、大陸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所編「東山縣志」卷三十一「文物 名勝」第四章「墓葬」所載，該縣「古墓葬」中頭一個就是「宋司禮監潘穆齊墓」，其記載曰：「宋司禮監墓在西埔鎮親營村東邊山坡。坐北朝南，依山臨海。墓地約
這位「潘穆齊」，在當地傳說稱他是「率眾救駕」、保護帝昺而喪命，因此獲「欽賜其為司禮監」；「東山縣志」和「中國文物地圖集」，也就依樣把這種說法囫圇吞之。然自筆者觀之：這座「潘穆齊墓」，恐怕還沒人真正仔細去研究過其來歷。以筆者之見，這座墓，與「帝昺」既是毫無關係、甚至墓中人也絕不會是宋代人。怎麼說呢？因為：在宋代，根本就還沒有「司禮監」這個詞兒！「司禮監」也者，是明代宮中宦官機構「十二監」之首；據「明史」志第五十「職官三．宦官」部份載，十二監各監中有正四品的太監、從四品的左右少監、正五品的左右監丞、正六品的典簿，以及從六品的長隨、奉御等宦官。在東山縣的「潘穆齊墓」，其墓碑上所書並不是這些定制的職稱而是稱「先生」，那麼他應該不是寺人而是士人。但一位士人何以會和「司禮監」這個宦官機構扯上關係？筆者只能揣測：這位「潘穆齊」，他可能是曾在宮中專門教導小宦官們唸書識字的「內書堂」供事過、擔任正式講師如大學士等翰林詞臣之下「助教」之類的角色，才與此監有了關聯。至於其父母，「乘禧潘公」與「彭氏」，是因了兒子的官職而於卒後獲贈「文林郎」與「孺人」。又：在「中國文物地圖集」中稱此墓「前有1284年立的墓碑」，這恐怕只是編纂者因了當地傳說墓主與「帝昺」有關、墓碑上又有「歲次甲申年」字樣，便從宋末開始往下找到最近的一個甲申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也就是西元1284年，當成是此墓「重修」後所立的墓碑的年代。其實，
……在本文一開始，筆者原初只是想略找幾個「御賜」的例子來當陪襯，但一找之下卻發現：這來自「御賜」、或其他地方官員特為更改的鄉里村坊之名，湊攏來竟然有這麼多！筆者所蒐集的，以正史與方志有載記為主。但其他像東山縣「馬鑾村」僅有口頭傳說、缺乏舊時文獻為證的「御賜」，全中國還不知有多少；若要全部纂輯彙為一帙，恐怕也夠出一本小書了。要之，能多瞧瞧一些他處的例子，畢竟也是一件好事。在金門本地為「御賜里名瓊林」感到自豪的人士，恐怕是從沒去想到這東西別人家也有；開開眼界，總不會蝕本。而在這番粗略蒐集中，也可以發現：即便是有方志載記為證、可確定數百年前即有（還配上不知撰於何年的族譜）的說法，也不見得就是真；福建三明市明溪縣夏陽鄉之「御簾村」，就是個似真實虛的例子。對於「御賜」這檔事，睜大眼睛去瞧是有必要的。原因在於：能和「皇上」發生些關係，不論是正端坐金鑾殿上當太平天子的、還是出奔都門跑路中的「王」或「帝」，對於舊時百姓甚至現代生而平等的群眾，都還是具有八卦般的魅力，增添了傳奇、古老的氣息；職是之故，原本沒傳奇的地方也會造出傳奇來、而原本就有些軼聞的地方更是會加碼吹噓。從前引御簾村與馬鑾村的報導中已可見，這兩地近年間正在致力發展旅遊事業、賺進大把鈔票；而擁有傳奇故事，正是可培育觀光工業的沃土之一，當然得大大吹擂一番。人們喜歡傳奇，對於「真相」則沒多大興趣；所以即便幾百年才偶爾冒出個像筆者這種煞風景的白目，也絲毫動搖不了這已深入人心的說法（遑論還有增殖速度超快、取得便利的網路文章在宣揚）。御簾村的張家人是如何「拾御簾」、馬鑾村的劉家人是如何「攔馬」，這些「故事」都還是會照樣傳揚下去；而且隨著「商業需求」，這些素材還會被人一再拿出來任便修改、以充份發揮廣告代言的效果－－像大陸的「科學與文化」雜誌2008年7月號便有一篇林長華君所撰文章，題為「海裡的『冬蟲夏草』」，文中提到：
相傳在南宋景炎元年，京都臨安（今杭州）失陷，宋幼帝趙昺和丞相陸秀夫等一行被元軍追捕，南逃廣東，途經福建東山島親營村時，小皇帝因驚悸疲憊，積勞成疾，咳喘不止，當地漁村一位叫潘穆齊的老漢連忙熬煮沙蠶（筆者按：這似乎和金門的「沙蟲」是同一種生物）湯救駕。沒幾日，這位幼帝便體健如初。潘穆齊因此被封為“例贈太監”，至今墓碑俱存。
－－將林長華君的文章，和早些年的「東山縣志」與「中國文物地圖集」中的說法對照，實令人不禁笑嘆：這位「潘穆齊」還真是能者多勞，既要率眾抗元兵、又要熬煮沙蠶湯救駕，死後幾百年都還沒得清閒；而且，什麼官銜不好給，偏要給個「例贈太監」！這豈不是得先閹掉、然後才得榮膺天眷嗎？「帝昺」也真是夠衰了，小小年紀就得騎上馬好讓人攔駕不說、還得咳喘不止鬧場病。有這樣的傳說人物可真方便，而且還不必出一文「代言費」；日後東山縣又有什麼特產要推銷的，找「潘穆齊」與「帝昺」打廣告準沒錯兒。
說到觀光事業，筆者並不反對；但講到文史考據上，不佞也是有自己的堅持：真就是真、不能「直八」。真與假之間，就有如油與水之不能相溶，該明辨的事就不當含混－－說完了這些話，筆者將這上半篇在此結束；接下來要探討的是本文真正的主旨：金門的「御賜里名瓊林」，是怎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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