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5日 星期四

金門藝文拾零(上)


                                    金門藝文拾零(上)

24, Oct 2011 09:37





                                                    前       言

自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間,筆者之「金門藝文訪佚」第一部份於金門日報「浯江副刊」刊出以來,一晃已過了十二年;回顧起來,也是一段不短的歷程。回顧筆者之所以會開始蒐羅資料撰寫「金門藝文訪佚」,主因是起自「不滿意」:當時筆者見到,在八十年版「金門縣志.藝文志.藝文存目」部分,臚列出自宋迄清之前賢詩文或學術著作之書名多矣;然而每每讀到該著作介紹文字之末,不是「無傳」,便是「書佚」、「原書已佚」、「書未見」……若要問:在當時金門本地,還能見到這些著作的種數有多少?真箇是不好提起。在過去民國五十年代,「金門縣文獻委員會」固然曾出版「釣磯詩集」、「滄海紀遺」、「四書合喙鳴」、「叢青軒集」、「留庵詩文集」等書;但覈之「藝文志」所列書目,仍僅是寥寥之數(而且也還缺乏必要的註釋工夫,對於不嫻古文的現代人而言,只怕吸引力不大)。說真的:就這麼點「孓遺」,實在是撐不起「場面」。若是久閱金門日報「浯江副刊」的讀者,大抵都會發現: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雖隔不久就會有人發表以這些自宋迄清的前賢為主題而撰寫之文章,但一覽其內容,卻幾乎都是出自「金門先賢錄」或幾本方志中所能找得到的、或是幾本近人所撰專著中的章節片段;除了「作者」不同、修辭筆法不同,基本上所載「內容」還是就那麼些、罕見有增添點新東西的--大多數時候,是「剪刀漿糊」一番而已。說起來,造成這般景況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金門圖書資源貧乏、而這些前賢的著作在島地又佚失已久,沒有「新貨」可資運用的情形下,只得把冷飯炒到變成了鍋巴,不足為怪也。但經過了這十來年,情況多少有了長進:蔡獻臣之「清白堂稿」手抄本,還有經排印、校釋或加語譯之丘葵「釣磯詩集」、洪受「滄海紀遺」、許獬「叢青軒集」、蔡復一「遯庵蔡先生文集」、林樹梅「歗雲詩編」等等印行出版了;更有許多以前被認為已佚的前賢著作也被揭露其實尚存於天壤之間,雖然要再蒐羅整理出版仍然有待一番工夫,不過能由「失蹤名單」上除名,總是好事一件。至於以金門前賢行誼或其著作為研究主題而出版專書、或寫成論文者,也正漸次增加中。會出現這樣的變化,很大的原因,就是「材料」的新增與運用,為原本幾近滯流的文史研究注入了新血,開始有些活力起來。過去筆者在撰寫「金門藝文訪佚」四部分期間曾一再呼籲過的:去蒐羅、整理並將這些前賢手筆在其出身本鄉出版的想法,現下已算有實現了個起頭。筆者有個希望(但願不是奢望):過去是「材料太少」,希望有一天會變成「材料太多」、最好多到讓人想僅是翻閱一遍都會覺得「書太多太厚」(試想:如果蔣孟育多達三十八卷的「恬菴遺稿」加上注釋及語譯,那會有多厚?);那樣,才是以有千年人文歷史而自豪的金門,該有的景況。雖然,要等到這般盛況實現,還有待縣府和諸多文史工作者之努力,不知要多久之後,但總是有個盼頭。在那之前,筆者仍是會隨自己注意到的文獻材料,賡續在這個小站上書寫新題目;筆者不是金門人,就算是來「助拳」的吧。
以下,是筆者在寫完「金門藝文訪佚」四部分之後,近年新獲的一些與金門前賢有關之文獻。於此筆者得先感恩:託福可取得之文獻資料的增加,與搜尋方式之進步,使筆者可以大量檢索以前根本不可能有餘力去一一通覽的古籍,從中找出特定標的。在這次「拾零」之中,如同以往之「訪佚」,除了有知名人物如蔡獻臣、蔣孟育、蔡復一、林釬之佚文,也有過去縣志中著墨不多的王臣、蕭復陽的手筆,以及時人為這些前賢而撰寫的詩文等等。雖然只是吉光片羽,但筆者相信累積的效果:從這些前賢的自作詩文,可以歸納反推其學養腹笥、思想理路;從同時代者為彼等撰作的文字,可以拼湊出時人眼中這些前人的面貌、行事與評價。與其感嘆「文獻不足徵」,不如聽聽胡適先生的話:「動手動腳找東西」。而在蒐集到充份的文獻資料後,才談得上推展對金門前賢、對金門本地歷史的深度研究;不再囿於數量有限的本鄉方志與家乘、也不再被這些基本上常是出於「自詡」角度而撰著的材料給蒙蔽了眼界。
以下所迻錄各種文獻,大抵是藉由國家圖書館與臺灣大學總圖書館的館藏所查得。筆者於此,謹向諸多辛苦工作的圖書館員致上謝意。


關於李賢祐

  在筆者過去撰寫「金門藝文訪佚」各部分中,首先也是最基本的,便是蒐羅金門本地前賢之全本著作、零散詩文,再及於其他地區人士為這些前賢而作之詩、文,再次則是有關係金門地區而非特定人士之作品(例如林希元為嘉靖間倭亂而作之「傷浯洲烈嶼被災三首」)。筆者過去界定「金門前賢」的方式,總以見諸「金門縣志.人物志」或「藝文志」有載者為準,但現在覺得有必要破格加入一人:明代前期之李賢祐。雖然現今「金門縣志」未將之列為本地人士、過去同安地區方志亦未如此,但從其祖先與後裔居存情形來看,筆者認為,要將李賢祐列為「金門人」之列,諒不至謬。惟這僅是筆者個人的意見;至於日後賡續修訂之「金門縣志」或「金沙鎮志」,是否會為李賢祐立傳,就非筆者所能逆料了。
  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上旬,筆者首度來到金門山西一帶遊覽,在前往五虎山步道途中,乍見一前未聽聞之壯闊墓園;讀了園內「護國將軍」碑亭內之記載,方知在明初曾有這麼一位力戰殉國之小嶝守禦百戶李孫助歸葬於此。次年筆者再至金門,於文化局圖書館得見山西李氏族譜,嗣後又得覽李仁木先生於「金門宗族文化」創刊號發表之「金沙山西李氏淵源與人文地理概況」一文,以及民國九十三年初版之「浯洲山西李氏族譜」之後,益使筆者認為:金沙山西李氏的前賢手筆,亦當納入「金門藝文」之列。由李氏族譜之記載來看:山西李家始祖煌遠公,於元成宗大德四年(西元1300)即居於小嶝;宋末之小嶝人丘葵既被「金門縣志」列為鄉賢久矣,則煌遠公列入「金門人」也是當然(而且煌遠公之妻,還是丘葵的堂妹呢)。煌遠公長子李孫助(諱熾),為小嶝守禦百戶,於洪武二年(西元1369)抵抗倭寇入侵,因寡不敵眾不幸陣亡,其妻伍氏帶著亡夫僅存之斷臂與襁褓中二子德宗、顯宗避亂來金,居於山西後堡;而李賢祐便是德宗公次子。雖李賢祐於晚年遷居同安西安古驛(許多出身金門的前賢在出仕顯揚後也都如此),但孫助公之「手臂塚」猶在金門,且李氏後裔迄今仍於金門瓜瓞緜緜。基於以上理由,筆者認為:就算「金門縣志」或「金沙鎮志」沒能給李賢祐立傳,至少在「選舉」、「文秩」的部分也該將之列入,視其為「金門出身的進士」才對。像清代前期的張對墀,雖自清修「金門志」便已為其立傳,記載他是「青嶼人」,但嗣後張對墀「遷姜嶼,再遷晉江」,連其親筆呈予雍正皇帝的履歷都自稱是「晉江縣人」;他不僅已不住在同安、連戶籍都已改易,而「金門志」乃至「金門縣志」都還將之收入的情形來看,李賢祐與金門之「地緣關係」,又何薄於彼?
        關於李賢祐的生平,據民國九十三年初版之「浯洲山西李氏族譜」第八十三頁的傳記所載(族譜內所記之名為「賢佑」,於八十三頁此處開頭有記「一作賢祐」;因筆者於其他各處文獻所見均為「祐」字,故於本文中從眾。):字仕哲,號時齋,生於永樂乙酉年(三年,西元1405)自幼聰敏,於明成祖永樂十八年(西元1420)成舉人、廿二年中第三十名進士,初恩授南京工主事,次年奉召入京,恩賜戶部主政,永樂戊申年(筆者按:「浯洲山西李氏族譜」於此有註「公元一四二八年」,但永樂年號下並無戊申年。公元一四二八年係戊申年沒錯,但已是明宣宗宣德三年。),恩升戶部員外郎,署郎中事,歷「永樂、洪熙、宣德、景泰、成化五帝」(筆者按:「浯洲山西李氏族譜」於此,應該是漏列了明英宗,共有六帝七朝才對;因明英宗用過「正統」、「天順」兩個年號。抑或明英宗在位的兩個時段,李賢祐都正好暫離宦場?),仕戶部主政,進階奉議大夫。於憲宗成化甲辰年(公元一四八四年)退隱,攜全族回同安西安古驛,建居宅、宗祠,修西安驛路,著「宦場紀事」與「白鶴集」二書,卒於孝宗弘治壬戌年(十五年,西元1504),享壽九十八歲。在「浯洲山西李氏族譜」第九至十一頁,載有李賢祐所撰「族訓」六條,最末有編者註明:「本篇係係閩南李氏宗親聯誼會主席秉璋宗長提供,云摘抄於先賢李賢佑白鶴集家教篇淺釋原存李賢佑妻家」。因只云「摘抄」,到底李賢祐之「白鶴集」或「宦場紀事」是否仍存於世,猶不能明。筆者由福建地區方志中檢得李賢祐佚文一篇,茲於下介紹:
  在明孝宗弘治年間所修「八閩通志」卷四十四「學校」部分,關於「同安縣學」有載,洪武七年時,同安縣學曾重建大成殿及兩廡,惟歲久蠹壞,於是「正統九年(西元1444年),按察僉事陳祚重建,并修葺堂宇倉庫之屬,畢具以固。李賢祐為記。」而李賢祐所作記文,在清修「泉州府志」(卷之十五.學校三)乃至民國版「同安縣志」都有收入,於今既一時之間無法得知李賢祐著作是否存世,這篇記文亦可稍補文獻闕遺。在李賢祐記文中所提到、受福建地方大員推舉督導修葺學府工程之「僉憲姑蘇陳公」,即陳祚,字永錫,蘇州人,永樂九年進士,其一生起落之奇,值得介紹。陳祚登第初任翰林院庶吉士,後擢為河南右參議,因上章言事見忤,被貶到均州太和山充佃戶。但陳祚不以為苦,躬耕勞作之外,還教導其他同遭貶謫官員的子弟念書,如此過了十年之久。明仁宗即位後,曾詔吏部對永樂間遭貶均州之官員進行選拔、召其中的有才幹者回朝。陳祚本被選上,但因仁宗短命猝死,復仕之事又暫被擱置。明宣宗即位後,又再命由均州謫臣中選拔幹才,陳祚拔得頭籌,獲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出巡福建,巡按期間糾貪黜庸、體恤民隱,獲得百姓感戴。但陳祚後來因上疏諫宣宗要寡嗜慾、除游幸,明辨忠奸,甚至勸宣宗該讀讀「大學衍義」,因而惹惱了宣宗,幾乎喪命。幸而有學士陳循進言排解,才使宣宗之怒稍緩。但宣宗仍是命將陳祚一家逮捕、分處監禁勞作等刑。陳祚被關了近五年之久,到英宗即位後,全家才獲釋,陳祚得以復職,出巡湖廣。雖兩度因言賈禍,但陳祚膽氣不減,又舉劾遼王不法情事而觸怒了英宗,再遭逮捕械送京城,差點又被處死;惟不久遼王暴虐事跡暴露,證明陳祚所言是實,因而免難。之後陳祚被起用為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再轉任福建按察司僉事。因他已是二度來閩,百姓皆知其直聲,於是相戒不敢犯法。而陳祚上任,首先便針對各地衛、所軍人虐民事件嚴加痛懲,使百姓安居;之後他分巡興化、漳、泉等府,大舉拆毀地方淫祠與逾制民房,以所得建材與公帑,興修各地學宮壇宇(李賢祐所記修葺同安縣學之事,即在這段期間)。數年後,鄧茂七於沙縣、尤溪等地糾眾作亂時,陳祚本在養病中,在巡撫薛希璉力促下勉出視事;不久寇亂平定,陳祚隨即疏請致仕得允。與其同時在閩之地方官員,之後多因不能弭亂在先而遭貶斥,獨獨陳祚見機在先,故而無事。致仕後陳祚里居不出,以校讀經籍與治家為務,卒於明代宗景泰七年(西元1456),享壽七十五。觀陳祚一生,曾惹惱三個皇帝,一度貶為佃戶十年,兩次幾乎見殺,但最後居然還能保全首領善終,在歷史上也屬稀見了。據何喬遠「名山藏」卷六十二為陳祚所立傳中載,稱他「面目嚴冷,雖待家人亦少恩」,是位冷峻到難以親近的人物。李賢祐會被陳祚指定執筆,固因他是當時同安最新出身的進士(李賢祐之後,下一位是正統十三年的葉普亮),也有可能是陳祚在南京擔任監察御史時,即與李賢祐相識,而李之人品受其冷目認可,才會屬意由他作記吧。
       關於李賢祐在記文中提到,明英宗勅令對「郡縣學宮暨應祀壇廟」需時加修葺一事,筆者茲於此稍溯其原由。據「皇明詔令」卷十一所載,在正統九年閏七月初七日,明英宗曾下「修葺天下諸神壇廟勑」,內中有言:「比聞嶽鎮海瀆,及天下府、州、縣社稷山川、文廟、城隍,一應祀典神祇壇廟,歷年既久,多為風雨損壞。有司不能時加修葺,風憲官巡歷所至,慢不加意,甚至縱容作踐褻瀆,致傷和氣。」英宗對此情形非常不悅,故令南北直隸、各布政司官員,對轄內列於祀典之神祇壇廟都要盡力修葺,不可使頹圮損壞,嗣後並將地方壇廟維護情形列為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員巡視之工作重點。因為有皇上的敕令,故地方官員自是立馬照辦,不敢怠忽。李賢祐之記文如下(據清修「泉州府志」卷之十五「學校三」所載內容。因「泉州府志」、「同安縣志」均無載記文之文題,筆者亦不越俎,只錄所見記文):

洪惟聖皇,嗣大歷服(筆者按,語出「尚書.大誥」:「嗣無疆大歷服」,意謂承繼無限重大的君王之責任。),化絃更新,而於大事,尤切宸衷。越九年,庶政既效,尚慮郡縣學宮暨應祀壇廟,歷年既久,風雨損壞,特勅天下有司,時如(筆者按:此處疑當為「加」方是。)修葺,甚盛典也。凡在臣下,罔不殫乃心力,以祇承休命。福建大藩臬重臣,咸謂僉憲姑蘇陳公,由進士拜監察御史,擢今官,攬轡八閩者再,練歷老成。程督繕修,非公孰宜?於是公有行部漳泉之行。比至大同邑庠,顧禮殿暨東西二齋殆將傾圮,公愀然曰:「彫弊若此,無以稱上意旨!」乃召父老,集民之饒於貲者,喻之曰:「噫!子來前!若知有父子乎?」曰:「有。」「知有君臣乎?」曰:「有。」「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所從來乎?」曰:「不知也。」公作而言曰:「此吾夫子之教也。教猶天也,天可忘乎?吾常敬畏之,如父母神明、日月雷電。人而不知,則狂戇聾瞶而已。今使若等去狂戇聾瞶,以服聖人之教,可乎?」僉曰:「諾!」於是忻然聽命舉,發帑捐貲,鳩工庀材。公慨然以興繕為己責,爰合縣尹滇南張節、二尹興寧何文宣,協心殫力,蚤暮而經營之。教諭三山方立,訓導三陽盧晟、古康鄧朴實左右之。是以民庶子來,咸樂相其役。用是先致嚴大成殿,建東西兩廡、戟門、櫺星門;次葺文公祠及講堂、齋舍,加飭聖賢像及禮器,皆煥然一新。而凡所宜有者,莫不畢具。肇工於正統甲子(九年,西元1444)冬十一月朔旦,越明年秋七月哉生明(月初頭幾天)訖工。氣象巍翼,礱密堅緻,瓴甓圬墁,黝堊丹漆,視昔有加焉。落成之日,行舍菜禮。邑之父老,咸扶匐來觀,因入言於公曰:「吾儕小人,熟視自昔修造之功,未有如公用心之至者!廟貌巍嚴,亙古所無!今及見之!公之加惠吾民,不其厚歟!且嘗聞之:『為民上者,而不以聖賢大道教其民,是棄其民也。』今完廟以崇祀典、作學以廣教事,其約民於道,至矣!使為士者,游於斯、息於斯,而不知所以自勵,是棄其身者也!」公復之曰:「昔紫陽朱文公先生,嘗簿是邑,倡鳴道學。其閒(同「間」,其間,謂同安此地。)秀士,必有沽其膏馥者。夫以秀而知學之民,而生長于先生過教之地,又際遇聖明崇儒重道之日,誠千載一時也!何其幸歟!士寧有不自激昂而奮發者耶?」僉曰:「然!請記修廟日月,以告來者。」公弗能拒,屬余為記,鐫石于櫺星門之左。

--關於李賢祐,除了「同安縣志」中載有前引這篇他所作記文,在江蘇地區的方志中,也有其歷宦行事的相關記載。例如正德間刊本「松江府志」卷十一有載:「願勻亭,在城隍廟東。宣德(明宣宗年號,西元14261435)間戶部員外郎同安李賢祐督賦之所;歲見東西二鄉,非水則旱,因以此名亭。一時題詠甚富。天順(明英宗的第二個年號,西元14571464)間,改為在城社學。」據該志所記,在松江府府治所在原有「願勻亭」,是李賢祐出差來此地徵賦時的辦公處;由於見當時緣於氣候導致收成不佳,百姓有許多無法完稅的苦楚情狀,故李賢祐以「願勻」名亭,以祈風調雨順。這樣的願心頗使當地士大夫感動,故曾有許多人以此亭為題賦詩。可惜這處「願勻亭」二十多年後即改建他用,筆者在這部「松江府志」內,也找不到有收錄與此亭相關之詩作了。此外,正德「松江府志」卷十二關於松江府府學的公署建築記載部份尚有提到:「甲寅(明宣宗宣德九年,西元1434),督賦主事李賢祐重建觀德堂於射圃。」射箭本是古代士人當習的「六藝」之一。所謂「射圃」,即明代地方各級學校內的習射之所。明太祖洪武三年時曾特頒「射儀」於各官府學校,遇朔、望日於射圃練習射箭,以提醒生員文事之外不忘武備。習射既是太祖訂下的課程,相關硬體自不可不備。李賢祐諒因見原有建築日久待葺,故擔起重建之事。可惜除了這一句話外,「松江府志」內對這這項重建工程亦未留下相關記文。
  關於李賢祐與金門山西李氏,筆者還有一些零星拙見要在此記下。首先,有關李賢祐與其父李德宗之墓,清康熙五十二年同安知縣朱奇珍所修「同安縣志」第十卷「宅墓志」有載:「李員外郎賢祐墓,在歸德里朱垻山佛宅。」、「李員外太封德宗墓,在歸德里湖井崎山。」而據「浯洲山西李氏族譜」之第八十四頁傳記,李賢祐卒後,「原葬同邑城後,吉葬同邑蓮花湖井村。(公元二○○三年,聖安禎等宗長曾謁其陵園)。」既有明確地點,又有謁陵之舉,則李賢祐葬在該處當是無疑。不過,關於李德宗之墓地,「浯洲山西李氏族譜」之第八十二頁僅有記「葬在浯洲(下缺)」,未言明確地點或是否有謁陵之舉。筆者不禁揣測:是否德宗公原葬在金門,而李賢祐在起家發達之後,將父親遷葬至同安歸德里,惟因族譜此處闕文,導致後世日久不詳遷葬之事,以為德宗公之墓仍在金門?這或許是筆者多事,但還是記下,以俟來日能道其詳者。
  再者,有關李賢祐之「名」,文獻上的記載頗不一致。前面已有提過,在「浯洲山西李氏族譜」所記為「李賢佑」,而其他如縣志、府志等多作「李賢祐」(甚至蔡獻臣為李春芳所作「李東明公白鶴山存稿序」中,所記亦「賢祐」),故筆者於本文以「賢祐」為準。但除此之外,文獻中亦有僅記為「李賢」者。例如:弘治間之「八閩通志」卷五十「選舉」部分,在永樂十八年的舉人榜單中有載「李賢祐」,他與另一位舉人李玹,「俱同安縣學」。可是,在該志永樂二十二年的進士榜單中僅有的一人,所記卻是「李賢,同安人,戶部員外郎。」。因「八閩通志」是將舉人與進士之榜單依年份排在一起(就筆者所知見,大多數方志的作法是分別臚列),故上述這「李賢祐」與「李賢」的差異,是出現在同一頁上的。乍看之下,「八閩通志」在記載進士姓名時漏了一字,而且這錯得有點離譜;不過,筆者認為,「八閩通志」如此的記載方式是有原因的,不是單純在謄錄時漏寫了。因筆者為了解端詳,曾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這套書中檢視「永樂二十二年進士題名碑」之拓片圖版,發現上面的確是載「李賢」而非「李賢祐」。另在,在明人俞憲所輯「皇明進士登科考」一書所載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榜單中,二甲第三十七名也是記「李賢,福建同安縣人。」(按:「浯洲山西李氏族譜」中稱李賢祐「中第三十名進士」。)可是,到了萬曆四十年版「泉州府志」卷之十五所載舉人與進士榜單中,兩處都是「李贒祐(筆者按:「贒」係「賢」字古文,這可能是「泉州府志」之修纂者好用古字,不表示李賢祐自書其名時會用這樣的寫法。)」。由這些文獻的排比來看,筆者認為:李賢祐最初在參加福建鄉試時,是以「李賢祐」報名;但後來在進京考試時不知何故(或許是為有俾考運之類的原因),是以姓名「李賢」應試,並高中二甲。在為官之初,他可能都用「李賢」之名,然後來在出仕期間,他應是又改回「李賢祐」,因此他省方志如正德間「松江府志」,是記其為「李賢祐」。「八閩通志」先稱其「李賢」,後面變「李賢祐」,只是忠實反映他在應試時所用名字而已。關於這一點,清修「泉州府志」已有注意到,在該志卷三十五所記永樂十八年舉人榜單中是「李賢祐」,但在卷三十四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榜單則載:「李賢祐,一作李賢」。李賢祐所用之名脩短,或許無關緊要;不過日後若能再由古代文獻中追跡關於他的事蹟時,也許「李賢」其實是指「李賢祐」,這一點倒可留意。
  第三、關於李賢祐之宦歷,其中頗有耐人尋味處:依照「浯洲山西李氏族譜」之載,李賢祐於永樂二十二年成進士後,「恩授南京工部主事」,據正德四年刊本「明會典」所載官秩,「六部主事」是正六品官;但在李賢祐當官幾十年之後,最終也才「進階奉議大夫」,僅是正五品官而已。按一般情形來說,「年資」是晉陞敘階的重要考量;以李賢祐之緜長年資,加上是堂堂正正二甲進士出身,他早該陞到更高的官職才對,為什麼當官當了幾十年,卻幾近是被「冷凍」、只從正六品陞到正五品?按:「浯洲山西李氏族譜」在李賢祐傳記中提到其著有「宦場紀事」一書時,其下有註:「書明其歷任四帝,朝中宦場鬥爭」(筆者按:到底歷任幾帝?)。筆者揣想:李賢祐很可能是早年就被捲入朝中的鉤心鬥角,以致被「點油作記號」;雖因持身謹慎、無公私過犯而不致被黜,但也從此撞上「玻璃天花板」,難以晉陞。但這僅是筆者的揣測,到底內情如何,恐怕只有得覽「宦場紀事」一書才能瞭解了。
又:李賢祐致仕時僅官至五品,但「浯洲山西李氏族譜」在其傳記中述及其夫人陳氏時,卻言曾「誥封一品夫人」--這誥封由何而來?筆者難解。講到「一品夫人」,筆者似有印象,想了半天,才記起曾在山西猛虎山前李孫助手臂塚的碑亭內見過:在碑亭頂部內側,有一方鐫有文字之石牌,前半是封李孫助為「剿寇護國英烈將軍」之敕誥(筆者按:這份敕誥中言「時爾孺助」,是把李孫助之名刻錯了嗎?),後半另一份誥命內容則提到:「爾王氏……爾夫生前仕泉州路邊境護衛督府,轄小嶝守御百戶,御寇愛民,勁敵殉國……今敕令追誥,贈貞節一品夫人……。」(文末記係「景泰元年正月初二」所頒)據「浯洲山西李氏族譜」第八十一頁所載,李孫助除了原配伍氏,還有「繼配妣王氏」,碑亭所載誥命中的受封者,應就是這位繼室王夫人。雖然,從這份誥命(原件不知尚存否、或是載於何種文獻而流傳下來?)來看,山西李氏之門,是曾出過「一品夫人」,但這無法解釋李賢祐之妻陳氏何以也會是「一品夫人」。按明代典制,一定品秩以上文武官員,除了本身與妻可得敕誥,還可進而上溯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亦霑恩榮;但這種頒給敕誥的範圍擴大是由下而上,至於由上而下的例子,淺陋的筆者實是前所未聞(況且若真有這種特例,那李賢祐之母張氏也該是一品夫人才對;但「浯洲山西李氏族譜」並無此類載記)。再者,還有一點使筆者不解:就是「浯洲山西李氏族譜」對李孫助的妻室記載,是有「原配妣伍氏」與「繼配妣王氏」二位。照一般情形來說,「繼室」是「正室」不在之後,才會出現來補位的;至於正室「不在」的原因,不是被休下堂、就是去世。然而據「浯洲山西李氏族譜」之載,李孫助殉國之後,原配伍氏還帶著遺孤逃來金門、辛辛苦苦把孩子養大;既然伍氏在李孫助卒後尚存,當初她應該是下堂而去。但以古代情形而言,下堂妻要與前夫之家爭扶養權的可能性應該是零,也就是伍氏若下堂而去,德宗、顯宗二位該是由繼母王氏扶養,何以會是被伍氏帶走?假設王氏沒有扶養前妻之子,那為何景泰元年的誥命是給王氏的,而非「浯洲山西李氏族譜」所記帶著孩子出逃的伍氏?難道是李孫助墓的碑亭內少載了一份是給伍氏的誥命?(抑或筆者當初在碑亭中漏看了,裡頭確實還另有一份誥命?但當初筆者拍下的照片取角有限,現在也不敢確定了;希望看到本文的金門朋友,能抽空去瞧個究竟,並不吝為筆者解惑。)可是,在手臂塚碑亭所鐫那份給王氏的誥命中,卻也有言其「堅貞負襁哺育養裔成才」;看來王氏也對扶養李孫助遺孤之事有出心力。如果:山西李氏還有一份是給伍氏的誥命、而王氏是和伍氏齊心扶養李孫助的兒子,那應該就說得通了……。
筆者純是外人,對於山西李氏先祖的相關載記,本不該置喙多言,只是一寫便不能自休,若有得罪,尚祈見諒。
   

關於許廷用

  在「金門縣志.人物志.宦績」傳,以及「金門珠浦許氏族譜」中,皆有為嘉靖時人許廷用立傳。據「金門縣志.藝文志.明著書目」所載,許廷用著有「南洲詩文集」,然書已佚。於今雖可於「金門珠浦許氏族譜」中見到許廷用於嘉靖二年所撰「珠浦許氏族譜序」,以及文化局前碑林尚存之「都督俞公生祠記」,但所遺畢竟甚稀。筆者由許廷用曾歷宦之河南許州地區方志,檢得一篇志許廷用佚文,期能稍補此憾。
  據「金門縣志」所載許廷用傳記,他原是以恩貢除廣東化州學正,丁艱後,起補河南許州學正,於嘉靖庚子(十九年,西元1540)時應河南鄉試,中第六名,次年成進士。在嘉靖二十年刊本「許州志」卷五「師儒表」之「學正」部份有載:「許廷用。惟範,同安人,舉人。」據「許州志」卷二「建置志」所載:「許州社稷壇:在北關,知州張良知建。學正許廷用記。」;在「許州志」中所錄許廷用佚文,是他為嘉靖十八年時知州張良知重建該州社稷壇而作。該志原於文章之前並未標出文題,但民國十二年石印本「許昌縣志」卷十五亦有載此文,標作「許州改建社稷壇記」,此應即為許廷用原擬文題。所謂「社稷壇」也者,係為祀土神與穀神而建。古代以農立國,農作收成關乎民命甚且國祚,故對於能庇土穀之神祇必加崇祀。據許廷用記文,舊有之許州社稷壇基地卑濕,張良知來任知州後見地點不佳,便以與鄉民交換土地之法另建新壇。雖然,即便是將祭祀之事處理得當,也不能保證豐年(在「孟子.盡心下」篇中已有言:「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如果對土神穀神之祭祀已然完備無缺,結果還是壞年冬,那就把社稷毀了重建新的--可見孟子時代也已知道,好好祭神也未必能得庇蔭。)。但若社稷壇不成個樣子,卻要向神明禱求好收成,那就像「滑稽列傳」中淳于髡所說的種田人,僅拿著一隻豬蹄、一盂酒,就想祈求「五穀蕃熟,穰穰滿家」一樣可笑。張良知將州內社稷壇重建一新,固然僅是盡人事,但由此亦可見其重視民生年成的愛民之心。許廷用之記文如下:

   許州改建社稷壇記
聖王之制祀典也,法施於民者有祀、以勞定國者有祀、能禦大災者有祀、能捍大患者有祀(筆者按:語出「禮記.祭法」,稍有改易。)。社稷之立,將以禦災捍患、庇物福民,寄之也。是故王者有「大社」,諸侯有「國社」(筆者按,亦出「禮記.祭法」:「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郡守,古諸侯也,是故有社稷焉。粵稽古制,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列則東西之分,其壝則北面,其壇則五丈,其主則以石,其表則以木;春有祈,秋有報,牲必黝,幣必黑,玉必兩珪,酌必三獻。其所以精禋夫神,以為民也。
許州社稷壇,舊在西北郊;厥土污濕,厥墉圮毀,甚非所以安神靈、崇明祀也。嘉靖戊戌(十七年,西元1538),河東條巖張侯來知是州,既修歲事,喟然思曰:「政之首務,惟神與民;神則弗寧,民其曷庇?我職司民,社有廢弗興,是將誰委?」乃度地相宜,得鄉民袁逵地四畝,在路北明塏之所,遂以其地易之而築壇焉。甃以堅甓,設為神位,方一分,崇二尺。祼獻有地、駿奔有堦、宰牲有庖、宿齋有室、望瘗有坎;而乃外繚以垣,而力內植以栢,庭除廓如也、窓牅井如也、門闕儼如也。顏之曰:「社稷壇」。載功於戊戌冬十月,訖工於己亥(嘉靖十八年,西元1539)春二月。財非帑出,役罔農妨;侯重社稷,何如也!
吾間(筆者按:原書中作「間」,但以下文觀之,當為「聞」方是。):重社稷必愛百姓、愛百姓必省刑罰;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故和氣浹、和氣浹故瑞應著;而至治臻矣!嗚呼!侯其識治體者哉!
侯名良知,(筆者按:民國十二年石印本「許昌縣志」卷十五所載此文,末段開頭為「候諱良知,字幼養,河東世族也」,較「許州志」原載為多,亦更完整,故補於此。)政教兼舉,為今名守。餘(筆者按:原書作「餘」,但以文末收尾而言當作「余」,許廷用自謂也。)樂為之記。

  --關於這位曾為許廷用上司之知州張良知,記文中已言其為河東(山西)人。查山西省「平陽府志」,卷之二十一「選舉」中嘉靖戊子科(七年)榜單中有「張良知,安邑人,員外。」;另該志卷之二十三「人物下」有其小傳:「張良知,嘉靖戊子舉人,任漢中同知,修山河堰,大著勤劬,漢民樂利,至今稱之。」


關於王臣

  由福建省級以迄金門地區之方志,關於嘉靖年間之呂厝人王臣的記載都十分有限;即便是八十年版「金門縣志」,也僅於「人物志.文舉表」列出他是嘉靖辛卯(十年,西元1531)科舉人,以及「文秩表」中有記他擔任過「新寧知縣」(明代新寧縣屬廣東省廣州府轄,民國後改為台山縣),此外便無隻字片語了。根據清光緒十九年刻本「新寧縣志」卷三「職官表上」之載,王臣係於嘉靖二十一年(西元1542)十二月起出任新寧知縣,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止。自嘉靖十年中舉到前往新寧縣任官之間,王臣是否曾出仕他職,筆者尚無文獻記載可據,但王臣在新寧縣約莫七年的任職期間,對當地確乎頗多建樹,由前述「新寧縣志」中各處可見出:除該志卷九「建置略上.城池」部分有記,嘉靖二十二年時,王臣曾修繕城池外,另於卷十三「事紀略上」亦有記:「十七年,知縣王臣獲盜白宗賢等五人。冬,知縣王臣大修學宮。」按:前面筆者已列出王臣蒞任的時間,故清修「新寧縣志」卷十三此處的年份記載顯然有誤;因這段記事是介於「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龍起雷潭,壞官民居。」以及「二十三年四月,颶風大雨,壞官民居。」之間,故筆者認為:王臣「獲盜白宗賢等五人」以及「大修學宮」之事,當繫於嘉靖二十二年。該志卷九「建置略上」關於「縣學」之部分亦記:「二十二年,知縣王臣擴之,修敬一亭、浚泮池,始建啟聖祠及闢射圃於東」。由這些載記,可見出王臣一上任便積極翦除民害,強化防備,並將縣學修繕擴充,以利振興文教。觀王臣之精勤幹勁,與「金門縣志」中所載諸位以「宦績」留名者相較,亦無遜色。除上開數事,王臣還為新寧縣作了一件立縣之後必辦的大事:新寧縣是在明孝宗弘治十一年(西元1498)方始設縣,建縣後屢逢地方不靖,故過去歷任知縣皆未遑進行纂修縣志,直到王臣來任,才首次完成了這項地方修志的重大工作。據前引「新寧縣志」卷十五「藝文略」所載,這部首修之「新甯縣志」共十一卷,修纂者為「明閩縣陳元珂、同安王臣」,成書於「嘉靖乙巳(廿四年,西元1545年)」;由於清光緒間重修縣志時,王臣所纂版本,於新寧縣當地已無傳本,故該志存佚狀態被記為「佚」。但幸而大陸北京之中國國家圖書館仍存有一部嘉靖年間的原刊本,另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亦藏有一部影鈔本。由於筆者尚無法查閱這部嘉靖刊本「新寧縣志」,其中是否尚載有更多王臣本人手筆、或當地人士為王臣而撰寫之詩文,不得而知。但光緒十九年刻本「新寧縣志」中,倒還有兩篇文章與王臣相關:其一便是王臣自作之「新甯縣志序」,附於該志「藝文略」關於「新寧縣志」之版本記載之後;另一篇文章附載於該志卷九「建置略上」關於「縣學」之部分,係陳元珂為王臣所建「啟聖祠」而作記文。(「啟聖祠」所祀為孔子之父叔梁紇,肇始於明世宗嘉靖九年時,令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學校一體建造。按:明世宗此舉,與尊崇自己之生父興獻王亦有關聯;請參見筆者拙作「『邦伯』匾、『道南書院錄』與『大禮議』--關於黃偉的文獻拾遺」一文)前者這篇「新甯縣志序」,距今已四百多年,即便未必然是王臣唯一傳世的文章,也是十分珍稀可貴;後者則是為王臣在治理新寧縣時,「急所重、易所難」之才幹,作了見證之一斑。筆者茲於以下錄出介紹。
  在王臣纂修縣志時,曾協助剪裁內容、並為建「啟聖祠」而作記之陳元珂,係福建閩縣人,字仲聲,嘉靖乙未(十四年,西元1535)年進士,歷戶部郎中,謫廣東德慶州判(故王臣於序文中提到陳元珂時,稱他為「德慶州二守」;當時諒因新寧縣初纂縣志,故陳元珂被派來襄贊其事。),後又被擢為南雄府同知、金華知府,所至皆有治聲;再陞任浙江副使期間,曾輔佐總督胡宗憲殲擊倭寇,因而獲擢湖廣參政。但胡宗憲隨即因阿附嚴嵩而被免職,陳元珂也因牽連罷歸。卒年不詳。據陳元珂所記,新寧縣「啟聖祠」之創建,是王臣當初到縣履新、巡視學宮規制後,便已有的打算;但因當地缺乏建材,花了一段時間於鄰縣蒐求,備齊諸物事,方於嘉靖二十二年冬季動工。這年冬季,陳元珂因協助纂修縣志而至,因該縣教職員之請而為啟聖祠作記。王臣本還謙辭這是當為之事,毋庸標榜,但陳元珂激賞王臣能將這「難之者已幾十載」的建設完成、「斯皆侯之績也」,仍為王臣記下了這項建樹。王臣為首修版「新甯縣志」所自作序文如下:

   新甯縣志序
  諸郡縣有志,新甯縣獨遺。或曰:「官失之」也。夫官一縣者,修政明化,因革論建,凡以宜民而已。夫茍有害於民,雖井田肉刑,無補於治。夫茍有利於民,讀法平價,皆不可闕。矧志尤文獻之徵,興衰舉廢,變而裁之,以存利耳。新甯建縣,大都將五十年,寇盜相仍,勤兵征討,惟見夫武戟長技之威,茍足以靖難戡亂,可供武舉者,葢(蓋)惟恐其弗遑。使當是時,而欲從容禮典,纂定文志,是談「周官」於叔季之末、舞干羽於平城之危,不既迂乎?比來民知教化,典禮可興,正當敷求文治,用變簡陋。而志書一典,尤文之大,失此不為,往事寂寥,沉沒千古,或者得無曰:「官失之」乎!夫志者,識也,猶言曰識時;事凡關一縣者,不可以不識也。新甯邑雖新造,僻處遐陬,然志節英賢,皆草萊之彥,山川沿革,皆封域之勝。纖而草木蟲魚,亦足以資多識。顧其志,未可以徐徐焉。茲典一曠,無以搜遺事於既往,抑何以植風化於將來?忠臣孝子,鬱而弗宣;山川名物,隱而弗考;兵糧、學校、人才、食貨,又將何取稽哉?則是志,有不可不舉者矣!夫不可舉而舉者,非也;可舉而不舉者,亦非也。侍御瑞山陳公,特命纂成。重以憲臬慎庵王公,為之翊實。閱月餘,志成。其事則舊,其文則實。其義之去取獨斷,則德慶州二守陳元珂氏。文獻之徵將來,不在茲乎?小子臣,竊預志事,用敘其始末,以識歲月云。

 關於本文中的典故與人名,略釋於下:
    談「周官」於叔季之末、舞干羽於平城之危:「周官」即「周禮」,記載周王朝之官制,「叔季」謂衰亂將亡之世;在衰亂末世談王制禮樂,其迂可知。平城之危,指漢高祖劉邦親征匈奴,曾於平城被圍七日,末了靠陳平之計才解圍。舞干羽,出「偽古文尚書.大禹謨」之載,大禹受舜帝禪讓後,有苗之民仍不順服,於是禹率師往征,經過三十天,苗民仍舊抗命不降,於是賢臣伯益告誡大禹應謙恭自省、以德服人,「帝(大禹)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按干指干舞,舞者執盾與戈;羽指羽舞,舞者執一端飾有雉尾羽毛之棍(羽)及旄(掛有犛牛尾之竿)。大禹退兵回國之後,廣布文德與教化,在殿堂前賓主兩階之間舉行武舞(僅是舞蹈而非真正演武)與文舞。就這樣過了七十天之後,有苗便自動來臣服了。按:「偽古文尚書」係出於東晉時梅賾偽造,並非真正上古文獻,其偽造之法乃雜取左傳、孟子、莊子等古籍之零星片語,或這些古籍中有注係引自「書(尚書)」、「夏書」之佚文,再自作文章將之連成一氣,敷演成篇。而「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這段話,並非有所出典,純是梅賾自作;因此大禹光靠修文德、舞干羽,就使有苗降服的故事,並無古籍載記的依據,不可視為真事。雖然自宋至明皆有人懷疑「偽古文尚書」並非真正古籍,但在清代嚴若璩與惠棟考定其為贗鼎之前,「大禹謨」等廿五篇「偽古文尚書」,多半學者猶信其為真。王臣會引此為喻,也算不上受愚。
       侍御瑞山陳公:陳儲秀,字舜弼,號瑞山。先世為晉江人,徙居南安。嘉靖十一年進士,初授行人,歷任雲南道監察御史、署河南道御史、河南副使等職。
       憲臬慎庵王公:即王舜卿,字師禹,福建閩縣舉人,嘉靖廿二年出任廣東按察司僉事。除了審訂內容,他還曾為王臣首修的這部縣志作序。

        陳元珂為王臣建「啟聖祠」所作記文(見清光緒十九年刻本「新寧縣志」卷九,原書無文題)
  或問:「祠祀啟聖,古乎?」曰:「非也。」曰:「非古,曷制諸?」按「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筆者按:語出「禮記.學記」,原文在「或委也」之下還有一句:「此之謂務本」。「啟聖祠」所祀為孔子之父叔梁紇,沒有叔梁紇便不會有孔子,故因崇祀孔子進而為其父建祠,亦理之當然。)」仲尼之道,與天無極,法孰大焉?其流也,與王化相為遠邇,孰施普焉?揆諸祭川之義,啟聖宜爾。先祀迺曠千載,若廢若缺;茲制也,信有作者,弗可易矣。迺茲邑艱于創造,雖有其典,匪之或遑,非大缺乎?二十一年,同安王侯臣既至,釋奠廟廷,周視學宮,出而嘆息曰:「制度墮矣!且啟聖無祠。揆維新之制,誰之責也?」遂圖之。然邑居山谷,地乏五材,百工匪由給。迺下令于旁邑求之,既久,始備。乃眂地於學宮之東,置槷方正,筮工卜吉,度木相墁,稱餼量事。以嘉靖癸卯(廿二年,西元1543)冬晦前三日啟工,越明年春三月卒役。中為正堂,修丈七四尺有一,廣修之二,崇尋之三,祀門可容大扃(筆者按:扃,或謂擺放牲禮之木架?)三個,夾旁甃甓飾白蜃,中亦如之。階廣修五。筵有四。東西為兩室,修一尋,廣二九尺之五。前為儀門,廣如堂,修半之,崇殺二一尺。門可容小扃四個,旁中甃蜃亦如之。除廣修八尋。西為行門,可容小扃二個。外梢碧塘,如泮環帀(匝),竹木幽深,恬郁輪奐,攸佳鬱乎。明神之宇祠,始隆然重矣!斯皆侯之績也!
  其冬,元珂小子以纂修至,諸學士迺敷其詳,請記之。王子(王臣)曰:「夫子作春秋,畧泮宮之書;以為當事也,奚記之為?」珂曰:「非也!夫甯邑僻遠,民鮮文德久矣。是祠迺興文崇聖,作民之大緘制具。而難之者已幾十載,民何自觀化興行乎?侯乃能急所重、易所難,是可以不記乎?」遂書之。

           關於許大來、許大用

    據七十六年版「金門珠浦許氏族譜」第四十六頁所載許大來生平:「字惟明,號南峯,嘉靖戊子年(筆者按:七年,西元1528),補邑庠生,習易經。辛卯十年(西元一五三一年)鄉試,以廩生中式,第十七名。授河南確山知縣,壬子(筆者按:卅一年,西元1552)陞廣西梧州通判,戊午(筆者按:嘉靖三十七年,西元1558)陞廣東萬州知州,時興泉二郡(興化府、泉州府),屢苦遭倭寇患,乘間歸省,被論不謹閒住,居官有便民之政。」另八十年版「金門縣志」卷十二「人物志.考舉表」中,尚提到許大來係許福之姪、許光卿之祖。在「金門縣志」中,未見載有許大來之手筆,或其是否曾有作品成集;就筆者知見,僅七十六年版「金門珠浦許氏族譜」第二零一頁載有許大來所撰「珠浦許氏族譜後跋」一文。於今雖難覓得許大來其他詩文,不過古來文人多有互贈吟詠,因此還能找到一首同時代者為許大來而賦詩作:前此筆者在「嘉靖二宦績--王時拱與盧天祐」一文中,曾臚列晉江人黃伯善為王時拱父子與盧天祐所作詩篇,而在黃伯善所著「菊山詩稿」卷之八,還載有一首「送許南峯宰確山」。由詩題來看,自是許大來接獲任命,將往確山履新之前,黃伯善為壯行色而下筆者。據清雍正間「河南通志」卷三十四載,許大來是於嘉靖廿六年(丁未,西元1547)至卅二年(癸丑,西元1553)間擔任確山縣知縣,此詩當作於嘉靖廿六年或稍前:

        送許南峯宰確山
    銅章墨綬簡多賢,君得蟠山意頗便。閥閱衣冠工製錦,海壖生聚慣烹鮮。
    窮經不落宋儒後,撫字應居漢吏前。看取古人遺愛處,叔敖廟下樹娟娟。

    關於此詩一些用典處,略釋於下:
    銅章墨綬:即印鈕上繫黑色綬帶之銅質官印,此指知縣職位。
    蟠山:山名,在確山縣南二里,因其形如龍蟠繞縣城而得名。於此代稱確山縣。
    閥閱衣冠:謂巨室縉紳之家。在許大用出仕之前,後浦許氏已有六房之許福於嘉靖十四年中二甲進士,雖是隨即乞歸養親,並未服公職,但已取得正途出身,非一般百姓可比;四房之許以明亦於嘉靖十年成舉人,先授教諭,又陞轉為知縣;長房之許廷用也於嘉靖廿年中三甲進士。加上許大來,一族內同時就有四個人是正在當官或具服公職資格。這比起古代一些世家大族幾乎一門皆官的盛況,當然還有些距離;但世家大族往往是憑了與皇帝或當權者的親眷關係,加上長輩提攜後輩、同族彼此照應才產生的門閥。相較起來,後浦許氏的官是一個個堂堂正正考出來的,雖規模小些,但比「光采」並不遜色。
       製錦:典出「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之載。鄭國的上卿子皮,想讓一位年輕家臣尹何去當邑大夫。子產認為將治理一邑的重任交給一個年輕沒經驗的人太冒險,因而反對,並以「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不會把上好的布料交給菜鳥裁縫去試試看)」的譬喻,使子皮明白其欲栽培尹何的方法是錯誤的。後「製錦」遂用以喻出仕任官。
       海壖生聚慣烹鮮:「壖」係「堧」之俗字,「堧」字可謂隙地,或河岸以下緊緣河水之地。金門為海島,而後浦正在浯江溪出口,在未歷經現代工程改變地貌之前,由後浦至海邊河口,諒有著緜亙泥沙淤積而成的隙地。「烹鮮」一詞,典出「老子」有「治大國若烹小鮮」之句。許大來出身便利取得水產的海邊地帶,諒必多少也會一些烹調魚鮮的技巧(這不僅是想當然耳的比喻,真實的例子如:何喬遠有詩記載,盧天祐之子盧人紀曾自攜食材前來為他做菜。陳如松在浙江蕭山縣當縣令時,還教導過當地百姓如何煮鱟)。以「烹鮮」為慣常,即喻有治國之能力。
       叔敖廟下樹娟娟:叔敖,當指春秋時楚國名相孫叔敖。惟此詩所指「廟」在何處、「樹」有何典,筆者尚未考出。
       ……關於許大來,筆者還有一點要補充的,是關於其「名」的寫法問題。前面提過:在清雍正間「河南通志」卷三十四記載中,所見之名為「許大來」;另外,清乾隆間「梧州府志」卷十二「職官志」中記載的名字,也是「許大來」(該志載許大來於嘉靖年卅三至卅四年任梧州府通判,與「金門珠浦許氏族譜」所載許大來於嘉靖壬子卅一年出任該職,有所出入)。不過,筆者循著許大來的官歷再往下查方志,卻出現了不同的寫法:明萬曆間刊本「瓊州府志(萬州屬瓊州府轄下)」卷之七記載的萬州知州姓名籍貫,是「許泰來,福建人」;嗣後如清道光二年「廣東通志」卷四十一記載的嘉靖間萬州知州,也是「許泰來,福建人」;而道光八年刻本「萬州志」卷二則記:「許泰來,福建人,清嚴慈簡,士民德之。」由這前後變化來看,似乎:許大來在前往廣東任官時,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一個字?此點因無其他文獻可考,筆者不明究裡,只能存疑。在「金門珠浦許氏族譜」的許大來傳記中,稱其「居官有便民之政」;而在清修「萬州志」中,雖未特為許大來立傳,至少也留下「清嚴慈簡,士民德之」的名聲。雖許大來最終是被論而去職,但在當地百姓的印象中仍算得一位好官。雖未盡展其才,亦無忝門風矣。
       --在黃伯善所著「菊山詩稿」卷之八另有一詩,「題許大用秀才山居」。據七十六年版「金門珠浦許氏族譜」第二五零頁所載許氏「六房生員」名單中,有一位「復還:字大用,號東湖,偕叔西浦倡義,建始祖祠堂,修族譜以啟後人,其功亦為不小矣。」由時間與地域的關聯性來看,黃伯善的這首詩,詩題雖較少可供核覈的條件,但推定是為這位許氏族人「許復還」而作,諒不至謬。在「金門珠浦許氏族譜」第一九九至二零一頁所載「珠浦許氏族譜後序」、以及「珠浦許氏族譜祠堂記」,作者皆自署「十世孫大用」;除了族譜內這兩篇文章,筆者也沒能由其他文獻覓得許大用有遺下更多詩文,不過憑藉黃伯善的詩作,亦可見出斯人風雅生活之韻致。

         題許大用秀才山居
  經過林壑如君少,更有舟航罄客歡。翠竹一川踈旭照,白雲半塢覆春寒。
  讀書牕邃聞雞語,搗藥臼香與犬餐。煙火隔籬漁舍近,日供雙鯉入杯盤。

  筆者按:原詩於「搗藥臼香與犬餐」一句下有小字註「許知醫」。不過「與犬餐」云云,似是用「神仙傳」所載漢代淮南王劉安得道臨去時,餘藥器置中庭,而雞犬舐啄餘藥後亦盡得昇天之典故。或意謂許大用不僅自研醫藥,亦有「服食求神仙」之舉?


              關於蕭復陽

  在金門,甚至過去同安、泉州地區方志內,對於蕭復陽的記載都很簡略。八十年版「金門縣志.人物志」中,僅「文舉表.舉人」記他是「沙美人,住漳州,乙丑進士」(筆者按:乙丑為嘉靖四十四年,西元1565)、以及「進士」部分記「沙尾人,號見心。」,剩下就是「文秩表」有載他官至五品,「沙尾人,江西金谿知縣,擢戶部員外郎。」,其他便無隻字片語了。推究其因,當是由於蕭復陽遷居漳州,而其宦途又還算不上突出顯達,故過去泉州地區的方志修纂者未特意去采集其生平、宦歷資料,才導致他在本地的文獻記載上僅有基本事項。其實,若放大範圍去搜羅,關於蕭復陽之事蹟,仍有頗多文獻足徵者。例如,在清光緒三年刻本「漳州府志」卷之十七舉人榜單中便有載:「蕭復陽,同安人,戶部員外,徙居龍溪。」,雖蕭復陽是位外來人,但「漳州府志」仍為其留下徙居後落戶之地的記載。更進一步去尋覓其歷宦所經地區,就會發現,江西之金谿,僅是蕭復陽初任官職所在;在被擢為戶部職之前,他還曾於江蘇省之太倉州,以及安徽安慶府之太湖縣當過知縣。在康熙六十年刻本「安慶府志」卷之十所載太湖縣歷任知縣名單中便有記:「蕭復陽,福建同安人,進士,多善政,內陞去。見政績傳。」;而在該志卷之十二所載「政績」傳中則有如下記載:「蕭復陽,字守初,福建同安人,進士。繼王(王嘉賓)、詹(詹貞吉)二令後在湖。愷惻愛人,時值歲歉,能恤凋敝、寬征斂、平巨盜。性節儉,裁減諸費。修理聖宮,俾宮殿門廡俱為改觀。以內陞去。」--能在歷宦之地的府志中被列入「政績」傳,則其原出身地之方志反不見載,實在要算遺珠之憾了。而在太湖縣當地的方志中,還有更多關於蕭復陽的文獻,茲於以下一一介紹。
  在清同治十一年刊本「太湖縣志」卷十六「職官志.名宦」部分為蕭復陽所立之傳,大體與上面已引之「安慶府志」內容相同,僅於文末多了「邑人慕之」四字。但在「太湖縣志」卷三十九「藝文志.記」之部分中,還有三篇文章與蕭復陽相關:其一是蕭復陽自作之「正學書院碑記」、第二是亦曾歷宦太湖縣之學者羅汝芳為蕭復陽「修理聖宮」而作之「重修儒學記」,其三則是前戶部侍郎盛汝謙受太湖縣父老長者所託而作之「邑令蕭公去思碑記」。這三篇文章中,蕭復陽自作之「正學書院碑記」,說來和第二篇文章「重修儒學記」也有緊密相關:作「重修儒學記」一文之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初任太湖縣知縣,因擢刑部主事而去,後又出任寧國、東昌府知府,雲南副使、參政等職;後他於萬曆五年因公進京,應邀於廣慧寺講學,眾多朝中人士往聽,引起大學士張居正的側目,唆使言官劾他「事畢不行,潛住京師,搖撼朝廷,夾亂名實」,因而遭罷官歸里,約十年後去世。羅汝芳治理地方,以「興教化、美風俗、淑人心」為首務,這與其學者身分自是有關;他是明代學者王艮(王陽明弟子之一)的三傳弟子,屬「泰州學派」的傳人。羅汝芳治理民事時,常有些不同常格的作為:譬如在太湖任知縣時,有兄弟因爭遺產對簿公堂,羅汝芳為此爭端感慨落淚,引得兩造也哭了,訟爭竟罷。他又創「開元會」,讓囚犯也來聽講,以期激發彼等向善之心。羅汝芳之作為似乎近迂,然觀以下蕭復陽於「正學書院碑記」中描述太湖縣士民對其孺慕之情,便可知其以德治民的作法,確乎是得到當地百姓認同的。蕭復陽繼羅汝芳之後來治太湖,有此夙昔典範,諒係成為其自勵的標竿,故著意於安置其塑像,使士子之外的庶民百姓亦得瞻仰。蕭復陽之記文如下:

           正學書院碑記    知縣 蕭復陽 同安人
  近溪羅先生嘗令熙湖,與諸生湯盤輩搆「同春書院」,講學於其中。迨遷比部行,諸生暫離講席,弗克朝夕親承,乃相與塑先生像,以永瞻依。書院舊在城東偏,地卑而水頻至,燥溼不常,棟宇汗漫。諸生亟移先生像於文會樓,朝夕仰止。雖得依歸,而庶民弗得瞻企,重違父母孔邇之願矣。陽(蕭復陽自稱)以辛未(隆慶五年,西元1571)謫太倉,壬申(隆慶六年)移熙湖,始至謁 聖廟、次升講堂、次登文會樓,謁先生像。但年久而樓將圮,喟然嘆曰:「此非所以居先生也!」既而與學博三先生,暨諸生雷一夔輩,相地於學宮之前,搆「正學書院」,移先生像而居焉。書院密邇膠庠,且屬通衢,諸士升降周旋於其間,以瞻道範;而凡老穉(稚)之過者,咸得展拜趨謁,以快其父母孔邇之心。夫先生去湖幾二十餘年矣,士民見其像,懽欣鼓舞,猶不忍離,況當在湖之時,愛敬悅慕,又當何如也?陽始令金谿,常從先生於鍾姑之山、蘇山之寺、與夫盱汝之濱,其所以涵濡乎教澤者,蓋有素矣。乃今復得令先生之舊治與其遺民,而施政教焉,是天欲宏其益,而假之遇也。先生治湖,不屑屑於簿書期會之間,而專以興教化、美風俗、淑人心為首務。至其建學宮、墾荒田、行鄉約、設義倉、嚴保甲、訊疑獄,化民幾於無訟,其與濂溪、明道二先生之政教,庶幾相媲美焉。故已去之後民思之,彌久而彌切。信乎孟子之言,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自先生後,凡繼尹熙湖者,循良之政,無忝前修。陽不肖,承乏茲土一年矣,民不沾恩而俗未向化,不能宏先生之德政而光大之。其負先生之教也,不亦多乎?先生天資粹美,涵養深潛,接人藹然如春至。所以誨人者,由孩提愛親敬兄,推而極之,必求至聖人而後已。故凡人之聆其教者,賢愚大小,咸充然自得,如飲河者之各滿其量也。使熙之學者,不徒求先生之像,而求先生之心:以之入道,可為純儒;以之從政,可為循吏。則書院之建,其關於世教也,豈其微哉!
       是舉也,少尹竹軒林君琛(筆者按:太湖縣主簿)、新安李君三重(典史)、學諭(教諭)鳳山賈君景賢、司訓(訓導)養初黃君道吉、雨溪章君天衢,協謀經始,又相與樂觀厥成者也。

       --第二篇與蕭復陽有關之文章,「重修儒學記」,作者羅汝芳之生平已於前簡述。清修「太湖縣志」於著錄此文時,於作者之姓名上冠以「知縣」,這有點問題:羅汝芳於文中雖未明確記載時間,但他撰此文時決不僅是知縣而已。(羅汝芳於嘉靖四十一年便當了寧國知府,四十四年因父喪歸里守制,萬曆元年起復,任山東東昌知府。)一般而言方志內記載文章作者之身分,大多是以撰文時之官職來記載;若方志年久重修,文章作者嗣後又有陞遷,則以其所達最高官位記之。而此處與以上兩種情形皆不符,諒係「太湖縣志」之修纂者一時疎漏。羅汝芳之文章如下:

      重修儒學記    知縣 羅汝芳 南城人
    太湖之邑,郡屬安慶,當東南孔道。民樸而士文,亦名區也。舊奉制,建學宮於邑治偏。予嘉靖癸丑(卅二年,西元1553年)來蒞邑事。首謁 文廟,風雨不蔽。次躋講堂,則隘弗能容。心甚惻惻,乃合羣議,鼎建明倫堂於 文廟之右,改舊堂為啟聖祠,踰年成功。方將有事宮廡星門及諸號舍,而報遷比部行矣。嗣是為令者,遷轉不常,工竟弗集,越八載。乃今甯郡守越峯王公、銓部郎理軒臧公、駕部主政德宇詹公,皆一時巨望,相與加意。庠署易敝,增新宮牆,內外咸美然輪奐矣。第予建堂之地,形家者流猶謂於士為弗利,則以多費,尚在重遷,逮於今。茲適我見心蕭公,又以量移及湖,下車之初,即從上請,於舊明倫堂前出數十武,卜獲善址,築基選材,撤舊堂而一新之。體勢宏麗,觀視崇隆,諸士升降其間者,氣宇軒翔,若駸駸神聖之規,而恢恢乎經濟之度。轉相告報於予,以共慶快。予得狀,亦躍然感,且嘆曰:「旨哉名言!其虞廷之所謂振德、商室之所謂所謂作新矣乎!夫元德溥施,含生無擇,非不物物具足也。然雷厲弗振,風力弗揚,則萌焉而不暢,茁焉而不充者,亦多矣!況習染之移人,形氣之汨性,如淨几浮塵,力拂而猶增,寶鑑輕氛,盡滌而時翳。故孩提之愛,真侔大舜,而少艾之慕,不免於屢遷。蹴食之卻,清類伯夷,而萬鍾之受,難辭於非義。此豈性之固然耶?氣養之弗充,而鼓舞之無術,則林林赤子,鮮不以善初、以惡終矣!是豈父母斯民之道,而亦豈國家注望之心也哉?今諸公則已悉心於作興之圖矣!汝諸士亦已懽動於鼓舞之化矣!果能仰大觀在上,即跬步而希躋聖域,倚隆棟在旁,即挺身而仔肩道任。循帝衷之真常,達天機之活潑,勢當百折而不回,力抗三軍而莫奪,則元氣雷動於域中,太和風行乎海表,而萬品春融,百世將永賴矣!汝諸士,勉之!予與諸公,其日望之!
       越峯公諱嘉賓,山東滕縣人。理軒公諱惟一,山東諸城縣人。德宇公諱貞吉,四川巴縣人。見心公諱復陽,福建同安縣人。俱名進士。時郡守則浙處州若川吳公孔性。督學侍御,則予省南昌虬峯謝公廷傑。美意克協,故底績為速如是云。

        關於文中所及人士資料,略釋如下:
        甯郡守越峯王公:王嘉賓,字國光,號越峰,山東滕縣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初任官即是太湖縣知縣。據「安慶府志」卷之十二「政績」傳所載,王嘉賓於治太湖時自奉儉約,「寒寂若儒生」,亦不賴刑罰懾民,「堂無喧呼敲朴之聲,訟者自分解去」,使百姓得以安靜生息。後擢為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
       銓部郎理軒臧公:臧惟一,字守中,山東諸城縣人,進士,「安慶府志」卷之十二「政績」傳載其「性簡靜孤介,不茍取與,有善政,一清絕俗」,後官至戶部侍郎(清同治十一年刊本「太湖縣志」則記其官至戶部尚書)。
       駕部主政德宇詹公:詹貞吉,字德宇,四川巴縣人,以進士來任太湖之縣時年方弱冠,當地胥吏將他當成菜鳥,不以為意。詹貞吉對下屬之弊端不即譴責,但洞悉於心,待握有確證方依法治之,使民蠹無所遁形,因而能聲大著。後官至按察使。以上這三位,合羅汝芳、蕭復陽五人,都曾於太湖當過知縣,當地士民於學宮前建「五公祠」以合祀。
       若川吳公孔性:吳孔性,字粹卿,浙江處州府遂昌縣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由刑部曹郎出守安慶府,官至雲南參政。
       虬峯謝公廷傑:謝廷傑,字宗聖,號虬峯,江西省南昌府新建縣人,嘉靖間進士,官至大理寺寺丞。當蕭復陽來任太湖知縣時,謝廷傑為督學副使;謝與前面幾位曾任太湖知縣之官員,以及安慶知府吳孔性,對太湖縣重修儒學的工程都曾關注或予協助,故羅汝芳記之。

  --第三篇與蕭復陽有關之文章,「邑令蕭公去思碑記」,作者係盛汝謙,桐城人(屬安慶府),字亨甫,嘉靖二十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陞光祿寺少卿,終官南京戶部右侍郎,歷宦曾平定因饑饉而起之山寇,也曾請帑設賑、全活無數饑民,澄清吏治、節汰冗費,種種皆為人稱道。在其告歸後雖已年老體弱,但仍熱心公益,還籌畫募款,將桐城之土築城牆改為磚造以障兵燹,桐城人因此為其鐫「萬姓碑」以頌其德,卒後於鄉里有立祠奉祀,並獲祭葬,諡「襄毅」。能得如此名宦為其作去思碑記,實是十分光榮。顧汝謙之記文如下:

    邑令蕭公去思碑記    戶部侍郎 盛汝謙 郡人
  天下之至愚者民,而至神者心。惟愚也,若可以勢制而威刦;然制之而民離、刦之而民怨。吾未見其有濟也。惟導之以德焉則化、撫之以恩焉則感;其去彌久,其思彌深,蓋人心之神不泯滅,天下古今一也。湖邑蕭侯治湖三年,政成望達,聖天子虛京兆別駕召之。維時箳篂就道,侯行矣。湖民之慕之,若赤子之慕慈母,依依然而不忍舍去。於是父老長者乃謀眾立石,謁告於予,曰:「吾徒山谷鄙民,未嘗識郡朝,終歲凜凜。自侯至,政平法恕,示民可親,不假囂聲厲色,而四境嘻嘻于于。方幸吾父母孔邇,可以託餘生而終庇也。今舍我去!將疇依乎?即其所以思侯者,為公陳之,願祈一言,以紀其實!」蓋湖自頃年以來,水旱頻仍,閭閻彫瘵,而宿逋之徵、額外之派日益。侯從容應酬,酌其緩急而以漸斂之,故民不苦於驟而樂於輸。催科撫字如此如之,何不思?湖故事:長貳幕署諸所器用,及賓客燕會出入供億之屬類,皆取足於里甲。侯性儉約,自祭祀、考試、迎春、鄉飲諸公事外,一一裁革之。節用愛人如此如之,何不思?湖最居衝要,郵使絡繹,夫役甚苦之。侯以額夫四百名登之於牌,非公家急務,未嘗擅役一人,挨次親撥,不寄耳目於吏胥,故里外無所擾。愛惜民力如此如之,何不思?學校,儲才之地,自羅(羅汝芳)、詹(詹貞吉)二侯,皆加意創修,迄未就緒。侯甫下車,即以興學為首務,掄才鳩工,卜日經始,費貲不下千兩,而斂不及於下,募工動以年計,而役不勞乎民。凡廟堂、門宇、廊廡、垣池之類,皆煥然為之一新。復於睱日,課多士而啟迪講解,尤所盡心。故士之爭相淬礪,駸駸興起者,殆不知其幾矣!興學育才如此如之,何不思?湖西北有金嶺涂山,崇巖邃谷,接壤於蘄黃英六之墟,地甚險阻,莫相統一。頑民於此,往往負固弄兵,大肆剽刦,重為民患久矣。侯以一儒者,臞然若不勝衣,而運籌冒險,直擣其穴而焚之,卒獲渠魁數人。殲百年之元兇、除三省之劇害,真仁者之勇哉!安民如此如之,何不思?他如禁囂訟、崇節義、省刑獄、新舟梁、清荒糧、課農業,凡此類者,皆侯不磨之澤,而足以係湖民之思者也!且聞侯嘗宰金谿矣,而金谿之民思之猶湖也;又嘗蒞太倉矣,而太倉之民思之猶湖也。豈勢制而威刦之?益信人心之神不容泯沒,無(無字疑衍)天下古今一也。使侯得久於湖而竟其澤焉,不知侯所以庇民,與民所以思侯者,又當何如也?予因父老請,而為序次如此。若侯之德業,方興而未已,固有太史書之,以垂竹帛而不朽,豈一邑所能盡哉!
       侯,泉州同安人,諱復陽,字守初,乙丑進士。見心其別號也。

  ……盛汝謙為蕭復陽所作碑記,足可當得一篇「宦績」傳;或許日後賡續增修之「金門縣志」或「金沙鎮志」,可以考慮為蕭復陽纂入更多載記?


              關於洪受

  在「金門縣志.藝文志」中,洪受的著作據載有「四書易經從正錄」、「滄海紀遺」兩種:後者於數十年前即有排印本行世,近年間更有譯註本出版;前者則原書已佚,除了能從書名知其為經學方面著作,連隻字片語亦無存(近年出版之「金門古典文獻探索」中已指出,「四書易經從正錄」應分是二書:「四書從正錄」與「易經從正錄」)。不過,除了縣志內的記載,洪受其實還曾有校評他人著作之舉,而其評語也就隨著該書一併被保存下來。雖然這些評語並非洪受有系統地書寫自己的學術心得,僅是就他人之言加以評點、闡揚,但在其著作流傳有限的情形下,能多點材料總勝於無。
       這本載有洪受評語的明人著作,即明代應大猷所撰「周易傳義存疑」一書。按:應大猷,字邦升,號容庵,浙江省台州府縣人,正德九年進士,曾任南京刑部主事、廣東參政、雲南右布政等職,官至刑部尚書,後因遭權臣嚴嵩之子嚴世蕃誣陷,於嘉靖四十年時被迫告老還鄉。致仕後於鄉講學,暇時潛心易學,著有「周易傳義存疑」一卷、「容庵集」十卷。關於「周易傳義存疑」此書,據光緒二十年版「仙居志」卷之十七「藝文.經部」載:「周易傳義存疑一卷,明應大猷著……此書專取程傳本義未安者而辨論之,繫辭以後程子無傳,故此書亦止六十四卦。同安洪受校評,臨海陳錫序。今存。」按:這段記載中的「程傳」,指的便是北宋程頤所著「易程傳」。應大猷是在研讀程頤著作時,若覺得其釋義解說有所不妥,便記下自己的看法,久而彙成一帙;而洪受則是循應大猷的批語再加評註(但並非對應大猷的每段批語,洪受都有評註)。「易經」一書,除六十四卦之經文,尚有「傳」之部分,包括「彖辭」(分上下篇)、「象辭」(分大、小象)、「繫辭」(分上下篇)、「文言」、「說卦」、「序卦」,及「雜卦」。不過,「彖辭」、「象辭」久已被打散繫於各卦卦辭之後,「文言」傳則附於乾、坤二卦之末。程頤的「易程傳」,僅包含對六十四卦經文與「象辭」、「繫辭」、「文言」之註解,應大猷之書又為疑程而作,因此「仙居志」稱是書「繫辭以後程子無傳,故此書亦止六十四卦」(不包含「說卦」、「序卦」,及「雜卦」三部分)。至於「周易傳義存疑」的成書時間,據書首陳錫所撰「周易傳義存疑序」,繫年為嘉靖四十三年二月。不過,洪受對此書加以評校之舉,諒非在此時之前:據「金門縣志」中的洪受傳記,他是於嘉靖乙丑(四十四年,西元1565)「以貢歷國子助教」;也就是在陳錫撰此序之前,洪受還沒到國子監去就教職,則其會為應大猷之作加評註,實是無甚可能(要能被書商請來為退休尚書的著作加評校,自需有點受承認的程度、地位不可,光是「貢生」身分恐還夠不上)。因此筆者認為:載有洪受評註的「周易傳義存疑」,應該是在他於國子監任教而有名聲(或其自著「易經從正錄」已面世)後,才會被請來作這項增補工作。再者,洪受在此書對「坤」卦的評註中有言:「信經而不信傳,自是見得到。在京時見熊南沙(熊過,字叔仁,號南沙,四川敘州府富順縣人,嘉靖八年進士,累官至禮部郎中,與唐順之等人並稱「嘉靖八才子」之一,著有「周易象旨」、「南沙集」等)有此說,然不若此之明暢也。」既然洪受之語中言「在京時」,則其作評註時諒已「不在京」,故當下筆於他離開國子監之後,可能已是在夔州當通判了。惟筆者目前能找到的「周易傳義存疑」僅是「叢書集成續編」中所收的排印本,缺乏明代刊印者可考其版本詳情,故只能束手於此。如果還能再找到舊時所刊「周易傳義存疑」,也許會載有洪受之序或跋文,值得留意。
       由於「周易傳義存疑」僅有一卷,故洪受的評註之語,全湊攏來也不過數百字。筆者茲於以下介紹二則,以見其義例。例如,在「易經」六十四卦之首的「乾」卦中有經文曰:「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程頤註此句:「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據「史記.五帝本紀」之載,舜未獲堯帝賞識之前,曾於歷山耕作,在雷澤打漁(即程頤所謂「田漁時也」),還幹過製陶、作家用器物或行商等生意;而由於舜之美德感化,他所到之處也都變得民風淳美,引得眾多人口前來,「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對於程頤之註解,應大猷覺得不妥,於是寫了這段批語:「九二見龍在田,蓋舜之成聚成邑成都時。『傳(指「易程傳」)』謂田漁時,似未然;田漁只是潛龍耳(「乾卦」經文:「初九,潛龍勿用」)。」而關於應大猷的批語,洪受的評註是:「以田漁為潛龍,誠是;觀『文言傳』可見。」在此洪受認同應大猷的看法,認為舜在耕田打漁之時僅是「潛龍」,並以「文言傳」之言為據。按「文言傳」中有言「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賢人雖尚未受賞識起用,天下已被其化)。」;能使「天下文明」,自當是有感化溥眾的能力,舜在僅是農夫漁夫時還未達到這等程度,故只能算「潛龍」。再舉一則:對於「震」卦經文「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程頤之註解曰開頭曰:「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此外還有很多註文。但對於程頤之註,應大猷研讀老久,又參以朱熹等諸家註解讀之,卻益覺難以明瞭貫通,而對前人的註解他也都不滿意,因此他的批語為:「卦反覆誦玩十餘日,不得其意。程、朱之訓俱了了,諸家愈說愈不明。自乾、坤至此,獨為所苦,竟無入頭處!奈何不知一人偶見,其難抑眾見皆然,姑俟之。獨解『蘇蘇』為『神氣緩散自失』,甚精切矣。」對於程頤的註解,應大猷雖提不出什麼獨到見地,但對他能敢於自承「不得其意」,不強作解人強為之說的態度,洪受仍是很欣賞,因而評曰:「此翁之學,必求自信;如是,乃所以為真知也。」在其他各條,洪受有時僅簡單評曰:「此說未知然否。」、「此說亦優。」或「爽快!爽快!」,較長的評語亦不過三四十字。關於洪受在詮釋易經上的成績,光憑這寥寥數百字評語自還不足以評斷,但在其自著「易經從正錄」已佚的情形下,這恐怕已是現存唯一的材料,可供稍窺其學了。
       --在前面提到的評語,以及「周易傳義存疑」書中其他兩處,洪受提到應大猷時是稱他「翁」或「此翁」,這樣的稱謂法,似與被提及者關係不密切;雖然洪受與應大猷生存時期有重疊,但兩人可能不曾識荊。筆者查閱應大猷之「容庵集」,其中未見有與洪受相關的詩文(應大猷與黃偉的友人金賁亨也是好友,還曾協助訂正「道南書院錄」一書,惟「容庵集」中亦未見與黃偉有關詩文)。至於洪受自謂「在京時見熊南沙」云云,他可能在公餘時曾向熊過請教過易理,可惜熊過所著「南沙集」中一樣也無與洪受有關的文字。對於「大師」洪受,迄今能藉以瞭解他的材料實在還是不多,仍有待日後更多方蒐羅文獻,方能見出其於學術上的貢獻了。

              關於張應星

  關於張應星,「金門縣志」於「人物志.宦績」部分有其傳,其傳末所記資料來源包括「閩書」、「泉州府志」與「同安縣志」。「閩書」出自明末泉州著名史學家何喬遠之手,但他的著作中,並不僅止「閩書」內才有與張應星有關的文字;在何喬遠的「鏡山全集」卷六十七所收「張廣文公暨陳、郭二孺人墓誌銘」,便是為張應星與其二位夫人所作;「金門縣志」為張應星所立傳記,雖已大略述其生平行事,但能找到其墓誌,自可對其履歷增添更多詳情細節。何喬遠作這篇文章,是出於張應星次子張日益之請,因而在開頭也稍敘述了張日益當日的情形。筆者先將這篇墓誌銘全文錄出,可簡單註釋處隨文附之,至於較需說明者則留待文末一併言之。何喬遠所作墓誌銘如下:

           張廣文公暨陳、郭二孺人墓誌銘
       同安故清江縣儒學教諭菊水張公暨其配陳、郭二孺人,葬于陳林山,九年所矣,未有誌銘。萬曆戊申(卅六年,西元1608)某年月,其孤日益始復豎碑碣、治庭戺,表而飾之。追請銘於喬遠。
       日益語喬遠曰:「始孤以萬曆庚子(廿八年,西元1600)某月日,奉父母而厝之,而未有誌銘。其時孤方隸太常之籍,自度生平,不敢負父母教,庶幾發身科甲,不者即綰一州縣,必不敢茍且一命,寵及於窀穸(墓穴),或可圖也。而今已矣!其所以為吾父母者,僅此一坏之窆(謂將棺木入壙)。惟望子一言,而追掩諸幽!」蓋日益久隸太常,不遂一出;謁詮,得令靈璧。靈璧之民,罹水旱災傷者八歲。日益至縣,招流亡、畀田廬。而上官徵靈璧賦稅急。日益不忍,則言靈璧民所以困死流亡者於上官,再三申狀不絕。上官乃以為不舉其官,徒虛詞為張皇,而日益遂至左遷鄭府審理。日益自其為令至左遷,月十六而已。
       按:公名翼,為同邑庠生,後改應星,字子翼,菊水為別號。其先光州人,籍邑青嶼。正統(明英宗年號,1436~1449)季,曾祖乾育避居郡城。祖太淵,復自郡城遷邑之東園,生世弘,公父也。世弘生子二人,長塤、次坦;坦即公名,于庠始為翼,最後為應星。始成化間,張氏有曰敏者為內侍,有保護孝廟功。張氏之門,烜赫盛一時,通籍仕紳。太淵公於敏為近兄弟,獨無所倚,詩禮自娛。至世弘公,躬行紹世,鄉稱善士。而公與其兄塤,獨自奮習科舉;塤公以歲薦,仕平陰教諭,而公教清江。
  公自幼開敏,喜讀書,不狎戲同學童子。有長者習制義,公擬其目,陰為之帖,置席下。塤公見而驚奇之,語父母;父母亦奇之。晉江史公于光,以翰林吉士請告還里,大教生徒,設帳輪山;從學者五十人,公年十五,為最少。史公課其文,獨喜。繼又事其邑先輩提學僉事林公希元,盡契林公所著書,師弟相重,以役其身。公為諸生,與其兄並前矛,人稱大小張。嘉靖戊子(七年,西元1528)試棘闈(參加鄉試),已中選,監試御史以是歲同士得雋多,削公名。至己酉(嘉靖廿八年,西元1549)歲,入試督學使者(提學使),誤書試目一字(把考題抄錯了一個字),是時公已為廩膳生,坐停廩。令郡邑母復收公,投試御史臺。御史試第一,奇公,面召之。學使者悔且忌,囑執事毋分紅;是時功令嚴確,試卷不交紅不得錄(古代考試為防通關節,試卷需經以硃筆謄錄以防辨識筆跡而取人;不給「分紅」就不能另行謄錄、沒得評分,擺明是要整張應星),竟罷歸。公猶子(姪子)某謂公曰:「吾父(稱張應星)受知御史,學使者固已悔且忌矣;不見而歸,學使者能忘乎?幸再行見學使者。」公強行,而竟中道歸,曰:「有命。」然學使者竟以御史故,復公廩自如。又十年,為丁巳(嘉靖卅六年,西元1557),得薦上公車(成為歲貢生)。同薦者謀以賄速銓(欲以財貨買通主事者授職),公又曰:「有命。」又遲之四年,再試京闈,不利,謁銓。又有為公謀善地者,亦曰:「賄可得。」公又曰:「有命(還是不肯以賄賂買得好去處)。」竟分教會昌。
      (筆者按:「金門縣志」張應星傳記中言其為「嘉靖戊午(西元一五五八年)歲貢,授會昌訓導」,看似馬上就得到教職,但其實沒那麼快。又:張應星雖只是歲貢生,但明代歲貢生經禮部考試後,合格而願就教職者,也可由吏部授予教職。詳見李民實先生編纂之「明代考選制度」第一一二頁)
  會昌,小邑也,在窮山中,諸生百餘人而已。公寬度夷衷,禔躬為楷,揭白鹿洞規(朱熹所定)以教,視如家弟子。諸生貧者樂自近,而其賢者樂求其正。其始至時,邑令沈公(據「贛州府誌」卷之十所載明知縣名單:沈桂,無為人,由進士。嘉靖四十年以鄱陽調任,陞工部主事。)奇公文,甚重之。公不激不隨,絕無趨求意。令始重公文,既重公操,復執手語曰:「今日更見先生。」令好優人戲,而公最厭之;每與令同席,目不終日舉。(頭常低,就是不看戲;伶人做戲不免插科打諢或加個葷段子,張應星應是覺得這種娛樂不莊重因此不看。)時獨供具延令(請知縣吃飯),苜蓿而已(只拿得出簡陋蔬食)。同官曰:「沈公必不歡。」乃令至,更極歡罷。甲子(嘉靖四十三年,西元1564),督學使者何公某(筆者按:何鏜,字振卿,浙江麗水人,嘉靖廿六年進士。),會考贛、吉二郡廣文,直拔公,置諸鄉科署廣文者上,召入正學書院(在舊時江西南昌府府城進賢門內),長諸士會,尋入試龝(秋)闈(參與鄉試試務)。隆慶丁卯(元年,西元1567),繼督學使者為徐公某(據「金門縣志」載,係徐爌。徐爌,字文華,嘉靖卅二年進士,官至山西行太僕寺卿。)。徐公以德行先士,諸廣文入試,分授片紙,令書無德行之尤者,為下下考。公獨不書。徐公恠(怪)問之,公曰:「諸生性質不齊,然皆可自改,一槩苛責,恐累人終身。」徐公大喜,為止下考簿。徐公試公世變江河詩,公賦末章曰:「厥行伊何?行己有耻。有耻云何?不殖不邇。顏生四勿,聖門要旨。庶幾多士,是則是示。」徐公曰:「張廣文自謂也。」,與講學,諄切數日乃去。都御史周公某(筆者按:當係周相,字大卿,浙江鄞縣人,時任江西巡撫。),以「敏而好學,清不求知」獎公。邑令張公(張元相,廣東電白人,嘉靖四十三年至隆慶三年任)嘆曰:「甚哉!周公知先生!」
  公為官,懿行修潔,俸入外毫髮無所染緇,重道輕勢,信理信心;中靡加損,外不表襮,終身訢然,無入而不自得。故以此重上下間。亡何,轉清江學教諭,便道過家。將之官,至永定(福建汀州府永定縣),道卒。會昌諸生聞者,相率為位(設靈位)湘江書院(在會昌縣儒學後)哭公,不遠千里,函賻而至。
       公不談道學,而事事依道,曰:「日用天則,豈在多言。」平生孝思切至,率仁率義,事兄如父、視兄弟子如子。將葬大父母,雨甚,仰天大慟;不須臾,霽景,人以為孝感。有姊嫁于宋,寡無子壯,至老;月往視之,不(否)則不寧心。其將之清江,所以便道歸,實為姊。生平與人交,無二口(不會人前人後兩張嘴),善寬人過。子弟有失,必徐問有無委曲,導之不急,曰:「恐傷天性。」偶見盜李者,急斂足退,曰:「奈何以菓食故慚人。」(不欲因撞見竊盜而使偷兒羞慚)至於大義實見,輒抗言而堅守之,百不移。在會昌時,嘗以天旱面詰張令,令為見色。會昌諸生黃一蘭者,有父喪,袖鑲筯十雙公所,曰:「父遺也,貧未葬,不忍毀之,不欲與他人,以易之吾師。」公強歸,割俸畀之。他日葬廬墓側。公貽書戒之歸曰:「毋毀父而傷母。」黃廬墓間省母,竟三年。學使者至,公上黃生,掌教者與公異意,公自摭黃生善行數條獨上之,學使者竟從公,獎黃生。
      公對客,春風不危,巖而從容,獨坐竟日,無所蹻倚(坐姿始終端正,不翹腳、不歪靠)。書籍位置,斬斬(整齊之貌)案頭。即手筆改塗,亦有行欵。嘗戒日益曰:「言語必誠,而最忌輕。與富人言,雖窘,毋自說,若見為求也。與貴人言,雖是(覺得貴人說的話很對),毋過贊,若見為諂也。」生平所著,有「四書大略」、「易經管窺」、「易經燈影」,詩文若干篇,藏於家。其所作詩有二章,其一章曰:「實勝未為耻,名勝不恧而。良賈戒深藏,所貴知者稀。務實不務名,聖賢是楷梯。」其一章曰:「公孫儒者為最下,猶必強起始登駕。古人自重今自輕,我亦胡為乎營營。」嗚呼!可以知公之為古人矣!
       元配陳,南安人,簡默無堂外聲(女主內,故聲不出外堂),婉娩勤儉,善事夫子;歸公,不及舅姑,而當妯娌意。生子一,曰希范(字校中,庠生。據「金門青嶼社張氏重恩堂集及族系譜圖等專輯」所載)。繼配郭,同邑人,則日益母。郭孺人十九歸公,撫希范而忘其無母;既生日益,日益不知獨為孺人子也。孺人端而嚴,日益少不喜讀,公諭遣之孺人,則鞭撻立至;稍長,讀而怠,公徐需之,孺人則慍詈(怒罵)不已。父母間相濟寬嚴,以行趨庭(謂子承父教)之教。每父母諱日之前,公披遺言,一字而一涕;祭之朝,孺人佐茅灌(灌,謂酌酒以獻;茅為古代獻祭時篩酒之用),一酹而十欷。子婦間各竭思力,以展終天之慕。至其淡約菲惡(生活簡約),公與孺人並終其身;而門內之政,肅雍而有則,其偕美如此。銘曰:
  悲乎哉!仕而不得榮所天,然而無媿乎為我之前。
       人有其子,則必推父之賢,而況父德之足以自宣?
       然終無以解吾之結懸,則必求仁人君子之一言。
       惜予非其人也,言不足傳,庶幾與其子稱。
  後死者慕先進之德,步武而差肩。
       則公之好修獨行,已足溥人心之同。
  然彼區區榮施於墜下者,孰若公身之自為年!

        --關於此文中需更解說處,茲列於下:  
       孤(張日益自稱)方隸太常之籍:據「金門縣志」之張日益傳記,他是早在萬曆十年(西元1582)便成了舉人,但一直到萬曆三十三年才等到被任官職、當了靈璧縣令(據清修「靈璧縣志」)。關於這期間,張日益會「隸太常之籍」的原故,據李民實先生編纂之「明代考選制度」一書「舉人之出路」部分有述:「(舉人)會試如不幸落榜,有兩種可能出路:一中副榜而除授教職;一入國學習業。」張日益的傳記中並無中副榜或除授教職之載,故他當是入了國子監。「舉人之出路」下文又言:「嘉靖中期以後因國學空虛,坐監人數不足,令下第舉人不得託故回籍,一律送南、北監肄業,否則不准應會試。如果舉人在國學習業期間能夠努力向學,等待來年再應會試;或經由升堂、積分、撥歷等程序任官,未嘗不能有美好前程。」這裡提到的「撥歷」,即中央政府機關提供舉人在單位裡辦事學習的機會,實習期滿績優也能獲任官。張日益自道其在萬曆廿八年時「方隸太常之籍」,則先前他大概是在應會試與國子監之間往覆而不第;到萬曆廿八年時才剛被派到太常寺當見習生,又得為辦父母後事而告假還鄉,加上要守三年之喪,服滿才能再去京城報到、再累積實習時數。不過後來這「撥歷」應該不是張日益得以出仕所憑資歷,因何喬遠已言他是「謁詮,得令靈璧」。所謂「謁詮」者,謂舉人三應會試不第,許赴吏部就職,由吏部另行立班詮註;但「謁詮」係不定期舉行,要能遇上有舉辦才有機會。由這些載記觀之,張日益能得「一命之榮」的路途真可謂多舛,而當了知縣又不到一年半便遭左遷。古之士人,一生常消磨於仕途,實為可嘆。
       左遷鄭府審理:鄭府,即鄭王府,位於河南省懷慶府府治之東。據「明史.職官志」載,各王府長史司轄下設「審理所」,有「審理正一人,正六品,副一人,正七品」。何喬遠雖未言張日益是當了「審理正」或「審理副」,但他原先當的知縣是正七品官,稱「左遷」不可能是官秩有進,故應只是當了鄭王府審理所之「審理副」。雖說同樣是正七品,但王府的官員只能管藩王封地轄內之事(據「明史.職官志」載,「審理掌推按刑獄,禁詰橫暴,無干國紀」,僅是藩王小王國內的司法官員。),恐怕也無甚昇遷出路,與知縣等有實權的父母官相較,非是受人稱羨的差使,故以「左遷」謂之。張日益對於去王府內任職應也打不起精神,不久便離職。據蔡復一為張日益著「治璧瑟言」所撰序文,萬曆三十四年時,張日益已遭左遷,「時公新有長沙之命邦之旅」;而在何喬遠這篇墓誌開頭提到:萬曆三十六年時,張日益已回鄉為父母張羅營建墳墓之事,且言「而今已矣」、斷了要藉當官而為父母獲得「誥贈」的希望。則算起來張日益「左遷鄭府審理」,頂多也就待了年餘便致仕了。
    曾祖乾育避居郡城。祖太淵,復自郡城遷邑之東園,生世弘,公父也:為了方便解說,筆者於此要簡敘一下張應星家族的系譜。據已故張榮強老先生民國八十年時所纂「金門青嶼社張氏重恩堂集及族系譜圖等專輯」一書所載「均正公脈開五房譜圖」,青嶼張氏的開基祖為張均正,有五子;其長子張朝輔生二子,大兒子為張能哲;張能哲有三子:張友政、張友安與張友義。其中張友安有兩個兒子,其長子張復養(字益初)所生第三個兒子,便是後來的太監張敏。而張友義的一個兒子張乾育,便是張應星的曾祖父。張應星之「祖太淵」,即張乾育的長子張濬(字太淵)。張濬有五個兒子,第三子張世洪(何喬遠此篇墓誌中作「世弘」)便是張應星之父。張應星原名「張垣」(何喬遠此篇墓誌中作「張坦」),據何喬遠所載,他入庠之時改名為「翼」,最後才改為「應星」。按「專輯」中所列族系譜圖,太監張敏是屬「長房長之二」,而張應星則是屬「長房長之三」支派下。算起來,張應星的祖父張濬,與太監張敏是同輩份,兩人都是張能哲的曾孫,故何喬遠云「太淵公於敏為近兄弟」。不過張濬並不「靠勢」,在張敏等以受寵宦官引掖同族當「傳奉官」時,他卻是以「詩禮自娛」渡日;如此淡泊處世,諒為其子張世弘「躬行紹世,鄉稱善士」之懿行作了榜樣。而日後張應星於仕途上謙退自抑,好學不倦,「終身訢然,無入而不自得」之心性,當亦受祖、父薰陶之故也。
       會昌諸生黃一蘭者:關於這一段張應星在會昌任教時所遇生員黃一蘭的事情,或許是因涉及人家家務事,故何喬遠講得隱約。筆者揣測:黃一蘭父喪之後,其母恐是不守貞節,使黃一蘭看了不忿,於是拿了亡父所遺的十雙有鑲工裝飾的精緻筷子,想向張應星換些錢(不欲此物被其母或可能之繼父拿去使用或變賣),打算要離家出走。張應星不收,但還拿了自己的薪水給黃一蘭。黃一蘭把這些值錢筷子埋在父親墓旁之後,張應星還寫信勸黃一蘭不可棄母而去,於是黃一蘭於守墓期間仍是有回家探母;雖不齒母親,猶顧全孝道。後來張應星向督學使者舉薦黃一蘭值得褒獎,雖其長官(訓導之上,還有「教諭」)有意見,但在張應星努力之下,督學使者仍是獎勵了黃一蘭。
       公孫儒者為最下:張應星所遺詩章之一的首句,指稱之「公孫儒者」,筆者認為應該是孔子之弟子公孫龍(與名家之公孫龍同名,非同一人),字子石。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之載,公孫龍比孔子小五十三歲,也是這篇列傳有記年歲者中的最少者。按,張應星之所以會謂公孫龍「為最下」,筆者認為應是基於「仲尼弟子列傳」在公孫龍的記載下緊接一段話:「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也就是說,司馬遷在作此列傳時,由顏回到公孫龍這前半部的三十五人,是有與孔子年齡差距、以及與孔子交談受業等行事的記載見之經傳者;至於在排公孫龍之後的,除了名與字就無其他資料了。因公孫龍在孔子較具知名度的弟子中算是「吊車尾」,故張應星謂其「為最下」。


           關於張志淳

  在明代的金門人士中,生存時期由嘉靖跨萬曆年間之青嶼人張志淳,可說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因其只是位庠生,未有功名或特出事蹟、長技,以致連「金門縣志」或古來同安、泉州地區方志中皆無其傳(說實在:根本是連提都沒提到過)。然由於近年間在同安發掘到張志淳夫妻之墓志,使其生平輪廓得以浮現,不再僅是族譜中的寥寥數語而已。
        2004年大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載有張志淳夫妻墓志者,即何丙仲先生編著之「廈門碑志匯編」一書(第487489頁);在這份墓志全文後有記:「該墓志出土于同安區,時間不詳,今據抄本抄錄。」--何丙仲先生謂書中所收係據「抄本」抄錄,但「原物」現存於何處,就沒有提及了(此書所錄碑銘墓志,通常都有記其原物或拓片何在);連原本墓是在何處,也沒記載,僅能就墓志內文知應是在舊時同安縣城之「苧溪橋西,土名草廬山」之地。關於青嶼張氏的系譜,筆者在前面介紹張應星之墓誌銘時已有略述部分,可巧張應星之子張日益,算起來便是張志淳的叔輩(而且張志淳的墓志銘便是據張日益手書所刻)。筆者於下便也依據「金門青嶼社張氏重恩堂集及族系譜圖等專輯」中的記載,稍述張志淳的家系,以俾瞭解其墓志開頭提到的上代人物、還有他與張日益的關係。
     前面曾提過:青嶼張氏開基祖張均正之長孫為張能哲,張能哲之次子為張友安,張友安之次子為張復泰。張復泰有三個兒子:長子張廷訓、次子張廷贊,三子即是浙江鎮守太監張慶。而張廷贊的兒子張暉,便是張志淳之曾祖父,也就是墓志中提到的「左少卿苧溪公」(因張暉住同安苧溪故也)。張暉之長子張鴻,任鴻臚寺序班,即墓志中所言「祖序班東海公」,他是張志淳的祖父;張鴻搬到官澳,張志淳便於此出生。至於張暉之次子張鵬是錦衣衛正千戶,即墓志所言「錦衣衛正千戶雲岩公」。張鴻的長子張文錄,是位舉人,曾任江西萬載縣知縣(墓志中言「父青江公領鄉薦,官為文林郎」),張志淳便是其次子。算起來,張日益是青嶼張家的第九代,而張志淳是第十代,故張日益比張志淳高了一輩。又:由於張鵬無子,因此張志淳自小便過繼給張鵬(出繼錦衣衛正千戶雲岩公);但雖如此,張志淳應並未承襲其錦衣衛正千戶之職(可能張鵬之官並非「世職」,本不能傳後),故其墓志銘開頭便已言明他僅是「庠生」--這樣大致敘述下,張志淳的家系應已夠明晰。不過,筆者對「金門青嶼社張氏重恩堂集及族系譜圖等專輯」中的一處地方,感到怪怪的:在張志淳這一脈的記載,也就是書中「均正公長房長之二族系譜圖(2)」裡面,張鴻的名字旁加了括號(欽賜光祿寺少卿)。這本「專輯」,出於已故張榮強老先生之手,但張老先生加上此括號內的文字,其依據由何而來、是否舊存「族譜」中便有這項記載?筆者覺得還得考究考究。按「序班」這種職位,僅是從九品之小官,而「光祿寺少卿」可是正五品官員,這中間落差太大,是怎麼來的?張鴻並無科舉功名,難道說這又是「傳奉官」?可是:連張志淳的墓志裡面,提到張鴻都還只稱「祖序班東海公」;如果真有「專輯」裡面所謂「欽賜光祿寺少卿」之事,就該稱他為「祖少卿東海公」才對啊?從張志淳的墓志所載,筆者敢斷言:張鴻獲「欽賜光祿寺少卿」乃無根之談;但這種說法是怎麼冒出來的,於今恐怕只有「古人」才知道了。
  關於墓志中涉及的張志淳上代家系,筆者已簡敘如上;至於張志淳之妻室與子孫,姑留稍後再言。為張志淳夫婦撰寫這篇墓志銘者,係同安人洪纖若。據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同安縣志」卷之二十八「人物錄.鄉賢」部分載:「洪纖若,字時育,萬曆甲辰(卅二年,西元1604)進士,筮仕提刑,讞獄詳慎,璽書褒榮之,累陞司憲。兩粵有巨盜鄭詵,歷年寇害閩、浙、江、淮間。纖若懸貲購黨擒之,諸路悉平。及權璫(魏忠賢)竊柄,有議毀澹臺子羽廟以建魏祠者,纖若力排不許,事遂寢,未幾歸。卒祀鄉賢。」洪纖若與張志淳次子張思誥是莫逆之交,應張思誥所請而撰此文。茲按「廈門碑志匯編」書中所見,將張志淳夫妻墓志抄出如下:

   明‧張道軒夫妻合葬墓志銘
  皇明庠生道軒張公暨孺人林氏墓志銘(篆書銘額)
  明故庠生道軒張公暨貞肅孺人林氏墓志銘(楷書銘題)
  賜進士第、承直郎、北京戶部湖廣司主事,通家晚眷生洪纖若撰文
  鄉進士、文林郎、知靈壁縣事,叔日益書篆
  公諱志淳,字亞程,別號道軒。先曾祖左少卿苧溪公,世居滄浯青嶼里。至祖序班東海公,別構官澳,公所誕也。父青江公領鄉薦,官為文林郎。公甫垂髫時,出繼錦衣衛正千戶雲岩公。青江京試,挈家僦縣邑之東而棲焉。年十九,娶孺人林氏,乃邑鄉賢次崖公長子監丞有松之女也。二十生長男裕齋君,二十一游泮,又生次男申吾君。越歷載,復營構於五爐山下,奠厥居。
     公性峭直,骯髒有大節,不喜樊叶,不玩藝局,不月旦(批評)好醜人群以生睚眦(喻糾紛),蓋慎獨君子也。孺人性貞靜,承□主饋,家無違言。相夫子勉旃藜火之業,以繩武為蘄(祈,求也)。厥後公抱璞弗售(求科舉功名不遂),書訛輟業,昕夕課子□書,債與令子伯仲肩之。長子裕齋君暨次子申吾君,俱以弱冠游黌序。公自謂了子平願(謂子嗣之婚事),可遂逸遊。詎孺人衰年仙逝,痛楚莫逾。時族有以續弦勸者,公輒拒之,不欲以或妻虐子為世姍詈,誓以不娶欣於孺人靈。卒以靡他自矢焉。迨桑榆晚節,以蘧瑗(即蘧伯玉,常自省其非)自悔,謹守家居,食無兼味,且性□酒,不喜獨酌,釀有新醅,需客呼盧歡謔為娛,緣以消其塊壘。鬢垂白時,尤(猶)躭嗜古文,翻經史詩賦以見志,記遍尋娛,日有程度,遇悒怏則強書粘壁,准與對語者。蓋守素樂天,得頤老之妙方也。嗚呼!積厚者流光,樹腆者發榮。大夫青江公以母年老歸養,囊橐蕭條,世號清白吏。公為世間人,□其潛德,孺人不與公偕老,不食厥子甘旨之報。令子申吾君雖以駿足弗展,然令孫魁犖琦瑋,意者樹腆之後,將發其所未發。律子若孫,踵芳躅而光大之,蓋不負乃祖清白之遺耶?
  公男二。長庠生益世,即裕齋君,娶監生劉遂良次女,無育;以李氏生孫南箕,娶邑庠生陳有德季女。次庠生思誥,即申吾君,娶黃和儀長女,生孫三:雲翼、雲翰、雲翱。雲翼娶郡庠生王民定次女,生曾孫仞雲;翰聘謝一甲女;翱聘葉為珪女。女三:長配莊監生長孫鎮;次配周知縣孫光祖;三配林庠生長子庠生繼科。孫女四:長配庠生葉宗派子為璉;次配楊道基;三配林凌遠;四配朱姓者,具誥出。
  公生於嘉靖七年五月初六辰時,卒於萬曆廿四年八月十三日戌時,享年六十有九。孺人生於嘉靖六年八月初四日寅時,卒於萬曆十四年三月廿六日巳時,享年五十有一。今葬於是年二月初七日卯時。卜佳城於苧溪橋西,土名草廬山,坐甲向庚。至橋幾里許,與孺人合葬焉。申吾君於予莫逆交也,丐銘於余,余距公六七十里而遙,姑紀其大者,爰為銘曰:
  象辛嗇氣,扶輿扃龢。天逢我公,節義執篤。蔚有後昆,蘭馨竹茂。
  洵以治之有谷,□未竟於厥後。葬茲嘉域,維其求固。嗣是懿美,旌此邙土。
  萬曆三十四年歲次丙午仲春之吉,孝男思誥、承重孫南箕泣血勒石。

     --在「廈門碑志匯編」中收入的這篇墓志銘中,有數字難辨或已闕文,因不妨礙大體文意辨讀,而且可能填入之字也未必只有一個,筆者就不去傷腦筋揣摩補空。唯一像是用典有據者,是洪纖若在描述張志淳妻林孺人時,有「承□主饋」之語。在清人吳兆宜所撰「玉臺新詠箋注」一書中,於卷一「隴西行」詩題注解曾引佚書「樂府解題」的內容:「古辭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始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言善于主饋,終言送迎有禮……」。「隴西行」一詩,即是稱美一善於持家待客之主婦,故筆者認為,洪纖若在此當是組用「樂府解題」之語彙,以「承賓主饋」,形容林孺人之婦德。張志淳的夫人,係「鄉賢次崖公長子監丞有松之女也」;「次崖」即林希元之號,這位林孺人是林希元長子林有松(據民國十八年版「同安縣志」卷十五「選舉.明貢生」部分載,林有松之官職係「光祿寺署丞」)的女兒,算得是名門之後。至於張志淳之子孫,據此志中載,張志淳與林孺人所生二子,長子「庠生益世,即裕齋君」:據「金門青嶼社張氏重恩堂集及族系譜圖等專輯」一書「均正公長房長之二族系譜圖(2)」所載,張志淳長子「思謙字益世庠生」;洪纖若在墓志中所言「裕齋」,當為張思謙之號。張思謙之子「南箕」,前引「譜圖」中載其「字以光」。張志淳次子張思誥,「譜圖」中載為「次誥字立命庠生」,顯然少了個「思」字(不知是舊有「族譜」中即缺字,或是排印時漏字),據洪纖若記其號為「申吾」。張思誥的三個兒子,據洪纖若所記為「雲翼、雲翰、雲翱」,「譜圖」則載「長良卿」、「次沖卿」、「三翔卿」;因洪纖若是張思誥之好友,故提到其子時當是直舉其名而不用字或號,惟「良卿」、「沖卿」、「翔卿」到底是字或號,筆者也無法判斷。張思誥長子張雲翼,據「譜圖」所載有二子:「長壬」、「次明」,但洪纖若撰墓志中僅提到一子「仞雲」;則洪纖若撰此文時,次子張明應還未出生,故未被記入(「譜圖」載張雲翰亦有二子,惟墓志未見,應亦尚未出生)。至於張志淳的三個女兒,墓志雖未載彼等之名,但婚配看來也都不錯,夫婿是監生、庠生或知縣的孫子。但到了張志淳的四位孫女,除最大的一位嫁了庠生之子,其他三位的夫婿僅載其名甚至只有姓,應都只是一般百姓。關於張志淳的孫兒,洪纖若謂「令孫魁犖琦瑋」,看來張思謙之子張南箕,以及張思誥的三個兒子,或許有早慧之名,惟筆者無法查得彼等日後是否有科舉或發達成名之載記。又:此墓志之末記「孝男思誥、承重孫南箕泣血勒石」,不見張思謙之名,則張思謙當時諒已謝世。


       關於陳榮祖

     據「金門縣志.人物志.宦績」部分傳記,陳榮祖生平歷宦,有廣東惠州府永安縣(民國後改紫金縣)知縣、以及廣東肇慶府轄下之德慶州知州兩職。不過,在「金門縣志.人物志.文秩表」部分,於「五品正從」文官名單中將陳榮祖列於「嘉靖」年間,這時間上是超前了些;陳榮祖雖是於嘉靖四十三年(西元1564)就中舉,但他到永安縣擔任知縣已是萬曆中時,陞至知州自是更後之事了。
     於清仁宗嘉慶二十四年(西元1819)來署任永安知縣之福建侯官縣舉人葉廷芳,以前任知縣宋如楠的初稿詳加蒐輯,於道光元年(西元1821)修成「永安縣三志」一書。此書卷之四「官師.宦績」部分,為陳榮祖所立傳記如下:「陳榮祖者,同安人,萬歷(曆)十八年以舉人知永安縣。出入夫役行糧悉自備,地方無擾。里排納糧,革保家、除戥頭承管陋規。節壽餽儀,分毫不取。民被火,給銀以恤。民被疫,給棺以葬。立社學,選擇羅光宇等十餘人詳憲,給以衣巾,俾為社師。九了樹有白額虎噬人,齋禱城隍,立即射死,勒石于廟。教民始種麻豆芋薑。陞德慶知州。民為立祠于安民鎮之西,刻石像祀之。國朝順治十八年(西元1661),公舉入名宦祠。」這篇傳記所載內容,大體而言雖未比福建地區方志為多,但「永安縣三志」卷之二「建置一.城池」部分,卻收有陳榮祖所作的一篇「修築水關記」。因永安縣城北方有諸水匯流,入城後折西而出,故該城之北、西部城牆,各開有一水關,以容河道入出;在陳榮祖來任之前,二處水關常因春夏水漲而屢次頹壞,而每次修繕都要花上好幾百兩銀子、還得徵用遠及六十里外的民夫來充力役。當陳榮祖來任後(筆者按:「永安縣三志.官師.宦績」傳中,稱陳榮祖是萬曆十八年上任;但陳榮祖於「修築水關記」中自言「余以己丑冬至」檢視水關基樁,「己丑」係萬曆十七年、西元1589),便乘冬季枯水期檢視水關原有工程,瞭解屢壞是因工程規模與品質不足,便下決心要解決這項長期問題。然陳榮祖雖將水關的工程規模與用材質量大幅提高,但所費人力金錢卻較往時大幅減少(雖說陳榮祖還自己貼了些官俸以造車買牛、還給工人加菜),而且完工後歷經四年,水關依舊穩固無虞。有了實績為擔保,陳榮祖方寫下「修築水關記」此文,以使嗣後為令者有依循之指標。觀陳榮祖所言:「事茍且,未有能竣厥功者也!」一語,足可令今日之諸多「公共工程」主事者羞矣:

   修築水關記          陳榮祖 知縣
  邑有水關,蓋城北諸山源流交會處也。穿城中北折而西,以入於江。每春夏兩漲,關輒壞,一修輒費金幾百,役夫及六十里外。屢築屢頹,無寧歲。余以己丑冬至,閱其基樁卑而石小,嘆曰:「事茍且,未有能竣厥功者也!」於是鳩匠入山鑿巨石,捐俸製車,買健牛以運,命陳幕君督之。底以松樁,密布如蝟,又以長松橫直串之,以固其址,乃以巨石覆焉。所費僅五十金,人夫僅走十里內,時出俸錢鬻魚米以餉之。不數月奏功。上築一樓曰「觀瀾」,以便守禦。經今四年餘,而水關鞏固。夫昔之費,非不加於今也;其所役人夫,視今猶不知幾倍也,而功之成否頓異。故特記之,以告後之君子。

  在「金門縣志.人物志.宦績」部分傳記中,有提到永安縣縣民為陳榮祖刻石像、立生祠以祀之。在「永安縣三志」卷之二「建置.壇廟」部分,也有關於陳榮祖祠祀的記載:「陳公祠,祀知縣陳公榮祖。嘗勸課農桑,教化士類,政績甚多。民於西門內置像立祠,歲久頹圮,生員陳素奇等捐貲重建。道光元年,署縣葉廷芳復捐廉重修祠像,有記。」這位修成「永安縣三志」之閩縣舉人葉廷芳,因見舊志中所載陳榮祖惠政,加之與陳榮祖是同省,「生雖不同時,而處則同方」之誼,便捐俸將幾頹之陳榮祖祠修葺一新,並作了一篇記文,如下:
  永安創自前明隆慶三年。職守斯土,代不乏人,求其德政,嘖嘖人口者,不數數覯也。「記」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見「禮記.祭法」)。」余蒞茲土,考「邑志.祠祀」,自開縣迄今,民立祠以祀者有三:一為馮公渠,「志」載祠在南門內,基址久已無存。一為劉公延祚,「志」載遷學於東門外,因祠焉,未明所在。一為陳公榮祖,祠在安民鎮之西,「志」但云歲久頹圮,生員陳素奇重建,不明何年。余考「官師志」,馮公與陳公先後任,而馮公未載名宦。及考「名宦志」,載陳公政績,知其慈惠廉明,教養備至。因而謁其祠,但見道貌堂堂,凜然如生,不勝嚮往之思焉。惟是垣棟虧疎,幾將傾圮,猶幸祠像之迹如故,不至湮沒于荒煙蔓草間,所謂碩果僅存者非耶?公萬歷(曆)舉人,福建同安人。與余生雖不同時,而處則同方。「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見「小雅.小弁」篇)。」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見「大雅.蕩」篇)。」豈可聽其祠宇傾頹而不顧哉?爰為鳩工庀材,修葺完好,煥然廟貌一新。俾官斯土者,知先型在望,有所師資;而都士人得以瞻仰明威,頌揚功德,永矢於弗諼云。
  (關於陳榮祖於永安縣歷宦之文獻記載,筆者所能知見已盡列於上。當年陳榮祖撰「修築水關記」後,應是有刻碑且立於該城水關左近;嘉慶末葉廷芳至該縣時,陳榮祖之石像還是完好的,而該祠又重加修葺。有無可能,這碑記和石像、生祠,今日猶存?值得一探。)
                    
     (上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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