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桂聯芳」少一株 ──
關於蔡懋賢的「出身」問題
08, Jan 2018 09:29
羅元信
在古來的中國各地各級方志中,「選舉」通常是少不了的一個部份(除非方志的涵蓋地區,偏偏就是沒出現過這樣有功名的子弟);其中臚列出各種生員、舉人以迄進士的名單人數,向來就是地方引以為傲的根據,也是當地文化文明的指標。不消說,「數大便是美」,尤其在科舉考試中層級最高的「進士」,即便到了今天,也還是為人樂道的話題。金門以一百餘平方公里的小島,由宋迄清出了如許多的進士,在近年間更是成為學術研討會的重要題目。但,要談金門的「進士(們)」時,有一個基本問題卻始終很難釐清,那就是:到底有「幾位」?關於這個問題,在2016年舉辦過「科舉制度在金門」學術研討會後出版的論文集書首,陳益源教授的「主編序」開頭,是這麼說的:「金門進士知多少?宋、明、清三朝合計,從寬來說,高達近50人;從嚴而論,亦在39名以上。」(至於同書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戴華主任的序文,則不考慮「寬」或「嚴」的問題,逕曰:「自宋代以降,以金門籍考上進士者就有五十位之多」)為什麼,這人數落差會這麼大?其中自是還有不少值得研究研究之處。
關於金門的「進士」應該是多少位這個問題,在1999年大陸的謝重光、楊彥杰、汪毅夫三位先生所著「金門史稿」一書第七章「科舉和教育」、其第一節「金門歷史上的進士」中,根據道光間林焜熿所修「金門志」等書與「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的記載,列出了「宋代金門進士凡6名」、「明、清兩代金門進士凡34名」,一共四十人的一份名單(見該書第219至222頁)。但緊接在這份名單之後,該書則以「明清進士題名碑錄」中記鄭用錫的籍貫為「台灣府淡水」、李景銘的籍貫為「福建閩縣」為由,將此兩人剔除,使金門進士人數之總計降至38人。而歷來對金門進士人數寬列到最高的,是前兩年金門縣政府文化局的郭哲銘科長臚列出的50人名單。與「金門史稿」相比對,郭科長的名單除了有鄭用錫與李景銘兩位,還加入了邵應魁、周文郁、劉捷這三位「金門所」出身的武進士,另外更藉「金水黃氏族譜」之載補入萬曆十一年癸未科的黃萼、據「張氏(益安)族譜」補入順治十二年乙未科的張可立、據「同安縣志」增補了順治十五年戊戌科的劉望齡、據黃金墻先生手抄「金門明清人物概述」增補了道光十六年丙申恩科的黃紹芳與光緒六年庚辰科的黃軒齡,還有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的「開澎進士」蔡廷蘭,以及原本道光「金門志」中並未列入進士名單的張星徽──由嚴到寬,這數字落差之大,實在讓人不得不質疑「標準」何在?今之人不論對人對事,動輒都要求不可有「雙重標準」,這幾乎可以說是普世價值了。但在討論金門的「進士」有幾人時,「標準」始終難有個定義、到底該「從寬」還是「從嚴」?而「寬」的話應該寬到什麼程度、若「嚴」又是應該多嚴?即便開過學術研討會,這公認的「標準」也還是沒能產生出來。以學術研究而言,這樣的情形說實在不應該存在。但這也難怪:「從寬」的話倒還好,在金門本地大概不會有人反對;但如果一旦「從嚴」,就會抵啎「數大便是美」這個大家心照不宣的準則。把「數字」給拉低了、是自招白眼的作法,聰明人才不幹。於是這個「標準」,就像老子所形容的「道」,「忽兮恍兮」、「恍兮忽兮」,處於一團迷霧中,不知何時才會現其「真身」?
關於為「金門進士」擬出一個認定標準這檔事,恐怕還得經歷一番相當耗時的討論;但或許也根本就不會有人去著手、也不太能期待學術研討會拿這來作主題。畢竟想要擬出一個眾人(不如說是金門本地人)盡皆滿意、又能放之四海皆準的「標準」,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一旦要認真討論起來,又恐怕難免要「傷感情」。況且就算真擬出了「標準」、因而由「寬」的名單中剔除一些人;這「標準」也無強制力去要求個人論述、著作中將之奉為圭臬,「一人一把號」的情形不會就此消失。但,雖說要擬出一個眾人首肯的「標準」,洵非易事;但在一些「個案」上,藉史料文獻的考察,其人是否能算「金門出身的進士」這件事,還是可以作出判斷的。例如:在康熙六十年參加過會試的張星徽,當年他是在會試後因「磨勘罷第歸」,並沒有成為「進士」;嗣後他雖曾再參加會試,但也沒能上榜,以故後來僅能「以舉人銓選」的資格去服公職。關於張星徽落第的經過,筆者在2016年「科舉制度在金門」學術研討會中已提出過論文加以考證;因為相關的文獻記載很明確,故此人已毋庸再列入「金門進士人數」的討論中:他並沒有「上榜」、就是這麼回事。縱令金城鎮浯江書院內的「文舉榜」、與石雕公園的「進士牆」上還有他的名字,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在近年間,科舉與「進士」,是金門地區文化活動的熱點。除了舉行學術研討會,縣府曾宣布要打造「進士大道」(現下不知進行得如何了?)、甚至呼籲「縣籍作家踴躍提出金門進士先賢生平事蹟及其貢獻的田野調查與傳記書寫計畫,只要審查通過,文化局可給予高達百萬元的經費補助。」(成功大學新聞中心,http://news.secr.ncku.edu.tw/files/14-1054-158838,r81
-1.php?Lang=zh-tw)在如此大手筆之下,嗣後諒必又有不少關於「金門進士」的著作將陸續面世……。不過,說到要寫傳記,則「標準」這個問題,又讓人不得不懸心:在目前已被列出的「金門進士」名單,「從寬」的姑不論,「從嚴」的像「金門史稿」中的三十八人之中、當真就全部都沒有「問題」嗎?
在一年多前,筆者因曾濫竽「科舉制度在金門」研討會,故嗣後又對「金門進士」的名單中人作了些文獻蒐羅與閱讀。而在這其中,有一人引起筆者的注意:這一位,就是在道光「金門志」中有立傳的蔡懋賢;該志卷八「選舉表」所列萬曆十七年進士及萬曆十三年舉人名單中,有蔡懋賢的名字,而在卷十「人物列傳(二)」將之列入「宦績」傳,其傳開頭即云他「字德甫,號恂所;平林人,貴易族(蔡貴易之同族)。」乍看之下,蔡懋賢的「出身」應該沒有問題,但筆者在網路瀏覽時,卻找到「台灣社區通」網站中「金門縣金湖鎮瓊林村社區」的網頁,在2008年1月27日有一篇「匿名者留言(雖不知何人,但諒是瓊林蔡氏中的賢達)」答覆「蔡芝愈宗賢」的留言,內容是便是有關蔡懋賢的來歷問題。這位留言者開頭即道:「進士懋賢公之事,後世眾說紛紜,我採有根據者或較為可信者予以整理歸納如下」。此篇留言於下分為五點敘述,第一點「懋賢公小傳」,基本上就是抄錄道光「金門志」中為蔡懋賢所立之傳,略有易字、加上插入「屬於平林竹溪派大厝房人」這一句話而已,故筆者就不在這裡重謄一遍了。至於第二至第五點,筆者就按照在該網頁所見,全錄於下:
2.蔡懋賢本非蔡氏
蔡懋賢,原是他姓,是因外甥成母舅而入蔡-過繼之意,直至中舉人、中進士,方引鄉族所矚目。
在瓊林大厝十世宗祠-小宗的進士匾,是掛於副位,首位是蔡國光。蔡國光(西元1601年──1684年),瓊林竹溪派大厝房17世人,明熹宗天啟丁卯(西元1627年)中舉人,名列第六,明思宗崇禎甲戊(1634年)中進士,官授禮部禮科給事中。
在瓊林大宗祠-蔡氏家廟的進士匾,則掛於蔡獻臣之後。蔡獻臣(西元1563──1641年),瓊林樂圃派大宅房16世人,與其同榜進士二甲第六名,官至南京光祿少卿。
3.名諱未列瓊林祖譜
瓊林祖譜大厝房的確無其名,原因不可考。即使在文職宦蹟篇,同樣不見經傳,原因也不可考。
4.十世宗祠及蔡氏家廟均無其神主牌,原因是非正統血緣者,不能進主。
5.春秋二祭均有留其饗位。
(http://sixstar.moc.gov.tw/blog/w332164/gBookAction.do?maxRecord=10&width=50%25&recordCount=745¤tPage=61&method=doViewGbook)
──以上這四點,就是筆者於「金門縣金湖鎮瓊林村社區」的網頁所見2008年1月27日那位「匿名者留言」所留內容。對於留言者是何人?筆者不擬去窮究。要之,只要其敘述的內容能夠覈實,就可以作為討論蔡懋賢「出身」問題的依據材料;只除了「外甥成母舅」應寫作「外甥承母舅」,還有「崇禎甲戌」誤作「崇禎甲戊」這兩點,筆者得先更正。就這篇留言的內容來看:連現今的瓊林蔡氏族人,對於蔡懋賢的「來歷」也還是一頭霧水、無法說個分明。
關於「名諱未列瓊林祖譜」這第三點,筆者前兩年得贈一部道光元年所修「浯江瓊林蔡氏族譜」的影本;雖然「留言」中已明白說道「瓊林祖譜大厝房的確無其名」,但筆者為了謹慎起見,還是自己去翻過、確定「大厝房」譜系中沒有「蔡懋賢」之名。另外在「留言」中所稱該譜之「文職宦蹟篇」,也就是「文職宦蹟便覽(科甲出身者)」這部分,同樣也找不到「蔡懋賢」──說起來,光是這樣就已十分可怪了:如果瓊林蔡氏有流傳「蔡懋賢」是「屬於平林竹溪派大厝房人」這樣的說法、那何以在族譜「大厝房」譜系中會找不到他的名字?即便一開始可能像「留言」中所說,蔡懋賢因為是過繼來的、一開始族中並不重視他,「直至中舉人、中進士,方引鄉族所矚目」。但是:自蔡懋賢登第之後,「浯江瓊林蔡氏族譜」也不是沒重修過;難道每次重修時、偏偏卻都忘了要把他載入嗎?而且不只譜系中無之、連「文職宦蹟便覽」也不見其人,這又是何故?「留言」中只能以一句「原因不可考」,留下懸念。至於第四、第二點,看似是有相關性的。第四點云「十世宗祠及蔡氏家廟均無其神主牌,原因是非正統血緣者,不能進主。」在這裡所謂「非正統血緣者」是怎回事?第二點適可作為說明:「蔡懋賢,原是他姓,是因外甥成母舅而入蔡-過繼之意」。照這樣的說法,「非正統血緣者」之說是可以成立;不過,這樣就算是完滿的解釋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若是「外甥承母舅」,那麼「蔡懋賢」的母親就該是姓蔡;可是,從現存的文獻來看、「蔡懋賢」的母親並不姓蔡,因此「外甥承母舅」之說,是根本就不能成立的(是什麼文獻,下文會說明)──說了這麼多、總而言之一句話:「浯江瓊林蔡氏族譜」中沒有「蔡懋賢」的影子、十世宗祠及蔡氏家廟中也都沒有其神主牌。關於「蔡懋賢」的出身來歷,現今的瓊林蔡氏人士不明所以、沒有一個能令人滿意的說法。
欲考查一古人之「出身」,今人通常能用的途徑大抵不出三四條:一是此人之「族譜」家乘、二是此人生時或死後,他人為之所撰文章中提到的資料、第三就是「方志」、私家修史或筆記、「正史」等史料載記了(有時則是挖到了古墓,由墓誌銘或殉葬品而得知墓主的資料;可能是前三種途徑所無者。)。關於族譜家乘這方面,在上面已檢視過「浯江瓊林蔡氏族譜」,其中並無提供蔡懋賢的資料。至於第二種、同時代者為其所撰的文章:筆者雖勉力搜尋,但蔡懋賢由登第為官到去世之時間短暫、交遊恐亦有限,再怎麼找也只能發現一篇;不過有用的材料,一篇也就夠了──與蔡懋賢同於萬曆十七年成進士、且出身確屬「平林人」之蔡獻臣,在蔡懋賢去世後曾為其作行狀、後來又為蔡懋賢夫婦寫了墓誌銘。這篇墓誌銘見於「清白堂稿」卷十四,題為「刑部山西司主事恂所蔡公暨配陳氏墓誌銘」。由於這是於今能藉以瞭解蔡懋賢出身來歷生平之唯一、也是最詳盡的文獻,為方便接下來的探討,筆者茲將之全般錄出:
刑部山西司主事恂所蔡公暨配陳氏墓誌銘
嗚呼!余年友比部恂所君謝世四十一年矣!歲甲寅,余為之狀,而孤煜貧不克葬。越庚午,而配陳孺人卒。煜乃以余所為狀及孺人之狀來也,拜且泣曰:「卜吉塘北之原,葬有期矣。願終畀一言,以納諸幽。」余辭不獲。
比部之蔡,其先景美,自漳沈溪徙居於同,三傳至達公。達生驥庭公鑑,娶於倪,君父母也。君諱懋賢,字德甫,別號恂所。幼負奇頴,雙眸烱然,志槩不類凡兒。族有敬齋中丞者,驥庭公携往謁之。中丞大奇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年二十,補邑弟子員,益發憤其所為業。驥庭公家貧,君故用舌耕以資菽水,而陳孺人佐之女紅,曰:「吾俯仰足給矣。」其刻勵如此。署邑陳別駕赤沙試士,首君。乙酉。舉于鄉。出司理陳靜臺之門。二公俱稱知己,然君終不以知己故有所請囑。己丑,魁南宮,則御史大夫旭山李公以職方郎同校,實首君牘。廷對,而大司寇李漸菴公又首君牘。賜第,得二甲第五人。隸事戶曹,六月開選,授刑部山西司主事。而予得南刑山東司以去。君筮仕西曹,其讀書讀律,刻苦自砥,不異諸生時。慮囚一以平恕得情為主,然間有所成獄,主者雖再三持之,竟無以易君議也。居曹纔兩朞,漸菴公暨吾泉王少宰、詹司寇,皆獎重君,曰:「此山公輩人,稍需時耳。」會遘疾,不數日卒,年僅四十有二。惜哉!君性孝友,一錢之入,必與二三兄弟共之。初第,即私念兩尊人春秋高,欲圖歸養。以
神廟方冊立東宮,冀得一命貤親,故留陳孺人及三子以代晨昏。即烏紗鷺繡,家人俱未獲一面。及倉卒,無一骨肉在者,竟莫能詳君居曹狀,尤可痛也!孺人為源靜公女,年十八于歸,即善事翁姑,曲得其懽心。而家故貧,二三伯叔亦貧,兩尊人一切存歿之需,皆孺人肩之。所遺丈夫子三、女四,一切束脩婚嫁之費,亦孺人拮据了之。而燫、燧二子復夭絕,惟中子煜相倚為命。四十年間,艱辛備嘗!己春一疾,淹延二載,臨化,謂煜曰:「汝父遺我二老人及藐諸,苦狀惟汝知之。吾今可下報汝父矣!汝無忘汝父之誨,以督諸孫成立也!」遂端坐而逝,年七十九云。夫恂所君起家窮巷,能自力致身青雲,豈偶然哉!其志節氣誼,亦自卓卓挺拔于流俗,乃未竟其用以死!彼蒼者,胡厚畀之而亟收之耶若?孺人之代夫君而子而父,糟糠憔悴,可謂賢孝勞勩矣!蔡子曰:「余於比部夫婦,而嘆天之未定。然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母氏命之矣!煜其識哉!」
君生嘉靖庚戌二月,卒萬曆辛卯五月。孺人生嘉靖壬子七月,卒崇禎庚午九月。子燫,娶戶部員外郎李光綬女。煜,娶經歷周仕寅女。燧,娶按察司副使周良賓女。女一適廩生嚴而寬、一適林顯卿、一適庠生劉尚鼎、一適舉人池顯方。孫男三:時喬、時泰、時春;俱煜出。孫女四:一燫出、二煜出、一燧出。曾孫二:繼昌、繼祖;時喬出。曾孫女二,時泰出。墓在塘北山,負己揖亥。煜擇以崇禎辛未仲冬二十七日,奉二柩合窆焉。其地則年友陳賓門所捐,其費則劉、池二東床所協,故煜得襄斯役也。余誌之而銘曰:
蓋高茫茫杳難測,畀君孔厚奪胡亟?一命方膺遽長畢,龍光夜夜斗牛色。
堂垂雙白藐諸孤,一嫠拮据甘於荼。半世別離今歸居,仁者必後徵大蘇。
──關於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些人名、典故用語,筆者將之放在本文最末再補述,且先回到主題:關於蔡懋賢的「出身」問題。在身為平林人的蔡獻臣所寫這篇墓誌銘中,提供了什麼資料?首先,筆者在上文有提到,在證明蔡懋賢的母親並不是姓「蔡」這一點上,蔡獻臣寫道:「驥庭公鑑,娶於倪,君父母也」。蔡懋賢的母親姓倪,亦即瓊林蔡氏稱蔡懋賢是「外甥承母舅」所以沒有神主牌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再者,對於蔡懋賢的上代來歷,墓誌中寫得很明白:「比部之蔡,其先景美,自漳沈溪徙居於同,三傳至達公。達生驥庭公鑑,娶於倪,君父母也」。蔡獻臣以「比部之蔡」來特稱蔡懋賢的家系,很顯然蔡懋賢之「蔡」姓,與蔡獻臣自家的「蔡」姓,並非同宗。照墓誌所述:蔡懋賢的先祖景美公是由漳州沈溪遷徙來到同安,其曾孫「達公」生下了蔡懋賢之父「驥庭公鑑」;而不論是「景美公」,「達公」或「驥庭公鑑」,同樣也都在「浯江瓊林蔡氏族譜」的大厝房譜系中找不到影子。事實很清楚:蔡懋賢的祖上,是在他之前五代才由漳州搬過來同安,與早在宋代便已落戶平林的蔡家是兩回事。而且,蔡獻臣在文章中述及自家親族之人時,總是可看出對方與他自身間的關係。例如「清白堂稿」卷十四中,蔡獻臣為蔡守愚所寫的「雲南左布政使發吾蔡公墓誌銘」,文中稱蔡守愚為「吾兄」、「吾宗之鎮」,還把「吾蔡」由「十七郎贅於平林之陳」開始,一直到蔡守愚之父蔡希旦之間的傳承簡述一番。又如:「清白堂稿」卷十五中,蔡獻臣為叔祖蔡橋所寫之墓誌銘,於文題便已標出「叔祖眉山公暨配陳氏墓誌銘」;而同卷中蔡獻臣為王道照所作「王日近暨配陳孺人墓誌銘」中,蔡獻臣亦按照兩人間的親屬關係,稱王道照為「中表兄」;另外在為蔡鼎臣所寫之「太學弼臺弟暨配貞勤周孺人墓誌銘」中,蔡獻臣云「弼臺蔡君者,獻臣同祖弟也」──類同的例子不必再舉,可以回頭來看看蔡獻臣在為蔡懋賢寫墓誌銘時,是怎麼稱呼他的:「年友」,就只是「年友」而已;如果蔡懋賢真是屬瓊林蔡氏的宗族一員,即便關係較遠,蔡獻臣總是可以根據親疏加以適當的稱謂、怎會僅只是「年友」?由蔡獻臣所用的稱謂,已表明他與蔡懋賢兩人間的「關係」,純粹就只是「同一年考上進士的同梯」,沒別的了。他們二人不是「同宗」,僅僅是「同年」,還有剛好「同姓」而已。勉強要再多加一點的話,那就是蔡獻臣娶的是池顯方的姐姐、而池顯方則娶了蔡懋賢的女兒;算起來,對蔡獻臣來說,蔡懋賢是其「配偶(池夫人)的血親(池顯方)的配偶(蔡懋賢之女)的血親(蔡懋賢自身)」。但這點關係,比現代民法對姻親定義中「配偶的血親的配偶」還遠;古時候講究「攀親帶故」、蔡獻臣對此卻連提都不提一下,可知這點關係,是疏遠到還比不上「同年」的情誼。
除了以上幾點,在這篇墓誌中,蔡獻臣還提供了另一個可以證明蔡懋賢並非瓊林蔡氏一族的證據。蔡獻臣有寫到:蔡懋賢的家族中,「有敬齋中丞者」。所謂「中丞」也者,係巡撫之代稱。試問:在瓊林蔡氏家族中,可有哪位前賢是號「敬齋」、又當過巡撫的?答案很明確:沒有。那這位「敬齋中丞」,究竟是何許人?在泉州或同安的方志中,找不到可能的符合者。不過:蔡獻臣所撰墓誌中云,蔡懋賢的先祖,係「自漳沈溪徙居於同」。「沈溪」這地名,位於舊時龍溪縣境內,於是筆者去查乾隆廿七年原刻、光緒五年增補重刊本「龍溪縣志」,果然由該志卷之十六「人物」部份找到一位符合者:蔡文。按該志所立傳記:蔡文,字孚中,嘉靖丁未(廿六年、西元1547)進士,由庶吉士改兵部主事,歷官廣西參議、江西參政、浙江按察使、河南右布政、貴州左布政,最終陞至貴州巡撫,後因母喪致仕(筆者按:據「明實錄」所載,蔡文於隆慶六年二月被陞為貴州巡撫,至萬曆元年十二月卸任),卒於六十五歲。在「龍溪縣志」傳中雖未記載蔡文之號,不過在不少明人詩文中,可以找到其號係「敬齋」之佐證。像與蔡文同為嘉靖廿年進士之亢思謙(字子益,山西臨汾人),在其所著「慎修堂集」卷二即有詩一首,題為「送同年蔡敬齋職方(兵部職方司)使閩浙適新獲恩封便道稱慶」。其他例如王叔果(號西華,浙江永嘉人,嘉靖廿九年進士)所著「半山藏稿」卷之四有詩一首,題為「送蔡敬齋之廣西少參(即參議)」;茅坤(號鹿門,浙江歸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所著「白華樓藏稿.吟稿」卷之七亦有詩一首,題為「蔡敬齋赴河南方伯(右布政)兼簡李滄溟憲使」;唐文燦(號鑑江,福建漳州鎮海衛人,隆慶二年進士)所著「享帚集」卷之二十二有書札一封,題為「寄蔡敬齋都憲(按察使)」;莫如忠(號中江,江蘇華亭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所著「崇蘭館集」卷之十六有信一封,題為「寄蔡敬齋中丞(巡撫)書」……。以上同時代明人之詩題文題,皆能符合蔡文之履歷、足證蔡文就是「敬齋中丞」。據蔡獻臣的記述,這位蔡文是蔡懋賢同族中的長輩;但此人也與蔡懋賢的直系上代「景美公」、「達公」、「驥庭公」等一樣,都不見載於「浯江瓊林蔡氏族譜」之大厝房譜系內。蔡懋賢非瓊林蔡氏宗族的一份子,已然確鑿無疑。
──談過族譜與墓誌銘,在「方志」這部份,對蔡懋賢的出身來歷也提供了一些耐人尋思的資料。在道光「金門志」卷十「人物列傳(二)」之「宦績」傳部份,的確是稱蔡懋賢係「平林人,貴易族」;不過,在更早期的方志中,可不是這麼回事。在康熙末年知縣朱奇珍所修「同安縣志」卷之六「人物志一」的舉人名單中,萬曆十三年乙酉科中式者有「蔡守愚,翔風平林人,丙戌進士」,但對蔡懋賢的記載則是:「在坊前街人,己丑進士(至於該志同卷的進士名單中,於萬曆十七年己丑科部份僅載「蔡懋賢,會試十八名,廷試二甲第五名,刑部主事,未幾卒。」)」在康熙本「同安縣志」中,還沒有蔡懋賢係「貴易族」這樣的說法;至於他的里籍,該志記載係「在坊前街人」,與蔡守愚之「平林人」,很明顯不是同一個地方。所謂「在坊」,即「在坊里」之意,這是明初時同安縣增設的里名,範圍大致就是舊時的同安縣城與週邊。據嘉慶三年刻本「同安縣志」卷之四「都圖」部份載:「在坊里,統東北隅(明初統圖二,後併一)、西南隅(統圖二),在附縣城廂,夾雙溪水,共領十一保」;這十一保中,便有「前街保」。由康熙本「同安縣志」的記載觀之,蔡懋賢是住在縣城的;他不是「平林人」、甚至也不是「金門人」。到了乾隆廿八年原修、光緒八年補刻本「泉州府志」卷之三十五「選舉三」,在萬曆十三年乙酉科的舉人名單中,對蔡懋賢的記載則是「貴易族,己丑進士」(至於卷之三十四「選舉二」中蔡懋賢的名字之下,僅有小字註曰「傳見仕績」;卷之五十三「明仕績」之蔡懋賢傳中則僅言其係「同安人」、沒說他是「貴易族」)──在乾隆年間,蔡懋賢是與瓊林蔡貴易同族的說法,出現在方志內了。到了道光間所修「金門志」,蔡懋賢已變身「平林人」、「貴易族」;不過,他原本是「在坊前街人」之事,並沒有被遺忘──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同安縣志」卷之十五「選舉」部份,萬曆十三年乙酉科舉人名單中,蔡懋賢被記載為「在坊前街人,貴易族,己丑進士」、萬曆十七年己丑科進士名單中則言蔡懋賢係「在坊前街人,會試十八名,廷試二甲第五名,刑部主事,持刑以平恕得情為主,天性孝友。」──由康熙年間「同安縣志」記蔡懋賢係「在坊前街人」、未言其與瓊林蔡氏有何關係;到道光「金門志」把蔡懋賢記為「平林人,貴易族」這樣的變化來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蔡懋賢由原本與瓊林、瓊林的蔡家,甚至是金門都沒有關係的「外人」,卻被拉進了金門的土地上、進而還變成了瓊林蔡氏的一員。時間不僅能使陵谷變遷,連人的出身之地與所屬宗族都能移易。若不是還有上開這些與蔡懋賢有關的文獻仍存於世,今人勢將無從瞭解其出身來歷的真相了。
關於「方志」這部份,筆者還有些補充:雖說「同安縣志」、「泉州府志」都記載了蔡懋賢的科名,但舊時方志中可不是只有泉州地區有這樣的記載。前引蔡獻臣為蔡懋賢寫的墓誌中有言,其祖上來自漳州龍溪縣的沈溪。而在四庫全書本「福建通志」卷三十八萬曆十三年乙酉科的舉人名單中,蔡懋賢是被列入漳州府龍溪縣的中式者,其名下註曰:「同安籍,己丑進士」;同書卷三十六萬曆十七年己丑科進士名單中,同樣也將蔡懋賢列為漳州府龍溪縣出身,其名下註曰:「刑部主事,同安籍」。又如筆者在前面引用過的,乾隆廿七年原刻、光緒五年增補重刊本之「龍溪縣志」,在卷之十三「選舉」部份也記載了蔡懋賢的科名;此志萬曆十三年舉人名單中有「蔡懋賢,同安學,己丑進士」之載(同卷萬曆十七年進士名單中則記曰:「蔡懋賢,第十八名,刑部主事」)。以四庫本「福建通志」中所見,修志者大概是因蔡懋賢的祖先居於龍溪,故以「祖籍」認定,將之列為漳州府龍溪縣出身者;但在其名下註曰「同安籍」,表示其已遷至同安落戶。而在乾隆「龍溪縣志」的修纂者,諒是將蔡懋賢認定為自家縣份出身的進士、只是去「同安學」唸書而已──基於「祖籍」難以漠視、金門這邊也常把遷出去好些年頭的中進士者當成是「自家人」,則漳州或龍溪縣當然也有十足權利主張蔡懋賢是「他們的人」──將來如果對岸也辦起「科舉制度在漳州」或「科舉制度在龍溪」這類的學術研討會的話,則不只蔡懋賢,連蔣孟育、林釬,想來必定也會被列入「人家的」進士名單中、被標舉為當地的驕傲──這些曾遷徙過的進士、其「出身」到底該如何認定?誠然是使人思之頭痛的大問題也。
……在檢視過族譜、墓誌與方志這三方面的資料後,蔡懋賢非平林蔡家人、非平林人、甚至也不是金門人的事實,是不消多言了。但:要怎麼解釋於今所見的情形?何以「浯江瓊林蔡氏族譜」中沒有蔡懋賢的名字、也未立神主牌,可是宗祠裡卻明明高掛著他的「進士匾」?筆者思來想去:有一種可能,是能夠解釋這種情形的;雖說這僅是出於筆者自己的臆測,但現今既然連瓊林蔡氏宗族自己也說不清,那麼在無法「穿越」回到古代去瞧瞧事情經過的當下,有個合理的解釋總是無妨。
筆者的看法是:在清代前期,金門瓊林的蔡氏宗族,與住在同安在坊里前街的蔡懋賢家後裔,雙方之間曾有過一次類乎「聯宗」的往來互動。所謂「聯宗」,一般而言,是一個地區內同姓氏,但不出於同祖宗、彼此間原本沒有血緣親屬關係的兩家,互相承認對方與自己是同一家人、彼此以親戚相稱。清代張爾岐「蒿庵閒話」曾描述這種社會習尚:「近俗喜聯宗,凡同姓者,勢可藉,利可資,無不兄弟叔姪矣。」通常,會「聯宗」的兩家是家門相當,財力、人丁口數等等條件,在伯仲之間。不過,筆者認為:蔡獻臣這邊的「平林之蔡」,與蔡懋賢這邊的「比部之蔡」,之所以會有類乎「聯宗」之舉,並不是兩大家族的結盟,而是一大一小、互取所需之下才有了「交換條件」的。
筆者之所以會如此想,緣於蔡獻臣為蔡懋賢撰寫的墓誌中,多次敘述到其家之窮苦:自蔡懋賢之父那一代開始,家境狀況就是一個「貧」字。蔡懋賢在中進士出仕前,光靠當教書先生收入有限、其妻也得作女紅才能貼補家用。後來蔡懋賢雖然成為六品主事,但明代官俸微薄、他又只當了兩年官就驟然撒手,肯定沒留幾個錢可以安家。而蔡懋賢又「性孝友,一錢之入,必與二三兄弟共之」,想要攢下點積蓄也難。自蔡懋賢去世後,因「家故貧,二三伯叔亦貧」,其父母的晚年乃至三子四女讀書婚嫁的一切開銷,都靠其遺孀血汗操勞才能應付。偏偏蔡懋賢之長子蔡燫與三子蔡燧也是享年不永,其家境改善的希望遂也落了空。蔡懋賢的次子蔡煜,在母親陳孺人去世後要為父母辦後事,還得靠蔡懋賢的「年友」陳基虞給了塊地,以及劉尚鼎、池顯方這兩位女婿出錢,蔡煜才能盡人子之責──在將父母合葬時,蔡煜也已經一把年紀了,卻還是窘困若此,可知其一生大抵也是在貧寒中渡過。蔡獻臣在崇禎四年為蔡懋賢夫婦寫了這篇墓誌銘,嗣後關於蔡懋賢後裔的家境情形,筆者是沒有資料可據。但接下來同安城乃至東南沿海的大環境狀況,無庸筆者詳說:由於鼎革變故,清廷與南明鄭氏的拉鋸戰、還有「遷界」的強制作為,同安城在那段期間遭到嚴重的破壞。原本就家貧的蔡懋賢後裔,即便回到同安縣城,大概也還是延續人丁寥落、一窮二白的生活。而應該就是在清代前期、乾隆廿八年「泉州府志」刊行之前,瓊林的蔡氏宗族與蔡懋賢後裔有過一次類乎「聯宗」之舉(若要再把此事發生的可能時間範圍更形縮小,則大概在乾隆十五年到廿八年之間:因為清代雍正間貢生黃鏘曾為「滄海紀遺」作過增補,而在「人才之紀第三」所列進士名單中,還沒見到有蔡懋賢出現;在增補隆慶年間以迄明末這部份的進士名單後,黃鏘有一段跋文,最末曰:「歲在庚午(乾隆十五年、西元1750)汶水末學黃鏘跋後」)。瓊林蔡氏原本在同安縣城與城外有產業,在前朝時蔡獻臣與蔡懋賢是「年友」、又曾為其夫婦寫墓誌銘,這樣的條件與淵源,大概就是雙方會搭上線的契機:兩邊蔡家的後人在同安城裡偶遇、彼此敘起家世上代之事,因而發現這個可以「互利」的機會。
就瓊林蔡氏宗族來說,其「聯宗」的目的,應該就是希望宗祠裡能多一塊「進士匾」、對外可以宣稱自家的進士多一位;而在蔡懋賢後裔這方面,恐怕是指望「急難救助」來取得生活資助(況且大概已窮到連個可掛匾的祠堂也無)……。於是,在雙方合意之下,蔡懋賢的進士匾便掛進了瓊林蔡家的宗祠;但因為他原本就與瓊林蔡家沒有血緣關係、不是族中子弟,結果「浯江瓊林蔡氏族譜」中自然沒有其出現的餘地;也不可能為其立神主牌,因為他「是非正統血緣者,不能進主」──這就是筆者推測的大致情況(這是可能的情況之一;筆者還有想到其他可能,但也同樣只是出於臆測、沒有證據,在此就不便多說了)。而由於「晉匾」之事完成了,於是乎乾隆間府志的修纂者才會認為蔡懋賢是「貴易族」。更往後道光間林焜熿在修「金門志」時,應該有見過早期的「同安縣志」中稱蔡懋賢是「在坊前街人」(即便他沒看過康熙時刻本,嘉慶三年本「同安縣志」卷之十七「選舉表」內也仍記蔡懋賢係「在坊前街人」);但諒必是因府志中已記蔡懋賢係「貴易族」、瓊林蔡家的宗祠內又有其進士匾在,於是林焜熿便逕將蔡懋賢給拉過海來、變成「平林人」了。而就因為林焜熿將蔡懋賢記為「平林人,貴易族」,以致謝重光先生等所著「金門史稿」中,雖對「金門歷史上的進士」從嚴認定、縮減到38人,卻也沒減掉蔡懋賢這一位。但,事實已很明白:蔡懋賢既不是「平林人」、也不是「貴易族」。說實在的,金門的「五桂聯芳」,是得減掉一株了。雖然,「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但蔡懋賢這株「桂樹」、卻是勉強移植不來的──因為人不親、土亦不親。
──關於蔡獻臣「刑部山西司主事恂所蔡公暨配陳氏墓誌銘」文中人名與部份詞語,略釋於下:
君故用舌耕以資菽水:舌耕,口授教書換取束脩之謂。菽為豆之總名,在此指豆湯。水,一般之飲水(非茶之類得花錢的飲料)。菽水,謂因家貧只能以微薄方式奉養父母,但能使父母歡心,仍是盡了孝道。
署邑陳別駕赤沙:據道光「晉江縣志」卷之三十五「政績志」載:「陳嘉謨,號赤沙,湘鄉人,嘉靖四十五年由舉人任泉州府通判……嘗一署郡事(一度代理知府)、三攝邑篆(三次代理知縣),校士者再,多所獎掖開發,人比之文翁(漢代時在四川興學設教之名宦)。」在陳嘉謨家鄉之康熙「湘鄉縣志」卷七,亦載其仕閩時「兩興分試,稱得人焉。小試錄拔童子,多躐顯位。門人有官吏者,必登堂泣拜……所至皆建祠以祀。」
出司理陳靜臺之門:據萬曆本「泉州府志」卷九所載泉州府推官名單,此「陳靜臺」係陳繼疇,上虞人,萬曆十一年至十七年任。光緒十七年刊本「上虞縣志」卷十「人物」部份,記陳繼疇字師洛,萬曆十一年成進士,除在泉州擔任過推官,他在萬曆廿四年還出任過泰興縣知縣,政績卓著。蔡懋賢在萬曆十三年參加鄉試時,是這位陳繼疇錄取了他的卷子。
御史大夫旭山李公:即浙江省處州府縉雲縣人李鋕,字廷新,萬曆二年進士,曾任淮陽巡撫,兵部、刑部尚書等要職,卒贈太子太保,諡「貞肅」。
大司寇李漸菴公:即陜西西安府涇陽縣人李世達,字子成,嘉靖三十五年進士,萬曆十五年六月出任刑部尚書、萬曆十八年五月改任左都御史,卒後亦贈太子太保,諡「敏肅」。
居曹纔兩朞:朞,周年。蔡懋賢自萬曆十七年六月入刑曹、萬曆十九年五月病逝,剛滿兩年。
吾泉王少宰、詹司寇:王少宰,當指晉江人王用汲,字明受,隆慶二年(1568)進士,歷官淮安府推官、常德同知、戶部及刑部員外郎、尚寶卿、大理少卿等職,萬曆十四年晉陞順天府府尹、十五年晉陞南京副都御史總督操江。在蔡懋賢考上進士的萬曆十七年,王用汲先是晉陞南京兵部侍郎、稍後又改為吏部侍郎(即少宰)。萬曆十九年時王用汲晉至南京刑部尚書,以脾疾乞歸,卒年六十六。因王用汲很早便出仕,由其官歷來看,在蔡懋賢考上進士的前或後,兩人似乎不太有機會直接接觸(因王用汲自萬曆十五年起便在南京任職,直到退休)。或許王用汲是聽聞有人說起蔡懋賢在刑部的認真優良表現,故而也曾對這位後輩有所稱許。詹司寇,即詹仰庇,字汝欽,安溪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進士,初官南海令,以卓異徵授御史,但才當了八個月,便因屢次上疏指斥太監,被打了百杖後黜退為民。當萬曆登基後,詹仰庇被起用為廣東參議,但又只上任個把月便因疾乞歸,在家鄉又過了十三年。之後詹仰庇再度起復,由江西參議、山東按察副使、南京太僕少卿,晉左僉都御史,遷刑部右侍郎、數月之後引疾乞休,卒後獲贈刑部尚書(司寇)。
此山公輩人,稍需時耳:山公,當指晉代山濤,字巨源,竹林七賢之一。「晉書」列傳第十三中有記:「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蔡懋賢起家貧寒,雖登第後仍「讀書讀律,刻苦自砥,不異諸生時」、且又「性孝友,一錢之入,必與二三兄弟共之」,因此前輩先進們將之視為山濤一流的人物,認為他只需假以時日,將來有位臻三公之望。
以 神廟方冊立東宮:墓誌中的這一句,就史實而言有問題。蔡懋賢於萬曆十七年中進士任官、十九年便去世;而就「明史.神宗本紀」之載,在這期間神宗僅於「十八年春正月甲辰朔,召見大學士申時行等於毓德宮,出皇長子見之」、但並沒有「冊立東宮」之事。神宗之「皇長子」朱常洛、也就是後來的光宗,生於萬曆十年八月,原該是順理成章的繼承人。但因其出生後不久,神宗所寵幸的鄭貴妃也生了兒子朱常洵(後來封為福王,崇禎十四年時被李自成煮來吃掉)。神宗有意立常洵為太子,但群臣反對,於是神宗將立繼承人之事一拖再拖,直到萬曆廿九年十月,實在抝不下去了,才將朱常洛立為皇太子──在為蔡懋賢夫婦寫這篇墓誌銘時,蔡獻臣也將近七十,可能記憶力開始不可靠,以致有此誤。
烏紗鷺繡:烏紗鷺繡,此指正式官服。烏紗指烏紗帽。蔡懋賢是六品文官,其官服胸前的「補子」圖樣是鷺鷥,故以「鷺繡」代稱。
彼蒼者,胡厚畀之而亟收之耶若:畀,給予之意。句謂:老天爺何以給了蔡懋賢這麼好的天賦資質、卻又這麼快地奪去他的性命?
勞勩:勩,亦勞之意。據「說文解字」段玉裁註:「凡物久用而勞敝曰勩,今人謂物消磨曰勩。」勞勩二字連用,不僅是辛勞,且是因過勞而損壞了身體。
君生嘉靖庚戌二月,卒萬曆辛卯五月。孺人生嘉靖壬子七月,卒崇禎庚午九月:嘉靖庚戌(廿九年,1550),萬曆辛卯(十九年,1591),嘉靖壬子(卅一年,1552),崇禎庚午(三年,1630)。
戶部員外郎李光綬:據乾隆廿八年原刻、光緒八年補刻本「泉州府志」卷之四十九「明循績」部份所立傳記,李光綬,字宗英,號心符,晉江人,萬曆十三年成舉人。曾任長垣教諭、國子監學正等職,陞至戶部陜西司員外郎,後於運餉途中病卒於河北之白溝河,享年六十五歲。
經歷周仕寅:據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同安縣志」卷之十五載,周仕寅係隆慶間貢生,同安前場人,官河南都司經歷。
按察司副使周良賓:據乾隆三十年刻本「晉江縣志」卷之八所載舉人與進士名單,周良賓於嘉靖四十三成舉人,府學出身之經魁;次年又成進士,曾官雷州知府、四川副使。
女一適廩生嚴而寬、一適林顯卿、一適庠生劉尚鼎、一適舉人池顯方:關於蔡懋賢的女婿們,前三位筆者查不到什麼資料,至於第四位池顯方係明末清初間廈門名士,太常寺少卿池浴德之子、蔡獻臣的內弟,著有「晃岩集」。
──本篇完
2018.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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