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引文」——
論溝口雄三教授「所謂『東林派人士』的思想」一文的錯誤
26, Jun 2015 15:40
羅元信
摘要
溝口雄三教授（1932-2010）是日本漢學界中的重要人物，其諸多著作影響深遠，然其早期力作「所謂『東林派人士』的思想」一文中，卻有長久以來未被揭露的引文錯誤，甚且還有對明代史實如內閣票擬權遭宦官侵奪及「礦稅」事件經過的誤解。以溝口教授之盛名，在其論文中竟有如許舛誤，實是令人詫異。本文除論述溝口教授論文之錯誤與成因，也一併要探討：何以其論文中的這些錯誤，三十多年來竟會無人發現？
關鍵詞：溝口雄三 引文 東林派 票擬 礦稅
溝口雄三教授（1932-2010）是日本漢學界中的重要人物，其諸多著作影響深遠，然其早期力作「所謂『東林派人士』的思想」一文中，卻有長久以來未被揭露的引文錯誤，甚且還有對明代史實如內閣票擬權遭宦官侵奪及「礦稅」事件經過的誤解。以溝口教授之盛名，在其論文中竟有如許舛誤，實是令人詫異。本文除論述溝口教授論文之錯誤與成因，也一併要探討：何以其論文中的這些錯誤，三十多年來竟會無人發現？
關鍵詞：溝口雄三 引文 東林派 票擬 礦稅
在現代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日本學者圈內，數年前逝世的溝口雄三教授（1932-2010）當可說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被稱為「日本研究中國思想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1]、「日本當今的中國學代表」[2]；「作為日本著名的中國思想史專家，溝口雄三先生一生留下了多彩的業績」、「他領先於我們這個時代一步，我們看得見卻無法趕上」[3]。筆者不是學術界中人，談不上對溝口教授的貢獻有何認識，連褒語悼詞也只能照抄，所以就直接切入重點了。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安東尼所說的：筆者「不是來稱讚他的」[4]；在溝口雄三教授的一篇論文中，筆者見出有些許瑕疵，故此不揣淺陋也要來叨敘一番。
在溝口教授的諸多著述中，1978年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之《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七十五冊發表的〈いわゆる東林派人士の思想－－前近代期における中國思想の展開（上）〉一文，可說是其學術生涯前期中的一篇相當重要的論文。就筆者所知見，這篇論文曾兩度被譯為中文。第一次是在臺灣，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國立編譯館初版、林右崇先生所譯溝口教授著作《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一書中，此文被列為第三章，標題譯作〈所謂「東林派人士」的思想－－中國思想在「前近代期」的展開〉。第二次是在大陸，收錄於1997年10月中華書局第1版，索介然先生、龔穎女士所譯溝口教授著作《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一書中；此書內容分兩部分，前半係索介然先生所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後半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龔穎女士所譯，標題譯為〈所謂東林派人士的思想－－前近代時期中國思想的發展變化〉。[5]關於這兩位譯者，龔穎女士有日本東北大學的思想史博士學位，已於2004年去世之林右崇先生也曾在日本東京大學及大東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班研究過、且因其譯著而獲得1995年文建會主辦之國家文藝獎最佳日文翻譯獎，[6]其譯作的專業與正確性基本上應該都不成問題。筆者於下所要探討的，是溝口教授原著中即有的錯誤，但為了方便起見，所引的是林右崇先生譯本的內容。復因溝口教授原作中有問題的部份涵蓋範圍還不小，故筆者要將這整個大段落迻錄於下，而不將錯誤之處分條列出，以見原作之貌。
在林右崇先生所譯〈所謂「東林派人士」的思想－－中國思想在「前近代期」的展開〉（以下簡稱〈東〉文）這篇論文第三節，林先生賦予此節原作中並無的標題：「『鄉村主導權』對『國家主導權』之抗爭」。本節起迄係由該書第187頁至199頁，筆者將引係自194頁至197頁的內容。此節意旨於開頭第一句已揭櫫，係闡述「明朝專制體制下『舊』與『新』的對立」；由張居正的「奪情」事件、張居正與東林派祁彪佳在「減免租稅」上引發的對立等論起，接著談到在張居正之後繼任內閣首輔之申時行遭時人批為「專斷」之事。在溝口教授的論文中，有如下的敘述（據林右崇先生譯本）：
在東林書院與顧憲成同居講席主位的錢一本（東林學案，錢一本傳），他之所以疏劾張居正之後繼任宰相職位的申時行：「今（朝廷之政）一出時行專斷。皇上斷者十一，時行斷者十九。……（嚴）嵩之鑒不遠，而居正踏之；居正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踏之。……前之政自居正總之，今之政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故也……願陛下勿以國本為兒戲」（明史，卷二三一，錢一本傳），或可說是這個主導權之爭使然。
在此，附帶說明所謂申時行的「專斷」如下：
就他（申時行）自身的眼光來看：「縉紳間，動說江陵。不知江陵操人主之權，三代而下，惟霍子孟（霍光）與此公兩人耳。豈今日之事所可擬哉」（後綸扉尺牘，卷七，答蔡元履），「今之閣臣，毫無事權。……其去前代宰相，何啻天淵。而前代宰相非其君之信任，亦不能有所為也。而況于今日哉」（同上，卷六，答高同守），「古之宰相，職任雖尊，亦必人主委寄信任，乃能有為。……今閣臣禮貌未失，而請一事言一人，唇敝舌焦，猶不能得。……旨意皆出內傅」（同上，卷七，答蔡元履、又）。上述的自訴說明了，他既無江陵（即張居正）的強大權限，而且又無皇帝的委任；權限似乎完全落在宦官的手中，可說是絕無「時行斷者十九」的情事。
根據他（申時行）的記載：「主上，聰明英毅，事欲獨斷專決，而少有猜疑。嚮以章疏煩多，議論龐雜，至忤旨觸怒，遂乃決裂否鬲。諸所獻納，如水投石矣。……如冊立一事，舉朝爭之而不行。……礦稅之不便，言者無慮千百，牢不可解（賜間堂集，卷三十八，答李桂亭巡撫），「至于建儲（冊立太子）大計，疏請面陳者十數，聖心已定，而紛紛之論不已。末乃歸罪于僕，至極口垂駡。僕之啣冤負謗久矣。今竟何如哉。……今海內之財力盡于礦稅，朝廷紀法，壞于中涓（宦官）。吳越之間，刻敝尤甚」（同上，答史念橋方伯）；專權完全落在皇帝及其內侍集團，身為宰相的他則不當地蒙受專橫之謗。縱使這是他的主觀說詞，看來似乎不離事實；他對顧憲成辯解：「招權、納賄、妒賢、嫉能、欺公、壞法之事（對自己的惡評），蓋亦深懲切戒，……何至如諸公所言」（同上，賀顧涇陽少卿），又對鄒元標訴苦：「九年之中，僕所操持而設施者，可指數也。而言者相與訶斥曰權奸、曰貪肆。僕……有死不服者矣」（同上，答鄒南皐吏部）等等，言詞語氣之間，與其說是強辯，毋寧說是出自萬般無奈的心情。《召對錄》（尊經閣藏）是申時行親自執筆的與皇帝的對話紀錄；若就這個紀錄來看，他在皇帝面前唯唯諾諾（典型的YES MAN），一目了然。根據這個紀錄，無論是萬曆十五年顧憲成上奏的〈當今第一切務疏〉，或是十八年雒于仁上奏的〈獻四箴以諫疏〉，所有的上奏文都是皇帝「手授時行」而當場令其朗讀；這印證了上述他的說詞：「票擬」業已脫離他的權限範圍。
其間，「邊餉之欠，至二百萬……而關門之告芻糧者，又無日不至。是將如之何哉」（後綸扉尺牘，卷十，答王霽宇），又「封疆大吏……無不請兵請餉，撫按與言官無日不請免加派（增稅）。然則此物真從天降乎？從地出乎？司農真有點砂化鐵之術乎？」（同上，卷七，答蔡元履、又）。他可說是面對了邊餉的增大與民間的財力困乏這兩極的矛盾。又，「請餉事，僕之力已竭矣。發帑既難，而地方官又多怠玩，……門下之苦極矣」（同上，卷五，答王彭伯撫台），正說明了他不得不落入無可奈何的處境。面對「萬一敗壞，則必歸于某人之當國。是士大夫共享富貴、共討便宜，而千古惡名乃歸于生」（同上，卷十，答孫拱陽）這種倒霉事，他幾度請辭而不得。到了最後，基於下述的考慮，「加派之苦，人人言之。但兵戈未息，糧餉不支。司農束手無措。若併蠲之，則唯有坐視共敗而已。夫加派出于田畝。有田之家力能增輸者，十有六七。所苦者，唯二三之窮民耳。然使禍亂不休，窮民，父母妻子不能自保，況于田廬，況于此數釐之加派乎。非不知蠲、此可以收民心。而勢出奈非」（同上，卷六，答胡泰六），於是他實行增稅，造成集民怨於一身的結果。我們只能說，他的立場實在值得同情。
對申時行而言，他並不像張居正那樣具有積極發揮國家主導權的意圖，他只是站在擔當國政的宰相立場，盡力執行皇帝方面的政策而已。原來他本身就像下文所述：「生家薄田僅有數百畝。亦為旱魅所困。業告小孫。但小有贏餘，即捐以濟人，無奈何，則賣產賑濟，亦當不吝也」（同上，卷九，與潘太一太守），他在鄉村的作風，至少在表面上與東林派人士並無差異。不過，他只是自行其是地「以天下之公心，處天下之公事」（賜間堂集，卷三，答王含宇南科十八）而已。因此，後來他在辭官後，書寄東林派當時的宰相葉向高云：「別諭歸柄六曹。夫閣臣之參機密，自永樂以來二百餘年，天下之政出于一。……所貴，擇人而任之，王上虛己而聽之，自可興化致理。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則意見紛出，事權渙散，其勢必不能相安。此亦公有激而言，非僕所知也」（賜間堂集，卷三十八，答葉台山相公）；不過，他之所以贊同強化宰相權，而且給予忠告，與其說是基於積極推動國家主導權的考慮，不如說是基於經驗的認識，視其（強化宰相權）為突破困境的必要條件。早在任職中，他就接到白省庵其人的忠告：「兄，知天下所以亂乎？蓋宰相無權，六部各行其私，無人管束。如人家無家督、子弟奴僕皆為所欲為。安得不亂。今欲反之，非收權不可」（後綸扉尺牘，卷六，答周寅所）；至於站在宰相的立場，他眼中的六部諸臣則是：「論利害，則共扯閣臣于事中，惟恐其有一毫之推委；論事權，則共擯閣臣于事外，惟恐其有一毫之干涉。閣臣既不能主張，而聽之六曹；六曹又不能主張，而聽之台省。台省又不能同心，而各以其私互相排擊」（同上，卷一，答蔡元履），可說是毫無責任而任意非為；因此在職中面對自己權限的軟弱，他的感受或可以「切齒扼腕」來形容。他為了強化內閣的權限而積極活動，是不難想像的。這就是他被稱為「時行斷者十九」的根據。但是如上述所見，這是並無實據的非難……。
－－在林右崇先生的這幾段譯文中，小問題不少：譬如將申時行的著作《賜閒堂集》譯為《賜間堂集》；固然「間」、「閒」二字舊時可通用，溝口教授的原文亦以漢字標作《賜間堂集》，但既是譯回中文，自然是該照此書本貌，標為《賜閒堂集》方是。另林右崇先生還有沒注意溝口教授原書的體例而生之誤：如其中標明書信出處（賜間堂集，卷三，答王含宇南科十八），應該是（賜間堂集，卷三十八，答王含宇南科）才對。會有此誤，諒因溝口教授原文標明出處時用的是雙行小字，結果「賜間堂集，卷三」與「答王含宇南科」併列在同一行之末，而「十八」則出現在次行開頭；林右崇先生大概是太過直腸子，不曉得要轉彎，才會沒注意到這體例而生誤、嗣後校對也沒發現更正。其他還有一些漏字、錯字的問題（例如將「主上」誤為「王上」），可能是出於手民之誤兼以校讎不精，筆者就姑置不論。以上這些都還是小事，重點乃在於溝口教授原作中即有的「引文」問題。
上引〈東〉文第三節文句中，用了諸如《明史》、《後綸扉尺牘》、《賜閒堂集》[7]、《召對錄》等的內容，來展現身任內閣首輔的申時行成為「夾心餅乾」、權柄受限兼詬詈集於一身之無奈。欲使讀者瞭解申時行當日的難處，來自各種古籍之引文當然是必賴的依據，而問題就出在這裡：上引〈東〉文第三節文句中所標示的引文出處，筆者都一一去找書來核對過，都「沒錯」，《明史》、《後綸扉尺牘》、《賜閒堂集》等都有溝口教授所引用的內容，整個串連起來讀似也流暢通順，但其間卻有一個老大問題：《後綸扉尺牘》一書，根本就不是申時行的著作！這部書信集，是在申時行致仕十六年之後才入閣的葉向高所寫的！
按，申時行，江蘇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狀元，於萬曆六年三月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十二年九月晉為首輔，至十九年九月致仕，後於萬曆四十二年以八十高齡卒於家中。[8]至於葉向高是福建福清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曾兩度為相：第一次是在萬曆卅五年五月晉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同年十一月入閣預機務，至四十一年方成為首輔，[9]但隨即於次年八月致仕。葉向高二度為相，則是在神宗崩後受光宗之召而起復（但光宗僅在位一月便卒），於天啟元年晉中極殿大學士而成為首輔，至天啟四年七月致仕。[10]從申時行與葉向高兩人的履歷來看，雖然兩人生存時期有重疊、都在萬曆朝當過內閣首輔、也會在執政上遇到差不多的窘境，但他們兩個畢竟不是同一人；把葉向高書信中的語句拿來作為申時行的自辯，真的是錯到了爪哇國－－這令人不禁要問：鼎鼎大名的溝口教授，怎麼會犯這種令人絕倒的「引文錯誤」啊？！
以筆者愚見，「書名類同」應該是最大的原因：申時行著有《綸扉簡牘》，共十卷，而葉向高之《後綸扉尺牘》也是十卷；至於兩本書的內容，是申、葉兩人各自為相期間，寫給各種官宦友人論及時政的書信（說實在的，光看書名，很可能會以為後者是前者的「續編」）。諒是由於這兩本書的書名甚至連內容都很像，造成混淆，才會使溝口教授用錯書了。但光是這麼解釋，還不足以盡其中舛誤之所來。當溝口教授在〈東〉文中引用《後綸扉尺牘》等書內容時，標示引文的始末是使用引號，亦即溝口教授是照書直錄（將原書的中國古文譯為日文），而非憑記憶下筆、或經己意改寫。但要忠實引用《後綸扉尺牘》中的語句，當然是得找一本《後綸扉尺牘》來不可；可是，當溝口教授在檢索圖書目錄、與開始在《後綸扉尺牘》中尋找可用材料時，應該會有多次看到該書的作者是「葉向高」才對啊？[11]溝口教授怎麼會無視於此？當真是個不可解謎。抑或：溝口教授在寫〈東〉文時，是將一部分蒐集資料的工作交給他指導的學生、是「別人」犯的錯？但無論蒐集資料的人是誰，身為唯一標出姓名的「作者」，在發表之前，溝口教授總該把自己的文章，包括各處引文的出處都好好核實一遍才是；若是他在「後製作」的部分有多費點心思，應該就會發現這個錯誤了。而據林右崇先生所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一書附錄二、溝口教授為〈東〉文所寫的後跋中有提到：「本文的完成，得力於佐伯有一氏等本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譯注）明代研究班諸位先進的援助頗多……又，承蒙佐伯氏欣然答應筆者厚顏的要求，為本文做了二校，並對文中立論不周全之處、以及錯誤的記述、乃至筆者思慮所不及處，給予許多教示；然而遺憾的是，受限於二校已無修正補充的篇幅，而不得不止於局部的改寫。」[12]－－筆者查網路上的資料，當溝口教授於1978年發表〈東〉文時，佐伯有一氏亦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1974~76年任所長）[13]；然佐伯氏雖為〈東〉文做了二校，並對文中「錯誤的記述」等有所教示，但就連他也沒瞧出誤引《後綸扉尺牘》的大毛病。〈東〉文由完成到發表，除了作者和校對者，「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對將於自身刊物上面世的文章，總該還有一兩 位專家等級的學者審閱過才是（姑不論是否外聘、獨立的審稿人）。可經過這麼些人的法眼過濾，還是沒有發現這誇張的「引文錯誤」，真是令人扼腕。不過：溝口教授（或其他人）在〈東〉文發表之前，真的是沒有發現「引文」有出錯嗎？關於這點，筆者發現有令人不得不生疑的蹊蹺之處，茲述於下：
為了瞭解〈東〉文最初發表時的本始樣貌，筆者在臺灣大學圖書館檢視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於昭和五十三年三月出版之《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七十五冊，〈東〉文刊於該冊第一一一頁至三四一頁。就該冊中所見，〈東〉文除了前言、正文八節與結論、注釋等之外，文末還有三種附表。[14]附表一、二是將《東林列傳》、《東林黨人榜》等舊籍文獻中有列其名的東林派人士依出身省份籍貫、生卒年與科舉中試年份等資料列表。「附表三」則是將這些東林派人士的著作列表。[15]照理說，〈東〉文第三節中既然有十一處引用了《後綸扉尺牘》中的文句，那麼「附表三」之中就應該有列出此書才對，但怪就怪在這裡：「附表三」中找不到有《後綸扉尺牘》這個書名。查「附表三」中有列出申時行之十餘種著作，包括《召對錄》與《綸扉簡牘》、《綸扉奏草》等，但沒有《後綸扉尺牘》。[16]「附表三」亦有葉向高之名，並列出他有《蒼霞草》等十來種自著或編、共撰之著作與單篇文章之名，但乍看之下竟也沒有《後綸扉尺牘》[17]－－筆者再仔細核對後發現：倒也不能說該表中全無《後綸扉尺牘》存在的餘地，只不過它被「隱形」了－－在〈東〉文「附表三」中所列葉向高著作中，除去其所編、共撰之著作與單篇文章以外，還有兩部是純出於葉向高自撰的著作，一部為：「蒼霞草20．續22．余草14．奏草30．他32」、另一部為「蒼霞草12」[18]；而在「附表三」下半所列日本的五處機構中，只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是同時典藏有葉向高的這兩部著作。於是筆者去查昭和五十四年三月出版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目錄」，此書第五一八頁所載葉向高著作兩部，其記載的內容分別是：「蒼霞草十二卷」，以及「蒼霞草二十卷詩八卷餘草十四卷續草二十二卷綸扉奏草三十卷續奏草十四卷後綸扉尺牘十卷」。比對之後便知：〈東〉文「附表三」中的那個「他32」，便是包含「詩八卷」、「續奏草十四卷」，以及「後綸扉尺牘十卷」－－製表者以「包裹」方式讓《後綸扉尺牘》混在表中而不現其名，這本來也沒什麼；但若與正文中誤將此書當成是申時行所著的情形湊在一塊來看，就顯得像是出於「心虛」的作為：因為若將《後綸扉尺牘》明白列於葉向高名下，那麼當記性還不差的讀者在看「附表三」時、要是想起正文中明明是把這本書當成申時行所著，那可就要抓包了。在文章裡引用一本書的內容這麼多次，末了卻怕人發現真正的作者是誰，只好含糊曰「他」以蒙混過去，無奈也。但「附表三」中的這一手，又是誰的作為呢？按，溝口教授為〈東〉文所寫的後跋中有言：「受限於二校已無修正補充的篇幅，而不得不止於局部的改寫」[19]－－會不會是當他赫然發現《後綸扉尺牘》並非申時行著作之時，「截稿日期」已經到了，他既來不及將有問題的部分改寫修正、又捨不得將這一大段讀起來頗流暢的文字乾脆刪汰，結果就這麼將錯就錯送出門付梓？抑或：為〈東〉文蒐集資料與製作附表者，都是溝口教授的某位學生，這位弟子生怕自己先前之失造成老師「引文錯誤」之事影響前程、於是乾脆在製作附表時硬是不讓《後綸扉尺牘》出現；而溝口教授對這其中來龍去脈一概都不知、純是個「受害者」……？筆者不是學術圈中人、沒門路去探究內情，這幾十年前的往事，說實在眼下也難以追溯出真相。到底這「引文錯誤」是誰造成？說不定，只有「古人」才知道了。但責任該當由誰來擔這點，不消說，「作者」是沒得旁貸的。
除了在《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七十五冊上發表的日文原作，在林右崇先生、龔穎女士各自的中譯版本之中，一樣有將《後綸扉尺牘》誤當作申時行手筆的問題；雖然這是承襲「原文」而來，但「譯者」是否就全然無責任呢？在林右崇先生所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一書之末，有一篇〈譯後記〉，林右崇先生自道翻譯是書時，「且幸一有作者溝口雄三先生、二有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永堂先生……或為之訂正引用文獻出典原文、或為之剖析疑惑，擔當翻譯諮商的顧問」；林右崇先生並有云其：「為了確實掌握原著論述精神，隨時就教於溝口氏與張氏二位先生」。[20]然筆者前面已提過，當初溝口教授在〈東〉文中引用《後綸扉尺牘》等書內容時，是將原書的中國古文譯為日文，並非照錄中文；而欲將這些已變成日文的「引文」回復到中國古文的原貌，沒有找來「原著」出典是辦不到的（任憑再怎麼學貫中日的專家學者也不可能）－－那林右崇先生是從哪兒得到「原著」來對照摘錄的？當溝口教授來臺講學時，總不可能把自己超過十年前所寫的文章引用過的原典出處筆記或影本等等資料都打包帶來臺灣吧？要之，在翻譯進行時〈東〉文中引用《後綸扉尺牘》之部分，若非林右崇先生自己去圖書館找來的，就是張永堂所長幫忙取得。可是，既已得見《後綸扉尺牘》原書，難道這兩位（或其一），也都沒注意到該書根本就不是申時行所寫的嗎？抑或這兩位已瞧出不對，但又不好讓溝口教授尷尬，只好「忠於原著」、而對「引文錯誤」一個字都不提？在林右崇先生之外，龔穎女士的譯本是晚幾年面世的：那麼龔女士在這些「引文」之處，是搭林先生譯本的「便車」而跟著也錯了？抑或龔女士自己有找來《後綸扉尺牘》原書對照過，但也沒注意到（或發現了而不提）該書並非申時行手筆之誤？關於大陸譯本翻譯的經過，龔女士並沒有寫個〈譯後記〉以誌其事，筆者也就不去作更多揣測了。要之：翻譯固然該當要忠實於原文，但若發現原作本來就有錯的話，加個譯注以說明端詳，縱使不免開罪於尚在世的作者，但其嘉惠學林以免貽誤之舉，相信是學界都會首肯的。可惜的是：林、龔兩位，在這一點上都無甚作為。
除了將《後綸扉尺牘》誤當作是申時行所著之外，〈東〉文還有兩處問題，也是和間接的「引文」有關係。其一是關於明代內閣「票擬」權的旁落。在筆者前面已引述的〈東〉文第三節中，溝口教授曾以申時行所著《召對錄》為據而寫道（據林右崇譯本）：
《召對錄》（尊經閣藏）是申時行親自執筆的與皇帝的對話紀錄；若就這個紀錄來看，他在皇帝面前唯唯諾諾（典型的YES MAN），一目了然。根據這個紀錄，無論是萬曆十五年顧憲成上奏的〈當今第一切務疏〉，或是十八年雒于仁上奏的〈獻四箴以諫疏〉，所有的上奏文都是皇帝「手授時行」而當場令其朗讀；這印證了上述他的說詞：「票擬」業已脫離他的權限範圍。[21]
筆者過去曾略讀過《召對錄》，因見了溝口教授的這段話，又把該錄找來再看一遍之後，不禁有個想法：當年溝口教授在寫〈東〉文時，恐怕並未真正靜下心來把《召對錄》中他提到的段落整個瞧仔細，才會如此遽斷、認為「票擬」業已脫離申時行的權限範圍。據《召對錄》中所記，[22]萬曆十五年三月十三日 ，神宗視朝後召三輔臣至暖閣[23]，「上（神宗）于袖中出二疏，手授時行，乃主事王德新、員外顧憲成疏也。先一日發閣擬票、傳旨欲處二臣。時行等皆擬罰俸」，但神宗認為顧憲成二人疏中所稱用人之事不是由他主張獨斷，「好生狂妄」，應該重懲，「先生每（筆者按：在此同「們」）擬的太輕，還改票來。」申時行一再勸神宗無需為此動怒辦人，但神宗還是認為彼等「沽名賣直的多，若不重處，不肯休歇」。申時行等還想進言，孰料神宗遽云：「先生每便將去改票來。」因神宗當時身子不快才剛癒可，未耐久坐，再多話恐皇上動了真怒反而更糟，申時行等只得叩頭退下。至於萬曆十八年正月初一 那次召對，申時行等四輔臣被召入毓德宮時，神宗先是抱怨自己因見了雒于仁疏中之「肆口妄言」而肝火復發，申時行等勸神宗保重無需在意，但「上以雒于仁本手授時行」，而申時行「方展疏，未及對」，神宗便對雒于仁所稱其好酒、好色等事自辯一番，末了交代「先生每將這本去票擬重處。」申時行依然使出水磨功夫，勸神宗姑且寬容不計較、「乃見聖德之盛」。惟神宗仍肝火未消，「朕氣他不過，必須重處。」申時行便云：「此本原是輕信訛傳，若將此本票擬處分，傳之四方，反當做實話了。」，勸神宗將此疏留中不發。經一番好說歹說，最後申時行提出，由閣臣傳話給雒于仁的上司、讓此人去任可也。神宗總算才首肯，「天顏稍和」－－從《召對錄》中的記載來看，神宗對顧、雒等人的上疏，始終都是要申時行等以「票擬」方式將處分的辦法呈上來；雖神宗有在票擬前就先指示要處分之舉、或認為申時行等擬的太輕，要「改票」，但這本就是皇帝的權力（否則「聖上」豈不是成了橡皮圖章？），也不能視之為剝奪閣臣「票擬」的權限－－要之：《召對錄》中明明多次提到「擬票」、「票擬」，但溝口教授在寫〈東〉文時卻似乎完全無視，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依筆者愚見：溝口教授諒是因有先入為主的看法才會如此；而這誤導其看法的來由，又是另一處「引文錯誤」所致。
在前引〈東〉文中關於「票擬」的那一段中，溝口教授於最末寫道：「這印證了上述他（筆者按：申時行）的說詞：『票擬』業已脫離他的權限範圍。」[24]這一句，在龔穎女士的譯本中是如此翻譯的：「這證明了前面他所講的“票擬”之權已從他手中被奪走了。」[25]按：〈東〉文的第三節中，除了提到《召對錄》的這一小段，並無他處言及「票擬」。溝口教授所謂「前面他所講的」云云，係出現在〈東〉文第二節中的一段；在此節開頭部分，溝口教授為說明宦官專橫奪權的情形，曾有如下之語（據林右崇譯本）：
就像當時的宰相之一申時行所述：「生，常語中貴曰：閣臣事權既盡歸六部，所職惟票擬耳。乃票擬又為公等所操」（後綸扉尺牘，卷七，答蔡元履）[26]
前面已說明過：《後綸扉尺牘》乃葉向高所著，非是出於申時行之手。溝口教授在〈東〉文第二節就已搞錯一次，把《後綸扉尺牘》當作是申時行的書信，因此他在第三節據《召對錄》的記載來談「票擬」的問題時，心中諒已先有了成見，才會無視於多次出現的「擬票」、「票擬」等語，進而作出錯誤的論述。不過，神宗在位時期很長，而葉向高在神宗、熹宗時期都曾當過內閣首輔，那麼《後綸扉尺牘》卷七中給蔡元履的這封信中所言，「中貴（宦官）」奪取「票擬」權力之事，是發生在何時呢？雖這點與溝口教授的文章主軸遠了些，但還是不妨說說。[27]
在《後綸扉尺牘》中所收的各篇書信，並沒有明確標示書寫的年月，故只能由內容去判讀推斷。不過關於「票擬」的問題，其實《明史．葉向高傳》已有言及；該傳中載，萬曆四十年時葉向高就屢欲求去而獲慰留，下文便有言：「先是，向高疾，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堅臥益久，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為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留。」－－葉向高雖稱病不入閣，但神宗還是派人把章奏送到葉向高家，讓他「即家擬旨」，「票擬」依舊由內閣進行。而當天啟元年十月，葉向高受召還朝再度出任首輔之初，即有進言：「臣事皇祖（神宗）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可，臣力爭，皇祖多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虛懷恭己，信任輔臣，然間有宣傳滋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等擬上。」由本傳中的記載即可明白見出：當葉向高在萬曆朝入閣時，神宗始終「章奏必發臣擬」，「票擬」之權並未旁落。由此可知，《後綸扉尺牘》卷七中給「蔡元履」而提及票擬之事的那封信，必定是葉向高在天啟年間二度為相時所寫；而這封信中有言：「生（葉向高自謂）受事年餘」，故此信當作於天啟二年十月以後、時葉向高復相已超過一年－－當天啟元年十月，葉向高上言冀請熹宗「凡事令臣等擬上」，熹宗還「優旨報聞」[28]，但不過年餘，「票擬」便為宦官所操縱；其中的原因，便在於權閹魏忠賢的崛起。當天啟元年五月，司禮監掌印太監盧受被罷，熹宗本是任命還算正直的太監王安接任此職；但魏忠賢的心腹王體乾覬覦此位，魏忠賢便設計使王安落職且發配南海子充當淨軍，讓王體乾當上司禮監掌印，進而又於當年九月二十四日 將王安縊死。[29]當葉向高剛還朝之際，諒已注意到魏忠賢的野心，才會一來便強調「票擬」之權。但魏忠賢已能操縱熹宗，又將司禮監納入掌握，葉向高根本無計可施。[30]雖年餘之間朝廷對待閣臣還算「禮貌未失」，但葉向高等已被架空，成了花瓶內閣，才會屢對宦官說出「乃票擬又為公等所操」的自嘲之語。到了天啟四年中，因有誤傳得罪魏忠賢之御史林汝翥是葉向高之甥，竟致「群奄」包圍葉向高的宅邸大聲鼓譟要討人；這下連基本禮貌都沒了，再不走人簡直就是無恥，葉向高終於在當年七月請辭獲准、致仕而去。[31]
「票擬」權力落入宦官之手的時期，是在熹宗而非神宗朝。在溝口教授的文章中，緣於誤將《後綸扉尺牘》當成出於申時行之手、復未詳讀《召對錄》的記載，才會誤認為申時行擔任首輔時，「票擬」業已脫離其權限範圍。在〈東〉文之中，權力與政治的角鬥也是重點之一，故此事不可不明辨。接下來筆者要談〈東〉文之中的另一個問題：在述及萬曆朝「礦稅」之事時的一處錯誤，係源自對中國古文的解讀錯誤而來。所謂「礦稅」，乃自萬曆二十四年六月開始，神宗在各路奸宄奏請聲稱挖掘金銀礦可濟國用之下，派人四出開採的一場大災難。自神宗下命開礦，原奏請者與監督開礦的宦官便仗著皇命四出擾民搜刮財貨，鬧得天怒人怨；雖曾有諸多臣子亟言諫止，惟財迷的神宗根本不理會，甚至屢次懲處進諫者。但後來卻曾有一次，神宗因病而主動要廢除「礦稅」；這段經過，在溝口教授〈東〉文的第二節中是如此敘述的（據林右崇譯本）：
其中，根據〈沈一貫傳〉的記載，萬曆三十年二月，病情遽然惡化的神宗意外地在病床召見沈一貫，遺言廢止礦稅。當夜，閣臣九卿蜂擁而至朝房，一旦使者捧著神宗的（廢止礦稅的）詔書來到，眾人齊聲歡呼。然而，翌日病情略有起色，神宗心萌悔意，企圖撤回昨夜之言；於是深解其意的中使二十餘人赴閣中取消前諭，擬追回詔書。沈一貫拒之，中使遽然出手賞其耳光，血注不止；沈一貫心生惶恐，交回詔書……。[32]
上開這一段的最末一句，在龔穎女士的譯本中是作：「一貫拒之，却被中使毆打面頰，血流滿面。一貫無奈急忙奉還詔書。」[33]既有林、龔兩位的譯文可對照，筆者不得不相信他們翻得沒錯：在溝口教授的原文中，真是稱沈一貫因拒絕交出詔書而挨了耳光。關於「礦稅」與宦官向沈一貫討回詔書的經過，筆者過去也曾讀過《明史．沈一貫傳》中的相關部分；現下見到溝口教授的文章中竟有如斯之言、說真的是嚇了一大跳：明代宦官雖然為禍甚烈、得罪權閹者會被弄進牢裡拷打甚至喪命亦不足異；但宦官囂張到在大庭廣眾之下出手狠摑「內閣首輔」老大耳刮子、還打到見血，這等事即便是「立皇帝」劉瑾或「九千歲」魏忠賢怕也沒幹過，實在是駭人聽聞。那麼，《明史．沈一貫傳》中記載此事時，到底是怎麼說的？原文如下：「一貫欲不予，中使輒搏顙幾流血，一貫惶遽繳入。」所謂「搏顙」，意思是「磕頭」。神宗派去向沈一貫討回詔書的那「中使二十輩（筆者按：連個叫得出名號的也無，顯見都是些小角色）」，因沈一貫不肯交出詔書，情急下竟一齊跪下猛磕頭、磕到幾乎出血；沈一貫見了這種陣仗，只得「投降」繳出詔書。這班「中使」會如此哀求，非無因也。萬曆二十五年五月，時任刑部左侍郎之呂坤於乞休前曾上疏「陳天下安危」，其中就有提到：「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福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眾，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憸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34]神宗根本不把這些「中使」當人看待，動不動就朝死裡打。被派來向沈一貫討詔書的這班人，自然明白萬歲爺的脾氣；若是不能完成使命，那就是非死不可、而且還會死得很難過。而沈一貫雖知「礦稅」之止事關天下生民，但當眼前有一堆人苦苦乞命，若還能堅持不給，那他的心可也就太硬了－－要之，溝口教授在將《明史．沈一貫傳》的中國古文轉述為日文時，弄錯了「搏顙」的意思；依筆者愚見，溝口教授很有可能是看錯了字，將「搏顙」誤認為「搏頰」，才會把場面角色反轉了：本是跪地磕頭如搗蒜的中使、竟發狠掌摑相國大人。這個錯亂雖說是由溝口教授而來，但翻譯其文章的林、龔二位都沒去查明原本「出典」中的用字文義；而曾為溝口教授進行二校之佐伯有一氏、以及在林右崇先生翻譯時訂正諮商過的張永堂所長，[35]也都沒有瞧出這個錯誤。說真的筆者覺得，在「作者」之外，實在還有他人亦不能完全免責也。
－－筆者在溝口教授的〈東〉文中所見出的毛病，大致就如上述。說起來，以溝口教授的諸多著述及學術成就，一篇文章中的些許謬誤，也不致對其貢獻造成什麼負面影響。[36]不過，有些話筆者還是忍不住得說：像溝口教授僅因《召對錄》所記申時行與神宗對話的紀錄，便將他當成是「唯唯諾諾」、「典型的YES MAN」，這樣的看法未免太過「簡單」。誠如葉向高在《後綸扉尺牘》中所言：「縉紳間，動說江陵。不知江陵操人主之權，三代而下，惟霍子孟與此公兩人耳。豈今日之事所可擬哉。」申時行雖是在張居正逝後不久便登上首輔之位（中間隔了做不到一年的張四維）、也有好幾年親炙張居正的治國手腕，但當他晉身「一人之下」時，所面對的可已不是沖齡即位、只能按大學士票擬「描紅」一番的幼主，而是個自有主張、又漸染上些不良習慣的盛氣青年。申時行既無張居正那般宛若「亞父」的受倚重尊崇，他所能施為的空間便很有限：只能盡力彌縫、以和為貴，避免與消弭君臣間的衝突隔閡；期盼有朝一日「聖意」可迴、皇上能朝著正道走。當他面對神宗欲處分顧憲成等人的場面，其柔軟姿態非僅是節節退縮，而是在竭盡所能保全正人、為國家留元氣－－筆者很希望，溝口教授在〈東〉文此段對申時行的判斷，僅是因倉促讀了《召對錄》才做出的小結，而不是真正的最終看法。若溝口教授竟不能看出申時行的用心，那筆者可就禁不住要懷疑：對於古代中國臣下事君之道的藝術，溝口教授到底能領會幾分？
關於〈東〉文錯誤之作者與譯者的責任，在上面已談過了；但說真的，「讀者」的問題恐怕更大－－在2007年4月28日 ，溝口教授接受訪談時曾提到，〈東〉文這篇論文發表後，「在東洋史研究領域得到了很好的評價」；於下溝口教授又提到，因此文之副標題為「前近代期中國思想的展開（上）」，結果導致「經常有國外的老師們在圖書館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下篇，所以經常有人來問我到底是怎麼回事。」[37]－－會問起「下篇」在哪裡，自然是因已讀了「上篇」之故。〈東〉文在日本國內外研究中國明代思想史的學者之間，該算得是一篇份量十足的名文，且其面世與翻譯皆蓋有年矣。照理說讀過〈東〉文的學界人士不在少數、且有相當比例應是啃慣「硬骨頭」的專家級學者。而問題也就在這裡：為什麼，這麼多學界人士讀過這篇文章，竟會沒有人發現諸如《後綸扉尺牘》之引文錯誤……？[38]這個現象，本身就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關於學術著作中的「引文」，筆者曾讀到一種頗有趣的說法：現今擔任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特聘教授之甯應斌先生（卡維波），曾撰有一篇文章，題為「甯應斌談人文碩士學位論文寫作」，在這篇文章中的「五、Documentation與引文」之第八條前半，甯教授是這麼說的：
很多人不明白引文的作用，所以對引文不加解釋或詮釋，就放在那裡。這是錯誤的。這需要好好解釋一下。引文是一篇論文中必要但卻不重要的東西。這怎麼說呢？引文可以跳過不讀！換句話說，如果讀者可以不讀你論文中的引文，而仍然理解整個論文，那麼你對引文的處理就做對了。為什麼可以不讀而還能理解，因為你在引文前後已經做了足夠的詮釋。那引文就只是擺擺樣子？對，沒錯。引文像什麼？就像在法庭電影裡看到的展示證物，那就是在法庭上拿出個證物，晃一晃，然後請列入記錄。大家根本不看證物也沒關係，因為那只是個必要的程序動作，只要證物是真的就行。不過舉證人不是只展示證物而已，而是同時要述說這個證物的意義（例如用它來證明什麼），這才重要。換句話說，重要的是舉證人給予證物的詮釋；這個詮釋和案情是相關的，因為舉證人必須說明這個證物對案情的蘊涵……。
在甯教授這篇文章最末，還有一段聲明：
我的立場是把碩士生培養成學院體制內的、具備學術專業規訓與技術的人，以中庸資質的研究生為假想對象……。換句話說，我講的就是一個（美式）學術生產線的基本規訓。這樣訓練出來的學生能操作學術體制的遊戲規則，可以在學術體制內生存。[39]
－－據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的資料，迄今甯教授已指導了九位碩士生完成學位論文，筆者相信其「引文可以跳過不讀」云云，絕不是隨便說說，而是甯教授在學術圈中歷練後的經驗之談、是真實的狀況；而且這種狀況非止於在近年的臺灣、乃是普世的現象，否則〈東〉文之錯誤早就該被發現了。對於「引文」（以甯教授之文章題目，限定於人文學科），學者已然有一種近乎內建的機制、一碰上就自動「跳過不讀」；這也就難怪長年以來都沒人瞧出其中有啥不對勁。而且越是鑽研高深、專精一門類的學者，這種「跳過不讀」的傾向恐怕就更顯著；反倒是學淺者甚至是門外漢，對「引文」之類的地方倒還可能睜大眼睛去看。蓋對專精之學者而言，在其領域內論文的那些「引文」恐怕有不少是其過去便曾讀過、甚且自己都引用過的，不去讀當然無妨；除非其出發點本就是要糾謬辨正，才會像在地雷陣中前進一般小心明察。專精之學者「看門道」，讀一篇文章主要是為其中特出的真知卓見、好比「舉證人給予證物的詮釋」，可以觸發自己更多思維；而「引文」本身，便在「選擇性注意力（selective attention）」的主導下給排除忽略了。至於不若專家之學子或一般讀者，對於知名學者的著作思辨能力又不夠，恐怕連想都沒想過「證物是真的」甚或是假的、錯誤的這種問題，不會去懷疑，自然也就看不出問題所在了。
關於溝口教授〈東〉文中的引文問題，雖是很不應該，但幸好非是無法補救的：像誤將《後綸扉尺牘》當成申時行手筆而引用的部分，其實可以保留不動，只要另行標明是出於葉向高，並對一些文句做修改，便可簡要呈現萬曆迄天啟間內閣首輔執政之窘境與權限旁落的概況；可惜溝口教授已然謝世，若有其高足能為之筆削，就可把這部分瑕疵救正過來。至於談及「票擬」與「搏顙」的部分，欲刪汰或改寫而維持文字流暢且符合史實，應該也非難事。不過，筆者真正擔心的是：在溝口教授其他的諸多著作文章中，究竟還有沒有類乎將「搏顙」誤認是「搏頰」、或是「票擬」權限旁落時段錯誤的問題？固然「引文可以跳過不讀」，但若在建構理論過程中所賴的「依據」解讀本即有誤，就可能引致理論架構中的缺陷，那或許就不是簡單修改一些小地方便能挽救的了。要之，不論〈東〉文本身日後會不會有人作進一步處理，若是要再度收入溝口教授的著作集中付梓，這些有問題的部分都該當有所說明，光放著不處理總是不好。就筆者所知見，近年間至少有一位學界人士便因溝口教授的〈東〉文、也跟著發生「引文錯誤」。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兼博士生導師之趙圓女士所撰〈說理財－－關于明清之際士人的一種言論的分析〉一文中，就有這麼一段：
萬曆朝申時行就曾抱怨道：“封疆大吏……無不請兵請餉，撫按與言官無日不請免加派。然則此物真從天降乎？從地出乎？司農真有點砂化鐵之術乎？”（《後綸扉尺牘》卷七《答蔡元履》，轉引自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中譯本第374頁，中華書局，1997）[40]
幸好，趙圓女士有按照「轉引」的規矩、說明白當初她是從哪得來的二手資料，否則這錯誤就只能記在她自己帳上了。在〈東〉文中的不察，多年後都還能導人出偏。這讓人不禁喟嘆：「引文」之為物，到底還有多少人在細看呢？
在溝口教授的諸多著述中，1978年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之《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七十五冊發表的〈いわゆる東林派人士の思想－－前近代期における中國思想の展開（上）〉一文，可說是其學術生涯前期中的一篇相當重要的論文。就筆者所知見，這篇論文曾兩度被譯為中文。第一次是在臺灣，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國立編譯館初版、林右崇先生所譯溝口教授著作《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一書中，此文被列為第三章，標題譯作〈所謂「東林派人士」的思想－－中國思想在「前近代期」的展開〉。第二次是在大陸，收錄於1997年10月中華書局第1版，索介然先生、龔穎女士所譯溝口教授著作《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一書中；此書內容分兩部分，前半係索介然先生所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後半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龔穎女士所譯，標題譯為〈所謂東林派人士的思想－－前近代時期中國思想的發展變化〉。[5]關於這兩位譯者，龔穎女士有日本東北大學的思想史博士學位，已於2004年去世之林右崇先生也曾在日本東京大學及大東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班研究過、且因其譯著而獲得1995年文建會主辦之國家文藝獎最佳日文翻譯獎，[6]其譯作的專業與正確性基本上應該都不成問題。筆者於下所要探討的，是溝口教授原著中即有的錯誤，但為了方便起見，所引的是林右崇先生譯本的內容。復因溝口教授原作中有問題的部份涵蓋範圍還不小，故筆者要將這整個大段落迻錄於下，而不將錯誤之處分條列出，以見原作之貌。
在林右崇先生所譯〈所謂「東林派人士」的思想－－中國思想在「前近代期」的展開〉（以下簡稱〈東〉文）這篇論文第三節，林先生賦予此節原作中並無的標題：「『鄉村主導權』對『國家主導權』之抗爭」。本節起迄係由該書第187頁至199頁，筆者將引係自194頁至197頁的內容。此節意旨於開頭第一句已揭櫫，係闡述「明朝專制體制下『舊』與『新』的對立」；由張居正的「奪情」事件、張居正與東林派祁彪佳在「減免租稅」上引發的對立等論起，接著談到在張居正之後繼任內閣首輔之申時行遭時人批為「專斷」之事。在溝口教授的論文中，有如下的敘述（據林右崇先生譯本）：
在東林書院與顧憲成同居講席主位的錢一本（東林學案，錢一本傳），他之所以疏劾張居正之後繼任宰相職位的申時行：「今（朝廷之政）一出時行專斷。皇上斷者十一，時行斷者十九。……（嚴）嵩之鑒不遠，而居正踏之；居正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踏之。……前之政自居正總之，今之政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故也……願陛下勿以國本為兒戲」（明史，卷二三一，錢一本傳），或可說是這個主導權之爭使然。
在此，附帶說明所謂申時行的「專斷」如下：
就他（申時行）自身的眼光來看：「縉紳間，動說江陵。不知江陵操人主之權，三代而下，惟霍子孟（霍光）與此公兩人耳。豈今日之事所可擬哉」（後綸扉尺牘，卷七，答蔡元履），「今之閣臣，毫無事權。……其去前代宰相，何啻天淵。而前代宰相非其君之信任，亦不能有所為也。而況于今日哉」（同上，卷六，答高同守），「古之宰相，職任雖尊，亦必人主委寄信任，乃能有為。……今閣臣禮貌未失，而請一事言一人，唇敝舌焦，猶不能得。……旨意皆出內傅」（同上，卷七，答蔡元履、又）。上述的自訴說明了，他既無江陵（即張居正）的強大權限，而且又無皇帝的委任；權限似乎完全落在宦官的手中，可說是絕無「時行斷者十九」的情事。
根據他（申時行）的記載：「主上，聰明英毅，事欲獨斷專決，而少有猜疑。嚮以章疏煩多，議論龐雜，至忤旨觸怒，遂乃決裂否鬲。諸所獻納，如水投石矣。……如冊立一事，舉朝爭之而不行。……礦稅之不便，言者無慮千百，牢不可解（賜間堂集，卷三十八，答李桂亭巡撫），「至于建儲（冊立太子）大計，疏請面陳者十數，聖心已定，而紛紛之論不已。末乃歸罪于僕，至極口垂駡。僕之啣冤負謗久矣。今竟何如哉。……今海內之財力盡于礦稅，朝廷紀法，壞于中涓（宦官）。吳越之間，刻敝尤甚」（同上，答史念橋方伯）；專權完全落在皇帝及其內侍集團，身為宰相的他則不當地蒙受專橫之謗。縱使這是他的主觀說詞，看來似乎不離事實；他對顧憲成辯解：「招權、納賄、妒賢、嫉能、欺公、壞法之事（對自己的惡評），蓋亦深懲切戒，……何至如諸公所言」（同上，賀顧涇陽少卿），又對鄒元標訴苦：「九年之中，僕所操持而設施者，可指數也。而言者相與訶斥曰權奸、曰貪肆。僕……有死不服者矣」（同上，答鄒南皐吏部）等等，言詞語氣之間，與其說是強辯，毋寧說是出自萬般無奈的心情。《召對錄》（尊經閣藏）是申時行親自執筆的與皇帝的對話紀錄；若就這個紀錄來看，他在皇帝面前唯唯諾諾（典型的YES MAN），一目了然。根據這個紀錄，無論是萬曆十五年顧憲成上奏的〈當今第一切務疏〉，或是十八年雒于仁上奏的〈獻四箴以諫疏〉，所有的上奏文都是皇帝「手授時行」而當場令其朗讀；這印證了上述他的說詞：「票擬」業已脫離他的權限範圍。
其間，「邊餉之欠，至二百萬……而關門之告芻糧者，又無日不至。是將如之何哉」（後綸扉尺牘，卷十，答王霽宇），又「封疆大吏……無不請兵請餉，撫按與言官無日不請免加派（增稅）。然則此物真從天降乎？從地出乎？司農真有點砂化鐵之術乎？」（同上，卷七，答蔡元履、又）。他可說是面對了邊餉的增大與民間的財力困乏這兩極的矛盾。又，「請餉事，僕之力已竭矣。發帑既難，而地方官又多怠玩，……門下之苦極矣」（同上，卷五，答王彭伯撫台），正說明了他不得不落入無可奈何的處境。面對「萬一敗壞，則必歸于某人之當國。是士大夫共享富貴、共討便宜，而千古惡名乃歸于生」（同上，卷十，答孫拱陽）這種倒霉事，他幾度請辭而不得。到了最後，基於下述的考慮，「加派之苦，人人言之。但兵戈未息，糧餉不支。司農束手無措。若併蠲之，則唯有坐視共敗而已。夫加派出于田畝。有田之家力能增輸者，十有六七。所苦者，唯二三之窮民耳。然使禍亂不休，窮民，父母妻子不能自保，況于田廬，況于此數釐之加派乎。非不知蠲、此可以收民心。而勢出奈非」（同上，卷六，答胡泰六），於是他實行增稅，造成集民怨於一身的結果。我們只能說，他的立場實在值得同情。
對申時行而言，他並不像張居正那樣具有積極發揮國家主導權的意圖，他只是站在擔當國政的宰相立場，盡力執行皇帝方面的政策而已。原來他本身就像下文所述：「生家薄田僅有數百畝。亦為旱魅所困。業告小孫。但小有贏餘，即捐以濟人，無奈何，則賣產賑濟，亦當不吝也」（同上，卷九，與潘太一太守），他在鄉村的作風，至少在表面上與東林派人士並無差異。不過，他只是自行其是地「以天下之公心，處天下之公事」（賜間堂集，卷三，答王含宇南科十八）而已。因此，後來他在辭官後，書寄東林派當時的宰相葉向高云：「別諭歸柄六曹。夫閣臣之參機密，自永樂以來二百餘年，天下之政出于一。……所貴，擇人而任之，王上虛己而聽之，自可興化致理。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則意見紛出，事權渙散，其勢必不能相安。此亦公有激而言，非僕所知也」（賜間堂集，卷三十八，答葉台山相公）；不過，他之所以贊同強化宰相權，而且給予忠告，與其說是基於積極推動國家主導權的考慮，不如說是基於經驗的認識，視其（強化宰相權）為突破困境的必要條件。早在任職中，他就接到白省庵其人的忠告：「兄，知天下所以亂乎？蓋宰相無權，六部各行其私，無人管束。如人家無家督、子弟奴僕皆為所欲為。安得不亂。今欲反之，非收權不可」（後綸扉尺牘，卷六，答周寅所）；至於站在宰相的立場，他眼中的六部諸臣則是：「論利害，則共扯閣臣于事中，惟恐其有一毫之推委；論事權，則共擯閣臣于事外，惟恐其有一毫之干涉。閣臣既不能主張，而聽之六曹；六曹又不能主張，而聽之台省。台省又不能同心，而各以其私互相排擊」（同上，卷一，答蔡元履），可說是毫無責任而任意非為；因此在職中面對自己權限的軟弱，他的感受或可以「切齒扼腕」來形容。他為了強化內閣的權限而積極活動，是不難想像的。這就是他被稱為「時行斷者十九」的根據。但是如上述所見，這是並無實據的非難……。
－－在林右崇先生的這幾段譯文中，小問題不少：譬如將申時行的著作《賜閒堂集》譯為《賜間堂集》；固然「間」、「閒」二字舊時可通用，溝口教授的原文亦以漢字標作《賜間堂集》，但既是譯回中文，自然是該照此書本貌，標為《賜閒堂集》方是。另林右崇先生還有沒注意溝口教授原書的體例而生之誤：如其中標明書信出處（賜間堂集，卷三，答王含宇南科十八），應該是（賜間堂集，卷三十八，答王含宇南科）才對。會有此誤，諒因溝口教授原文標明出處時用的是雙行小字，結果「賜間堂集，卷三」與「答王含宇南科」併列在同一行之末，而「十八」則出現在次行開頭；林右崇先生大概是太過直腸子，不曉得要轉彎，才會沒注意到這體例而生誤、嗣後校對也沒發現更正。其他還有一些漏字、錯字的問題（例如將「主上」誤為「王上」），可能是出於手民之誤兼以校讎不精，筆者就姑置不論。以上這些都還是小事，重點乃在於溝口教授原作中即有的「引文」問題。
上引〈東〉文第三節文句中，用了諸如《明史》、《後綸扉尺牘》、《賜閒堂集》[7]、《召對錄》等的內容，來展現身任內閣首輔的申時行成為「夾心餅乾」、權柄受限兼詬詈集於一身之無奈。欲使讀者瞭解申時行當日的難處，來自各種古籍之引文當然是必賴的依據，而問題就出在這裡：上引〈東〉文第三節文句中所標示的引文出處，筆者都一一去找書來核對過，都「沒錯」，《明史》、《後綸扉尺牘》、《賜閒堂集》等都有溝口教授所引用的內容，整個串連起來讀似也流暢通順，但其間卻有一個老大問題：《後綸扉尺牘》一書，根本就不是申時行的著作！這部書信集，是在申時行致仕十六年之後才入閣的葉向高所寫的！
按，申時行，江蘇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狀元，於萬曆六年三月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十二年九月晉為首輔，至十九年九月致仕，後於萬曆四十二年以八十高齡卒於家中。[8]至於葉向高是福建福清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曾兩度為相：第一次是在萬曆卅五年五月晉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同年十一月入閣預機務，至四十一年方成為首輔，[9]但隨即於次年八月致仕。葉向高二度為相，則是在神宗崩後受光宗之召而起復（但光宗僅在位一月便卒），於天啟元年晉中極殿大學士而成為首輔，至天啟四年七月致仕。[10]從申時行與葉向高兩人的履歷來看，雖然兩人生存時期有重疊、都在萬曆朝當過內閣首輔、也會在執政上遇到差不多的窘境，但他們兩個畢竟不是同一人；把葉向高書信中的語句拿來作為申時行的自辯，真的是錯到了爪哇國－－這令人不禁要問：鼎鼎大名的溝口教授，怎麼會犯這種令人絕倒的「引文錯誤」啊？！
以筆者愚見，「書名類同」應該是最大的原因：申時行著有《綸扉簡牘》，共十卷，而葉向高之《後綸扉尺牘》也是十卷；至於兩本書的內容，是申、葉兩人各自為相期間，寫給各種官宦友人論及時政的書信（說實在的，光看書名，很可能會以為後者是前者的「續編」）。諒是由於這兩本書的書名甚至連內容都很像，造成混淆，才會使溝口教授用錯書了。但光是這麼解釋，還不足以盡其中舛誤之所來。當溝口教授在〈東〉文中引用《後綸扉尺牘》等書內容時，標示引文的始末是使用引號，亦即溝口教授是照書直錄（將原書的中國古文譯為日文），而非憑記憶下筆、或經己意改寫。但要忠實引用《後綸扉尺牘》中的語句，當然是得找一本《後綸扉尺牘》來不可；可是，當溝口教授在檢索圖書目錄、與開始在《後綸扉尺牘》中尋找可用材料時，應該會有多次看到該書的作者是「葉向高」才對啊？[11]溝口教授怎麼會無視於此？當真是個不可解謎。抑或：溝口教授在寫〈東〉文時，是將一部分蒐集資料的工作交給他指導的學生、是「別人」犯的錯？但無論蒐集資料的人是誰，身為唯一標出姓名的「作者」，在發表之前，溝口教授總該把自己的文章，包括各處引文的出處都好好核實一遍才是；若是他在「後製作」的部分有多費點心思，應該就會發現這個錯誤了。而據林右崇先生所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一書附錄二、溝口教授為〈東〉文所寫的後跋中有提到：「本文的完成，得力於佐伯有一氏等本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譯注）明代研究班諸位先進的援助頗多……又，承蒙佐伯氏欣然答應筆者厚顏的要求，為本文做了二校，並對文中立論不周全之處、以及錯誤的記述、乃至筆者思慮所不及處，給予許多教示；然而遺憾的是，受限於二校已無修正補充的篇幅，而不得不止於局部的改寫。」[12]－－筆者查網路上的資料，當溝口教授於1978年發表〈東〉文時，佐伯有一氏亦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1974~76年任所長）[13]；然佐伯氏雖為〈東〉文做了二校，並對文中「錯誤的記述」等有所教示，但就連他也沒瞧出誤引《後綸扉尺牘》的大毛病。〈東〉文由完成到發表，除了作者和校對者，「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對將於自身刊物上面世的文章，總該還有
為了瞭解〈東〉文最初發表時的本始樣貌，筆者在臺灣大學圖書館檢視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於昭和五十三年三月出版之《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七十五冊，〈東〉文刊於該冊第一一一頁至三四一頁。就該冊中所見，〈東〉文除了前言、正文八節與結論、注釋等之外，文末還有三種附表。[14]附表一、二是將《東林列傳》、《東林黨人榜》等舊籍文獻中有列其名的東林派人士依出身省份籍貫、生卒年與科舉中試年份等資料列表。「附表三」則是將這些東林派人士的著作列表。[15]照理說，〈東〉文第三節中既然有十一處引用了《後綸扉尺牘》中的文句，那麼「附表三」之中就應該有列出此書才對，但怪就怪在這裡：「附表三」中找不到有《後綸扉尺牘》這個書名。查「附表三」中有列出申時行之十餘種著作，包括《召對錄》與《綸扉簡牘》、《綸扉奏草》等，但沒有《後綸扉尺牘》。[16]「附表三」亦有葉向高之名，並列出他有《蒼霞草》等十來種自著或編、共撰之著作與單篇文章之名，但乍看之下竟也沒有《後綸扉尺牘》[17]－－筆者再仔細核對後發現：倒也不能說該表中全無《後綸扉尺牘》存在的餘地，只不過它被「隱形」了－－在〈東〉文「附表三」中所列葉向高著作中，除去其所編、共撰之著作與單篇文章以外，還有兩部是純出於葉向高自撰的著作，一部為：「蒼霞草20．續22．余草14．奏草30．他32」、另一部為「蒼霞草12」[18]；而在「附表三」下半所列日本的五處機構中，只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是同時典藏有葉向高的這兩部著作。於是筆者去查昭和五十四年三月出版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目錄」，此書第五一八頁所載葉向高著作兩部，其記載的內容分別是：「蒼霞草十二卷」，以及「蒼霞草二十卷詩八卷餘草十四卷續草二十二卷綸扉奏草三十卷續奏草十四卷後綸扉尺牘十卷」。比對之後便知：〈東〉文「附表三」中的那個「他32」，便是包含「詩八卷」、「續奏草十四卷」，以及「後綸扉尺牘十卷」－－製表者以「包裹」方式讓《後綸扉尺牘》混在表中而不現其名，這本來也沒什麼；但若與正文中誤將此書當成是申時行所著的情形湊在一塊來看，就顯得像是出於「心虛」的作為：因為若將《後綸扉尺牘》明白列於葉向高名下，那麼當記性還不差的讀者在看「附表三」時、要是想起正文中明明是把這本書當成申時行所著，那可就要抓包了。在文章裡引用一本書的內容這麼多次，末了卻怕人發現真正的作者是誰，只好含糊曰「他」以蒙混過去，無奈也。但「附表三」中的這一手，又是誰的作為呢？按，溝口教授為〈東〉文所寫的後跋中有言：「受限於二校已無修正補充的篇幅，而不得不止於局部的改寫」[19]－－會不會是當他赫然發現《後綸扉尺牘》並非申時行著作之時，「截稿日期」已經到了，他既來不及將有問題的部分改寫修正、又捨不得將這一大段讀起來頗流暢的文字乾脆刪汰，結果就這麼將錯就錯送出門付梓？抑或：為〈東〉文蒐集資料與製作附表者，都是溝口教授的某位學生，這位弟子生怕自己先前之失造成老師「引文錯誤」之事影響前程、於是乾脆在製作附表時硬是不讓《後綸扉尺牘》出現；而溝口教授對這其中來龍去脈一概都不知、純是個「受害者」……？筆者不是學術圈中人、沒門路去探究內情，這幾十年前的往事，說實在眼下也難以追溯出真相。到底這「引文錯誤」是誰造成？說不定，只有「古人」才知道了。但責任該當由誰來擔這點，不消說，「作者」是沒得旁貸的。
除了在《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七十五冊上發表的日文原作，在林右崇先生、龔穎女士各自的中譯版本之中，一樣有將《後綸扉尺牘》誤當作申時行手筆的問題；雖然這是承襲「原文」而來，但「譯者」是否就全然無責任呢？在林右崇先生所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一書之末，有一篇〈譯後記〉，林右崇先生自道翻譯是書時，「且幸一有作者溝口雄三先生、二有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永堂先生……或為之訂正引用文獻出典原文、或為之剖析疑惑，擔當翻譯諮商的顧問」；林右崇先生並有云其：「為了確實掌握原著論述精神，隨時就教於溝口氏與張氏二位先生」。[20]然筆者前面已提過，當初溝口教授在〈東〉文中引用《後綸扉尺牘》等書內容時，是將原書的中國古文譯為日文，並非照錄中文；而欲將這些已變成日文的「引文」回復到中國古文的原貌，沒有找來「原著」出典是辦不到的（任憑再怎麼學貫中日的專家學者也不可能）－－那林右崇先生是從哪兒得到「原著」來對照摘錄的？當溝口教授來臺講學時，總不可能把自己超過十年前所寫的文章引用過的原典出處筆記或影本等等資料都打包帶來臺灣吧？要之，在翻譯進行時〈東〉文中引用《後綸扉尺牘》之部分，若非林右崇先生自己去圖書館找來的，就是張永堂所長幫忙取得。可是，既已得見《後綸扉尺牘》原書，難道這兩位（或其一），也都沒注意到該書根本就不是申時行所寫的嗎？抑或這兩位已瞧出不對，但又不好讓溝口教授尷尬，只好「忠於原著」、而對「引文錯誤」一個字都不提？在林右崇先生之外，龔穎女士的譯本是晚幾年面世的：那麼龔女士在這些「引文」之處，是搭林先生譯本的「便車」而跟著也錯了？抑或龔女士自己有找來《後綸扉尺牘》原書對照過，但也沒注意到（或發現了而不提）該書並非申時行手筆之誤？關於大陸譯本翻譯的經過，龔女士並沒有寫個〈譯後記〉以誌其事，筆者也就不去作更多揣測了。要之：翻譯固然該當要忠實於原文，但若發現原作本來就有錯的話，加個譯注以說明端詳，縱使不免開罪於尚在世的作者，但其嘉惠學林以免貽誤之舉，相信是學界都會首肯的。可惜的是：林、龔兩位，在這一點上都無甚作為。
除了將《後綸扉尺牘》誤當作是申時行所著之外，〈東〉文還有兩處問題，也是和間接的「引文」有關係。其一是關於明代內閣「票擬」權的旁落。在筆者前面已引述的〈東〉文第三節中，溝口教授曾以申時行所著《召對錄》為據而寫道（據林右崇譯本）：
《召對錄》（尊經閣藏）是申時行親自執筆的與皇帝的對話紀錄；若就這個紀錄來看，他在皇帝面前唯唯諾諾（典型的YES MAN），一目了然。根據這個紀錄，無論是萬曆十五年顧憲成上奏的〈當今第一切務疏〉，或是十八年雒于仁上奏的〈獻四箴以諫疏〉，所有的上奏文都是皇帝「手授時行」而當場令其朗讀；這印證了上述他的說詞：「票擬」業已脫離他的權限範圍。[21]
筆者過去曾略讀過《召對錄》，因見了溝口教授的這段話，又把該錄找來再看一遍之後，不禁有個想法：當年溝口教授在寫〈東〉文時，恐怕並未真正靜下心來把《召對錄》中他提到的段落整個瞧仔細，才會如此遽斷、認為「票擬」業已脫離申時行的權限範圍。據《召對錄》中所記，[22]萬曆
在前引〈東〉文中關於「票擬」的那一段中，溝口教授於最末寫道：「這印證了上述他（筆者按：申時行）的說詞：『票擬』業已脫離他的權限範圍。」[24]這一句，在龔穎女士的譯本中是如此翻譯的：「這證明了前面他所講的“票擬”之權已從他手中被奪走了。」[25]按：〈東〉文的第三節中，除了提到《召對錄》的這一小段，並無他處言及「票擬」。溝口教授所謂「前面他所講的」云云，係出現在〈東〉文第二節中的一段；在此節開頭部分，溝口教授為說明宦官專橫奪權的情形，曾有如下之語（據林右崇譯本）：
就像當時的宰相之一申時行所述：「生，常語中貴曰：閣臣事權既盡歸六部，所職惟票擬耳。乃票擬又為公等所操」（後綸扉尺牘，卷七，答蔡元履）[26]
前面已說明過：《後綸扉尺牘》乃葉向高所著，非是出於申時行之手。溝口教授在〈東〉文第二節就已搞錯一次，把《後綸扉尺牘》當作是申時行的書信，因此他在第三節據《召對錄》的記載來談「票擬」的問題時，心中諒已先有了成見，才會無視於多次出現的「擬票」、「票擬」等語，進而作出錯誤的論述。不過，神宗在位時期很長，而葉向高在神宗、熹宗時期都曾當過內閣首輔，那麼《後綸扉尺牘》卷七中給蔡元履的這封信中所言，「中貴（宦官）」奪取「票擬」權力之事，是發生在何時呢？雖這點與溝口教授的文章主軸遠了些，但還是不妨說說。[27]
在《後綸扉尺牘》中所收的各篇書信，並沒有明確標示書寫的年月，故只能由內容去判讀推斷。不過關於「票擬」的問題，其實《明史．葉向高傳》已有言及；該傳中載，萬曆四十年時葉向高就屢欲求去而獲慰留，下文便有言：「先是，向高疾，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堅臥益久，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為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留。」－－葉向高雖稱病不入閣，但神宗還是派人把章奏送到葉向高家，讓他「即家擬旨」，「票擬」依舊由內閣進行。而當天啟元年十月，葉向高受召還朝再度出任首輔之初，即有進言：「臣事皇祖（神宗）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可，臣力爭，皇祖多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虛懷恭己，信任輔臣，然間有宣傳滋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等擬上。」由本傳中的記載即可明白見出：當葉向高在萬曆朝入閣時，神宗始終「章奏必發臣擬」，「票擬」之權並未旁落。由此可知，《後綸扉尺牘》卷七中給「蔡元履」而提及票擬之事的那封信，必定是葉向高在天啟年間二度為相時所寫；而這封信中有言：「生（葉向高自謂）受事年餘」，故此信當作於天啟二年十月以後、時葉向高復相已超過一年－－當天啟元年十月，葉向高上言冀請熹宗「凡事令臣等擬上」，熹宗還「優旨報聞」[28]，但不過年餘，「票擬」便為宦官所操縱；其中的原因，便在於權閹魏忠賢的崛起。當天啟元年五月，司禮監掌印太監盧受被罷，熹宗本是任命還算正直的太監王安接任此職；但魏忠賢的心腹王體乾覬覦此位，魏忠賢便設計使王安落職且發配南海子充當淨軍，讓王體乾當上司禮監掌印，進而又於當年
「票擬」權力落入宦官之手的時期，是在熹宗而非神宗朝。在溝口教授的文章中，緣於誤將《後綸扉尺牘》當成出於申時行之手、復未詳讀《召對錄》的記載，才會誤認為申時行擔任首輔時，「票擬」業已脫離其權限範圍。在〈東〉文之中，權力與政治的角鬥也是重點之一，故此事不可不明辨。接下來筆者要談〈東〉文之中的另一個問題：在述及萬曆朝「礦稅」之事時的一處錯誤，係源自對中國古文的解讀錯誤而來。所謂「礦稅」，乃自萬曆二十四年六月開始，神宗在各路奸宄奏請聲稱挖掘金銀礦可濟國用之下，派人四出開採的一場大災難。自神宗下命開礦，原奏請者與監督開礦的宦官便仗著皇命四出擾民搜刮財貨，鬧得天怒人怨；雖曾有諸多臣子亟言諫止，惟財迷的神宗根本不理會，甚至屢次懲處進諫者。但後來卻曾有一次，神宗因病而主動要廢除「礦稅」；這段經過，在溝口教授〈東〉文的第二節中是如此敘述的（據林右崇譯本）：
其中，根據〈沈一貫傳〉的記載，萬曆三十年二月，病情遽然惡化的神宗意外地在病床召見沈一貫，遺言廢止礦稅。當夜，閣臣九卿蜂擁而至朝房，一旦使者捧著神宗的（廢止礦稅的）詔書來到，眾人齊聲歡呼。然而，翌日病情略有起色，神宗心萌悔意，企圖撤回昨夜之言；於是深解其意的中使二十餘人赴閣中取消前諭，擬追回詔書。沈一貫拒之，中使遽然出手賞其耳光，血注不止；沈一貫心生惶恐，交回詔書……。[32]
上開這一段的最末一句，在龔穎女士的譯本中是作：「一貫拒之，却被中使毆打面頰，血流滿面。一貫無奈急忙奉還詔書。」[33]既有林、龔兩位的譯文可對照，筆者不得不相信他們翻得沒錯：在溝口教授的原文中，真是稱沈一貫因拒絕交出詔書而挨了耳光。關於「礦稅」與宦官向沈一貫討回詔書的經過，筆者過去也曾讀過《明史．沈一貫傳》中的相關部分；現下見到溝口教授的文章中竟有如斯之言、說真的是嚇了一大跳：明代宦官雖然為禍甚烈、得罪權閹者會被弄進牢裡拷打甚至喪命亦不足異；但宦官囂張到在大庭廣眾之下出手狠摑「內閣首輔」老大耳刮子、還打到見血，這等事即便是「立皇帝」劉瑾或「九千歲」魏忠賢怕也沒幹過，實在是駭人聽聞。那麼，《明史．沈一貫傳》中記載此事時，到底是怎麼說的？原文如下：「一貫欲不予，中使輒搏顙幾流血，一貫惶遽繳入。」所謂「搏顙」，意思是「磕頭」。神宗派去向沈一貫討回詔書的那「中使二十輩（筆者按：連個叫得出名號的也無，顯見都是些小角色）」，因沈一貫不肯交出詔書，情急下竟一齊跪下猛磕頭、磕到幾乎出血；沈一貫見了這種陣仗，只得「投降」繳出詔書。這班「中使」會如此哀求，非無因也。萬曆二十五年五月，時任刑部左侍郎之呂坤於乞休前曾上疏「陳天下安危」，其中就有提到：「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福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眾，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憸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34]神宗根本不把這些「中使」當人看待，動不動就朝死裡打。被派來向沈一貫討詔書的這班人，自然明白萬歲爺的脾氣；若是不能完成使命，那就是非死不可、而且還會死得很難過。而沈一貫雖知「礦稅」之止事關天下生民，但當眼前有一堆人苦苦乞命，若還能堅持不給，那他的心可也就太硬了－－要之，溝口教授在將《明史．沈一貫傳》的中國古文轉述為日文時，弄錯了「搏顙」的意思；依筆者愚見，溝口教授很有可能是看錯了字，將「搏顙」誤認為「搏頰」，才會把場面角色反轉了：本是跪地磕頭如搗蒜的中使、竟發狠掌摑相國大人。這個錯亂雖說是由溝口教授而來，但翻譯其文章的林、龔二位都沒去查明原本「出典」中的用字文義；而曾為溝口教授進行二校之佐伯有一氏、以及在林右崇先生翻譯時訂正諮商過的張永堂所長，[35]也都沒有瞧出這個錯誤。說真的筆者覺得，在「作者」之外，實在還有他人亦不能完全免責也。
－－筆者在溝口教授的〈東〉文中所見出的毛病，大致就如上述。說起來，以溝口教授的諸多著述及學術成就，一篇文章中的些許謬誤，也不致對其貢獻造成什麼負面影響。[36]不過，有些話筆者還是忍不住得說：像溝口教授僅因《召對錄》所記申時行與神宗對話的紀錄，便將他當成是「唯唯諾諾」、「典型的YES MAN」，這樣的看法未免太過「簡單」。誠如葉向高在《後綸扉尺牘》中所言：「縉紳間，動說江陵。不知江陵操人主之權，三代而下，惟霍子孟與此公兩人耳。豈今日之事所可擬哉。」申時行雖是在張居正逝後不久便登上首輔之位（中間隔了做不到一年的張四維）、也有好幾年親炙張居正的治國手腕，但當他晉身「一人之下」時，所面對的可已不是沖齡即位、只能按大學士票擬「描紅」一番的幼主，而是個自有主張、又漸染上些不良習慣的盛氣青年。申時行既無張居正那般宛若「亞父」的受倚重尊崇，他所能施為的空間便很有限：只能盡力彌縫、以和為貴，避免與消弭君臣間的衝突隔閡；期盼有朝一日「聖意」可迴、皇上能朝著正道走。當他面對神宗欲處分顧憲成等人的場面，其柔軟姿態非僅是節節退縮，而是在竭盡所能保全正人、為國家留元氣－－筆者很希望，溝口教授在〈東〉文此段對申時行的判斷，僅是因倉促讀了《召對錄》才做出的小結，而不是真正的最終看法。若溝口教授竟不能看出申時行的用心，那筆者可就禁不住要懷疑：對於古代中國臣下事君之道的藝術，溝口教授到底能領會幾分？
關於〈東〉文錯誤之作者與譯者的責任，在上面已談過了；但說真的，「讀者」的問題恐怕更大－－在
關於學術著作中的「引文」，筆者曾讀到一種頗有趣的說法：現今擔任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特聘教授之甯應斌先生（卡維波），曾撰有一篇文章，題為「甯應斌談人文碩士學位論文寫作」，在這篇文章中的「五、Documentation與引文」之第八條前半，甯教授是這麼說的：
很多人不明白引文的作用，所以對引文不加解釋或詮釋，就放在那裡。這是錯誤的。這需要好好解釋一下。引文是一篇論文中必要但卻不重要的東西。這怎麼說呢？引文可以跳過不讀！換句話說，如果讀者可以不讀你論文中的引文，而仍然理解整個論文，那麼你對引文的處理就做對了。為什麼可以不讀而還能理解，因為你在引文前後已經做了足夠的詮釋。那引文就只是擺擺樣子？對，沒錯。引文像什麼？就像在法庭電影裡看到的展示證物，那就是在法庭上拿出個證物，晃一晃，然後請列入記錄。大家根本不看證物也沒關係，因為那只是個必要的程序動作，只要證物是真的就行。不過舉證人不是只展示證物而已，而是同時要述說這個證物的意義（例如用它來證明什麼），這才重要。換句話說，重要的是舉證人給予證物的詮釋；這個詮釋和案情是相關的，因為舉證人必須說明這個證物對案情的蘊涵……。
在甯教授這篇文章最末，還有一段聲明：
我的立場是把碩士生培養成學院體制內的、具備學術專業規訓與技術的人，以中庸資質的研究生為假想對象……。換句話說，我講的就是一個（美式）學術生產線的基本規訓。這樣訓練出來的學生能操作學術體制的遊戲規則，可以在學術體制內生存。[39]
－－據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的資料，迄今甯教授已指導了九位碩士生完成學位論文，筆者相信其「引文可以跳過不讀」云云，絕不是隨便說說，而是甯教授在學術圈中歷練後的經驗之談、是真實的狀況；而且這種狀況非止於在近年的臺灣、乃是普世的現象，否則〈東〉文之錯誤早就該被發現了。對於「引文」（以甯教授之文章題目，限定於人文學科），學者已然有一種近乎內建的機制、一碰上就自動「跳過不讀」；這也就難怪長年以來都沒人瞧出其中有啥不對勁。而且越是鑽研高深、專精一門類的學者，這種「跳過不讀」的傾向恐怕就更顯著；反倒是學淺者甚至是門外漢，對「引文」之類的地方倒還可能睜大眼睛去看。蓋對專精之學者而言，在其領域內論文的那些「引文」恐怕有不少是其過去便曾讀過、甚且自己都引用過的，不去讀當然無妨；除非其出發點本就是要糾謬辨正，才會像在地雷陣中前進一般小心明察。專精之學者「看門道」，讀一篇文章主要是為其中特出的真知卓見、好比「舉證人給予證物的詮釋」，可以觸發自己更多思維；而「引文」本身，便在「選擇性注意力（selective attention）」的主導下給排除忽略了。至於不若專家之學子或一般讀者，對於知名學者的著作思辨能力又不夠，恐怕連想都沒想過「證物是真的」甚或是假的、錯誤的這種問題，不會去懷疑，自然也就看不出問題所在了。
關於溝口教授〈東〉文中的引文問題，雖是很不應該，但幸好非是無法補救的：像誤將《後綸扉尺牘》當成申時行手筆而引用的部分，其實可以保留不動，只要另行標明是出於葉向高，並對一些文句做修改，便可簡要呈現萬曆迄天啟間內閣首輔執政之窘境與權限旁落的概況；可惜溝口教授已然謝世，若有其高足能為之筆削，就可把這部分瑕疵救正過來。至於談及「票擬」與「搏顙」的部分，欲刪汰或改寫而維持文字流暢且符合史實，應該也非難事。不過，筆者真正擔心的是：在溝口教授其他的諸多著作文章中，究竟還有沒有類乎將「搏顙」誤認是「搏頰」、或是「票擬」權限旁落時段錯誤的問題？固然「引文可以跳過不讀」，但若在建構理論過程中所賴的「依據」解讀本即有誤，就可能引致理論架構中的缺陷，那或許就不是簡單修改一些小地方便能挽救的了。要之，不論〈東〉文本身日後會不會有人作進一步處理，若是要再度收入溝口教授的著作集中付梓，這些有問題的部分都該當有所說明，光放著不處理總是不好。就筆者所知見，近年間至少有一位學界人士便因溝口教授的〈東〉文、也跟著發生「引文錯誤」。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兼博士生導師之趙圓女士所撰〈說理財－－關于明清之際士人的一種言論的分析〉一文中，就有這麼一段：
萬曆朝申時行就曾抱怨道：“封疆大吏……無不請兵請餉，撫按與言官無日不請免加派。然則此物真從天降乎？從地出乎？司農真有點砂化鐵之術乎？”（《後綸扉尺牘》卷七《答蔡元履》，轉引自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中譯本第374頁，中華書局，1997）[40]
幸好，趙圓女士有按照「轉引」的規矩、說明白當初她是從哪得來的二手資料，否則這錯誤就只能記在她自己帳上了。在〈東〉文中的不察，多年後都還能導人出偏。這讓人不禁喟嘆：「引文」之為物，到底還有多少人在細看呢？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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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葉向高，《後綸扉尺牘》，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第6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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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著、梁實秋譯，《朱利阿斯．西撒》，台北：愛眉文藝出版社，1971。
二．近人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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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口述知識史》，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 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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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目錄》，京都市：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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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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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日本中國學研究的新視角－－當代漢學家溝口雄三的中國學研究〉，《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5：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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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溝口雄三〉，《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991.3：101-114。
林右崇
2000 《傳說恆春：軼聞與傳說》，臺中：白象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孫歌
2010 〈送別溝口雄三先生〉，《台灣社會研究》2010.9：441-481。
趙圓
2007 〈說理財－－關于明清之際士人的一種言論的分析〉，《西北師大學報（社會哲學版）》2007.1：1-9。
三．網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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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立情報學研究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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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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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論文寫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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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網站「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瀏覽 2013.10.22）
國家圖書館網站「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5mxqKw/webmge?Geticket=1（瀏覽 2013.10.25）
[9] 筆者按：據《明史．宰輔年表二》，原本之首輔朱賡於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去世，次輔李廷機亦於朱賡死前一個月即稱病杜門，好幾年不赴閣，惟因辭職未獲准而尚掛名。故前此已有數年時間葉向高其實是「獨相」、一人內閣。
[15] 筆者按：據該冊第二八九頁溝口教授於附表前的說明，附表三中所列僅以日本之「內閣文庫」、「尊經閣文庫」、「靜嘉堂文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等五處機構當時有典藏之本者為限。惟〈東〉文中不一定有引用之。
[20] 見該書第467、468頁。按：在林右崇先生翻譯溝口氏另一著作《做為「方法」的中國》（台北：國立編譯館，1999）一書開頭之作者經歷中有列出，溝口氏曾於1989年來臺灣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故林先生進行翻譯時可直接請教。
[27] 筆者按：《後綸扉尺牘》卷七中題為「答蔡元履」的信共有三封，前兩封接連出現，故第一封標為「答蔡元履」、第二封僅標為「又」；第三封與前兩封之間又隔了給其他人的好幾封信，故又是標為「答蔡元履」。上文提到葉向高寫道「乃票擬又為公等所操」云云的那封信是第二封，依溝口教授原文中的體例，應標示為「後綸扉尺牘，卷七，答蔡元履、又」才對。林右崇先生的譯本中，將「又」字誤連於下文的開頭；而龔穎女士的譯文裡，大概是將之當成冗字而刪去，連「又」都沒有了。
[36]但筆者也不能充內行：關於溝口教授的著作，筆者就只草草讀過〈東〉文而已；其他的部分是否也有諸如上述的弊病，筆者不知也。據前引史豔玲、張如意撰「日本中國學研究的新視角－－當代漢學家溝口雄三的中國學研究」一文中所云，溝口教授「很多作品被翻譯成了英文、法文、韓文和中文」；〈東〉文是否有英、法、韓文的譯本、或這些譯本中是否也有上開列舉的錯誤，已非語文能力差若筆者所能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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