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碑林二考--「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與「參閫胡公功德碑」

25, Sep 2009 14:40

羅元信

       在中國傳統建築類的古蹟之中，各種碑碣可說是最能保有「原汁原味」的一項：將文字鑿於石材，本即期能傳之永世，故除非遭到重大外力破壞、完工後大抵不會有加添更改；不像屋宇亭台日久或需抽樑換柱、抑是匾額重鐫後可能原物無存。而較之其他得賴專家才能看出門道的古蹟，碑碣之上便有說明自身的來由、是有文字之載體，真正可算是歷史記載中的「一頁」，能印證或補充典籍中的記錄。在史料中的開拓記載可溯至千餘年前的金門，地域雖小，但各種現存碑碣亦足於文化遺跡中自成一門，繼續為今人揭示往昔的種種活動或值得誌記之人事物。然而，石材雖堅，畢竟不是金剛不壞；在長年的風化與兵燹之後，金門的現存碑碣亦間有字跡缺損，甚且有原貌難辨、導致其所載相關資料滅失殆盡者，殊是可惜。

    　據盧志輝先生「金門中正圖書館碑林設置始末」（載於「金門」第廿三期、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及姚琳先生「金門碑林考」（載於「金門」第廿五期、民國七十七年一月。筆者按：「姚琳」即已故郭堯齡先生之筆名，郭先生「金門紀實」一書收入此文。）二文中所述：當年擔任社教館館長的盧先生於下鄉訪視時，見到各地有多座石碑傾頹毀損之狀，十分痛心，便已有蒐集以便陳列保存之念。民國七十五年，金門地方各界在中正圖書館聯合祭祖後，司令官兼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趙萬富上將於鄰近巡視時，見到「金門昭忠祠記」碑倒置於地，當下便指示在中正圖書館建置「碑林」。在軍方的協助下，散置金門各地由明、清至民國時所立十五塊各種石碑，經整補後復樹於中正圖書館，這是金門「碑林」之肇始（後於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又添重勒名碑八塊）。其後這些石碑再遷至現今文化局圖書館前，九十六年底又添了為清代金門通判程煜所立德政碑。這十六座石碑，雖僅是金門現存明清迄民國以來百多件碑碣的一部分，但包含種類多樣、加之有年代古老居台閩地區之冠者，雖小數亦足大觀。當年的主事者，能在地區軍事色彩漸褪之時，加意保護這些地方重要史料文化財，其用心是值得欽佩的。

 　   關於金門的「碑林」，在初成時便已有前述盧志輝、郭堯齡兩位先生發而為文，對其種類和內容作了初步的整理與考釋。之後民國八十八年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何培夫先生主編之「金門．馬祖地區現存碑碣圖誌」（由李增德先生撰寫金門碑文說明），以及民國九十五年楊宏龍先生的碩士論文「金門明清古碑之研究」，對這十五塊「碑林」的元老，也作了不少考證、釋義與辨明句讀等工作。不過，文物考古，常有囿於本物現況殘缺與可徵文獻缺乏，以致對其涵涉內容猶不能盡明的晦澀區域存在，尚待探索。筆者於九十七年底再度至金門遊覽時，初訪文化局圖書館前的碑林，便被其中兩件石碑引起興趣，希望能對其來歷與原貌作一番考究－－在現今碑林之中，年代最古之三件：「都督俞公生祠記」碑及「李明忠夫婦墓道碑」、「蔡中溪夫婦墓道碑」，其誌記者是大名鼎鼎的俞大猷或金門本地名人，其來由就毋庸筆者置喙。倒是年代稍晚一些的兩件：「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與「參閫胡公功德碑」，在以往的考釋、解析工作中，尚不曾對其作到充足的地步。以下筆者便不揣綿薄，試藉由各種文獻記載，為此兩塊石碑所涉人物與碑文原貌內容，彌補其尚乏明晰之處。

一、「副將軍紀公德政碑」

　　在民國八十八年出版的「金門．馬祖地區現存碑碣圖誌」一書中，撰寫說明的李增德先生已對「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記」這篇碑文作過初步的斷句，使其較易解讀。不過，由於此碑原本仆埋於金門城城隍廟東的圮地中，已遭泥土濕氣侵蝕，部分碑文模糊難辨，造成李先生對正文的辨讀成果仍有約八十個字闕文。關於此碑，「圖誌」一書第八頁的圖版旁說明其年代是「明萬曆四十六年三月（西元一六一八年）」（但「圖誌」第二四四頁為此碑撰寫的說明中則誤為「明萬曆四十三年」）。比起碑林中最古早的「都督俞公生祠記」（立於嘉靖甲子四十三年、西元一五六四年），「副將軍紀公德政碑」雖比較「年輕」，但由於保存狀況較差、所記載之「紀公」也比不上俞大猷的知名度，以致過去對這塊石碑的來由瞭解仍屬有限。近年楊宏龍先生的碩士論文「金門明清古碑之研究」，對「副將軍紀公德政碑」的內容亦未特予探究、僅沿襲李增德先生已作的說明便帶過了。雖然由現存闕文間出的碑文中，還是可讀出當年地方軍民對這位將領的欽慕稱頌，但往昔值得立碑誌記的功勳者，今人卻對之不甚了了，未免是美中不足。

  　  其實，以現存「副將軍紀公德政碑」的已知內容，欲對其所載稱頌對象和相關資料作進一步瞭解並不難，只要再加把勁就成。在李增德先生為「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記」整理斷句後的釋文之末，已可知這位「紀公」的大名：「公諱元憲」、其籍貫為「南直隸貴池」。撰寫碑文者的自署「駱日昇」也仍清晰可辨。有了這些已知的基本條件，便能在文獻中循線追溯，爬梳出一番結果。紀元憲之籍貫「南直隸貴池」，即是安徽省的貴池縣（明代屬南直隸池州府）；在清乾隆四十三年刊本「池州府志」卷第四十八「列傳十．武勳」中，便有為紀元憲所立傳記，全文如下：

紀元憲，字藎莪，貴池人。由武進士授汀漳守備、陞中營遊擊，尋擢廣東東山營參將，既又陞福建南路副總兵；未幾，復陞廣東總兵都督僉事，晉神機營提督。蓋閩、粵雖號兩省，而提封（筆者按：原指諸侯之封地，此指兩省邊境地區）相錯，並屬海邦，海氛不時犯境，居民咸被其累。所設鎮守武員，率多葸懦，賊至，則望風逃遁；飽而颺去，則冒軍功以邀陞賞。惟元憲自初任汀漳，即竭誠供職、馭下嚴明，每蒞戎事，無不身先士卒；勦撫不持成見，機宜默定，而星流霆擊，旌麾所指，皆能奏功。一時東南數千里倚為長城，朝廷喜無南顧之憂。故蒞官數十年，非閩則粵，未嘗一日他徙也。方元憲之初晉神機營提督也，適征蠻將軍印缺，朝議所應補者。掌理戎政諸大臣，意各有屬。而閣臣（原書夾註：失名）特正召兵科問曰：「昔年勦滅袁八老（筆者按：本名袁進，同安人，萬曆末之海寇，後歸順朝廷）之總兵官，何人也？」兵科以元憲對。閣臣曰：「袁八跳梁數載，屢勦不除，紀元憲一鼓而擒，此功可無錄耶？」時政府論功，秉正不阿，為舉朝所服，故本兵（筆者按：兵部尚書）亦無異議，即奏陞右府都督、掛征蠻將軍印（筆者按：據「明史」卷七十六「職官志」載，「征蠻將軍」為廣東或廣西總兵之印）。萬曆四十七年事也。始元憲少時專精制舉義（作八股文，科舉必備之技），不為韜鈐之學（兵法），而生有奇表。一日偶遇異人，謂曰：「子銕面冰牙（面色黧黑若鐵，但牙齒瑩白如冰），他日兵權萬里，管城（毛筆別稱「管城子」，典出韓愈「毛穎傳」；此謂翰墨文事。）非爾事也。若建牙吹角，合在蠻疆瘴海之區。殆七九加年（按：六十三歲以後），即宜急流勇退。幸自愛！毋忽視吾言！」至崇禎二年，年六十有六，忽追憶前言，遂求致仕。章凡數上乃允，賜銀建坊，誥封三代如其官，馳傳回籍。晝錦之榮，不多覯焉。家居值大江以北，流寇滿野，風鶴之警，時聞於南岸。郡守深以為憂，時就其家，商城守之策，參贊為多。以崇禎十二年卒。子四：伯一任、季一讓，皆諸生。仲元奇，貫山東籍，中武科，効力軍前，以征白蓮教功，晉守備。叔元照，三科武舉。史可法巡撫安慶，以防江徵聘，累官至後軍都督同知。

　　（關於清修「池州府志」中的這篇傳記，有些枝節雖是與本文大旨無關，但筆者還是得說明一下。依此傳中所言，紀元憲有四個兒子：長子紀一任、四子紀一讓是讀書人，對此筆者沒有疑問；但次子名叫「紀元奇」、三子名叫「紀元叔」，這就大有問題－－兒子的名竟會犯父親的「元」字諱，這在中國古代真是匪夷所思。按照同是「元」字排行來看，「紀元奇」與「紀元叔」應該是「紀元憲」的同輩兄弟才對；不知何故，清代修纂「池州府志」的仕紳們竟沒察覺這點蹊蹺。而在清修「池州府志」關於「紀元奇」的資料，還有一項錯誤：在該志卷第三十五「科目表」關於武舉人、武進士的記錄，於萬曆四年已載有一名武舉人「紀元奇」，其名下註：「貴池人，以征白蓮教功，給守備銜。」乍看下應就是附載於紀元憲傳記後的那一位；但此「科目表」於萬曆四十年的武舉名單中竟又出現一位「紀元奇」、且籍貫也是貴池－－到底「紀元奇」是幾時考中武舉？真使人茫然。由於筆者並無貴池紀氏家乘可查，在此就姑置不論了。）

    　對於「紀公」紀元憲的生平，「池州府志」已提供了一個大致概要，包括由他中武進士後的歷任官職等等。而對於他獲得於金門立碑稱頌時的職位，「福建南路副總兵」，筆者還得多些說明，因為此一職位在史料中是記載較缺乏的。像在「明史」卷七十六「職官志五」的記載中，對福建的武職僅列舉有「總兵官一人」及「分守參將一人，守備三人，把總七人，坐營官一人」，並未提到有「南路副總兵」。而在清同治十年重刊本「福建通志」卷一百之六「職官」部分記載的明代武職中，也僅列出「總兵」、「副總兵」、「南澳副總兵」，及其他參將、守備等，也沒提到有「南路副總兵」一職。「正史」和後代方志缺乏明確記載，因為福建的「南路副總兵」時有時無、並不是固定常設的武職建置。關於這一點，「明史」卷七十六「職官志五」於「總兵官」的記載部分開頭便有言：「總兵官、副總兵、參將、遊擊將軍、守備、把總，無品級，無定員」－－因為是「無定員」，故由總兵官以迄把總等職，都是可視情況需要而增設或裁撤、陞格或降格。關於福建的「南路副總兵」雖然記載較少，但「明實錄」與明代地方官員的奏疏中，仍間有提到此一職位。例如「明穆宗實錄」隆慶三年閏六月間便有載：「命分守福建南路參將張元勛為副總兵，管參軍事」；約一年半之後，「明穆宗實錄」隆慶五年正月間又載：「陞分守福建南路副總兵署都指揮僉事張元勛為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廣東。」在穆宗朝的張元勛之後，有四十餘年福建未設「南路副總兵」，直到萬曆末才又出現此職－－依照「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記」開頭所言，明神宗在位四十五年時，有日本人來擾海疆，因此「當事者唯分部置帥，為兢兢。於是秋浦紀公奉　璽書，以副將軍參戎事，盡護南垂軍。」－－萬曆末再度於福建設置「南路副總兵」一職，是由紀元憲頭一個擔任的；或許是由於此職原非常設建置，故「明神宗實錄」未載何時又重設此職，也沒記載紀元憲何時陞轉離職。在神宗朝之後，「明熹宗實錄」仍有提到幾位繼任者，如天啟二年十二月載：「留新陞徐州總兵張嘉策于福建，以都督僉事新銜管南路總兵事。」天啟四年十月間，福建巡撫南居益所呈攻打紅夷報捷的奏疏中，有提到「南路副總兵俞咨皋（筆者按：即俞大猷之子。）」。之後「明熹宗實錄」尚提到有成啟元、楊應春、陳希范，以及在崇禎朝的奏疏也還查得到有高應岳、王嘉勛等人擔任過福建的「南路副總兵」。至於，「南路副總兵」這個職位，管轄的範圍到底包括哪些地區？以「南路」一詞而言，「南路副總兵」應該是在「南路參將」之上，亦即福建的「南路參將」管區有多大、「南路副總兵」就該是等同甚或包含更大的範圍。但因筆者沒能發現明確記載（例如前開歷任「南路副總兵」受命時朝廷頒給的「敕書」），故不能確鑿描述；但大致來說，福建的「南路參將」管轄包含漳州與泉州，則「南路副總兵」的職掌範圍應相同或更大一些（對於福建「南路參將」的統轄範圍，筆者在下面探討「參閫胡公功德碑」時會敘述，於此先跳過；有關使朝廷決定再度於福建設置「南路副總兵」的原因，也將於下文再敘）。

關於「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記」一文的闕文問題。雖然目前由泉州、同安等地方志中，找不到有迻錄這篇碑文的內容；筆者也無法發現是否有過去碑文尚為全璧時即製作的拓本。不過幸好當初為紀元憲作碑文之駱日昇，其文集仍存於世間。駱日昇是福建泉州府惠安縣人，生於萬曆元年（西元1573），字啟新，號台晉，萬曆十九年成舉人、二十三年中進士，出仕後曾任南京禮部主事、廣西僉事、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等職。萬曆三十四年時因父親病重，駱日昇三度上陳乞請歸鄉終養，雖獲俞允，但未及家門父已病逝。之後駱日昇在家奉母，父喪守滿後仍不欲復仕，雖有閩籍政要李廷機、葉向高等屢勸再出，駱日昇依然不為所動。萬曆四十二年，駱日昇之母病逝。萬曆四十七年八月，朝廷再徵駱日昇出仕、擔任四川副使。此時四川、貴州等地因苗民騷動，隱成一火藥庫；遼東方面亦與滿人發生戰事。駱日昇至四川上任後，勤奮理事，修繕城垣道路，以備不虞。不料天啟元年九月，貴州永寧宣撫司奢崇明之子奢寅以志願援遼為名，帶領苗民大軍前往重慶，隨後便以索餉不遂為由大肆叛亂。當時身在重慶的四川巡撫徐可求、孫好古等眾多文武官員皆不幸遇害；駱日昇遭挾持後罵賊不屈、亦同時罹難。駱日昇殉國後，朝廷追贈光祿寺卿、賜祭葬，並予世襲百戶一人的優遇。在駱日昇卒後付梓的「駱先生文集」（見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一七七冊」）一書中，「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載於卷三；且傳世之本書版無損，可以賴之將殘缺碑記正文補全。幸有此書存世，當年地方軍民對紀元憲的稱頌終可得知全貌。

  　  在「副將軍紀公德政碑」這篇碑文的開頭，駱日昇云：「上在宥，四十有五載……越明年」，可知他受託作此文，時間是萬曆四十六年初的一或二月，碑文寫成後，當年三月（季春）便刻成立碑；這正是他還里居尚未再度出仕的期間。不過在這座德政碑上，有一點「過諛」的問題：在駱日昇的文集中，為紀元憲所撰這篇碑文原題作「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轉刻到現今金門碑林的這座石碑上，碑文文題則多一字，變成「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記」；然而這座石碑頂部的橫書碑額卻是作「總兵紀公德政碑」－－碑額以不提「副」字的方式、把紀元憲的官職給提高了。（類乎這樣「闕字晉級」的例子，在清代鄭用錫的墓碑上也可見到：鄭用錫是三甲進士，墓碑上應題「賜同進士出身」，然於今所見卻是「賜進士出身」，像是把鄭用錫拉進了二甲進士之列；其實以鄭用錫之功業行實，在墓碑錦上添花實屬無謂）。當紀元憲在福建之時，並未真正晉陞到總兵官的地位；這座石碑的碑額題「總兵紀公德政碑」，諒該視為立碑眾仕紳軍民的「預祝」之意－－而且不久後便實現了、倒也不曾落空。

 　   以下，筆者便將經重新整理的「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記」一文錄出。前面筆者提過，在「金門．馬祖地區現存碑碣圖誌」一書中，李增德先生對「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記」所作點斷整理，正文部分尚有約八十字闕文；但除此之外，筆者依駱日昇文集的內容、及自己所拍攝該碑的照片對勘結果，發現當初「圖誌」一書上的釋文還是有一些錯字（是否手民之誤，就不論了。）；另由於原碑闕文造成文意不明，也造成一些點斷的不適當。而駱日昇文集中所載碑文，也比目前現存石碑所載略少了一些字句。以下筆者整理的碑文正文，係以駱日昇文集中所見的內容、及該碑目前仍可辨識的字跡對照，互補校讎所得出的結果；凡遇「圖誌」一書中以「□」標示為闕文者，或是錯字，則以括號標示。此外並對文中有需解說處加以註釋。筆者整理後的碑文正文結果如下：

 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記

　　上在宥，四十有五載，威惪遐鬯，方內敉寧。（唯）是扶桑之隝，候月觀風，頑弗（即）敘。當事（者）唯分（部置）帥，為兢兢。（於）是秋浦紀公奉　璽書，以副將軍參戎事，盡護南垂軍，即清漳而填焉，制也。越明年，政通人和，歌頌並作。所部什伍，請（立）石以勒公不朽。（而）會金門（所）軍吏白君敦賁，不佞姻家友也，則謂：不佞世家海上，喜談兵，樂道人之善，宜有言。不佞敬（諾）客：公在事（隃年）耳，（何遽祝）之於（畏）壘？白君之使前致辭：公隆準鳳睛，有威重、性夷易，不樂為束濕；治軍書稍暇，輒從容嘯咏，緣（飾以儒）術。（然而戟）門之內外，（斬如）也。號令明，賞罰必，壅鬲之患息，脧削之風革。以歲之不易，瘴癘見欺，人死以谷量。公捐貲召醫，出（藥餌與方，全活之無慮）數十百。我人見公，如見父母。碑則惡可已也？余惟：古之名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苦甘，士未食弗食，未止舍弗舍，（疾病羸弱），皆（躬）為（拊）之。故能得人之死力，以赴蹈湯火；雖為國家死，亡所恨。故曰：蓄恩不勌，以一取萬。豫附焉故也。彼貴不（省士，猥）云：成功，（天幸耳）。公殆有古人之風乎？今夫漳，鯢窟也，嘉靖間盖婁訌矣。張璉起，豫章震動；吳平、曾一本逓雄，交、廣（螫焉。當是時，童牛山）之木，不足於艨艟；傾列郡之藏，不足於食量饟。暴師經年，曾不得要領；何以故？有逼而驅之者矣！一本之（上書幕府也，其）辭絕（痛），大（略謂）：獸不窮不逸、魚不枯不泣。令官寬我，我庸詎至是乎！斯言也，當路且以為刺心。此已事之鏡也。今　天子神聖，調化瑟，倚鼎鉉，張恬愉之鵠，厲貞廉之風，通闓懌之路。股肱有位，莫不夙夜孳孳，務稱塞　明詔。迺公（在事，一意以勞來），得（民）于禺而唱和之；南溟而南，其少甦乎！假嚮者吳平、一本輩，將安所置喙焉？客稱：公（惠）周澤渥，顧不（至貶）尊；夫民張則（弛之），弛則張之。威克厥愛，古固有成言矣。要以里父之愛其子，時而加諸膝，時而賜之杖，不幸而有疾，藥必（瞑眩。寧直）顓顓（呫囁者之為，迺其心何日不在子耶？「易」之「師」，取象于地中之水。夫地之于水，浸灌相得，勿可使淫流漫衍溢，勿可使無統窮極（奔放、渟瀦洄）洑，勿可使激且遏。大將之於下，亦若是矣。故曰：「君子以容民畜眾。」公之治，容莫大焉！斯其師貞（之丈人）也與哉？王（三錫命），（夫將）在師中矣。碑則惡可已也！公諱元憲，字□□。起家萬曆甲辰進士至今官。南直隸貴池（人）。

       關於此碑記中需註釋處，分列如下：

上在宥：上，指明神宗。「在宥」，「莊子」書中之篇名。據三民書局「新譯莊子本義」本篇題解，此篇集中論述治道；「在」，謂任人民自在，「宥」，謂寬容待之。於此指神宗「在位」的年數，亦可指神宗以「在宥」之道治民。

威惪遐鬯：惪，即德。遐，遠。鬯，同暢。謂神宗之天威德惠，無遠弗屆。

方內敉寧：方內，國內外。敉，撫也。敉寧，安撫。謂國內或外夷皆受王化而順服。

扶桑之隝：隝，即島。此指來自日本的倭寇。

候月觀風：觀風，有「隨機應變」之意。「候月」一詞，筆者於一般辭典中查無特定解釋，只能揣測是指月相與潮汐的相關性。合而言之，即謂倭寇乘有利之潮汐與風向，窺伺可乘之機，圖犯海疆。

頑弗即敘：頑，兇愚不馴。弗，不。即敘，就緒，謂順服。

當事者唯分部置帥，為兢兢：為了抵禦來自海上的侵犯者，朝中主事者於是部署軍隊、設置將領，戒慎以備不虞。明初便於海防設諸衛所、各省總兵及轄下將領等，但紀元憲來擔任的福建南路副總兵是於萬曆四十五年才再度設置，算是新職，故有「置帥」之謂。

秋浦：古縣名，隋時設，五代時改名為「貴池」，舊址在安徽貴池縣縣西。此即指紀元憲之里籍貴池縣。

以副將軍參戎事，盡護南垂軍：副將軍，即指紀元憲所擔任之南路副總兵。「參」、「戎」二字在此當分而言之（並非「參將」之別稱），參謂參贊襄理，戎指軍事；指紀元憲以副總兵身分襄贊總兵官掌理福建南路之軍政。南垂，指福建省南部、南路副總兵掌理的範圍。「盡護南垂軍」一語，可指稱福建省南部之兵馬皆屬紀元憲管轄，但亦有可能是暗指紀元憲之品秩；因「護軍」在明代是賞授有功之從二品武官的勳位，可揣度紀元憲當時大概是位臻從二品武官。

即清漳而填焉，制也。清漳，漳州的古稱之一。傳說開漳聖王陳元光入漳州時，見到境內的雲霄江，曾對地方父老言：「此水如上黨之清漳（上黨指山西東南一帶，當地之漳河有清漳、濁漳之分）。」，漳州因而得名。填，有填塞之意，引申為坐鎮、「當關」。制，當指紀元憲受命時朝廷給予之「璽書」、任官令。「即清漳而填焉」此句，可能即是引自紀元憲所受璽書的內容，指定漳州為紀元憲坐鎮之處。

金門所軍吏白君敦賁：在碑文之末所列立碑者名單中有之，白敦賁時任金門所鎮撫，但卻是「署所印」；在他之上的職位本該還有正千戶、副千戶，諒是當時所中長官缺位未補，故由白敦賁掌印管事。

不佞世家海上……宜有言。此段是白敦賁派來請駱日昇作碑文的使者帶來的話，說明找上駱的理由。駱日昇是泉州府惠安人，縣處濱海，故曰「世家海上」。

不佞敬諾客：不佞，駱日昇自謂。客，指白敦賁派來的使者。

公在事隃年耳，何遽祝之於畏壘：畏壘，山名，於此係代稱碑石。駱日昇此語謂：紀元憲上任也才過一年而已，怎會這麼快就有為其立碑頌功之議？

有威重、性夷易：謂紀元憲外表有威儀而穩重，但個性是平易近人。

束濕：成語有「久束濕薪」，謂長期綑著的潮濕柴草，比喻思想保守，不易接受新事物之人。此謂紀元憲非是固執不懂變通者。

緣飾：即以文采修飾之意。紀元憲在處理軍務閒暇，也從事儒士的風雅吟咏，平衡身心，使自己不致純是質勝於文的一介武夫。以其原本鑽研舉業的過往而言，其吟咏之作當有可觀，非是附庸風雅而已。

戟門之內外，斬如也：古之宮門皆樹戟，故以「戟門」謂顯貴之家，在此當是指紀元憲之副總兵府邸。斬如，謂界限分明。此句謂紀元憲不會將領與文士的角色混淆，處理軍務時果決能斷，認真不優柔。

壅鬲之患息，脧削之風革：雍鬲，即壅隔，謂下情不能上達；其患即基層受欺壓，而層峰懵無所知。脧削，謂軍官苛扣士兵福利餉額等弊端。

歲之不易：引「左傳」襄公三年語；不易，謂多難，此指疫病。

人死以谷量：谷量，謂數目眾多，以山谷之容量來估算。

數十百：一百之數十倍，數千之譜。

碑則惡可已也：怎可無碑（以紀其功德）？

古之名將……士未食弗食，未止舍弗舍：古代的名將，在士卒未得飲食與棲止處所之前，不會先為自己打算這些事。

疾病羸弱，皆躬為拊之：古之名將對士卒有恙者，都會躬親撫慰。

亡所恨：亡，即無；謂為國而死亦無怨恨。

蓄恩不勌，以一取萬：語出「黃石公三略．上略」，意謂將帥在平日即注重施惠予士卒，便能以一人獲萬眾之心。在此語上文，「黃石公三略．上略」曾引「軍讖」之語：「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灶未炊，將不言饑。」。駱日昇「士未食弗食，未止舍弗舍」之語，當亦由此化出。

豫附：指將帥平日即以施惠使士卒歸心。

彼貴不省士：「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中載，驃騎將軍霍去病十八歲便當了「侍中」侍候武帝，顯貴早達，非由行伍出身，以故不懂體恤士卒。當霍去病出征時，武帝曾特派人送幾十車食物給他，到了班師回朝時還有餘糧，霍去病嫌累贅就丟棄，而他的屬下士卒卻還有人在挨餓。霍去病出征在塞外時，士兵缺糧，有人餓到站不起來，但霍去病卻還命人建造供自己玩蹋鞠的運動場地，根本沒把部隊的窘狀看在眼裡。在這段「貴不省士」的描述之前，「史記」載武帝曾欲教霍去病孫吳兵法，霍去病卻說：「只要看作戰方略好不好就成，用不著去學古代的兵法。」；霍去病在作戰方略上雖是天才，但其不虛心的態度，便是其無由從古人兵法中學習體恤士兵的重要性之故。

成功，天幸耳：「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中載，霍去病出征時常是率領特選的精壯銳卒，但也敢於趕在大將軍衛青的部隊之前深入敵境（的確有膽識，不是光仗恃精兵保護）；而其所領軍隊，「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或許就是因運氣很好，才使霍去病自信滿滿而無視士卒饑苦（但若方略出岔，恐也很難指望部下拼死護其突圍）。

今夫漳，鯢窟也：古代以「鯨鯢」指稱不義之人，此謂賊寇。漳州濱海，島灣地形複雜，接壤之汀州、潮州又多山，故易成盜賊淵藪。

張璉起，豫章震動：豫章，指江西省，源自漢代所置郡名。張璉，廣東饒平人，初為饒平縣庫吏，後投身綠林，勢力漸大，聯合各路賊寇，聚十萬之眾。嘉靖三十九年（西元1560），張璉在饒平與大埔邊境的柏嵩關稱帝，自號「飛龍人主」，國號「飛龍」，建立宮殿營寨，封王設官，儼然一獨立政權。根基打定後，張璉分兵侵襲廣東、江西、福建三省，曾攻陷數十個城池，部眾擴展達二十萬人。嘉靖四十年，明廷派俞大猷至贛南，聯合閩、廣官兵，直取張璉的老巢柏嵩關。張璉於回師救援時遭到大敗，賡續戰況又不利，其手下將領分遭擒斬。張璉自己亦於嘉靖四十一年在福建平和縣之九峰鎮就戮，當地仍存有記述俞大猷擒斬張璉事蹟的摩崖石刻。不過民間仍有傳說張璉最後是突圍出海，逃至三佛齊（今印尼之蘇門答臘），再度據地為王；當地曾出土有「飛龍」字跡的古碑，或是張璉的逃出殘部所遺。

吳平、曾一本逓雄，交、廣螫焉：逓，即遞；逓雄，謂接踵而起稱雄。螫，形容兵燹荼毒。吳平，福建詔安人，一度是閩、廣交界海盜之主要頭目。嘉靖四十三年底，吳平向時任廣東總兵的俞大猷乞降，然卻私下擴充實力。嘉靖四十四年春，戚繼光與俞大猷分兵夾擊吳平，但吳平仍率殘部逃至廣東東端海域的南澳島，建立營寨據守。嗣後戚、俞再度合攻，才將南澳賊眾殲擒一空。吳平則在出逃至越南海域後投水而死。曾一本，原是吳平之部眾。吳平死後，曾一本仍在廣東活動。福建水師本欲南下剿滅曾一本，但曾一本聲稱願受招安，廣東地方官員欲以此立功，故拒絕福建水師入境窮追。結果曾一本得到喘息之機，再度坐大，不僅一度攻打廣州城，還再次入侵福建海域。當時戚繼光已北調，所幸福建水師多經戚所訓練，實力堅強。隆慶二年（西元1568）曾一本率大船二百艘、數萬之眾進攻福建詔安，被水、陸守軍夾擊，曾一本大敗，逃回廣東。次年閩、廣水師合攻曾一本，殲滅其殘部，曾一本亦遭廣東水師擒斬。

童牛山之木，不足於艨艟；傾列郡之藏，不足於食量饟：把長滿山頭的茂林砍光還不夠建造水師船隻，花光幾省的官倉稅賦還不足供應軍需。「明史．盜賊傳」於記曾一本之亂的部份載，當時有官員為議兵餉而上奏疏中言：「海賊一萬，每用兵十萬；用兵一萬，每費餉至七八十萬。」嘉靖晚期閩廣之交山賊、海賊、倭寇迭起，這對國家元氣的斲傷到何等程度，可想而知。

有逼而驅之者矣：「孟子．離婁上」篇，載有一段孟子論仁君得民與暴君失民的話，部分如下：「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此處「敺」字，音義同「驅」。孟子之言謂：人民歸依仁君，就像水往低處流、野獸會向曠野跑的道理相同。所以替深水趕魚進去的，就是那吃魚的水獺；替茂林趕雀進去的，就是那吃雀的鸇鳥；驅趕人民使之向商湯周武歸附的，就是殘民以逞的夏桀與商紂。由駱日昇「有逼而驅之者矣」之語，可知他認為嘉靖間閩廣之交盜匪叢生，和秕政惡官的逼凌脫不了關係。

一本之上書幕府也：關於曾一本上書的內容，筆者未能查得有文獻記載。幕府，指將軍府。由駱日昇的記述來看，曾一本是曾向廣東或是福建之總兵官上書自辯，但其投書在何時、對象是誰，筆者仍無法考出。曾一本的上書，到底是辯解自己當初緣何由良民變成賊寇、抑或是訴怨受招安後遭到官方不當之處遇？現亦無從得知。值得注意的是，駱日昇認為曾一本的上書「其辭絕痛」，似有同情之意；以一個朝廷命官竟會對寇首的自辯有所感觸，實不尋常。對照前文「有逼而驅之者矣」之語，曾一本的上書中可能揭破了諸多「官逼民反」的醜陋面；但因其內容使當道者感到「刺心」、忌諱，故載述寡罕，久而失傳。駱日昇諒因時地較近，故還能稍聞其片段。要之，曾一本的自辯，大要在於如果當初官方真肯寬容以待、給條活路，他也就不致搞到要造反這步田地了。

今　天子神聖，調化瑟，倚鼎鉉，張恬愉之鵠，厲貞廉之風，通闓懌之路：神聖，謂聖德之君，此謂明神宗（以神宗中年以後之怠政，稱其「神聖」當然大成問題；但為公之於世所作碑文，自然都是好聽話。就像丘葵在撰寫「芝山劉氏書塾記」中提到以異族入主中原的元仁宗時，也只能以「聖天子」稱之）。調化瑟：典出「漢書．董仲舒傳」所載董仲舒對漢武帝所奏之語：「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董仲舒是以奏樂器之理喻政道，倘若「走音」很嚴重，就非得「調音」、改弦更張一番不可。「調化瑟」之意，即謂神宗能依時勢民情而修明施政。鼎鉉：鼎之耳，喻宰輔重臣。闓：有光明之義。闓懌：謂歡樂。全句大意，謂當今聖德之神宗天子能順應時勢民情而修明政道，在輔弼大臣的協助下，以使百姓生活安樂為目標，激勵官員使政風廉正，打開了通往歡樂盛世的道路。

股肱有位，莫不夙夜孳孳，務稱塞明詔：臣僚都能適材適所，個個都日夜努力，務必要作到符合神宗的意旨。

勞來：語出「孟子．滕文公上」篇孟子引堯帝之語：「勞之，來之」，意謂：對勤勞於事的民眾有以償其勞，即是勞之；對來歸附的民眾有賞賚以償其來，即是來之。此處謂紀元憲治軍民，對於願效力親附者，皆給予足以激勵的報償。

得民于禺而唱和之：于禺，即于喁，出自「莊子．齊物論」：「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謂隨聲附和。此指紀元憲之撫民，能得到百姓的應和。

南溟而南，其少甦乎：南溟，南海。謂福建以南迄廣東的海濱，可望（在紀元憲的坐鎮下）得以平靖、休養生息。

假嚮者吳平、一本輩，將安所置喙焉：在朝廷的寬大與紀元憲的能容之下，即便是往昔的吳平、曾一本等反賊復生於此世，也將沒得藉口作亂。

威克厥愛：原語出自「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所載吳公子光引述他人之言：「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其後東晉梅賾雜取諸籍偽造古文尚書時，在「胤征」篇中將這句話變造為「威克厥愛，允濟」。「威克厥愛」，謂威嚴要勝過親愛，作事方能成功。紀元憲普施惠澤而不致貶降自身尊嚴（公惠周澤渥，顧不至貶尊），正符古語之訓。下文的「賜之杖」與「藥必瞑眩」之喻，亦強調領導者得「威克厥愛」。

要以里父之愛其子，時而加諸膝，時而賜之杖：要像一般百姓對孩子的愛法，乖的時候抱在膝上親暱，不乖的時候也得動動家法（否則會寵壞了）。

藥必瞑眩：出自「孟子‧滕文公上」篇，孟子引「書（應是「尚書」逸文中之一篇）」之語：「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意思是：若給病人吃的藥不是藥效強到會令人目眩昏沉，病就好不了。

寧直顓顓呫囁者之為，迺其心何日不在子耶：顓顓，愚直之意。「寧直」一詞，筆者查不出他處義例，但以下文揣度，當與愚直或耿直之意類同。呫囁，附耳細語之聲。全句大意謂：那像蠢人一樣嘮叨叮嚀不休的作為，究其心都是因時時刻刻關懷其子而產生的。治民治軍者對百姓的殷切關懷，亦復如是。

「易」之「師」……王三錫命，夫將在師中矣：這一大段話，皆取自「周易」之本經與傳文。「師」卦之下卦為坎（水），上卦為坤（地），據「象傳」所釋，此為「地中有水」之象；而「師」之卦名，義為兵眾，「地中有水」之象，便在強調君子需能容民，以保證有充足的兵源，即「君子以容民畜眾（亦出「象傳」）」之謂。水能潤地，地能容水，水涵地中而不致泛濫為患，正如君子以能容安民，亦如大將能控御屬下。紀元憲之治軍，能使士卒感心親附，故謂其容甚大。「師貞之丈人」，見於「師卦」經文的首句，全句為：「師，貞，丈人吉，无咎。」意謂治軍旅，若能堅守正道，由老謀深算者擔任主將，必獲吉祥而無災禍。紀元憲之領軍，正符此言之謂。「王三錫命，夫將在師中矣」，見於「師卦」第二爻之經文，其辭曰：「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在師」即指主將統率兵眾，全句謂主將領軍若能持中不偏，必可吉而無兇，且可獲得君主多次賦予重任－－以紀元憲的一生履歷觀之，駱日昇給他起的這一課，可說是算得很準。

公諱元憲，字□□：在現存的「副將軍紀公德政碑」之上，記載紀元憲之「字」處是空了兩個字，且空處平整無凹陷，並非後來被鑿去。在駱日昇文集中所載碑文雖未留空格，但同樣也未將紀元憲的「字」記入。前引清修「池州府志」的傳記，已有記載紀元憲之字為「藎莪」，不過，筆者卻在與紀元憲同時代且是同鄉的人士所遺文獻中，找到了不同的說法：一位是官至大學士的丁紹軾（池州府貴池縣人），在其所著「丁文遠集」卷二十有一封信，題為「答紀藎我總戎」；另一位是官至光祿寺丞的劉光復（池州府青陽縣人），其所著「劉見初先生全集」卷之九中所收給紀元憲的信，是題為「答紀藎我元戎」。如果只有一位同時代人士的文獻有不同說法，則清修「池州府志」之載未必有誤，但有兩位同時代的同鄉都稱紀元憲之字為「藎我」，那筆者只能認為兩票勝一票：「池州府志」所載紀元憲之字為「藎莪」、是多了一個草頭－－在此還有一個謎：既然連「名諱」都已直言，為何在給紀元憲建碑時卻特意不載其「字」？筆者不解，盼有知者能賜明教。

起家萬曆甲辰進士：紀元憲於萬曆三十二年（西元1604）年考中武進士（他考中武舉人則是在前一年、萬曆三十一年）。起家，謂紀元憲投身軍旅以迄晉身高級將領，是由他考得武進士開始。

       －－以上，是筆者對「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記」的整理結果與註釋。在碑文正文之後的署名，除撰文者駱日昇已介紹於前，參與建碑諸人名單之中，冠首的「舉人李雍」（李厝人，萬曆三十一年中舉，官至江蘇宿遷縣令。）以及「陳昌文」（古區人，於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中舉、天啟二年壬戌成進士，官至北京吏科給事中）兩位都是金門本地人。此外「生員」中有一位「劉廷憲」，應就是「金門縣志．人物列傳．鄉賢」所載者（金門所人。天啟元年舉人，官至桐鄉令）。「生員」中的另一位「劉廷彥」，大概是劉廷憲的兄長，故名列於較前；但縣志中未載其是否有考得功名或任官。其他諸位「生員」與武職人員中，除了「泉州衛署所印衛鎮撫白敦賁」已知是駱日昇的「姻家友」，剩下的筆者就無法考出更多資料了。

    關於紀元憲在擔任福建「南路副總兵」一職的時段，駱日昇在碑文開頭已言，是於萬曆四十五年開始；清修「池州府志」則載紀元憲於萬曆四十七年獲擢陞而離職，則紀元憲擔任此職約兩年。關於紀元憲在擔任福建「南路副總兵」一職期間的功業，漳州龍溪縣人張燮（萬曆廿二年舉人，曾於蔣孟育卒後為其纂輯「恬菴遺稿」，自著有「東西洋考」等）所著「羣玉樓集」卷之三十二，收有他為紀元憲陞轉而寫的「送紀大將軍都督東粵序」，內中稱擒獲海寇李新之功，「皆公（紀元憲）指授為多」，復以恩威併施、使海寇袁進降伏，其武略足為閩、廣兩地之干城。當萬曆四十六年三月在金門島上為紀元憲立德政碑，當是紀元憲尚未受命剿滅海寇之時，故碑文中除稱道其施藥濟眾與善於治軍，並未提及平亂之功。雖然，萬曆晚期的紀元憲不若早前的戚繼光、俞大猷那般，具有能在「正史」中立傳的知名度，但其坐鎮安境之威惠，畢竟不可泯。在明代歷任福建「南路副總兵」之中，筆者也僅能查到只有紀元憲在金門獲得立碑誌記且留存迄今，故此碑亦具印證明代晚期福建軍事建置的價值。

二、「參閫胡公功德碑」

　　以「副將軍紀公德政碑」的情形來說，欲進行查考並非難事：基本上此碑的文字雖有些許缺損，但大體完整，且關鍵部分如碑文稱頌對象的姓名、籍貫都很清楚；也知道碑文係出何人撰寫、撰碑文者的文集仍存世，且其中也有錄入這篇碑文。若在圖書文獻資源充裕的情形下，按照這些線索去蒐集資料，只需稍費點時間便可對此碑由來全般瞭然。但另一件金門碑林中的故物：「參閫胡公功德碑」，欲探究其內容便麻煩多了－－此碑原樹於舊金城關帝廟旁時，本就傷痕累累、字跡難辨，嗣後先移至中正圖書館、再移文化局圖書館之旁，又歷經二十餘年曝於室外的風吹雨打；當筆者於九十七年十一月十日見到此碑時，除了頂上橫書篆額「參閫胡公功德碑」數字因曾塗色還可讀出，其餘部份幾乎剝蝕殆盡，恁是金石大師恐怕也已無從著眼。而較筆者更早見到此碑且曾有撰著者，如盧志輝先生「金門中正圖書館碑林設置始末」、姚琳先生「金門碑林考」、何培夫先生主編之「金門．馬祖地區現存碑碣圖誌」，以及楊宏龍先生的碩士論文「金門明清古碑之研究」等，皆困於該碑字跡已糢糊難辨，並未對內容有進一步查考。綜合前述幾位先生對此碑的辨讀所得：除了碑頌對象姓胡、「參閫」應是「參將」之謂，以及此碑原係萬曆四十四年六月時所立，此外便一無所知了。在這樣的情形下，筆者差不多是從零開始，但還是希望能如對「副將軍紀公德政碑」一樣，查考出碑頌對象之身分、其人獲立碑稱頌的原因，以及撰寫碑文者為誰等問題；因為若連這些基本資料都一概不詳的話，那麼與他碑併立的這塊石碑，和「無字碑」相去又有幾何？若是對其一無所知，那豈不是成了「徒懸之匏瓜」，看得到卻啃不得；則保存它的意義又何在呢？

　　為考出「參閫胡公功德碑」的相關內容，首先當然還是得由其「本身」做起。雖說目前在碑林的原件狀況已糟到不行，不過幸而在民國八十八年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於執行完「採拓整理臺灣地區現存碑碣計畫」本島部分後，將採拓碑碣的工作區域延伸至金門、馬祖，故當時「參閫胡公功德碑」也與其他金門地區古碑一樣製作了拓本；嗣後該館出版「金門．馬祖地區現存碑碣圖誌」一書時，「參閫胡公功德碑」亦列於其中，這是筆者能對此碑舊貌進行辨讀的第一步。然雖有「圖誌」可供方便應用，但一塊原本高近三公尺、寬超過一公尺的古碑，其照片刊載在「圖誌」中，不消說尺寸是已大幅縮小了；筆者雖用放大鏡努力檢視，而且還真在碑文末撰碑者署名的部分瞧出了些端倪，但「圖誌」所能提供的辨識程度，與原寸大小之面貌畢竟還是有差。為了對「參閫胡公功德碑」追根究底，筆者於是前往「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借出當年為此碑所作的原版拓本；固然拓本製作之時，原碑的狀況已然不佳，但筆者檢視之後，仍是得到了一些資料，以下便一一說明。

　　首先，比起在「金門志」或「同安縣志」中，都沒有特別線索可指出是誰的這位「參閫胡公」，為他撰寫功德碑的人，倒是位在金門無人不知、鼎鼎大名的人物。先前筆者提到，在「圖誌」上已稍可看出撰碑者的自署，而在見到原碑拓本後，筆者更加確定無誤。若有「圖誌」在手者，不妨試試：用放大鏡細觀此書中「參閫胡公功德碑」的圖版，就在「德」字之下有兩行碑文，左側的一行，雖字跡是有缺損，但猶可辨讀出如下文字：「賜進士出身通□大夫雲南布政使司□□□使□守愚頓首拜□」－－瓊林出身的蔡守愚，其位於金寧鄉湖南高地的墓碑上題曰：「明通奉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發吾蔡公暨配封淑人許氏壽域」；藉蔡守愚的墓碑資料，「參閫胡公功德碑」的撰文者自署便可補全：「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蔡守愚頓首拜撰」－－查「清白堂稿」蔡獻臣為蔡守愚所作墓誌銘，稱蔡守愚於「辛亥（萬曆三十九年），亦擢雲南左布政使，候代矣。……未幾得代，遂繳劄致仕歸。」則蔡守愚約是在萬曆三十九年或稍後返鄉，就在鄉居期間，他為「參閫胡公」撰寫了這篇碑文。可嘆的是：「參閫胡公功德碑」的文字已難辨識，不然又可在傳世甚罕的蔡守愚詩文中再添一作品，惜哉！近年間蔡獻臣「清白堂稿」與蔡復一「遯庵蔡先生文集校釋（郭哲銘先生校釋）」都已面世，而蔡守愚的「百一齋稿」卻似乎還沒個消息。八十年版「金門縣志．藝文志」中有提到，「百一齋稿」一書，「原稿現存星洲蔡景榮處」；這兩年至南洋訪問金門籍僑民的口述歷史工作似還在進行中，若能乘便安排使「百一齋稿」面世，讓「三蔡」文筆聯璧併現，豈非美事！能否實現，就端視主事者的推動。而在「百一齋稿」再度出現之前，對於「參閫胡公功德碑」的碑文全般細部原貌，由於查不到是否有方志或其他文獻曾迻錄此文，筆者是無法可施；只能藉拓本上還可辨讀出來的部分，勉力追溯解析了。

一如各式記功頌德之碑文，在「參閫胡公功德碑」的碑文之末，除了撰碑者的署名以外，襄贊建碑者也留下了姓名，其中有部分是和「副將軍紀公德政碑」之末所見相同。這兩座石碑同在金門、樹立時間相差不到兩年，又都是為武官所立，因此預事者重疊亦是意料之中。筆者由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藏拓本原件中辨識出幾個名字，就在「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蔡守愚頓首拜撰」這行字左側，正好與「蔡守愚」三字等高處所刻的名字，是「陳昌文」三個字，而在「陳昌文」的名字之上，則是「舉人李雍」；前文已言，此二位是為紀元憲建碑的主導者。而在此碑左上角，筆者還辨識出另幾位參與建碑者的官銜與姓名，其中有「泉州府同安縣□□主簿姚棫」、「本衛軍政掌印指揮使□舜文」、「庚戌進士署指揮同知□捷」，以及「指揮僉事□承鉞」。在這幾位地方文武官員的署名中，「指揮僉事劉承鉞」之職名已見於「副將軍紀公德政碑」。另一位有「庚戌進士」進士頭銜者，也就是「金門縣志．武舉表」中所載於萬曆三十八年時考中武進士之劉捷，他原本即是金門所正千戶，之後亦參與為紀元憲建碑。其他襄贊者的名銜則字跡模糊，筆者就無法辨識了。

       除了碑文撰寫者與建碑者的署名外，關於「參閫胡公」的姓名與身分，自然是筆者最希望能辨讀出的部分，然所得資料仍是有限。在此碑拓本正文之末、也就是蔡守愚署名之前一行的下半部，筆者辨認出「公諱」二字。依照一般為記人而立的碑文，在「公諱」之下的一或二字便是碑頌對象的名字，可惜在「公諱」之下的第一個字蝕缺太甚，難以辨識；第二個字可看出左半部是「鬼」，但右上部分並不清楚，只能確定這是個「鬼」部之字。而在「公諱」以下隔數字，筆者尚辨識出「□京金吾前衛」這幾個字；以其出現的位置而言，自然是記載碑頌對象「胡公」的出身來歷。按明神宗萬曆十五年所修「大明會典」卷之一百二十四的記載，「金吾前衛」是屬「南京見（現）設衛所」中的「親軍衛（共十六衛）」之一；亦即「參閫胡公」之「衛籍」是屬「南京金吾前衛」，他原本即是有軍籍在身的職業軍人。至於立碑之時，「參閫胡公」在福建到底是擔任何種職務？筆者在碑文拓本開頭算起第七行的上半部辨讀出「南□參將」這幾個字。依清同治十年重刊本「福建通志」卷一百之六對明代軍職的記載，明代在福建除總兵、副總兵之外，還分設有北、中、南三路參將（中路參將後改為遊擊）。以職稱而言，只有「南路參將」是符合碑文所見。關於福建「南路參將」的負責守備管轄，據崇禎元年刊本「漳州府志」卷之十五「兵防志」所載，包括了「銅山、浯嶼二寨；浯銅、彭（澎）湖二遊；漳州、銅山二浙營（浙江兵），陸（六）鰲一土營；漳州、鎮海、泉州、永寧四衛；南詔、龍巖、陸（六）鰲、銅山、玄鍾、崇武、福泉、金門、中左、高浦十所。自祥芝（筆者按：在泉州晉江縣東部海岸）以至大城（筆者按：大城所，在漳州府南部的詔安縣以南海岸）皆為汛地，蓋控漳而兼制泉也。」該志又載：南路參將的官署是設在漳州府郡城之西偏，但當每年執行海上巡邏期間，參將必需移至近海處指揮調度；起先是以福建南端海岸的玄鍾所為駐地，嗣後稍往北移至銅山所，至萬曆二十年因朝鮮遭日本入侵，有議銅山所位置太偏南方，於是南路參將在汛期時的駐地改到了中左所、也就是廈門島上。由明代福建地區所設軍職而言，「參閫胡公」是擔任「南路參將」，故而其轄下的「金門所」會出現為他而立的石碑。以上幾點，是筆者由辨讀碑文拓本中初步得到的結果；雖然尚不能直接瞭解「胡公」的名諱與事蹟，但至少有個基礎了。

       欲查出「參閫胡公」的名諱，最方便的途逕，便是指望福建地區的方志中有記載，但偏偏這條路卻行不通。舊時以福建全省為範圍之方志，時間上與「參閫胡公」最接近者，是明代晚期何喬遠之「閩書」，脫稿於萬曆四十八年（西元1620。這一年七月神宗駕崩，光宗於八月即位，故此年由八月至十二月是「泰昌元年」。但短命的光宗在位僅一個月便因服「紅丸」而暴斃，之後熹宗於九月即位，至次年方改元為「天啟」。）；然而是書所載福建地區的中高階武官職名，並沒有一直更新增入到全書完成之時。在「閩書」卷之六十七「武軍志」所列出萬曆間福建「南路參將」的歷任名單共有十二人，末三位之名為「施德政」、「李楷」與「宗孟」，但其中並無任一人姓胡。顯然「參閫胡公」來任之時，「閩書」修纂工作已近尾聲，故何喬遠不及載入其姓名。晚於「閩書」之福建省級方志，如康熙間刊本「福建通志」，並未詳載明代福建總兵以迄參將等的名單；而同治十年重刊本「福建通志」卷一百之六對明代福建中高階軍官的記載，又是照抄「閩書」的舊文，在「南路參將」的萬曆間歷任名單中也不見有人姓胡－－既然由地區性文獻中無法得到所需資料，筆者也只得轉向「中央政府」的記錄去想辦法了。

　　關於明代中、高層文武官員的陞黜記錄，記載最具全面性者自然是各朝皇帝之「實錄」，但在地方官員的部分，有時也不見得很完整。譬如由「副將軍紀公德政碑」中所述，可知紀元憲在萬曆四十五年時即受命出任「南路副總兵」，但「明神宗實錄」於該年中並未記載此項任命。參將之位階還低於副總兵，則相關之任命或調職若未見載亦不足異。為免掛漏，筆者由「閩書」所曾臚列的萬曆間福建「南路參將」名單最末三人「施德政」、「李楷」、「宗孟」開始找起，將「明神宗實錄」中有提及福建「南路參將」任命或離職的記載列出，檢索之結果如下：

　　萬曆三十三年六月丙寅（廿三）日有載：「陞福建南路參將施德政為神機營右副將」。

　　萬曆三十三年七月庚辰（初八）日：「以……山東濟寧遊擊李楷為福建南路參將」。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辛亥（廿三）日：「以福建南路參將黃守魁為松潘副總兵」。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壬申（廿四）日：「以……鳳陽巡撫中軍宗孟為福建南路參將」。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甲寅（廿五）日：「陞……瓊崖參將張守貴為福建南路參將」。

　　由以上幾條記載，可看出「實錄」對於一路「參將」的異動記載固然較「閩書」為多，但亦並非精詳必錄：雖知朝廷任命「李楷」的日子、但他做到何時被調職則不知，而接他位子的「黃守魁」是何時受命亦不知。在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張守貴」由瓊崖參將轉任為福建南路參將，但「明神宗實錄」也未記載他何時又被調走；而筆者在「明神宗實錄」中再查到「張守貴」之名，已是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壬子日：「廣東羅活諸黎亂。巡撫張鳴岡疏劾副總兵楊應春、遊擊張守貴、監軍道副使姚履素等諸失事狀。下部議。」－－看起來，這位「張守貴」雖在萬曆四十年底轉任為福建南路參將，但似乎不到一年又被降調回廣東當「遊擊」（位階低於參將）。在「張守貴」之後，到底是誰接任「福建南路參將」？萬曆四十二年（西元1614）二月時，離「參閫胡公功德碑」樹立時之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已不到兩年半，照理說「胡公」的名字也該浮現了；但筆者在「實錄」中持續往下找，卻是直到明熹宗時代才又出現關於「福建南路參將」的記錄。

       在「明熹宗實錄」天啟元年（西元1621）二月辛未（廿九）日，有記載當時各地總督、巡撫等所提出糾劾屬下高級武官中有「貪劣」非行、應予處分的名單，而兵部便將這些遭議處者綜合起來一次答覆處分方式；提出糾劾名單的督撫中，有「福建巡撫王士昌」，而名單中的福建地區武職人員只有一個：「福建南路參將胡應魁」。兵部對這批被督撫點名的武官，是予以「俱革職」的處分－－以「胡應魁」這個名字，和「參閫胡公功德碑」已知可辨讀的部分核對：姓氏符合、「南路參將」職位符合、名之第二字是「鬼」部之字也符合。至是「參閫胡公」之名諱已瞭然：他叫「胡應魁」。

       關於「參閫胡公」身分的探究，雖已找出「胡應魁」這個名字，但卻仍有疑點存在：「參閫胡公」應是有功於地方，才能得到蔡守愚撰文稱頌，陳昌文、李雍與地區文武官員聯合建碑的榮譽；這樣的優秀人物，怎到後來會被巡撫以「貪劣」的罪名糾劾、且遭兵部革職？而他早先之所以獲地方人士立碑稱頌的事蹟又是如何？關於這些疑問，亦是筆者所需求解的要項，但從「實錄」中所能得到資料實屬有限。因此，筆者只能另循他途，由「參閫胡公功德碑」拓本中尚能辨讀出來的「金吾前衛」上想辦法，從「胡公」的「衛籍」所在，查查當地志書是否有關於他的傳記，然後再試著與其他文獻對勘、看看能否拼湊出關於他生平更多的資料了。

       在前面筆者已提過，「金吾前衛」是屬駐地在南京的十六個「親軍衛」之一；要查「參閫胡公」的資料，該由南京地區的志書開始。不過，筆者缺乏「金吾前衛」駐地的詳細資料，到底是就在南京城內、抑或是週邊的其他縣治區域內？究竟要由何處入手，還是很傷腦筋。再者，「衛籍」和「籍貫」不同，「衛籍」是明代指定有軍籍在身者前往服役的衛所，這與該名職業軍人原本的「籍貫」所在常不相干、甚至可能是天差地遠。就以被列為同安、也是金門的第一位武進士邵應魁來說，原本他也不是「金門人」、而是「金門所人」。蔡獻臣為邵應魁夫婦所撰墓誌中便有敘述：邵應魁之前好幾代的「始祖伍觀」，是在明初設立沿海衛所時，由浙江的「定海所」調戍金門；至於在被指定前往「定海所」服役之前，「始祖伍觀」的本籍到底在何處，恐怕連邵應魁自己和其子都已不曉得了（不然總會在墓誌中追溯一番）。若一位衛、所之軍人，是像邵應魁那樣在地方上首掇「武進士」的榮銜，且又善戰立功、階至三品，兼具文采，與地方仕紳甚是相得，那麼自然會被「衛籍」所在地點的志書修纂者樂於視為「本鄉子弟」、為之立傳誌記（或至少也有同時期的當地官宦文士與之翰墨往返的文獻可查）。但筆者於「明熹宗實錄」中查到的「胡應魁」，雖知他至少官拜參將，但到頭來卻是因「貪劣」遭糾劾革職，下場並不光采，其「衛籍」所在地點的志書修纂者會不會為之立傳，恐怕很難說。而且中國古來本即重文輕武，方志對武人的生平記載篇幅本又往往不及文宦、德行之流－－縱令希望微渺，探索總得有個開始；筆者便由「南京」著手，由方志中追查「胡應魁」的資料。

　　明代之「南京城」，即江寧縣之縣治，而此地又兼是「應天府」之府治所在（入清後，「應天府」改為「江寧府」）。為方便尋找有關「胡應魁」的傳記，筆者由較大範圍的志書開始，檢索清末民初之南京人陳作霖所纂、清光緒三十年時刊印之「金陵通傳」（此書包含清代江寧府府治所在之江寧、上元二縣，以及周邊所屬六合、江浦等縣人士傳記，時間涵蓋春秋至清光緒間）；就在此書卷二十「張胡董田黃徐趙李傳第八十八」，筆者找到了有關於「胡應魁」與其後裔之傳記，全文如下：

　　胡應魁，字真卿，江甯（寧）人，由武進士累官至廣西總兵。明季軍政廢弛，應魁號令嚴肅，士卒畏而懷之。所蒞皆閩、浙佳山水，登臨嘯咏；或遇名蹟頹圮，輒捐資重葺之。子士楫，字濟公，國初（筆者按：清初）恩貢生，天性渾厚，盡讓遺產於兄弟，甘貧守道，為文一本經術，從遊日眾。少喪母，每祭奠必泫然流涕，終身如一日，遺命葬母墓側。士楫子日禺，字戙杙，號旭初，歲貢生。日禺子莘隆，字禮田，乾隆六年舉人，十三年進士，官太常博士，著有「秦淮修褉賦」。

　　依「金陵通傳」所記胡應魁資料：他是「明季」時人（將萬曆朝晚期列入「明季」範圍，如「明季北略」一書便是如此），乍看下和「參閫胡公」的時代算相合，但卻有一扞格之處：「金陵通傳」中所記「胡應魁」，其人「累官至廣西總兵」，然在「明熹宗實錄」天啟元年出現的「胡應魁」，卻是於「福建南路參將」一職遭「革職」處分；總兵高於參將，難道說「胡應魁」在一度遭革職之後又東山再起、作到一省的總兵官？可是：筆者於「明實錄」中所能找到的有關「胡應魁」之資料，就僅有「明熹宗實錄」天啟元年的這一條，並沒有他昇任「廣西總兵」的記載；這麼說是「金陵通傳」所記有誤嗎？雖然在「金陵通傳」中是找到了有關「胡應魁」的資料，但卻又平添一難明之處；對此筆者只能先姑置不論，由「胡應魁」生平的其他資料去追跡，看看能否找出他與「參閫胡公功德碑」的關聯性了。

       據「金陵通傳」所載：胡應魁之字為「真卿」，善於治軍，曾蒞職福建、浙江，蒞官最高而後解任是在廣西之時；他是個風雅之人，喜歡遊覽山水勝景，對於頹壞的名蹟不吝捐貲修復。筆者就以胡應魁之字「真卿」著手，結果真在與金門至近的廈門，找到了與他相關的文獻及遺蹟。在清代周凱所輯「廈門志」卷九「藝文略」，載有明末池顯方（同安人，天啟二年舉人，與蔡獻臣、蔡復一等皆是好友）所撰「虎溪巖記」一文，內中提到胡應魁曾在通往虎溪巖的山徑上建一石亭之事，全文如下：

       鷺（廈門別稱鷺島）之虎溪山，一名玉屏山；秀峭嶙峋，人蹟（跡）稀至。乙卯（萬曆四十三年，西元1615）冬，余（池顯方自謂）尋幽到此，心賞奇觀，因建剎，名「玉屏」。左為大雄閣、稜層洞、夾天逕，後為石室。上為雙鯨石，又為六通洞、宛在洞。秣陵（南京別稱）將軍胡真卿視師海上，以磴道紆迴，大費遊屐，砌石亭於腰，枕山瞰海，名「嘯風亭」。夫陟危石者，目瞪多華、足企多繭，氣奔則顫、神泄則搖。故有層巒絕壁以役之，必有剎與洞以休之；有剎與洞以役之，必有亭以休之。而後目不華可以睨六合、足不繭可以躡雲衢、氣不顫可以通帝座、神不搖可以攬太虛，則斯亭其須彌之日官、寶所之化城也。然則何以曰「嘯風」？從虎名也；亦將軍自寓也。

       －－這座由胡應魁原建之「嘯風亭」，其後一度因明清之交的戰亂損毀；據「廈門志」卷二「分域略」關於虎溪巖中的記載中有提到，清康熙年間，曾有「威略將軍吳英」重建此亭，但嗣後仍是圮廢了。此亭目前雖已不存，但廈門當地依然存有胡應魁之手跡：據「廈門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宣傳委員會」所編、二零零一年福建美術出版社出版之「廈門摩崖石刻」一書第八十九頁所載，在虎溪巖寺後的巨岩上，有「飛鯨」和「碧海波澄」等刻題的兩側，刻有行書直題對聯，上聯為「台向海山奇處起」，下聯為「人從蓬島勝中遊」，各高約一公尺半、寬廿五公分，下聯左邊有署「秣陵胡應魁題」。該書又載，在這上下聯外側下部遺留有柱洞痕跡，巨岩頂邊緣也有留有洞眼，當是為構工而鑿。按池顯方「虎溪巖記」中所記「嘯風亭」的位置，是在通玉屏寺的山腰半路，而現存的這處石刻卻是位於寺後，而且上聯謂該處是「台」，故筆者認為：現存的石刻與柱洞，是胡應魁在「嘯風亭」之外另建的觀景台遺址，構築於池顯方作記之後，以故「虎溪巖記」中並未提及。要之，由池顯方的這篇記文可知，當他在萬曆四十三年建玉屏寺之後，胡應魁特為通往山寺的步道建了「嘯風亭」、可觀景又兼為歇足之處；這一點和「金陵通傳」所記胡應魁「或遇名蹟頹圮，輒捐資重葺之」的行事，可謂類同。

       在「虎溪巖記」中使用的譬喻，還有些需解說之處：所謂「雲衢」即謂雲上之路，「帝座」是星名，與「太虛」同寓「天」之意；步上「雲衢」即謂登天，故得周覽「六合」（天地四方）。在「廈門志」原書所錄「虎溪巖記」中的「日官」一詞當是有誤，應作「日宮」方是。所謂「日宮」，即佛教二十四諸天中的「日天」（亦稱「日天子」，原係印度神話中的太陽神，後為佛教吸收成為護法神）所居住的宮殿。在佛教的世界觀中，世界之中心為須彌山，日天所居住的「日宮」便是位於須彌山之半，這座宮殿會以一年為期環繞此山，遍照天下四大洲，為眾生帶來光明；而「日宮」因其位處所在，便成為登上須彌山頂的中途站了。「化城」一詞，出自「法華經」，謂佛以法力暫時變化出的大城以為休憩之所。佛教中稱一切眾生得以成佛之所為「寶所」（大乘之至極佛果），但通往寶所之路漫長險惡，若道中無喘息之地，則怯弱眾生將因疲懼半途而廢，故佛以「化城」（也就是小乘之涅槃）作為求法眾生暫且止息的處所，以供養復精力再求精進。池顯方於虎溪巖頂所建「玉屏」寺本是佛剎，故以「日官」、「化城」等佛教之事物來比喻胡應魁所建「嘯風亭」。此記中特別值得注意之處在於：池顯方是位著名的文人，行文自當有章法，但這篇記文寫到後來卻似偏離原題，不言「珠」而讚「櫝」，由自身尋幽建剎的經過，轉而為胡應魁建亭的功勞與命名之寓意作記、將建亭之功德說得好似大過建寺了。由這一點，可看出當時胡應魁在地方人士心目中的分量；即便是錦上添花之舉，也能獲得近乎溢美的推崇。至於胡應魁將自建之亭名為「嘯風」，源於古人有「風從虎」的觀念，認為虎嘯可生風；位於海島半山的地帶，諒是常聞風嘯，因景生名。池顯方記文謂命名「嘯風」有胡應魁自寓之意，當由「虎」與古代軍事的相關性而來：自古調兵之符信即作虎型，稱為「虎符」，勇將稱「虎將」、將帥之營帳稱「虎帳」；亭名寓虎意，可視為胡應魁欲治軍嚴整、以赫赫軍容保疆衛土的自我期許（但也有可能胡應魁生肖即屬虎？此點筆者缺少論據，故只能姑備一說）。當年胡應魁登山遠眺，其意諒不止於游覽山水；在觀察防區形勢時，他心中大概也正盤算諸般守禦應變之策吧。

       在有關「嘯風亭」的記載之外，前面提過曾為紀元憲擢陞作贈序之漳州府龍溪縣人張燮，其所著「羣玉樓集」中，亦收有他為胡應魁而寫的詩六首、書信六篇；從這些詩與信件中可知，張燮除了胡應魁在福建任職期間即已結識，甚至連胡應魁被劾解職回到家鄉後，張燮還曾於往南京時前去拜訪他，並曾有讌飲，顯見交契深厚。而在「羣玉樓集」卷十四中所錄詩作：「胡真卿帥粵西，有重名，以閩事被言。小詩志概」，由這首詩的詩題，已可佐證「金陵通傳」中稱胡應魁曾官至「廣西總兵」一事，確實無誤。在「羣玉樓集」卷六十一所錄「寄胡真卿」這封信中，張燮又曾感嘆：「……嗟乎！漳水之上有一真卿，去後之思，久方彌著；竟中蠅點，而奪粵人所倚重！」由張燮此詩與書信來看，胡應魁不論在福建或廣西都甚受推許，但卻是在已陞任至廣西擔任總兵之際，因為過去在福建遭論劾之事，導致去職。因有張燮之詩文為證，胡應魁是由福建南路參將陞轉廣西總兵（帥粵西），之後遭論劾革職；但何以「明熹宗實錄」天啟元年二月間提到「胡應魁」遭革職之事時，是稱其職務為「福建南路參將」？以筆者之見，當年兵部將各地督撫論劾轄內高級武官的奏疏一併綜合答覆之時，是僅就奏疏所上內容作回應，以故產生這種看似扞格的情形。也就是說：福建巡撫王士昌彈劾胡應魁時，胡應魁還是「福建南路參將」，嗣後胡應魁雖已因軍功陞轉廣西總兵，但兵部耽擱了相當時間才作出裁處，故在覆文中是稱要將「福建南路參將胡應魁」革職；其實兵部答覆之際，胡應魁已然去廣西上任了。「明實錄」中未載胡應魁陞轉廣西總兵之事，或是因其陞任後不久便遭革職，以未曾久蒞故不記。

       關於「金陵通傳」中稱胡應魁官至「廣西總兵」，已有張燮之詩題為證，但當初他在福建時到底出了什麼岔子，導致他陞官之後還被拉下馬？欲追溯此事，必需查考當年兵部主事者的答覆內容、以及彈劾胡應魁的奏疏中說了些什麼；但筆者在尋訪萬曆末至天啟初之兵部尚書、侍郎等人的著作上並無收獲，而當年彈劾胡應魁的福建巡撫王士昌亦未留有個人文集；剩下唯一的官方記載，就僅有「明熹宗實錄」中提到的「貪劣」一詞，如此泛泛之語，難以提供具體事實。關於胡應魁遭論劾事，在張燮所作「胡真卿帥粵西，有重名，以閩事被言。小詩志概」這首詩中，有一句「別是干城摧二卵」，或許透露了一點隱情。所謂「二卵」，典出偽託孔子九世孫孔鮒所著「孔叢子」，該書卷上「居衛第七」載，孔子之孫子思，曾向衛國的國君推薦一位「茍變」、認為他是將材。衛君亦知茍變有能力領軍，但因茍變過去當官征賦時，曾白吃了老百姓兩顆蛋沒給錢，衛君認為其不夠廉潔故不用之。子思聽了這等理由，便告訴衛君身處戰國之世，取長才不可因小疵棄之，「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是聰明的做法。以張燮所用典故來看，他認為使胡應魁遭彈劾的情事甚是微小，為此而斷送一員大將的前程是太過了，故為胡應魁感到不平。以「二卵」出典觀之，使胡應魁遭劾的事由，或許是和「收受」、或者軍隊帳目不清等事有關，故而被概歸於「貪劣」之列。可嘆的是：彈劾胡應魁的福建巡撫王士昌，他自己在「官箴」上也非清白無玷－－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天啟元年二月兵部作出對遭劾武官的裁定之前幾個月，便有一位御史王槐秀曾對王士昌「參了一本」：在「明光宗實錄」卷之四（時間是萬曆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的八月初六日）記載，王槐秀彈劾王士昌有「貪肆不檢」、「入境之初，多用夫馬，已無恤民之念」，以及「暮夜入金（收受賄賂）」等非行，應該「亟宜罷斥」。對於王槐秀的指控，明光宗的裁示是「留用」，未將王士昌逕行罷黜。但到了明熹宗即位之後幾個月，便因御史王槐秀、張慎言，及給事中孫杰、霍守典等人交章彈劾王士昌「贓私狼籍、流毒地方」，而命王士昌罷官回籍（見「明熹宗實錄」卷之四）－－胡應魁雖因遭王士昌彈劾而解職、但末了王士昌自己都比胡應魁先「滾蛋」。由王槐秀等人提出的指控來看，王士昌自己便是「貪劣」有跡；而由張燮以「蠅點」來形容王士昌的彈劾，其中亦似不單純：蒼蠅會污染食物，故而「蠅點」被用以指稱小人的中傷－－有沒有可能，是王士昌藉考察所屬的權力、欲向胡應魁需索餽贈而未遂，才因此藉故彈劾他？關於這中間的隱晦情由，筆者已更詳細資料可據，就只能暫止於此了。要之，胡應魁雖是因在擔任福建南路參將時發生的事情而遭革職，但在地人的張燮都認為處分過當，此事諒必未對地方軍民百姓造成困擾、亦非重大情節。

       關於胡應魁在福建任職時所留遺跡，以迄其遭革職之經過與生平資料等等，筆者所知已盡陳於前。但「參閫胡公功德碑」之所以樹立的事蹟，仍屬未明：到底胡應魁是因何種作為而獲立碑稱頌、且還是由當時金門在地卸任官品最高的聞人蔡守愚撰文讚譽？後於胡應魁的紀元憲，是因善於拊循軍士、在疫病流行時又施藥濟眾而贏得感念，但胡應魁的事蹟未必類同。以一武官的本職而言，其具體功蹟，自是以保疆衛土最為可能。不過，在「金門志」等方志中，並未有特載萬曆四十四年前半或稍早時，金門曾有戰事發生的記載；關於胡應魁得獲立碑的事由，又是一個謎團。筆者查考同時代的文獻，找到一個可能的緣由，雖不敢言必是如此，但或許可備一說。

      「參閫胡公功德碑」，建於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在這個期間前後來任福建巡撫者，係浙江嘉興府人黃承玄，萬曆十四年進士（他不僅與蔡守愚是同年登科，在其所著「盟鷗堂集」中，還收有他寫給蔡守愚以及蔡獻臣的幾封信）。據黃承玄「盟鷗堂集」卷之一所收「到任謝恩疏」中所言，他是在萬曆四十三年八月擔任應天府府尹期間接獲新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地方、提督軍務」；不過當時正值應天府開科鄉試，黃承玄接旨後花了近一個月處理試務，之後又因生病擱延，直至萬曆四十四年二月十九日才進入福建境內，與前任巡撫袁一驥辦理交接。在黃承玄「盟鷗堂集」卷之二的「題報倭船疏」中，載有他向朝廷報告了一次與日方船隻交涉的經過：萬曆四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這天，派遣在「臺山」（福建北端海域的小島）的明軍海巡船隻押護一艘倭船來到福寧州的黃岐港，倭船上的首領名喚明石道友，自稱是日本肥前州（在九州西北部）的差官，船上還有其他七十多名日本人、以及兩名先前被日方俘虜的中國人。兩名中國人中有一位「董伯起」，他是福建巡視海道副使韓仲雍手下的把總，在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十五日被派往「東湧」（也就是今天的東引）當偵探。當時明石道友帶領的兩艘船正從東湧百姓處取得補給，董伯起便伺機混上倭船打聽日本人的動向；孰料董伯起的刺探引起日人的懷疑，當下便把他擒住，並詰問出其身分。日本人雖未加害董伯起，但也不敢立時將他放走，結果是把董伯起帶著回了日本，過了快一年才將他送還。黃承玄接獲報告，便親自前往黃歧港訊問日人。明石道友表明此次前來只為送回明方軍官，並無犯意；董伯起的供詞也相同。雖然這艘日船並無可疑，但先前日方船隻已有數次侵擾明國海疆；這些事到底是哪些日本人幹的，黃承玄必得問個清楚。而在黃承玄訊問明石道友的過程中，便有包括「料羅、大金，何故入犯」這一項（在此所提到的「大金」，應係指福寧州的「大金所」，與今天所謂大金門、小金門無關；而筆者尚未於文獻中見過有異地同名之「料羅」，所指係金門當無誤）。日人侵擾這兩處地方的時序，在「題報倭船疏」的下文中提到是「先犯料羅，續犯大金」，以下則有言「去冬有大金之入」；則大金所遭倭船侵入是在萬曆四十四年冬季、料羅被犯時間則更早於此。雖然黃承玄的奏疏中未明確述及料羅遭侵時間，但照理說，他關心的該是自己到任後所發生的狀況，故此事的時間上限應是萬曆四十四年二月十九日之後。由黃承玄的奏疏來看，萬曆四十四年間，確曾有倭船來犯料羅灣；雖然筆者不能斷言其必是在「參閫胡公功德碑」樹立的六月之前發生、也無法確定這就是使胡應魁獲立碑稱頌之事，但以截至現今筆者所知見的文獻記載而言，這已是最可能的原由了。

       前面筆者已提過：在萬曆二十年時，福建南路參將在汛期時的駐地改移至廈門島（永寧衛中左所）。萬曆四十四年倭船來擾料羅灣時，胡應魁就在近處；當他獲報後可立即派遣部屬增援、也可能親自上陣阻截。而這次倭船來犯，「金門志」等書都未有特予記載，原因或許有三：一是當下明方守軍反應快速，不曾釀成大害，故時人未多形諸筆墨。二是早期記載金門歷史之「同安縣志」，其於萬曆四十年修纂（來不及載入這次兵事）後，歷經鼎革，直到康熙五十一年才又再修；相去百年的時距，對「前朝」的舊事知記者已稀，故未為主修志書者採入（當然晚出之「金門志」更毋庸論矣）。三是可能錄有「參閫胡公功德碑」原文的蔡守愚著作「百一齋稿」傳本甚罕，知見者不多，故而對該碑記載的史實內容更是無人聞問了－－雖筆者已竭力採擷可用的資訊，但所推敲出來的可能輪廓也僅有如此；欲知「參閫胡公功德碑」所載的一切情節，大概是得期盼「百一齋稿」能有再行於世的一天，才能瞭解端詳了。

      結        語

       關於「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與「參閫胡公功德碑」所涉人物與史實，筆者所能考見者皆盡陳如前。這兩座石碑雖是為誌記不同人物而立，但卻也有其關聯性：擔任福建南路參將的胡應魁，很可能是由於在萬曆四十四年上半年阻截了來擾料羅灣的倭船，因此獲地方人士建碑記功；而明廷之所以於次年重設福建南路副總兵一職，諒必是因此次入侵使福建南部海防的重要性被注意到，也因而才有紀元憲的蒞任。以胡、紀任職時間之相近，兩人還很可能曾有從屬關係。雖然到後世，金門地區方志中對彼等的事蹟未曾著墨，但幸而有石碑與其他文獻留存，仍可知其功業德政。這兩座石碑不僅是數百年前傳下的金門人文之寶，倘若紀元憲或胡應魁的後裔猶存，這也是其追懷先祖的最佳紀念物；若能從這點去着眼，也可開發為地方觀光的主題。

       關於金門的「碑林」，筆者還有一點建言：將諸多古碑集中陳列保存，固然立意可嘉，但於今金門文化局圖書館前的場地卻不是十分理想。目前的「碑林」所在，等於是兼作停車場之用：當石碑前有車停放時，不消說欲觀碑文者會常被擋著看不到碑文下端；而萬一碰上車子暴衝或新手駕駛技術不良，會給這些百年以上的石碑帶來何等危機，毋庸多言。久曝於室外，對於字跡已有缺蝕的古碑也非好事。為完善計，還是該為「碑林」專設可控制環境條件且安全無虞的室內展場，字跡模糊者配以早先製作的拓本併陳，才是可長可久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