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賜里名瓊林」獻疑(下)
17, May 2016 10:32
下篇：解構「御賜里名瓊林」
羅元信
關於「御賜里名瓊林」一事，筆者認為這是清代晚期才產生的說法，理由已說明於前。但提出這個看法，不可免地就會又導出兩個問題：第一、有什麼理由、為什麼要造出「御賜里名瓊林」這個說法？第二、「御賜里名瓊林」這個說法，是怎麼樣被「造」出來的？對於這兩個問題，筆者有一套想法；但欲解構存在已近兩百年的傳說，這中間的推導過程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完的。請讀者姑且捺著性子，往下看吧。
為了要讓討論更形具體，筆者要先對「御賜里名瓊林」這個說法的產生期間定出個時間上下限：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十四年（1834）之間。上限定為道光元年，因為在此年修成之「浯江瓊林蔡氏族譜」中尚未見到「御賜」一說。下限是道光十四年，乃基於周凱在道光十六年所作「金門志」序文中，提到林焜熿費時兩年完成該書（筆者按：林焜熿在「金門志凡例」第十一條中有自道，他在道光四、五年間已有自輯「滄洲彙草」二十卷；但此作今已不得見、也無從確定其中是否已有納入「御賜里名瓊林」一說，故筆者還是以其著手纂輯「金門志」之時間為準）。以下，筆者對「御賜里名瓊林」產生經過之想法，首先便是要去推敲在這段時間中，到底是什麼原因，使蔡氏宗族要將原本的「平林」改成「瓊林」？一旦能明瞭動機，那其間的一切行動就能得到合理的說明。雖然，筆者不可能「穿越」到過去目睹一切經過，但根據已知的事實，由中揣度「古人」的想法、進而復原出事件的原貌，這是可以辦得到的。雖說這樣的推導過程中，有時不免會因所能依據的材料有限，只能以推理補足闕漏未詳之處，或是仍會有無法確定的細節；在推論的過程中，有些地方或許也還未臻完善。但筆者相信，這比起前此因「相關史料記載相當錯亂」（郭哲銘先生語）而陷入的窘境，會是朝「真相」邁進更大的一步。冗言無需，請看端詳：
第一個問題－－在明、清兩代的金門，有一個現象，是過去很早就有人提過的：那就是明代時金門的科舉與文官人數多、也出過不少高官；但到清代就轉為由武弁出身、以武功獲致官爵者多。瓊林的蔡氏宗族，由明至清雖於文治、武功上都出過俊彥，但不能在同一個時段內兩全其美、畢竟還是一種缺憾。對於瓊林蔡氏宗族為什麼要造出「御賜里名瓊林」這個說法，筆者認為原因就在此：為了要「振興科舉」－－這個理由再正當不過、也是其全族的衷心殷盼；職是之故，會採取某些作為想要達成這種想望，實是合情合理的。
在本文中篇的開頭，筆者曾引述過楊天厚老師在「金門瓊林村『七座八祠』研究」一文中的統計，由明至清，瓊林蔡氏共出了六位進士、七位舉人、十六位貢生，稱得上科甲聯登。然而，這其中的「分布狀態」是很不均衡的：六位進士中有五位在明代、一位在清代；七位舉人中有三位在明代、四位在清代；十六貢生中有十二位在明代、四位在清代（據楊天厚老師文中「瓊林蔡氏進士名錄」等表，以下同）。那麼，由入清以迄道光元年的這段期間呢？各有幾位？
首先來看「貢生」。在楊天厚老師所製「瓊林蔡氏貢生名錄」中列出了三位：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蔡振聲、康熙五十八年（1719）的蔡纘烈，以及乾隆三年（1738）的蔡蹈雲。三人之中的前二位分別成為福州府長樂縣與建寧府光澤縣的縣學訓導，但僅是起碼的八品官。至於蔡蹈雲雖在鄉試中考上舉人「副榜」，但嗣後未見有出仕官職的載記，只是獲得一個「考試資格」而已；能列「副榜」雖說是在鄉試落第者中被挑出的較優者，但畢竟不是真正成為「舉人」，社會上也不會將之與「舉人」等量齊觀。至於在「舉人」方面，楊天厚老師所製「瓊林蔡氏舉人名錄」中列出了四位：最早一位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蔡玉彬成為福建省建寧府建寧縣的縣學訓導，也僅是八品官。至於另三位：嘉慶十二年（1807）的蔡苑、嘉慶十三年（1808）的蔡啟章與蔡其煥，他們都是「欽賜舉人」。乍看下，這頭銜很了不得；然而，在林焜熿「金門志」卷八「選舉表」中，這三位的名字並不是在「舉人」的部份按照年份出現，而是被置於「貢生」之後、「武舉」之前，有一部份標為「彙報老生（附）」的名單中。關於他們三位，「金門志」中的記載是如此的：「蔡苑（瓊林人。嘉慶六年辛酉鄉試，以老生彙報，例給副榜；十二年丁卯科會試後彙報禮部，例給舉人。卒年七十九。按蔡水家乘，尚有蔡其煥、蔡啟章，俱以老生給舉人。然移住同安多年，故不敢混載。餘仿此例。）」－－所謂「老生」，是清代科舉中對年高應試者給予的特恩，是「賞」的而非「考取」、「中式」；亦即政府為嘉勉這些高齡考生長年不懈攻經鑽學、年滿七十（或以上）還能進試場考完三場的堅毅精神而給的「安慰獎」。但是，會因「老生」的身分而獲彙報並恩予「欽賜舉人」，都已是「七老八十」了；等於是過了別人退休年齡時才取得的頭銜、也無在仕途上發展之可能，除了能在宗祠內多塊匾、實際「效益」有限。社會上對因「老生」而獲得之「欽賜舉人」，評價也不可能和真正應試中式之「舉人」相當。舉例來說吧：「蔡苑」這個名字，在「金門志」卷二「分域略．津梁」這部份中還有出現，因為他是「觀瀾橋」的建造者，但在此處是這樣提到他的：「觀瀾橋 在蘭厝鄉前，紳士蔡苑建」－－林焜熿既知蔡苑是「欽賜舉人」，但在同書的他處僅稱他是「紳士」而不提科舉上的頭銜，這很難讓人不認為是「大小眼」（假定建「觀瀾橋」是在蔡苑獲得頭銜之前的事好了，林焜熿還是可以稱他「欽賜舉人」啊）。而對於蔡其煥、蔡啟章，林焜熿認為他們兩位「移住同安多年，故不敢混載」；差一點就要把他們從「浯產」的範圍內排除，只是勉強算進去、附載在關於蔡苑的記載之內。其實別的不說，光看蔡苑等三位出現在「選舉表」的位置，就可知林焜熿對於「老生」的評價，是還落在「貢生」之後的（林焜熿是本地人，故這也足以代表當時金門社會中對科舉頭銜的排行次序）。至於：最重要的「進士」呢？很遺憾，由入清以來至道光元年之間，瓊林蔡氏宗族，連一位進士都沒出過！
整個看起來，瓊林蔡氏在入清迄道光元年間，在「科舉」的表現上著實大不如前。要是整個金門各姓各地，大家的「成績」都差不多、沒什麼好比較來呈現出落差那也就罷了，但又偏偏不是如此。據「金門志」卷八「選舉表」載：康熙六年有陳睿思、康熙六十年有張對墀、雍正五年有許炎（琰）、還有雍正元年恩科之許履坦，這四位在道光元年之前成為進士；稍後在道光三年鄭用錫也成進士。雖說就算真成了進士，也不見得就作得了大官或有好結果（像張對墀就是在河南太康知縣任內獲罪被流放、而後「卒於配所」；許琰雖進了翰林院，但後來也沒能在仕途上有何發展），但「光耀門楣」這點假不了。至於舉人，由入清以迄道光元年，在瓊林之外的金門各姓各村合起來也有二、三十位。雖說在這些他姓的舉人中有人是移住外地（進士也有），算不算「金門人」或許也有問題；但瓊林蔡氏宗祠中既有蔡其煥、蔡啟章的匾額，那在比較時自不能將別人家移居外地者排除掉，也得算進來。而且，別人家的這二三十位舉人絕大多數都是真正「中式」，不是「副榜」或「老生」，出仕後幾乎也都各有發展（縱使官秩不高）。相形之下，一度曾在六十六年間出了五位進士、還有人最終成為二三品大官的瓊林蔡氏宗族，在入清後的這段期間真是處於「低氣壓」－－好不容易有族中子弟參與的「鄉試」之年，全族父老無不翹首企盼、鵠望這次能傳出捷報，但幾乎都是以失望告終（若說還有什麼會比這更慘，那就是：連在「會試」之年失望一下的機會都沒有）。有子弟在學的父老，殷望兒孫能為家門爭光、從此步入仕途，讓自己（甚至上代、上上代）能得個「誥封」；但幾乎都是等到身後、也沒得著個「誥贈」。而有進學讀書的子弟，身負著全族厚望這種不可承受之重，但到頭來沒幾個人能在考場中掙得可交代過去的成績……。這種令人失望的氛圍籠罩如此長久，雖說有蔡攀龍等在「武功」上有成就，但古來重文輕武的觀念（在「浯江瓊林蔡氏族譜」中，「文職」的封贈、宦蹟、考選者，是臚列在「武職」的封贈、宦蹟之前。），使得這些安慰的作用有限。人困窘境中，當所有「務實」的作法也都無法打開現況時，往往念頭就會不禁轉到些「超越人力之外」的神秘力量上，進而想採取些「窮則變」的法子、試圖來扭轉局勢了。
說到會影響家族運勢的神秘力量，很容易讓人想到的便是：風水。在瓊林蔡氏宗族來說，其先代有五世祖蔡靜山葬於「龜穴」、佔了據說是金門的四大名穴之一（見陳炳容老師「金門的古墓與牌坊」一書第124頁）；但再好的地理其庇蔭恐亦有時限，入清以來瓊林蔡家在「科舉」上的寥落，就足以顯示此一佳城所賜予的運勢、至少在「文運」這方面確是大不如前。那麼「文運差」要怎樣去改變呢？古代的一些縣份常會採取的作法是建「文峰塔」，這一套在福建也是有流行的：譬如明萬曆間同安知縣洪世俊在城外東南方的鳳山上建了至今依然矗立的「文筆塔」，之後許獬就高中「會元傳臚」；建塔與登科這兩件事，被古人視為有因果關係。可是，這一種辦法，在金門的「平林」行不通：因為建「文峰塔」需要在適宜的方位本有高起的基地，再於其上建塔，才能以人工補先天之不足、造成孤峰秀起的形勢；四周地勢平坦的「平林」，沒地方可適合自建一座「文峰塔」、而且這花費也頗不小，滯礙難行。若要找有什麼所需工夫及花費最少的改變運勢之道，那就是連迄今一般人都還會採取的措施了：「改佳名」。但要改成什麼名字好呢？在「平林」的蔡氏宗族倒不必為此傷腦筋、或去找「大師」來算筆劃排五行，現成的就有一個、「平林」本來就有的別名－－「瓊林」！這名字不僅貴氣、而且與成進士後的賜宴「瓊林宴」（源自北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於「瓊林苑」賜宴）又同名，以改此名來祈求「文運」是再好不過的了。
但是，縱使已有了最佳選擇，但要怎樣讓「平林」過渡到「瓊林」，還是得再花點腦筋：「平林」雖早已有「瓊林」這個別名，但要讓別名取代原名，必需要有某種推動的力量才行；要改稱「瓊林」，這件事不是蔡氏宗族自家改了就「說了算」。而以改名之法希圖改變運勢，就得讓更多更多人都「異口同聲」、才能達到冀求的效果－－好比「紅樓夢」裡描述的：因為賈寶玉自幼身子弱、怕養不大，賈府便到處貼了書有其名的字條，讓過往人等連挑水挑糞的甚至叫花子都可喊上一聲「寶玉」；要如此作的想法在於：越多人這樣喊、寶玉的小命就越穩固（朱天文女士原著改編的電影「小畢的故事」中，也有個類似的橋段）。誦經持咒，也是要越多人來聚集同聲、效果越大（現在的佛教電視頻道還有萬人同時誦經的時段，道理在此）；就連神通第一的佛弟子目連，也還得要五百高僧來襄助才能成事呢－－為了要讓至少金門島上的其他村莊人等都改口稱「瓊林」，必需要能產生一個讓大家會這麼去做的理由來才行；否則，他姓他村的人家幹麼要這樣配合著叫、只為了幫你家祈求「改文運」？為了推動、達到「異口同聲」的效果，「御賜里名」之說便因而產生了。
說到強制力，在古代的中國，在家族中的家長之外，最大的力量就屬兩種：「皇權」與「紳權」。皇帝居於京城，藉層層官員統治天下，一念之善能造福萬民、一怒亦能使千萬人頭落地，其威勢自不待言。但皇帝的威權雖不可犯，但在「天高皇帝遠」的所在，「紳權」便在許多方面宰制了百姓；仕紳的權力，有部份可能也藉「皇權」而來（家族中有人是現任或退休官員，或與地方官有交陪）、或是憑藉財力而有仲裁、甚至武斷鄉曲的權力，可能連地方官都不敢與之抗衡。在道光初年的瓊林蔡氏宗族，由於已久無子弟出仕成為高官，在「紳權」這方面較之明代後期已不能相比。若說要有什麼方法去推動讓鄰里改稱自家為「瓊林」，唯一的途徑，就是假借「皇權」：畢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個地方要改地名、自然是皇上「說了算」；只要「造」出個「金口御賜」的說法、聲稱里名「瓊林」是由皇上給改了的，那對一般小民就能發揮說服力，使其相信、傳誦，進而達到改變稱謂的目的了－－這就是為什麼要「造」出「御賜里名瓊林」這個說法的原因。
筆者於上所揣摩出的：道光初年的「平林」蔡氏宗族為了「改運」，於是便藉因有「御賜」而獲里名、欲以促使鄉鄰改變稱謂的這個想法，會太過異想天開嗎？就算是只看過周星馳「九品芝麻官」那部電影的人也知道：你不能用明朝崇禎皇帝御賜的尚方寶劍，去斬大清官員的頭。道光間的蔡氏宗族會想出這點子，不嫌它太荒謬了嗎？然而，只要不要冒失到以此為口實去要求官府將「平林」正式改為「瓊林」、不要作出任何干涉「本朝」治權的舉動，那這樣的自我標榜是不致惹來麻煩，不會有什麼後患，甚至也沒什麼人會想到要探究其真假，可以在世間流通而無礙。如果近兩百年前的事情太過渺遠，令人難以置信，那筆者就舉個距今還不到二十年前，也是在金門本地的例子來看看吧：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初，青嶼村的張氏宗族為了向軍方討回還是屬要塞管制區域的「草嶼」，於是提出了一項說法：聲稱因該村明代所出太監張敏有「保育」明孝宗之功，因此明孝宗在即位後將「草嶼」賜封給青嶼村的張敏族人（但筆者將民國八十年印就之「金門青嶼社張氏重恩堂集及族系譜圖等專輯」一書翻了幾遍，也沒見到哪裡有明孝宗將「草嶼」賜封給張敏族人的這種記載）－－如果連在帝制都已老早被廢的現代，青嶼村張氏宗族都還認為好幾百年前明朝時的所謂「御賜（儘管提不出直接證據）」可以作為理由來爭產、可以抬出「皇上」來壓人；那麼，說清代道光年間、在帝制仍猶宰制天下的當兒，平林的蔡氏宗族會亮出「前明」曾有「御賜里名」的這種說法、其所欲也不過只是希望週邊鄉鄰改變對自家的稱謂，這又有何可異呢？在金門，保有的不僅是古建築與傳統文化，舊思維的籠罩影響力也一樣強大啊。
對於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要造出「御賜里名瓊林」這個說法？筆者的推論已如上述。接下來要談第二個問題：「御賜里名瓊林」這個說法，是怎麼樣被「造」出來的？
在上面筆者曾提過，前此被提出過用以探討「御賜里名瓊林」一事的「證據」有三種：一是「金門志」中的記載、二是蔡氏宗祠內的「御賜里名瓊林」匾、三是存在耳口間的「故老相傳」。在這三種之中，「金門志」關於「御賜里名瓊林」的記載，在蔡獻臣傳末所列(「通志」、「府、縣志」、「晃巖集」)等引用來源中都不見有之，故筆者認為這應是林焜熿當年從蔡氏宗族口中得來的說法；當然，「金門志」自然是這三種「證據」中最晚產生的。至於，在「御賜里名瓊林」匾與「故老相傳」兩者間、哪個是比較早產生的呢？雖說這兩種在瓊林蔡氏宗族傳下的「證據」，都是支持有「御賜里名」這回事，但兩者卻有間接與直接、簡單與複雜之別。在「故老相傳」的說法中，是稱明熹宗詢問蔡獻臣里籍後當場「金口御賜」，是在沒有「第三者」的情形下直接授受、故事結構簡單。但「御賜里名瓊林」匾所顯示的，則是因有福建巡撫鄒維璉之奏請、明熹宗才會有「御賜里名」之舉；多了一個人物、情節多個轉折，而且因此有了一塊匾。就一般「傳說」產生的情形而言，自然是由簡單、素樸的雛型開始，然後才漸趨複雜細緻。從這點來看，口頭訴說的「故老相傳」，必是「御賜里名瓊林」匾之前產生的。但，筆者前已提過：這「御賜里名瓊林」之說的產生時間，是約在道光元年至十四年這十多年間而已，故兩者雖是有先後之別，但產生的時間相距其實並不遠；由約兩百年後的今天回顧往昔，說這兩者幾乎是同時產生的也差不離。只不過在耳口間沿遞下來「故老相傳」還會持續變化、會因述說者「講故事」的能力而產生差異；甚且，因為這種傳說在眾人之間沒有個保持「口徑一致」的機制在掌控，是以帶有各種細節差異的版本都可能同時流傳下來。但「御賜里名瓊林」匾因為已經是個實體「物證」、又與「金門志」的記載有密切關聯，故它無法再行變化罷了。兩者之差別，大致便是如此。
說到「故老相傳」，筆者在各種期刊書籍中尋尋覓覓，所能找到最早記載稱是明熹宗與蔡獻臣間「君臣對問」之後而有「御賜里名瓊林」一事者，係陳秀竹女士在民國91年發表於「源」雜誌之「金門瓊林人文之美」一文中、「御賜里名瓊林」這一節裡。在陳秀竹女士的文章中記載的「故老相傳」、是這個樣子的：
明萬曆年間，有次明熹宗問及金門進士蔡獻臣的籍貫時，以平林平庸，不如瓊林文雅，因為出自皇帝的金口，故有「御賜里名瓊林」之譽。
由於筆者所能找到這段最早的有關「故老相傳」之記載、其被寫下的時間距離今天也不過十來年，故這段內容與近兩百年前剛產生時候的傳說樣貌到底相差多少，說實在筆者並沒十分把握。不過，比起時間更近於今日的蔡主賓與蔡是民先生寫下的內容，陳秀竹女士的記載無疑是更接近於原始的「傳說」面貌（以故事內容的「複雜程度」來推定）。故筆者就以陳秀竹女士之記載為基準點、設法去往回推溯看看：究竟這「御賜里名瓊林」之說的口傳故事，最初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在筆者前引陳秀竹女士之文章中，有一句：「明萬曆年間，有次明熹宗問及金門進士蔡獻臣的籍貫」－－「萬曆」是神宗的年號、但在此卻是「熹宗」來問及蔡獻臣的籍貫，看起來自是有蹊蹺。關於「御賜里名瓊林」究竟是發生在萬曆或天啟、神宗或熹宗時代的問題，在「金門縣志」中便已經存在了。筆者稍翻了一下舊版縣志，發現過去歷次修纂時，曾經有一次「誤改」：在民國57年版「金門縣志」卷三「氏族」部份述及平林蔡氏源流時，原本是言「明天啟中，閩撫鄒維璉，以蔡獻臣學問純正，入奏，御賜里名瓊林」。但到了68年版「金門縣志」卷三「氏族」的同部份裡，這句子卻被改成了「……平林之蔡，明代科甲聯登，一門顯貴，為金門望族，明神宗御賜里名為『瓊林』。」被這麼一改動，嗣後八十年與九十六年續修的「金門縣志」便回不了頭，在「人民志」中把「御賜」的來源變成了神宗、也與自己本身的「蔡獻臣傳」搞對立了－－既然「金門縣志」中有這項錯誤存在，那陳秀竹女士記述的口傳故事、其傳述者是否是因為縣志中的「誤改」所影響，以致把「御賜」的來源說成是神宗？筆者認為：這是兩回事。68年版「金門縣志」卷三的修纂者是哪些位先進，筆者不知：改動者可能是因見到前一版只云「明天啟中」、沒說是哪個皇帝，覺得不夠清楚才去改動它；但改動者也沒去弄清「天啟」是哪位萬歲爺的年號，才造成神宗跑來「亂入」的謬誤。但陳秀竹女士所記下的內容，雖與最早之「故老相傳」不免會有差異，但所提到的皇帝是「神宗」，這點就給了筆者一個啟示：在最初為了鼓吹有御賜里名之事而造出的「故老相傳」中，這個「金口御賜」，其實是被設定發生在蔡獻臣剛考上進士的時候、也就是神宗的時代。會使筆者作如此想的原因還有兩個，第一個是：在陳秀竹女士記下的內容裡，提到蔡獻臣時還只稱「金門進士」而沒有提到官職、是剛剛才邁入仕途的狀態。第二，以一般古人初結識時的習慣，除了自報姓名還會加上里籍；而循此思維，在君臣之間，通常是對剛登科者，皇上才會垂詢其出身所在地。故筆者認為，有關「御賜里名」由來最早的「故老相傳」故事，其原本面貌應該是這樣的：
明萬曆年間，有次明神宗問及金門進士蔡獻臣的籍貫時，以平林平庸，不如瓊林文雅，因為出自皇帝的金口，故有「御賜里名瓊林」之譽。
藉由陳秀竹女士的記述，筆者推論出「故老相傳」的原本面貌應是如上。若要問：既然原初的故事中是「神宗」、那為什麼到後來會變成了「熹宗」？筆者認為：這點改變，是由於在造作「御賜里名瓊林」說法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造出「御賜」來由的另一版本與「御賜里名瓊林」這塊匾額時，將賜予的來源改設定為熹宗，於是在口頭訴說的「故老相傳」故事也作了點更動以配合之；但「故老相傳」的傳述者只注意到要將「神宗」改成「熹宗」、卻踈漏而沒把「萬曆」改成「天啟」，於是便造出了如陳秀竹女士所記述下的故事內容了。
至於，為什麼故事中的主角、受領「金口御賜」的人，會是蔡獻臣，而非蔡貴易、或蔡守愚？這另兩位瓊林蔡氏在明代晚期的高官，一位是正三品浙江按察使、又是蔡獻臣之父；另一位是蔡獻臣的堂兄、從二品之雲南左布政使。這兩位生時所達官秩都在蔡獻臣之上，以長幼之序而言也排在蔡獻臣之先，他們更該有領受「金口御賜」的資格才是啊？之所以會挑選蔡獻臣為故事主角的理由，筆者認為：有可能只是湊巧，但也有可能是考慮到一個條件，就是「任官地點」。浙江按察使與雲南左布政使，雖說是二三品大員，但人卻是在「外省」。而蔡獻臣當過的光祿寺少卿是「京官」，且在「浯江瓊林蔡氏族譜」中所載其傳記中也寫到，他在疏請讓福王前往封地時，曾以「以舊典爭於上前」、而神宗的反應是「上心嘉公直」；要說是他有機會與皇上說說話，看起來更有說服力。故而就決定了：由蔡獻臣來當故事主角吧－－當然，筆者並沒有忘記自己剛剛才作出的推論：在初始的「故老相傳」故事中，蔡獻臣是在剛登科的時候便逢皇上垂詢里籍、而那時候他距離「光祿寺少卿」還遠著呢。「故事」中既然設定皇上垂詢里籍是在蔡獻臣剛登科時發生的事，那與他後來在何處當官又有何干？其實，這正顯示了：對於造作出「金口御賜」的故事者而言，「角色」的一切的後續發展都是其已知之事；造作者是處於全知觀點的地位來編造故事，而那後來才發生的事件，影響了在時段上屬於早先的敘事考量。這就像正史的「本紀」中講述平民出身的開國之君生平，雖是由其孓然一身的童年開始，但卻在一開場就將之稱為「高祖」或「太祖」（這時「傳主」離九五之尊的地位還有十萬八千里咧）。在瓊林蔡氏宗族中參與造作出「御賜里名瓊林」傳說者，一開始雖是將「故事內容」設定在「金門進士」剛登科之時，但由於對蔡獻臣等三人的日後發展都已瞭悉，認為以蔡獻臣而言和皇上對話的機會最大、故而挑選他－－這是筆者的揣測。但或許，也就只是三中選一的機率、湊巧而已，並沒有筆者揣想的這個因素在造作者的下意識中產生影響。要之，一旦挑好了「主角」之後，原本是什麼理由而選的也就不再重要；重點在於接下來要如何進行更多「型塑」、使「御賜里名瓊林」這傳說更加堅實且合理。
關於「故老相傳」初始面貌之形成，筆者的想法已盡陳於上。但這純粹的「口傳」形態，雖是有其便利，但也不免有著缺點。便利之處在於：這個全然的口傳故事，是藉助一些已知已具備的條件而構築出來；要造出它不必費什麼工本、有點想像力就行了。缺點則是：沒有「物證」。就算是「金口御賜」好了，所謂話語，不過是由說話者口中吐出的聲波；話一說完就在空氣中消失了（古時候也沒有錄音設備啊）。即便是肚裡沒幾滴墨水的市井小民，也知道「空口無憑」一語；在沒有「物證」的情況下，要光靠「故老相傳」來當證據，不免流於薄弱、沒什麼說服力。而且，就算是皇上垂詢新科進士而有「金口御賜」吧，舊時新科進士每三年（有時還會加開「恩科」）就產生兩三百人、整個明代金門加起來也有二十多個進士，那憑什麼說皇上就光賞給蔡獻臣「御賜里名瓊林」？既只是「新科進士」，尚無尺寸之功、又何以受賜……？大概在這「故老相傳」造作出來沒多久，瓊林蔡氏宗族中的預事者便覺得光有這故事還不夠充份；若要達到希冀讓鄰里都改口叫「瓊林」的目標，非得再另想出些更「具體」的理由、讓蔡獻臣能順理成章領受「御賜」的理由不可。
在前面，筆者已將「金門志」中所列出蔡獻臣傳記引述來源的各種方志都檢視過；在這些方志的傳記中，對蔡獻臣在外地乃至京城歷任官職的表現記載，敘述有限，而且也看不出有什麼是可以成為恩賜「御賜里名」的緣由。瓊林蔡氏宗族雖保有蔡獻臣所著「清白堂稿」的抄本，但由其中所載詩文與「虛臺公小傳」裡，一樣也找不到有什麼素材好發揮的。筆者認為：為了尋找可作為蔡獻臣獲得「御賜」的理由，瓊林蔡氏宗族諒是在金門島、甚至同安縣城內到處尋找過關於以往沒注意的、有關蔡獻臣生平的文獻記載。而就在這次搜索中，明代洪受原著、清雍正間貢生黃鏘增補過的「滄海紀遺」一書出場了；黃鏘的補述部份，給了瓊林蔡氏宗族預事者靈感，於是造作「御賜里名瓊林」說法的第二個階段得以進行：創造出另一個蔡獻臣獲得御賜的說法、以及「聖旨牌」－－「御賜里名瓊林」匾。
關於近代發現「滄海紀遺」一書的來由，民國五十八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印行此書之「弁言」中有敘述：是民國五十五年間在沙美黃維宣先生家中覓得黃鏘之手抄原本。由於該書原本並未付梓，在黃鏘寫成後，應即是以抄寫的方式流布出去；在道光間周凱所修「廈門志」的「徵引書目」中，便有列出「滄海紀遺」一書，可見該書有抄本被傳出金門島之外。筆者認為：在瓊林蔡氏宗族為了搜尋有關蔡獻臣生平的文獻記載時，見到了「滄海紀遺」的抄本之一，遂將其有關蔡獻臣的內容加以運用；一方面把看起來不夠詳細的地方補強、一方面則是加入黃鏘原稿所沒有的內容，就這樣把「御賜里名瓊林」的另一個來由給塑造出來了。黃鏘在「滄海紀遺．人才之紀第三」中為蔡獻臣所寫的小傳，內容大半是寫他在浙江當提學的事蹟。筆者且把這部份再錄出一次：
歷任兩浙文宗，識拔精詳，去取公明。其獲優等者，多掇巍科，著名兩榜。福建巡撫大中丞鄒公諱（維）璉，以學問純正，馳奏題荐。至今浙之人士，獨稱頌不衰云。
在黃鏘的這段文字中，有個像是「語意未完」的地方：在鄒維璉因蔡獻臣學問純正而奏薦之後，朝廷、皇上的反應是如何？沒有說明。這個看似不足之處等於是留下了一個「榫眼」、使後世之人可以趁便添附些東西進去。當年參與造作「御賜里名」說法的瓊林蔡氏宗族人士，諒必是發現到這一點，於是給黃鏘的敘述來了個抽樑換柱、將「以學問純正，馳奏題荐」換成了「以學問純正奏，御賜里名瓊林」！既有其一，更有其二：在述敘蔡獻臣於浙江當提學時作育人才之功，黃鏘的原文只概略地說獲蔡獻臣識拔者，「多掇巍科（意謂在科舉考試中名列前茅），著名兩榜」；為了讓這事蹟更具體化，造作「御賜里名」說法的瓊林蔡氏宗族人士便乾脆舉出實例、把這一句改成了「狀元朱之蕃，其所取士也」（筆者按：在長年注重讀書舉業的人家而言，會知道些往昔狀元之出身里籍，自不足異；只不過這是造作者為了使故事逼真而找來充數的角色，故而也沒有去詳考其登科年份）！至於「至今浙之人士，獨稱頌不衰云」，也被換成了「浙人士為立生祠」（筆者按：這一點不假，明人顧憲成「涇皋藏稿」卷十一有「常鎮道觀察使者虛臺蔡公生祠記」）。經過這一番抽換改裝，黃鏘原本對蔡獻臣生平的敘述，就被拿來作為「御賜里名瓊林」一事存在的說法；造出了一個看起來可信度高的故事，可以證實此事確曾發生－－由於蔡獻臣在浙江主持學政時識拔精詳、去取公明，浙江人朱之蕃因而成為狀元，浙江百姓還為他立生祠；受其提拔者後來成了狀元、再加上「學問純正」，故福建巡撫鄒維璉向朝廷奏薦，而皇上的恩賜便因此頒下來了！整個看起來，不是順理成章得很嗎？
……在此，筆者得插入一點說明：關於「金門志」中的「狀元朱之蕃，其所取士也」這一句，張建騰先生的論文及蔡主賓先生所撰「蔡獻臣年譜」中，都已指出此事不確：因為朱之蕃是在萬曆二十三年便成了狀元，而蔡獻臣是遲至萬曆四十五年才由浙江海道陞任提學副使的；故朱之蕃當然不可能是蔡獻臣「所取士」。而對於此說，蔡主賓先生雖認為不確，但又提出另一個說法，認為朱之蕃可能是蔡獻臣之父蔡貴易所提拔的舉人。蔡主賓先生在「蔡獻臣年譜」第122頁中如此說：「因為貴易於萬曆二十一年晉升浙江省按察司按察使，兼管學政（相當於現代的省教育廳長，負責一省之教育、貢舉與文化之事），二十二年八月，負責鄉試」。關於蔡主賓先生提出的這另一說法，筆者認為，這恐怕出是於「想當然耳」的誤會：據「明史」志第五十一「職官四．按察司」部份載，明代的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糾官邪，戢奸暴，平獄訟，雪冤抑，以振揚風紀，而澄清其吏治」，管的是監察、「官箴」這方面。至於在按察使之下，則有「副使、僉事，分道巡察，其兵備、提學、撫民、巡海、清軍、驛傳、水利、屯田、招練、監軍，各專事置」；學政之事是由按察司副使，也就是「提學」主管。按察使雖然是副使的上司，但並無兼管學政之權力，故蔡主賓先生設想的情形並不可能發生。再者，蔡貴易身後之「嘉議大夫浙江按察使肖兼蔡公墓誌銘」，是由晉江人黃鳳翔所撰（見於黃著「田亭草」卷之十五），其中也沒提到他與朱之蕃的仕進有任何干係。黃鳳翔是與蔡貴易同榜成進士之鄉親，且蔡貴易是在萬曆廿五年春逝世，距朱之蕃成狀元時只不過年餘；如果蔡貴易真曾識拔了朱之蕃，黃鳳翔應絕不致漏載此點的。
－－有了「腳本」之後，接下來就是「搭景」的工作；在這一階段，不像之前僅以造出口傳說法便滿意、而是要造出個能配合此說法的「物證」來。既然說是有「御賜」，相應的物證便是一塊「聖旨牌」、那塊「御賜里名瓊林」匾。至於要如何製作此物的型制問題，不難找到參考資料：瓊林村外就有個道光五年所建「顏氏節孝坊」、後浦城裡也有嘉慶十七年所建「邱良功母節孝坊」；這兩者頂上都有「聖旨碑」這個構件，「御賜里名瓊林」匾只要仿其型式便可造出，長方形、其上文字直書，只不過把「聖旨」二字換成了「御賜里名瓊林」。所不同於牌坊之「聖旨碑」者，這「御賜里名瓊林」匾既是要與根據黃鏘記載而造出的「御賜」說法配合，故它又加上些「說明」：因為是蔡獻臣在任浙江學政時有功、鄒維璉有奏薦而獲賜，所以「御賜里名瓊林」的兩側便加上了「欽命福建巡撫鄒維璉為」、「欽命浙江提學蔡獻臣立」這兩行字（就像為舉人、進士立的匾，會有贈匾與受匾者之名銜）。筆者在前面曾提過：這塊「御賜里名瓊林」匾其上所書蔡獻臣的官職有問題，因為不論是在天啟或崇禎間受「御賜」而有此匾，那上面的官職都不該是蔡獻臣在萬曆年間擔任的「浙江提學」：只要知道此匾是基於黃鏘的記述而造出來的，那這個疑問就有了解答；因為根據的資料就是這麼說的，所以造出來的東西當然就是這樣子的－－有了說法，再掛起個「御賜里名瓊林」匾，一整個看上去就十足有模有樣，可以拿來「對外宣傳了」。而掛起此匾，也不單單僅是為宣傳之用、它還有「心理滿足」這一面的作用；瓊林蔡氏宗族已經老久沒盼到「開祠堂上匾」的盛事，這一次雖不能在進行時大肆宣揚，但在宗祠中多了這塊「聖旨牌」、即使是「自製」的，也令人不禁心喜－－這就像是為來日可待的「舉人」、「進士」上匾儀式進行預演、離「振興科舉」的目標又更近些了。再者：多了這塊與「皇權」相關聯的匾，對於瓊林蔡氏之「紳權」多少有點助益。雖說它不是「本朝」的，但這種物事的象徵性仍足令鄉民起敬－－再怎麼說，一般人家可掛不起這塊匾啊。
講到這裡，還有一點關鍵之處該說明：在「金門志」的蔡獻臣傳記中，稱「閩撫鄒維璉以學問純正奏，御賜里名瓊林」一事，是發生在「天啟中」；這個時段是怎麼設定的？為什麼不是在「萬曆中」、或「崇禎中」？關於此事發生的時段，筆者認為：這是當年造作「御賜里名瓊林」一事說法的瓊林蔡氏宗族人士所設定，林焜熿只是照錄所聞（如果林焜熿當時真有卯起來去查鄒維璉來任福建巡撫的年代，那這個故事只怕早就破功了）。在黃鏘的記述中，也並沒說鄒維璉是在何時「馳奏題荐」的。到底設定「御賜」一事發生在「天啟中」的原因何在？懸在瓊林蔡氏宗祠中的「聖旨牌」，和一般的「進士匾」等等不同，它上面並沒有「年份」。筆者揣測：在「御賜里名瓊林」匾剛造出來的時候，預其事的瓊林蔡氏宗族人士可能也還沒想到「年代」的問題，是事後才補強這一點的。而關於這一點，筆者有兩種可能的想法：簡單的和複雜的。簡單的想法是，因蔡獻臣是在萬曆晚期才出任浙江學政，萬曆之後隔了僅一個月的「泰昌（光宗年號）」，之後便是熹宗在位的天啟年間。而黃鏘的記述沒說明鄒維璉奏薦一事的時間，造作「御賜」一事說法的瓊林蔡氏宗族人士便以意度之，把事件設定是發生在萬曆之後的天啟年間；這是很單純的想法，僅是按照時間順序、想當然耳而已。至於複雜的想法呢？筆者認為：這可能是有為蔡獻臣「討公道」的意味在；因為正是在「天啟中」，蔡獻臣吃了個大虧－－在天啟六年九月間，蔡獻臣原已獲得吏部「正推」、該被擢為正四品之南京太常寺少卿，但結果卻是遭魏忠賢矯旨阻撓，不僅沒陞官還反被命「冠帶閑住」、悶在家裡。蔡獻臣為了此事相當鬱卒，在「清白堂稿」中有「推南奉常得門戶閑住旨有作（丙寅）」、「又門戶嘆」、「丙寅除夕作」等詩，都是紓發對自己橫遭打壓的慨嘆。說起來，「天啟爺」是欠了蔡獻臣一個正四品官職；既然有欠，就該有還，那就拿「御賜里名瓊林」來抵「南京太常寺少卿」吧－－在古人的想法中，為了「討公道」或紓發自己不平之氣而去「改寫歷史」的事例，時而可見。譬如胡適先生曾舉過「說岳傳」這個例子；在這部小說中岳飛雖遭冤死無法改變，但小說作者卻讓岳飛的兒子掛帥印去打平金國、完成乃父「痛飲黃龍」的心願。還有明代萬曆間進士葉憲祖，他是曾因不肯為魏忠賢建生祠督工而罷職的硬頸人物。這一位是堂堂進士，對家喻戶曉的歷史事件自當嫻熟，但他卻也寫了「易水寒」這齣雜劇，在劇本中讓荊軻成功挾持秦王、逼使其立盟歸還攻略來的各國土地；甚至在荊軻成功之後，還讓仙人王子晉來渡其歸真、回返天界去了－－原來荊軻本是神仙，為報燕太子丹的宿世之恩而下凡成了劍俠；田光、高漸離、徐夫人等諸人，都是天上的劍仙，也下凡來助荊軻成事。一齣歷史劇寫到後來，變成了神怪、「修真」小說了；這個「跳tone」還真不小。古代的小說、戲劇作者，在嚐試「改寫歷史」的勇氣上，是一點也不遜於現代搞「穿越」之創作者的。而這些與史實不合的故事，讀者雖知非真，但讀它們就是為博得一個「痛快」：看到忠臣義士大願成就、反悲為喜、天下大同太平的大團圓結局，雖明知這是「虛擬」的、也可求得一種「心理平衡」（即使是「十五貫」、「竇娥冤」那樣的冤死故事，也一定要昭雪清白才行，不能「悲劇」到底）。比較起「說岳傳」與「易水寒」，「御賜里名瓊林」的說法還有根據得多；前二者既能存而不泯，「瓊林」之名由來的故事，自然更易為一般人所接納、相信了。
關於造作出「御賜里名瓊林」說法、以及「聖旨牌」產生的經過，筆者的推論大致就如上述。而這項工程進行到掛起「聖旨牌」與確立事件年代的說法之後，基本上可以說算大功告成了。很巧的是：在道光十四年，林焜熿開始為纂輯「金門志」而在島上進行「遺事訪之父老」的工作時，「御賜里名瓊林」已經準備就緒了。當年的瓊林蔡氏宗族除了提供有關蔡獻臣的資料、以及「御賜里名瓊林」來由的說法，可能還開過祠堂讓他瞻仰一下「聖旨牌」。身為修史者，林焜熿應該對「前所未聞」、至少在過去的省府縣志中都沒記載的事，必需要查證一下。筆者認為：林焜熿應該就是因見到黃鏘補述「滄海紀遺」時為蔡獻臣所作小傳，才會相信「御賜里名瓊林」是確有其事（前面筆者已提過，周凱所修「廈門志」之「徵引書目」中有列出「滄海紀遺」，而林焜熿便是修纂「廈門志」的工作人員之一，故他有機會讀過「滄海紀遺」）。雖然黃鏘的原文中是「多掇巍科，著名兩榜」，沒說有「狀元朱之蕃，其所取士也」這回事；關於鄒維璉也僅言其以蔡獻臣學問純正而「馳奏題荐」，也沒提到有「御賜里名瓊林」云云。但對於這些差異，林焜熿諒是認為由當事人宗族後裔得來的生平資料，會有比早先方志更詳細的部份，這一點並不足異；而且看起來這些細節，與黃鏘原本的記述大致相合、沒什麼牴觸，於是就這麼相信了，將這兩件事都納入「金門志」中的蔡獻臣傳記之中－－對於修纂家鄉方志的文士而言，能找到任何「舊志」都不曾記載的特殊光榮事件，這和「中獎」差不離，自然心理上也會傾向於相信；人們總是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事情。在查證工作上，林焜熿於此恐是作得不夠：關於「狀元朱之蕃」的登科年份，林焜熿大概無法去查到「浙江通志」等外省方志的記載，或是前朝萬曆間的歷科「會試錄」、「皇明三元考」之類的資料，因此沒有查證；這還能說是受其能接觸之資料所限。但鄒維璉是否於「天啟中」來任福建巡撫，這一點林焜熿應該是能弄清楚的。像「廈門志」在卷十六「舊事志．紀兵．明朝」部份，便有提到鄒維璉在崇禎六年曾經擊退侵入中左所（在廈門）之紅毛夷。不過林焜熿在「廈門志」成書之後，可能並沒將全書通覽一遍、或是讀到了而沒有特別去注意此點。如果林焜熿有注意到鄒維璉在崇禎六年時還是福建巡撫，或許會懷疑他怎可能由「天啟中」到崇禎六年這麼長的時段都還擔任此職。另外，「廈門志」之「徵引書目」中，有列出乾隆二年所修及三十三年續修之「福建通志」，而在前者之卷二十一「職官」部份所載明代「巡撫都御史」名單中，「鄒維璉」之名是很清楚地列於天啟年間來任者之後；林焜熿應該也能查閱乾隆二年所修之「福建通志」，但他可能根本沒想到要去查證鄒維璉的確切蒞職期間，錯過了這項證據－－要之，在林焜熿未核對史料、或是未生疑的情況下，「御賜里名瓊林」便被寫進了「金門志」裡了。
「金門志」雖是林焜熿父子賡續工作的成果，但在過程中也有地方官員來撰序並襄助刪修、募資付梓等事，故此書也可說是帶有「半官方」色彩。而一旦被寫入「方志」，「御賜里名瓊林」一事就更加確立不搖了。雖然在「金門志」的其他部份出現的稱謂仍是「平林」，但自此「平林」的蔡氏宗族可以堂堂正正對外宣傳：「瓊林」之名乃是前朝「皇上」所賜的、請大家改口了吧－－關於這「對外宣傳」一事，近年間學界的田野調查報告中也發現一種現象：民國103年7月、由國立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出版之「戀金術：金門田野奇幻之旅」一書中，頭一篇便是由該所之吳秀雀女士所撰寫的「社區、觀光與記憶：以金門瓊林為例」一文，這是吳女士於2009年夏天在瓊林進行田野調查的報告。在這篇報告中，吳秀雀女士提到自己「田野期間，常聽到聚落中的居民對內交談時，習慣稱此地為平林，對外用瓊林稱呼，這樣的稱呼似乎形成一種內外之分。」－－在對外提到自家時、不忘要用上「瓊林」之稱；但在與自家人之間交談時，心裡依舊清楚「平林」才是原本的名字。這個迄今猶存的現象，其中意涵頗有值得玩味之處。
關於「御賜里名瓊林」一說的源起與塑造、確立的經過，筆者的推論大致就如上；但在這中間還有一事頗值探討，就是「根據」的「根據」－－為什麼，黃鏘在補述「滄海紀遺」時所寫的蔡獻臣小傳中，會記載著「福建巡撫大中丞鄒公諱（維）璉，以學問純正，馳奏題荐」這樣的說法？前面筆者已提過：鄒維璉的「達觀樓集」所載其蒞閩期間的奏疏中並無一字涉及蔡獻臣（況且鄒維璉至閩後忙著對付海盜劉香老與紅夷入侵者，不會有心思去管誰「學問純正」或識拔精詳、而且還是萬曆間在浙江省的舊事）；那黃鏘的記述到底是打哪兒冒出來的？在檢視過與蔡獻臣相關的人物資料後，筆者認為：稱「鄒維璉」曾有疏薦蔡獻臣一事，是起源於一項誤記；而這不是「張冠李戴」、該稱為「鄒冠鄒戴」才對－－在天啟年間，朝中確乎曾有一位鄒姓高官在上疏時舉薦過蔡獻臣、且其理由便是蔡獻臣之「學問」；而這位鄒姓高官，就是張建騰先生的論文「金門蔡獻臣研究」中也提過與蔡獻臣有交情者之一、時任刑部右侍郎之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鄒元標是也。
關於鄒元標，筆者不擬對其生平多作介紹，只要列出他上疏薦舉人才時提到蔡獻臣的部份就夠了。根據陳建「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三、天啟元年四月初八日的記載，鄒元標在這天曾有上疏；這篇奏疏題為「國事甚危敬陳膚見疏」（見「鄒忠介公奏疏」卷三），鄒元標在其中臚列了一批他建請熹宗該親近的官員：
……臣所知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邃學沉機、通政司吳達可端簡純誠、大理寺丞俞懋衡丹衷石畫、副都御史劉曰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節宏猷、太僕少卿周汝登學明正宗、光祿少卿蔡獻臣沖襟實學、副使馬益禎澄清志酬、布政蕭近高恬約自如；宜在左右，以借前籌……。
在「鄒忠介公奏疏」所載此疏之末，有記載當時熹宗見疏的指示曰：「天啟元年四月十四日奉聖旨：鄒元標懷忠入告，所奏各疑即與議行。該部知道。」如上所見，在鄒元標上疏中推舉蔡獻臣「沖襟實學」，是夾雜在一列名單之中，並不是專為他一人就上疏的。那麼：何以本是「鄒元標」的上疏、到後來會被誤認係「鄒維璉」所為？筆者的揣測是：當年黃鏘為了給「滄海紀遺」作補述，該也是曾廣泛訪問過所有可能提供資料者；因他是位貢生，所接觸到的人可能包含居於同安縣城、甚至泉州府城內的學者先進們。而在這些前輩文士之中，可能有某人讀過鄒元標的奏疏集、或是由「皇明通紀集要」之類的史籍中知曉鄒元標曾推許過蔡獻臣的「學問」；但這位資料提供者在被黃鏘問起時，沒再回頭去翻書找出處、僅憑記憶就作出回答，結果就出錯了－－會有誤記的情形，往往不是毫無原因，而是有某些相關相似的因素在起作用、導致腦子裡發生「錯誤聯結」：鄒維璉也姓鄒、官秩也高，而且他曾在明末來福建當巡撫、時段相符又有「地緣關係」；結果資料提供者在努力回憶時，「鄒維璉」就比「鄒元標」先浮出腦海，錯誤便因而產生了。說起來，這個錯誤可稱之為「第一張骨牌」：若不是此人想起了「曾有這麼件事」，黃鏘就不會寫下相關記述、瓊林蔡氏宗族也就不會有安插「御賜里名瓊林」一事發生的餘地、林焜熿也不會在「金門志」中照本宣科了！歷史上發生的大事件，有時也就是起源於一個小錯誤而已。而鄒元標實際上疏推許蔡獻臣「沖襟實學」的時間，到後來竟然也與「御賜里名瓊林」一事被設定發生的「天啟中」相符，其間之巧合，亦堪稱一奇了。
－－關於「御賜里名瓊林」說法的由來，筆者的推導結果，就如以上所述。至於，費了這一番工夫的「改名運動」、希冀祈求「改文運」的作為，之後到底有沒有發生「效應」？或許可說：算是有的。在「金門志」初稿告成（道光十六年）後不久，瓊林蔡氏新倉三房第二十二世之蔡廷蘭便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成為破天荒的「開澎進士」、緊接著大厝房第二十三世蔡鴻瀾也於道光二十五年成為恩貢生。雖然蔡廷蘭是移居澎湖的裔孫，但在赴科舉考試的過程中也曾回瓊林來謁祖，最終總算能金榜題名；在瓊林蔡氏宗族來說，這不僅是祖宗的庇祐再現，也一定是「御賜里名瓊林」的口彩應驗了、真箇是很靈……。可是，也就是在這道光年間，鴉片戰爭以失敗告終，隨後多年不旋踵而來的內憂外患，使中國人的世界起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往昔認為可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想法、敵不過船堅砲利的挑戰，光會作「舉業文章」的舉人、進士，不再是朝廷進用人才的唯一途徑，各種為因應世界潮流新知的學堂紛紛設立，連小留學生都拖著髮辮被送出國去了。到後來，科舉廢了，清室覆亡，民國建立；而「御賜里名瓊林」由來背後隱藏的故事隔了歷史煙塵，於今成為往昔光榮的傳說。然而，也就是因民國建立，「平林」到底還是變成了「瓊林」；這「改名運動」終究得著成功、瓊林蔡氏依然也還是興旺的大族。況且，瓊林蔡氏俊彥之仕進發達，是早在有「天啟」之前便已開始的；村里之名稱如何移易，影響與意義真有那麼大嗎？
在本文的一開始，筆者曾引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著「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二中「寵待功臣改賜鄉里名號」這麼一條文字，其中註文便有：「然則改鄉里名號本民間所榮獎之舉，而朝廷因之」云云。「改鄉里名號」這種事，原本是民間所能自為；緣於某人或某姓家族的卓異不凡，周邊士民便將其所居鄉里改換稱謂，可說是鄉土自發的「實至名歸」。只不過在帝制時代，皇權宰制天下、控制力度大增之後，「改鄉里名號」的權力便被皇上、朝廷（或州官）佔了去，民間不能再搞這一套，變得只能仰望「御賜」。然而，這一類榮獎的頒賜畢竟罕見；而對於可使己身與其他編氓有別的榮譽，又是許多人（或是「事主」的周邊之人）所希冀而不可得的，於是便會產生些拐彎抹角的法子－－好比「賜諡」是由朝廷而來，某位學者生時有一批忠誠追隨的門人弟子，見先生身後沒能得著朝廷的榮典，便會想出個「私諡」來尊崇斯人（一方面也有標榜自己學派的意味）。活著的時候能得著「誥封」、或身後能得著「誥贈」，也是諸多有兒孫正朝仕途邁進者的願望；但這種願望也不是容易實現，最後在墓碑上便只好以「待贈」起頭、把希望寄託到未來。從「私諡」、「待贈」到造作出「御賜○○」，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卯起來乾脆「自己動手做」，總是比等待朝廷皇上睜眼要快得多。
金門瓊林蔡氏宗族，在明、清間曾有諸多舉業有成者，顯宦如蔡貴易、蔡獻臣在浙江有生祠，蔡守愚亦有「蔡佛爺」之稱；其出身俊彥受民愛戴與顯榮的程度，便是自稱「瓊林」也並不誇張，況且這還是本來就有的別名呢。古哲孟子雖屢屢推崇文王，但他也曾說過這樣的話：「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真豪傑者，尚不必有待於文王，更何況庸闇如明熹宗者？「朱皇帝」與「愛新覺羅」都已煙消雲散，常民家族之緜延久長，比之王朝更迭還穩固；無論是「平林」或「瓊林」，又何賴趙孟貴之？
為了要讓討論更形具體，筆者要先對「御賜里名瓊林」這個說法的產生期間定出個時間上下限：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十四年（1834）之間。上限定為道光元年，因為在此年修成之「浯江瓊林蔡氏族譜」中尚未見到「御賜」一說。下限是道光十四年，乃基於周凱在道光十六年所作「金門志」序文中，提到林焜熿費時兩年完成該書（筆者按：林焜熿在「金門志凡例」第十一條中有自道，他在道光四、五年間已有自輯「滄洲彙草」二十卷；但此作今已不得見、也無從確定其中是否已有納入「御賜里名瓊林」一說，故筆者還是以其著手纂輯「金門志」之時間為準）。以下，筆者對「御賜里名瓊林」產生經過之想法，首先便是要去推敲在這段時間中，到底是什麼原因，使蔡氏宗族要將原本的「平林」改成「瓊林」？一旦能明瞭動機，那其間的一切行動就能得到合理的說明。雖然，筆者不可能「穿越」到過去目睹一切經過，但根據已知的事實，由中揣度「古人」的想法、進而復原出事件的原貌，這是可以辦得到的。雖說這樣的推導過程中，有時不免會因所能依據的材料有限，只能以推理補足闕漏未詳之處，或是仍會有無法確定的細節；在推論的過程中，有些地方或許也還未臻完善。但筆者相信，這比起前此因「相關史料記載相當錯亂」（郭哲銘先生語）而陷入的窘境，會是朝「真相」邁進更大的一步。冗言無需，請看端詳：
第一個問題－－在明、清兩代的金門，有一個現象，是過去很早就有人提過的：那就是明代時金門的科舉與文官人數多、也出過不少高官；但到清代就轉為由武弁出身、以武功獲致官爵者多。瓊林的蔡氏宗族，由明至清雖於文治、武功上都出過俊彥，但不能在同一個時段內兩全其美、畢竟還是一種缺憾。對於瓊林蔡氏宗族為什麼要造出「御賜里名瓊林」這個說法，筆者認為原因就在此：為了要「振興科舉」－－這個理由再正當不過、也是其全族的衷心殷盼；職是之故，會採取某些作為想要達成這種想望，實是合情合理的。
在本文中篇的開頭，筆者曾引述過楊天厚老師在「金門瓊林村『七座八祠』研究」一文中的統計，由明至清，瓊林蔡氏共出了六位進士、七位舉人、十六位貢生，稱得上科甲聯登。然而，這其中的「分布狀態」是很不均衡的：六位進士中有五位在明代、一位在清代；七位舉人中有三位在明代、四位在清代；十六貢生中有十二位在明代、四位在清代（據楊天厚老師文中「瓊林蔡氏進士名錄」等表，以下同）。那麼，由入清以迄道光元年的這段期間呢？各有幾位？
首先來看「貢生」。在楊天厚老師所製「瓊林蔡氏貢生名錄」中列出了三位：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蔡振聲、康熙五十八年（1719）的蔡纘烈，以及乾隆三年（1738）的蔡蹈雲。三人之中的前二位分別成為福州府長樂縣與建寧府光澤縣的縣學訓導，但僅是起碼的八品官。至於蔡蹈雲雖在鄉試中考上舉人「副榜」，但嗣後未見有出仕官職的載記，只是獲得一個「考試資格」而已；能列「副榜」雖說是在鄉試落第者中被挑出的較優者，但畢竟不是真正成為「舉人」，社會上也不會將之與「舉人」等量齊觀。至於在「舉人」方面，楊天厚老師所製「瓊林蔡氏舉人名錄」中列出了四位：最早一位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蔡玉彬成為福建省建寧府建寧縣的縣學訓導，也僅是八品官。至於另三位：嘉慶十二年（1807）的蔡苑、嘉慶十三年（1808）的蔡啟章與蔡其煥，他們都是「欽賜舉人」。乍看下，這頭銜很了不得；然而，在林焜熿「金門志」卷八「選舉表」中，這三位的名字並不是在「舉人」的部份按照年份出現，而是被置於「貢生」之後、「武舉」之前，有一部份標為「彙報老生（附）」的名單中。關於他們三位，「金門志」中的記載是如此的：「蔡苑（瓊林人。嘉慶六年辛酉鄉試，以老生彙報，例給副榜；十二年丁卯科會試後彙報禮部，例給舉人。卒年七十九。按蔡水家乘，尚有蔡其煥、蔡啟章，俱以老生給舉人。然移住同安多年，故不敢混載。餘仿此例。）」－－所謂「老生」，是清代科舉中對年高應試者給予的特恩，是「賞」的而非「考取」、「中式」；亦即政府為嘉勉這些高齡考生長年不懈攻經鑽學、年滿七十（或以上）還能進試場考完三場的堅毅精神而給的「安慰獎」。但是，會因「老生」的身分而獲彙報並恩予「欽賜舉人」，都已是「七老八十」了；等於是過了別人退休年齡時才取得的頭銜、也無在仕途上發展之可能，除了能在宗祠內多塊匾、實際「效益」有限。社會上對因「老生」而獲得之「欽賜舉人」，評價也不可能和真正應試中式之「舉人」相當。舉例來說吧：「蔡苑」這個名字，在「金門志」卷二「分域略．津梁」這部份中還有出現，因為他是「觀瀾橋」的建造者，但在此處是這樣提到他的：「觀瀾橋 在蘭厝鄉前，紳士蔡苑建」－－林焜熿既知蔡苑是「欽賜舉人」，但在同書的他處僅稱他是「紳士」而不提科舉上的頭銜，這很難讓人不認為是「大小眼」（假定建「觀瀾橋」是在蔡苑獲得頭銜之前的事好了，林焜熿還是可以稱他「欽賜舉人」啊）。而對於蔡其煥、蔡啟章，林焜熿認為他們兩位「移住同安多年，故不敢混載」；差一點就要把他們從「浯產」的範圍內排除，只是勉強算進去、附載在關於蔡苑的記載之內。其實別的不說，光看蔡苑等三位出現在「選舉表」的位置，就可知林焜熿對於「老生」的評價，是還落在「貢生」之後的（林焜熿是本地人，故這也足以代表當時金門社會中對科舉頭銜的排行次序）。至於：最重要的「進士」呢？很遺憾，由入清以來至道光元年之間，瓊林蔡氏宗族，連一位進士都沒出過！
整個看起來，瓊林蔡氏在入清迄道光元年間，在「科舉」的表現上著實大不如前。要是整個金門各姓各地，大家的「成績」都差不多、沒什麼好比較來呈現出落差那也就罷了，但又偏偏不是如此。據「金門志」卷八「選舉表」載：康熙六年有陳睿思、康熙六十年有張對墀、雍正五年有許炎（琰）、還有雍正元年恩科之許履坦，這四位在道光元年之前成為進士；稍後在道光三年鄭用錫也成進士。雖說就算真成了進士，也不見得就作得了大官或有好結果（像張對墀就是在河南太康知縣任內獲罪被流放、而後「卒於配所」；許琰雖進了翰林院，但後來也沒能在仕途上有何發展），但「光耀門楣」這點假不了。至於舉人，由入清以迄道光元年，在瓊林之外的金門各姓各村合起來也有二、三十位。雖說在這些他姓的舉人中有人是移住外地（進士也有），算不算「金門人」或許也有問題；但瓊林蔡氏宗祠中既有蔡其煥、蔡啟章的匾額，那在比較時自不能將別人家移居外地者排除掉，也得算進來。而且，別人家的這二三十位舉人絕大多數都是真正「中式」，不是「副榜」或「老生」，出仕後幾乎也都各有發展（縱使官秩不高）。相形之下，一度曾在六十六年間出了五位進士、還有人最終成為二三品大官的瓊林蔡氏宗族，在入清後的這段期間真是處於「低氣壓」－－好不容易有族中子弟參與的「鄉試」之年，全族父老無不翹首企盼、鵠望這次能傳出捷報，但幾乎都是以失望告終（若說還有什麼會比這更慘，那就是：連在「會試」之年失望一下的機會都沒有）。有子弟在學的父老，殷望兒孫能為家門爭光、從此步入仕途，讓自己（甚至上代、上上代）能得個「誥封」；但幾乎都是等到身後、也沒得著個「誥贈」。而有進學讀書的子弟，身負著全族厚望這種不可承受之重，但到頭來沒幾個人能在考場中掙得可交代過去的成績……。這種令人失望的氛圍籠罩如此長久，雖說有蔡攀龍等在「武功」上有成就，但古來重文輕武的觀念（在「浯江瓊林蔡氏族譜」中，「文職」的封贈、宦蹟、考選者，是臚列在「武職」的封贈、宦蹟之前。），使得這些安慰的作用有限。人困窘境中，當所有「務實」的作法也都無法打開現況時，往往念頭就會不禁轉到些「超越人力之外」的神秘力量上，進而想採取些「窮則變」的法子、試圖來扭轉局勢了。
說到會影響家族運勢的神秘力量，很容易讓人想到的便是：風水。在瓊林蔡氏宗族來說，其先代有五世祖蔡靜山葬於「龜穴」、佔了據說是金門的四大名穴之一（見陳炳容老師「金門的古墓與牌坊」一書第124頁）；但再好的地理其庇蔭恐亦有時限，入清以來瓊林蔡家在「科舉」上的寥落，就足以顯示此一佳城所賜予的運勢、至少在「文運」這方面確是大不如前。那麼「文運差」要怎樣去改變呢？古代的一些縣份常會採取的作法是建「文峰塔」，這一套在福建也是有流行的：譬如明萬曆間同安知縣洪世俊在城外東南方的鳳山上建了至今依然矗立的「文筆塔」，之後許獬就高中「會元傳臚」；建塔與登科這兩件事，被古人視為有因果關係。可是，這一種辦法，在金門的「平林」行不通：因為建「文峰塔」需要在適宜的方位本有高起的基地，再於其上建塔，才能以人工補先天之不足、造成孤峰秀起的形勢；四周地勢平坦的「平林」，沒地方可適合自建一座「文峰塔」、而且這花費也頗不小，滯礙難行。若要找有什麼所需工夫及花費最少的改變運勢之道，那就是連迄今一般人都還會採取的措施了：「改佳名」。但要改成什麼名字好呢？在「平林」的蔡氏宗族倒不必為此傷腦筋、或去找「大師」來算筆劃排五行，現成的就有一個、「平林」本來就有的別名－－「瓊林」！這名字不僅貴氣、而且與成進士後的賜宴「瓊林宴」（源自北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於「瓊林苑」賜宴）又同名，以改此名來祈求「文運」是再好不過的了。
但是，縱使已有了最佳選擇，但要怎樣讓「平林」過渡到「瓊林」，還是得再花點腦筋：「平林」雖早已有「瓊林」這個別名，但要讓別名取代原名，必需要有某種推動的力量才行；要改稱「瓊林」，這件事不是蔡氏宗族自家改了就「說了算」。而以改名之法希圖改變運勢，就得讓更多更多人都「異口同聲」、才能達到冀求的效果－－好比「紅樓夢」裡描述的：因為賈寶玉自幼身子弱、怕養不大，賈府便到處貼了書有其名的字條，讓過往人等連挑水挑糞的甚至叫花子都可喊上一聲「寶玉」；要如此作的想法在於：越多人這樣喊、寶玉的小命就越穩固（朱天文女士原著改編的電影「小畢的故事」中，也有個類似的橋段）。誦經持咒，也是要越多人來聚集同聲、效果越大（現在的佛教電視頻道還有萬人同時誦經的時段，道理在此）；就連神通第一的佛弟子目連，也還得要五百高僧來襄助才能成事呢－－為了要讓至少金門島上的其他村莊人等都改口稱「瓊林」，必需要能產生一個讓大家會這麼去做的理由來才行；否則，他姓他村的人家幹麼要這樣配合著叫、只為了幫你家祈求「改文運」？為了推動、達到「異口同聲」的效果，「御賜里名」之說便因而產生了。
說到強制力，在古代的中國，在家族中的家長之外，最大的力量就屬兩種：「皇權」與「紳權」。皇帝居於京城，藉層層官員統治天下，一念之善能造福萬民、一怒亦能使千萬人頭落地，其威勢自不待言。但皇帝的威權雖不可犯，但在「天高皇帝遠」的所在，「紳權」便在許多方面宰制了百姓；仕紳的權力，有部份可能也藉「皇權」而來（家族中有人是現任或退休官員，或與地方官有交陪）、或是憑藉財力而有仲裁、甚至武斷鄉曲的權力，可能連地方官都不敢與之抗衡。在道光初年的瓊林蔡氏宗族，由於已久無子弟出仕成為高官，在「紳權」這方面較之明代後期已不能相比。若說要有什麼方法去推動讓鄰里改稱自家為「瓊林」，唯一的途徑，就是假借「皇權」：畢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個地方要改地名、自然是皇上「說了算」；只要「造」出個「金口御賜」的說法、聲稱里名「瓊林」是由皇上給改了的，那對一般小民就能發揮說服力，使其相信、傳誦，進而達到改變稱謂的目的了－－這就是為什麼要「造」出「御賜里名瓊林」這個說法的原因。
筆者於上所揣摩出的：道光初年的「平林」蔡氏宗族為了「改運」，於是便藉因有「御賜」而獲里名、欲以促使鄉鄰改變稱謂的這個想法，會太過異想天開嗎？就算是只看過周星馳「九品芝麻官」那部電影的人也知道：你不能用明朝崇禎皇帝御賜的尚方寶劍，去斬大清官員的頭。道光間的蔡氏宗族會想出這點子，不嫌它太荒謬了嗎？然而，只要不要冒失到以此為口實去要求官府將「平林」正式改為「瓊林」、不要作出任何干涉「本朝」治權的舉動，那這樣的自我標榜是不致惹來麻煩，不會有什麼後患，甚至也沒什麼人會想到要探究其真假，可以在世間流通而無礙。如果近兩百年前的事情太過渺遠，令人難以置信，那筆者就舉個距今還不到二十年前，也是在金門本地的例子來看看吧：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初，青嶼村的張氏宗族為了向軍方討回還是屬要塞管制區域的「草嶼」，於是提出了一項說法：聲稱因該村明代所出太監張敏有「保育」明孝宗之功，因此明孝宗在即位後將「草嶼」賜封給青嶼村的張敏族人（但筆者將民國八十年印就之「金門青嶼社張氏重恩堂集及族系譜圖等專輯」一書翻了幾遍，也沒見到哪裡有明孝宗將「草嶼」賜封給張敏族人的這種記載）－－如果連在帝制都已老早被廢的現代，青嶼村張氏宗族都還認為好幾百年前明朝時的所謂「御賜（儘管提不出直接證據）」可以作為理由來爭產、可以抬出「皇上」來壓人；那麼，說清代道光年間、在帝制仍猶宰制天下的當兒，平林的蔡氏宗族會亮出「前明」曾有「御賜里名」的這種說法、其所欲也不過只是希望週邊鄉鄰改變對自家的稱謂，這又有何可異呢？在金門，保有的不僅是古建築與傳統文化，舊思維的籠罩影響力也一樣強大啊。
對於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要造出「御賜里名瓊林」這個說法？筆者的推論已如上述。接下來要談第二個問題：「御賜里名瓊林」這個說法，是怎麼樣被「造」出來的？
在上面筆者曾提過，前此被提出過用以探討「御賜里名瓊林」一事的「證據」有三種：一是「金門志」中的記載、二是蔡氏宗祠內的「御賜里名瓊林」匾、三是存在耳口間的「故老相傳」。在這三種之中，「金門志」關於「御賜里名瓊林」的記載，在蔡獻臣傳末所列(「通志」、「府、縣志」、「晃巖集」)等引用來源中都不見有之，故筆者認為這應是林焜熿當年從蔡氏宗族口中得來的說法；當然，「金門志」自然是這三種「證據」中最晚產生的。至於，在「御賜里名瓊林」匾與「故老相傳」兩者間、哪個是比較早產生的呢？雖說這兩種在瓊林蔡氏宗族傳下的「證據」，都是支持有「御賜里名」這回事，但兩者卻有間接與直接、簡單與複雜之別。在「故老相傳」的說法中，是稱明熹宗詢問蔡獻臣里籍後當場「金口御賜」，是在沒有「第三者」的情形下直接授受、故事結構簡單。但「御賜里名瓊林」匾所顯示的，則是因有福建巡撫鄒維璉之奏請、明熹宗才會有「御賜里名」之舉；多了一個人物、情節多個轉折，而且因此有了一塊匾。就一般「傳說」產生的情形而言，自然是由簡單、素樸的雛型開始，然後才漸趨複雜細緻。從這點來看，口頭訴說的「故老相傳」，必是「御賜里名瓊林」匾之前產生的。但，筆者前已提過：這「御賜里名瓊林」之說的產生時間，是約在道光元年至十四年這十多年間而已，故兩者雖是有先後之別，但產生的時間相距其實並不遠；由約兩百年後的今天回顧往昔，說這兩者幾乎是同時產生的也差不離。只不過在耳口間沿遞下來「故老相傳」還會持續變化、會因述說者「講故事」的能力而產生差異；甚且，因為這種傳說在眾人之間沒有個保持「口徑一致」的機制在掌控，是以帶有各種細節差異的版本都可能同時流傳下來。但「御賜里名瓊林」匾因為已經是個實體「物證」、又與「金門志」的記載有密切關聯，故它無法再行變化罷了。兩者之差別，大致便是如此。
說到「故老相傳」，筆者在各種期刊書籍中尋尋覓覓，所能找到最早記載稱是明熹宗與蔡獻臣間「君臣對問」之後而有「御賜里名瓊林」一事者，係陳秀竹女士在民國91年發表於「源」雜誌之「金門瓊林人文之美」一文中、「御賜里名瓊林」這一節裡。在陳秀竹女士的文章中記載的「故老相傳」、是這個樣子的：
明萬曆年間，有次明熹宗問及金門進士蔡獻臣的籍貫時，以平林平庸，不如瓊林文雅，因為出自皇帝的金口，故有「御賜里名瓊林」之譽。
由於筆者所能找到這段最早的有關「故老相傳」之記載、其被寫下的時間距離今天也不過十來年，故這段內容與近兩百年前剛產生時候的傳說樣貌到底相差多少，說實在筆者並沒十分把握。不過，比起時間更近於今日的蔡主賓與蔡是民先生寫下的內容，陳秀竹女士的記載無疑是更接近於原始的「傳說」面貌（以故事內容的「複雜程度」來推定）。故筆者就以陳秀竹女士之記載為基準點、設法去往回推溯看看：究竟這「御賜里名瓊林」之說的口傳故事，最初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在筆者前引陳秀竹女士之文章中，有一句：「明萬曆年間，有次明熹宗問及金門進士蔡獻臣的籍貫」－－「萬曆」是神宗的年號、但在此卻是「熹宗」來問及蔡獻臣的籍貫，看起來自是有蹊蹺。關於「御賜里名瓊林」究竟是發生在萬曆或天啟、神宗或熹宗時代的問題，在「金門縣志」中便已經存在了。筆者稍翻了一下舊版縣志，發現過去歷次修纂時，曾經有一次「誤改」：在民國57年版「金門縣志」卷三「氏族」部份述及平林蔡氏源流時，原本是言「明天啟中，閩撫鄒維璉，以蔡獻臣學問純正，入奏，御賜里名瓊林」。但到了68年版「金門縣志」卷三「氏族」的同部份裡，這句子卻被改成了「……平林之蔡，明代科甲聯登，一門顯貴，為金門望族，明神宗御賜里名為『瓊林』。」被這麼一改動，嗣後八十年與九十六年續修的「金門縣志」便回不了頭，在「人民志」中把「御賜」的來源變成了神宗、也與自己本身的「蔡獻臣傳」搞對立了－－既然「金門縣志」中有這項錯誤存在，那陳秀竹女士記述的口傳故事、其傳述者是否是因為縣志中的「誤改」所影響，以致把「御賜」的來源說成是神宗？筆者認為：這是兩回事。68年版「金門縣志」卷三的修纂者是哪些位先進，筆者不知：改動者可能是因見到前一版只云「明天啟中」、沒說是哪個皇帝，覺得不夠清楚才去改動它；但改動者也沒去弄清「天啟」是哪位萬歲爺的年號，才造成神宗跑來「亂入」的謬誤。但陳秀竹女士所記下的內容，雖與最早之「故老相傳」不免會有差異，但所提到的皇帝是「神宗」，這點就給了筆者一個啟示：在最初為了鼓吹有御賜里名之事而造出的「故老相傳」中，這個「金口御賜」，其實是被設定發生在蔡獻臣剛考上進士的時候、也就是神宗的時代。會使筆者作如此想的原因還有兩個，第一個是：在陳秀竹女士記下的內容裡，提到蔡獻臣時還只稱「金門進士」而沒有提到官職、是剛剛才邁入仕途的狀態。第二，以一般古人初結識時的習慣，除了自報姓名還會加上里籍；而循此思維，在君臣之間，通常是對剛登科者，皇上才會垂詢其出身所在地。故筆者認為，有關「御賜里名」由來最早的「故老相傳」故事，其原本面貌應該是這樣的：
明萬曆年間，有次明神宗問及金門進士蔡獻臣的籍貫時，以平林平庸，不如瓊林文雅，因為出自皇帝的金口，故有「御賜里名瓊林」之譽。
藉由陳秀竹女士的記述，筆者推論出「故老相傳」的原本面貌應是如上。若要問：既然原初的故事中是「神宗」、那為什麼到後來會變成了「熹宗」？筆者認為：這點改變，是由於在造作「御賜里名瓊林」說法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造出「御賜」來由的另一版本與「御賜里名瓊林」這塊匾額時，將賜予的來源改設定為熹宗，於是在口頭訴說的「故老相傳」故事也作了點更動以配合之；但「故老相傳」的傳述者只注意到要將「神宗」改成「熹宗」、卻踈漏而沒把「萬曆」改成「天啟」，於是便造出了如陳秀竹女士所記述下的故事內容了。
至於，為什麼故事中的主角、受領「金口御賜」的人，會是蔡獻臣，而非蔡貴易、或蔡守愚？這另兩位瓊林蔡氏在明代晚期的高官，一位是正三品浙江按察使、又是蔡獻臣之父；另一位是蔡獻臣的堂兄、從二品之雲南左布政使。這兩位生時所達官秩都在蔡獻臣之上，以長幼之序而言也排在蔡獻臣之先，他們更該有領受「金口御賜」的資格才是啊？之所以會挑選蔡獻臣為故事主角的理由，筆者認為：有可能只是湊巧，但也有可能是考慮到一個條件，就是「任官地點」。浙江按察使與雲南左布政使，雖說是二三品大員，但人卻是在「外省」。而蔡獻臣當過的光祿寺少卿是「京官」，且在「浯江瓊林蔡氏族譜」中所載其傳記中也寫到，他在疏請讓福王前往封地時，曾以「以舊典爭於上前」、而神宗的反應是「上心嘉公直」；要說是他有機會與皇上說說話，看起來更有說服力。故而就決定了：由蔡獻臣來當故事主角吧－－當然，筆者並沒有忘記自己剛剛才作出的推論：在初始的「故老相傳」故事中，蔡獻臣是在剛登科的時候便逢皇上垂詢里籍、而那時候他距離「光祿寺少卿」還遠著呢。「故事」中既然設定皇上垂詢里籍是在蔡獻臣剛登科時發生的事，那與他後來在何處當官又有何干？其實，這正顯示了：對於造作出「金口御賜」的故事者而言，「角色」的一切的後續發展都是其已知之事；造作者是處於全知觀點的地位來編造故事，而那後來才發生的事件，影響了在時段上屬於早先的敘事考量。這就像正史的「本紀」中講述平民出身的開國之君生平，雖是由其孓然一身的童年開始，但卻在一開場就將之稱為「高祖」或「太祖」（這時「傳主」離九五之尊的地位還有十萬八千里咧）。在瓊林蔡氏宗族中參與造作出「御賜里名瓊林」傳說者，一開始雖是將「故事內容」設定在「金門進士」剛登科之時，但由於對蔡獻臣等三人的日後發展都已瞭悉，認為以蔡獻臣而言和皇上對話的機會最大、故而挑選他－－這是筆者的揣測。但或許，也就只是三中選一的機率、湊巧而已，並沒有筆者揣想的這個因素在造作者的下意識中產生影響。要之，一旦挑好了「主角」之後，原本是什麼理由而選的也就不再重要；重點在於接下來要如何進行更多「型塑」、使「御賜里名瓊林」這傳說更加堅實且合理。
關於「故老相傳」初始面貌之形成，筆者的想法已盡陳於上。但這純粹的「口傳」形態，雖是有其便利，但也不免有著缺點。便利之處在於：這個全然的口傳故事，是藉助一些已知已具備的條件而構築出來；要造出它不必費什麼工本、有點想像力就行了。缺點則是：沒有「物證」。就算是「金口御賜」好了，所謂話語，不過是由說話者口中吐出的聲波；話一說完就在空氣中消失了（古時候也沒有錄音設備啊）。即便是肚裡沒幾滴墨水的市井小民，也知道「空口無憑」一語；在沒有「物證」的情況下，要光靠「故老相傳」來當證據，不免流於薄弱、沒什麼說服力。而且，就算是皇上垂詢新科進士而有「金口御賜」吧，舊時新科進士每三年（有時還會加開「恩科」）就產生兩三百人、整個明代金門加起來也有二十多個進士，那憑什麼說皇上就光賞給蔡獻臣「御賜里名瓊林」？既只是「新科進士」，尚無尺寸之功、又何以受賜……？大概在這「故老相傳」造作出來沒多久，瓊林蔡氏宗族中的預事者便覺得光有這故事還不夠充份；若要達到希冀讓鄰里都改口叫「瓊林」的目標，非得再另想出些更「具體」的理由、讓蔡獻臣能順理成章領受「御賜」的理由不可。
在前面，筆者已將「金門志」中所列出蔡獻臣傳記引述來源的各種方志都檢視過；在這些方志的傳記中，對蔡獻臣在外地乃至京城歷任官職的表現記載，敘述有限，而且也看不出有什麼是可以成為恩賜「御賜里名」的緣由。瓊林蔡氏宗族雖保有蔡獻臣所著「清白堂稿」的抄本，但由其中所載詩文與「虛臺公小傳」裡，一樣也找不到有什麼素材好發揮的。筆者認為：為了尋找可作為蔡獻臣獲得「御賜」的理由，瓊林蔡氏宗族諒是在金門島、甚至同安縣城內到處尋找過關於以往沒注意的、有關蔡獻臣生平的文獻記載。而就在這次搜索中，明代洪受原著、清雍正間貢生黃鏘增補過的「滄海紀遺」一書出場了；黃鏘的補述部份，給了瓊林蔡氏宗族預事者靈感，於是造作「御賜里名瓊林」說法的第二個階段得以進行：創造出另一個蔡獻臣獲得御賜的說法、以及「聖旨牌」－－「御賜里名瓊林」匾。
關於近代發現「滄海紀遺」一書的來由，民國五十八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印行此書之「弁言」中有敘述：是民國五十五年間在沙美黃維宣先生家中覓得黃鏘之手抄原本。由於該書原本並未付梓，在黃鏘寫成後，應即是以抄寫的方式流布出去；在道光間周凱所修「廈門志」的「徵引書目」中，便有列出「滄海紀遺」一書，可見該書有抄本被傳出金門島之外。筆者認為：在瓊林蔡氏宗族為了搜尋有關蔡獻臣生平的文獻記載時，見到了「滄海紀遺」的抄本之一，遂將其有關蔡獻臣的內容加以運用；一方面把看起來不夠詳細的地方補強、一方面則是加入黃鏘原稿所沒有的內容，就這樣把「御賜里名瓊林」的另一個來由給塑造出來了。黃鏘在「滄海紀遺．人才之紀第三」中為蔡獻臣所寫的小傳，內容大半是寫他在浙江當提學的事蹟。筆者且把這部份再錄出一次：
歷任兩浙文宗，識拔精詳，去取公明。其獲優等者，多掇巍科，著名兩榜。福建巡撫大中丞鄒公諱（維）璉，以學問純正，馳奏題荐。至今浙之人士，獨稱頌不衰云。
在黃鏘的這段文字中，有個像是「語意未完」的地方：在鄒維璉因蔡獻臣學問純正而奏薦之後，朝廷、皇上的反應是如何？沒有說明。這個看似不足之處等於是留下了一個「榫眼」、使後世之人可以趁便添附些東西進去。當年參與造作「御賜里名」說法的瓊林蔡氏宗族人士，諒必是發現到這一點，於是給黃鏘的敘述來了個抽樑換柱、將「以學問純正，馳奏題荐」換成了「以學問純正奏，御賜里名瓊林」！既有其一，更有其二：在述敘蔡獻臣於浙江當提學時作育人才之功，黃鏘的原文只概略地說獲蔡獻臣識拔者，「多掇巍科（意謂在科舉考試中名列前茅），著名兩榜」；為了讓這事蹟更具體化，造作「御賜里名」說法的瓊林蔡氏宗族人士便乾脆舉出實例、把這一句改成了「狀元朱之蕃，其所取士也」（筆者按：在長年注重讀書舉業的人家而言，會知道些往昔狀元之出身里籍，自不足異；只不過這是造作者為了使故事逼真而找來充數的角色，故而也沒有去詳考其登科年份）！至於「至今浙之人士，獨稱頌不衰云」，也被換成了「浙人士為立生祠」（筆者按：這一點不假，明人顧憲成「涇皋藏稿」卷十一有「常鎮道觀察使者虛臺蔡公生祠記」）。經過這一番抽換改裝，黃鏘原本對蔡獻臣生平的敘述，就被拿來作為「御賜里名瓊林」一事存在的說法；造出了一個看起來可信度高的故事，可以證實此事確曾發生－－由於蔡獻臣在浙江主持學政時識拔精詳、去取公明，浙江人朱之蕃因而成為狀元，浙江百姓還為他立生祠；受其提拔者後來成了狀元、再加上「學問純正」，故福建巡撫鄒維璉向朝廷奏薦，而皇上的恩賜便因此頒下來了！整個看起來，不是順理成章得很嗎？
……在此，筆者得插入一點說明：關於「金門志」中的「狀元朱之蕃，其所取士也」這一句，張建騰先生的論文及蔡主賓先生所撰「蔡獻臣年譜」中，都已指出此事不確：因為朱之蕃是在萬曆二十三年便成了狀元，而蔡獻臣是遲至萬曆四十五年才由浙江海道陞任提學副使的；故朱之蕃當然不可能是蔡獻臣「所取士」。而對於此說，蔡主賓先生雖認為不確，但又提出另一個說法，認為朱之蕃可能是蔡獻臣之父蔡貴易所提拔的舉人。蔡主賓先生在「蔡獻臣年譜」第122頁中如此說：「因為貴易於萬曆二十一年晉升浙江省按察司按察使，兼管學政（相當於現代的省教育廳長，負責一省之教育、貢舉與文化之事），二十二年八月，負責鄉試」。關於蔡主賓先生提出的這另一說法，筆者認為，這恐怕出是於「想當然耳」的誤會：據「明史」志第五十一「職官四．按察司」部份載，明代的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糾官邪，戢奸暴，平獄訟，雪冤抑，以振揚風紀，而澄清其吏治」，管的是監察、「官箴」這方面。至於在按察使之下，則有「副使、僉事，分道巡察，其兵備、提學、撫民、巡海、清軍、驛傳、水利、屯田、招練、監軍，各專事置」；學政之事是由按察司副使，也就是「提學」主管。按察使雖然是副使的上司，但並無兼管學政之權力，故蔡主賓先生設想的情形並不可能發生。再者，蔡貴易身後之「嘉議大夫浙江按察使肖兼蔡公墓誌銘」，是由晉江人黃鳳翔所撰（見於黃著「田亭草」卷之十五），其中也沒提到他與朱之蕃的仕進有任何干係。黃鳳翔是與蔡貴易同榜成進士之鄉親，且蔡貴易是在萬曆廿五年春逝世，距朱之蕃成狀元時只不過年餘；如果蔡貴易真曾識拔了朱之蕃，黃鳳翔應絕不致漏載此點的。
－－有了「腳本」之後，接下來就是「搭景」的工作；在這一階段，不像之前僅以造出口傳說法便滿意、而是要造出個能配合此說法的「物證」來。既然說是有「御賜」，相應的物證便是一塊「聖旨牌」、那塊「御賜里名瓊林」匾。至於要如何製作此物的型制問題，不難找到參考資料：瓊林村外就有個道光五年所建「顏氏節孝坊」、後浦城裡也有嘉慶十七年所建「邱良功母節孝坊」；這兩者頂上都有「聖旨碑」這個構件，「御賜里名瓊林」匾只要仿其型式便可造出，長方形、其上文字直書，只不過把「聖旨」二字換成了「御賜里名瓊林」。所不同於牌坊之「聖旨碑」者，這「御賜里名瓊林」匾既是要與根據黃鏘記載而造出的「御賜」說法配合，故它又加上些「說明」：因為是蔡獻臣在任浙江學政時有功、鄒維璉有奏薦而獲賜，所以「御賜里名瓊林」的兩側便加上了「欽命福建巡撫鄒維璉為」、「欽命浙江提學蔡獻臣立」這兩行字（就像為舉人、進士立的匾，會有贈匾與受匾者之名銜）。筆者在前面曾提過：這塊「御賜里名瓊林」匾其上所書蔡獻臣的官職有問題，因為不論是在天啟或崇禎間受「御賜」而有此匾，那上面的官職都不該是蔡獻臣在萬曆年間擔任的「浙江提學」：只要知道此匾是基於黃鏘的記述而造出來的，那這個疑問就有了解答；因為根據的資料就是這麼說的，所以造出來的東西當然就是這樣子的－－有了說法，再掛起個「御賜里名瓊林」匾，一整個看上去就十足有模有樣，可以拿來「對外宣傳了」。而掛起此匾，也不單單僅是為宣傳之用、它還有「心理滿足」這一面的作用；瓊林蔡氏宗族已經老久沒盼到「開祠堂上匾」的盛事，這一次雖不能在進行時大肆宣揚，但在宗祠中多了這塊「聖旨牌」、即使是「自製」的，也令人不禁心喜－－這就像是為來日可待的「舉人」、「進士」上匾儀式進行預演、離「振興科舉」的目標又更近些了。再者：多了這塊與「皇權」相關聯的匾，對於瓊林蔡氏之「紳權」多少有點助益。雖說它不是「本朝」的，但這種物事的象徵性仍足令鄉民起敬－－再怎麼說，一般人家可掛不起這塊匾啊。
講到這裡，還有一點關鍵之處該說明：在「金門志」的蔡獻臣傳記中，稱「閩撫鄒維璉以學問純正奏，御賜里名瓊林」一事，是發生在「天啟中」；這個時段是怎麼設定的？為什麼不是在「萬曆中」、或「崇禎中」？關於此事發生的時段，筆者認為：這是當年造作「御賜里名瓊林」一事說法的瓊林蔡氏宗族人士所設定，林焜熿只是照錄所聞（如果林焜熿當時真有卯起來去查鄒維璉來任福建巡撫的年代，那這個故事只怕早就破功了）。在黃鏘的記述中，也並沒說鄒維璉是在何時「馳奏題荐」的。到底設定「御賜」一事發生在「天啟中」的原因何在？懸在瓊林蔡氏宗祠中的「聖旨牌」，和一般的「進士匾」等等不同，它上面並沒有「年份」。筆者揣測：在「御賜里名瓊林」匾剛造出來的時候，預其事的瓊林蔡氏宗族人士可能也還沒想到「年代」的問題，是事後才補強這一點的。而關於這一點，筆者有兩種可能的想法：簡單的和複雜的。簡單的想法是，因蔡獻臣是在萬曆晚期才出任浙江學政，萬曆之後隔了僅一個月的「泰昌（光宗年號）」，之後便是熹宗在位的天啟年間。而黃鏘的記述沒說明鄒維璉奏薦一事的時間，造作「御賜」一事說法的瓊林蔡氏宗族人士便以意度之，把事件設定是發生在萬曆之後的天啟年間；這是很單純的想法，僅是按照時間順序、想當然耳而已。至於複雜的想法呢？筆者認為：這可能是有為蔡獻臣「討公道」的意味在；因為正是在「天啟中」，蔡獻臣吃了個大虧－－在天啟六年九月間，蔡獻臣原已獲得吏部「正推」、該被擢為正四品之南京太常寺少卿，但結果卻是遭魏忠賢矯旨阻撓，不僅沒陞官還反被命「冠帶閑住」、悶在家裡。蔡獻臣為了此事相當鬱卒，在「清白堂稿」中有「推南奉常得門戶閑住旨有作（丙寅）」、「又門戶嘆」、「丙寅除夕作」等詩，都是紓發對自己橫遭打壓的慨嘆。說起來，「天啟爺」是欠了蔡獻臣一個正四品官職；既然有欠，就該有還，那就拿「御賜里名瓊林」來抵「南京太常寺少卿」吧－－在古人的想法中，為了「討公道」或紓發自己不平之氣而去「改寫歷史」的事例，時而可見。譬如胡適先生曾舉過「說岳傳」這個例子；在這部小說中岳飛雖遭冤死無法改變，但小說作者卻讓岳飛的兒子掛帥印去打平金國、完成乃父「痛飲黃龍」的心願。還有明代萬曆間進士葉憲祖，他是曾因不肯為魏忠賢建生祠督工而罷職的硬頸人物。這一位是堂堂進士，對家喻戶曉的歷史事件自當嫻熟，但他卻也寫了「易水寒」這齣雜劇，在劇本中讓荊軻成功挾持秦王、逼使其立盟歸還攻略來的各國土地；甚至在荊軻成功之後，還讓仙人王子晉來渡其歸真、回返天界去了－－原來荊軻本是神仙，為報燕太子丹的宿世之恩而下凡成了劍俠；田光、高漸離、徐夫人等諸人，都是天上的劍仙，也下凡來助荊軻成事。一齣歷史劇寫到後來，變成了神怪、「修真」小說了；這個「跳tone」還真不小。古代的小說、戲劇作者，在嚐試「改寫歷史」的勇氣上，是一點也不遜於現代搞「穿越」之創作者的。而這些與史實不合的故事，讀者雖知非真，但讀它們就是為博得一個「痛快」：看到忠臣義士大願成就、反悲為喜、天下大同太平的大團圓結局，雖明知這是「虛擬」的、也可求得一種「心理平衡」（即使是「十五貫」、「竇娥冤」那樣的冤死故事，也一定要昭雪清白才行，不能「悲劇」到底）。比較起「說岳傳」與「易水寒」，「御賜里名瓊林」的說法還有根據得多；前二者既能存而不泯，「瓊林」之名由來的故事，自然更易為一般人所接納、相信了。
關於造作出「御賜里名瓊林」說法、以及「聖旨牌」產生的經過，筆者的推論大致就如上述。而這項工程進行到掛起「聖旨牌」與確立事件年代的說法之後，基本上可以說算大功告成了。很巧的是：在道光十四年，林焜熿開始為纂輯「金門志」而在島上進行「遺事訪之父老」的工作時，「御賜里名瓊林」已經準備就緒了。當年的瓊林蔡氏宗族除了提供有關蔡獻臣的資料、以及「御賜里名瓊林」來由的說法，可能還開過祠堂讓他瞻仰一下「聖旨牌」。身為修史者，林焜熿應該對「前所未聞」、至少在過去的省府縣志中都沒記載的事，必需要查證一下。筆者認為：林焜熿應該就是因見到黃鏘補述「滄海紀遺」時為蔡獻臣所作小傳，才會相信「御賜里名瓊林」是確有其事（前面筆者已提過，周凱所修「廈門志」之「徵引書目」中有列出「滄海紀遺」，而林焜熿便是修纂「廈門志」的工作人員之一，故他有機會讀過「滄海紀遺」）。雖然黃鏘的原文中是「多掇巍科，著名兩榜」，沒說有「狀元朱之蕃，其所取士也」這回事；關於鄒維璉也僅言其以蔡獻臣學問純正而「馳奏題荐」，也沒提到有「御賜里名瓊林」云云。但對於這些差異，林焜熿諒是認為由當事人宗族後裔得來的生平資料，會有比早先方志更詳細的部份，這一點並不足異；而且看起來這些細節，與黃鏘原本的記述大致相合、沒什麼牴觸，於是就這麼相信了，將這兩件事都納入「金門志」中的蔡獻臣傳記之中－－對於修纂家鄉方志的文士而言，能找到任何「舊志」都不曾記載的特殊光榮事件，這和「中獎」差不離，自然心理上也會傾向於相信；人們總是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事情。在查證工作上，林焜熿於此恐是作得不夠：關於「狀元朱之蕃」的登科年份，林焜熿大概無法去查到「浙江通志」等外省方志的記載，或是前朝萬曆間的歷科「會試錄」、「皇明三元考」之類的資料，因此沒有查證；這還能說是受其能接觸之資料所限。但鄒維璉是否於「天啟中」來任福建巡撫，這一點林焜熿應該是能弄清楚的。像「廈門志」在卷十六「舊事志．紀兵．明朝」部份，便有提到鄒維璉在崇禎六年曾經擊退侵入中左所（在廈門）之紅毛夷。不過林焜熿在「廈門志」成書之後，可能並沒將全書通覽一遍、或是讀到了而沒有特別去注意此點。如果林焜熿有注意到鄒維璉在崇禎六年時還是福建巡撫，或許會懷疑他怎可能由「天啟中」到崇禎六年這麼長的時段都還擔任此職。另外，「廈門志」之「徵引書目」中，有列出乾隆二年所修及三十三年續修之「福建通志」，而在前者之卷二十一「職官」部份所載明代「巡撫都御史」名單中，「鄒維璉」之名是很清楚地列於天啟年間來任者之後；林焜熿應該也能查閱乾隆二年所修之「福建通志」，但他可能根本沒想到要去查證鄒維璉的確切蒞職期間，錯過了這項證據－－要之，在林焜熿未核對史料、或是未生疑的情況下，「御賜里名瓊林」便被寫進了「金門志」裡了。
「金門志」雖是林焜熿父子賡續工作的成果，但在過程中也有地方官員來撰序並襄助刪修、募資付梓等事，故此書也可說是帶有「半官方」色彩。而一旦被寫入「方志」，「御賜里名瓊林」一事就更加確立不搖了。雖然在「金門志」的其他部份出現的稱謂仍是「平林」，但自此「平林」的蔡氏宗族可以堂堂正正對外宣傳：「瓊林」之名乃是前朝「皇上」所賜的、請大家改口了吧－－關於這「對外宣傳」一事，近年間學界的田野調查報告中也發現一種現象：民國103年7月、由國立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出版之「戀金術：金門田野奇幻之旅」一書中，頭一篇便是由該所之吳秀雀女士所撰寫的「社區、觀光與記憶：以金門瓊林為例」一文，這是吳女士於2009年夏天在瓊林進行田野調查的報告。在這篇報告中，吳秀雀女士提到自己「田野期間，常聽到聚落中的居民對內交談時，習慣稱此地為平林，對外用瓊林稱呼，這樣的稱呼似乎形成一種內外之分。」－－在對外提到自家時、不忘要用上「瓊林」之稱；但在與自家人之間交談時，心裡依舊清楚「平林」才是原本的名字。這個迄今猶存的現象，其中意涵頗有值得玩味之處。
關於「御賜里名瓊林」一說的源起與塑造、確立的經過，筆者的推論大致就如上；但在這中間還有一事頗值探討，就是「根據」的「根據」－－為什麼，黃鏘在補述「滄海紀遺」時所寫的蔡獻臣小傳中，會記載著「福建巡撫大中丞鄒公諱（維）璉，以學問純正，馳奏題荐」這樣的說法？前面筆者已提過：鄒維璉的「達觀樓集」所載其蒞閩期間的奏疏中並無一字涉及蔡獻臣（況且鄒維璉至閩後忙著對付海盜劉香老與紅夷入侵者，不會有心思去管誰「學問純正」或識拔精詳、而且還是萬曆間在浙江省的舊事）；那黃鏘的記述到底是打哪兒冒出來的？在檢視過與蔡獻臣相關的人物資料後，筆者認為：稱「鄒維璉」曾有疏薦蔡獻臣一事，是起源於一項誤記；而這不是「張冠李戴」、該稱為「鄒冠鄒戴」才對－－在天啟年間，朝中確乎曾有一位鄒姓高官在上疏時舉薦過蔡獻臣、且其理由便是蔡獻臣之「學問」；而這位鄒姓高官，就是張建騰先生的論文「金門蔡獻臣研究」中也提過與蔡獻臣有交情者之一、時任刑部右侍郎之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鄒元標是也。
關於鄒元標，筆者不擬對其生平多作介紹，只要列出他上疏薦舉人才時提到蔡獻臣的部份就夠了。根據陳建「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三、天啟元年四月初八日的記載，鄒元標在這天曾有上疏；這篇奏疏題為「國事甚危敬陳膚見疏」（見「鄒忠介公奏疏」卷三），鄒元標在其中臚列了一批他建請熹宗該親近的官員：
……臣所知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邃學沉機、通政司吳達可端簡純誠、大理寺丞俞懋衡丹衷石畫、副都御史劉曰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節宏猷、太僕少卿周汝登學明正宗、光祿少卿蔡獻臣沖襟實學、副使馬益禎澄清志酬、布政蕭近高恬約自如；宜在左右，以借前籌……。
在「鄒忠介公奏疏」所載此疏之末，有記載當時熹宗見疏的指示曰：「天啟元年四月十四日奉聖旨：鄒元標懷忠入告，所奏各疑即與議行。該部知道。」如上所見，在鄒元標上疏中推舉蔡獻臣「沖襟實學」，是夾雜在一列名單之中，並不是專為他一人就上疏的。那麼：何以本是「鄒元標」的上疏、到後來會被誤認係「鄒維璉」所為？筆者的揣測是：當年黃鏘為了給「滄海紀遺」作補述，該也是曾廣泛訪問過所有可能提供資料者；因他是位貢生，所接觸到的人可能包含居於同安縣城、甚至泉州府城內的學者先進們。而在這些前輩文士之中，可能有某人讀過鄒元標的奏疏集、或是由「皇明通紀集要」之類的史籍中知曉鄒元標曾推許過蔡獻臣的「學問」；但這位資料提供者在被黃鏘問起時，沒再回頭去翻書找出處、僅憑記憶就作出回答，結果就出錯了－－會有誤記的情形，往往不是毫無原因，而是有某些相關相似的因素在起作用、導致腦子裡發生「錯誤聯結」：鄒維璉也姓鄒、官秩也高，而且他曾在明末來福建當巡撫、時段相符又有「地緣關係」；結果資料提供者在努力回憶時，「鄒維璉」就比「鄒元標」先浮出腦海，錯誤便因而產生了。說起來，這個錯誤可稱之為「第一張骨牌」：若不是此人想起了「曾有這麼件事」，黃鏘就不會寫下相關記述、瓊林蔡氏宗族也就不會有安插「御賜里名瓊林」一事發生的餘地、林焜熿也不會在「金門志」中照本宣科了！歷史上發生的大事件，有時也就是起源於一個小錯誤而已。而鄒元標實際上疏推許蔡獻臣「沖襟實學」的時間，到後來竟然也與「御賜里名瓊林」一事被設定發生的「天啟中」相符，其間之巧合，亦堪稱一奇了。
－－關於「御賜里名瓊林」說法的由來，筆者的推導結果，就如以上所述。至於，費了這一番工夫的「改名運動」、希冀祈求「改文運」的作為，之後到底有沒有發生「效應」？或許可說：算是有的。在「金門志」初稿告成（道光十六年）後不久，瓊林蔡氏新倉三房第二十二世之蔡廷蘭便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成為破天荒的「開澎進士」、緊接著大厝房第二十三世蔡鴻瀾也於道光二十五年成為恩貢生。雖然蔡廷蘭是移居澎湖的裔孫，但在赴科舉考試的過程中也曾回瓊林來謁祖，最終總算能金榜題名；在瓊林蔡氏宗族來說，這不僅是祖宗的庇祐再現，也一定是「御賜里名瓊林」的口彩應驗了、真箇是很靈……。可是，也就是在這道光年間，鴉片戰爭以失敗告終，隨後多年不旋踵而來的內憂外患，使中國人的世界起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往昔認為可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想法、敵不過船堅砲利的挑戰，光會作「舉業文章」的舉人、進士，不再是朝廷進用人才的唯一途徑，各種為因應世界潮流新知的學堂紛紛設立，連小留學生都拖著髮辮被送出國去了。到後來，科舉廢了，清室覆亡，民國建立；而「御賜里名瓊林」由來背後隱藏的故事隔了歷史煙塵，於今成為往昔光榮的傳說。然而，也就是因民國建立，「平林」到底還是變成了「瓊林」；這「改名運動」終究得著成功、瓊林蔡氏依然也還是興旺的大族。況且，瓊林蔡氏俊彥之仕進發達，是早在有「天啟」之前便已開始的；村里之名稱如何移易，影響與意義真有那麼大嗎？
在本文的一開始，筆者曾引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著「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二中「寵待功臣改賜鄉里名號」這麼一條文字，其中註文便有：「然則改鄉里名號本民間所榮獎之舉，而朝廷因之」云云。「改鄉里名號」這種事，原本是民間所能自為；緣於某人或某姓家族的卓異不凡，周邊士民便將其所居鄉里改換稱謂，可說是鄉土自發的「實至名歸」。只不過在帝制時代，皇權宰制天下、控制力度大增之後，「改鄉里名號」的權力便被皇上、朝廷（或州官）佔了去，民間不能再搞這一套，變得只能仰望「御賜」。然而，這一類榮獎的頒賜畢竟罕見；而對於可使己身與其他編氓有別的榮譽，又是許多人（或是「事主」的周邊之人）所希冀而不可得的，於是便會產生些拐彎抹角的法子－－好比「賜諡」是由朝廷而來，某位學者生時有一批忠誠追隨的門人弟子，見先生身後沒能得著朝廷的榮典，便會想出個「私諡」來尊崇斯人（一方面也有標榜自己學派的意味）。活著的時候能得著「誥封」、或身後能得著「誥贈」，也是諸多有兒孫正朝仕途邁進者的願望；但這種願望也不是容易實現，最後在墓碑上便只好以「待贈」起頭、把希望寄託到未來。從「私諡」、「待贈」到造作出「御賜○○」，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卯起來乾脆「自己動手做」，總是比等待朝廷皇上睜眼要快得多。
金門瓊林蔡氏宗族，在明、清間曾有諸多舉業有成者，顯宦如蔡貴易、蔡獻臣在浙江有生祠，蔡守愚亦有「蔡佛爺」之稱；其出身俊彥受民愛戴與顯榮的程度，便是自稱「瓊林」也並不誇張，況且這還是本來就有的別名呢。古哲孟子雖屢屢推崇文王，但他也曾說過這樣的話：「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真豪傑者，尚不必有待於文王，更何況庸闇如明熹宗者？「朱皇帝」與「愛新覺羅」都已煙消雲散，常民家族之緜延久長，比之王朝更迭還穩固；無論是「平林」或「瓊林」，又何賴趙孟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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