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孚濟廟」賜額緣起時代的新發現——兼談「次牧馬侯廟」、「和善山院」、「石室歌贈享融觀察」等詩的問題(下)

關於「孚濟廟」賜額緣起時代的新發現——兼談「次牧馬侯廟」、「和善山院」、「石室歌贈享融觀察」等詩的問題(下)

23, May 2013 13:50

　　

羅元信

　　－－除了「和善山院」，在八十年增修版「金門縣志．藝文志」中尚有收入另一首詩，作詩者既非金門人、詩篇賦贈的對象也非金門人、甚且詩中述及的景物也非金門此地；可以說，這首詩是徹頭徹尾與「金門」八竿子打不著、同樣也是一首「誤入」的作品。這首詩，就是「藝文志」第三篇「詩詞選輯」第二章「明代詩選」中所收入之明人曹學佺所作「石室歌贈享融觀察」一詩，見於八十年增修版「金門縣志」第一六三一頁。以下筆者就先依縣志內所見將此詩錄出，再探討「誤入」的問題。

 

　　　石室歌贈享融觀察　　　　　　　　　　　　　　　　　　曹學佺

　　我來海上訪名山，聞有至人長閉關。城中欲望不可得，乃在一抹之煙鬟，是處名天柱，其中有石宇。造化為大匠，自然成規矩。誰知至人者，乃是子大夫。早歲遊四方，聲名在兩都。東陟太華之頂兮，而西躡匡廬之巔。北揖金門之隱兮，而南招羅浮之仙。豈甘茂陵倦，欲作六月息。愛此石室居，尚存太古色。石室中藏萬卷書，龜文鳥跡蝌斗移。石室中置千斛酒，琉璃琥珀不停手。石室中懸一局棋，仙人對奕樵者窺。月出兮頂上光，月入兮照我床。雲去兮何漫漫，雲歸兮室中滿。雲去雲歸亦自由，古人今日共風流。安石矯情還祚晉，子房掉舌須興劉。丈夫濟世在咤吒，功名自有旂常述，然後高臥青山萬事畢，我終為君題石室。

 

　　欲考究此詩收錄入「金門縣志．藝文志」是否適當，第一個應弄清楚的問題就是：作詩者是否為金門人？按：這首詩的作者曹學佺，字能始，號石倉，又號澤雁，福建侯官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曾任戶部主事、南京添注大理左寺正、戶部郎中、四川右參政、按察使等職，後一度回鄉賦閒。天啟二年，曹學佺改任廣西參議，當天啟六年他將遷陝西副使時，因他過去曾著「野史紀略」一書，遭彈劾為私修國史而被革職閒住。崇禎初年，朝廷復徵曹學佺為廣西副使，但他力辭不就，居家鄉「石倉園」中評輯歷代詩選。當唐王被擁立於閩，年已古稀之曹學佺在此時應召投效，官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但唐王的勢力旋即瓦解，曹學佺見事不可為，逃入山中自縊殉國。其遺著除了「石倉歷代詩選」、「易經通論」、「書傳會衷」等，還有總名為「石倉集」之詩文集。前引這首「石室歌贈享融觀察」，見於曹學佺「石倉詩稿」卷十三，但在原書中之詩題是作「石室歌為戴亨融觀察題」，「金門縣志．藝文志」將「亨融」誤為「享融」；至於詩句內容用字，「金門縣志．藝文志」與「石倉詩稿」中所錄者並無差異（按：「石倉詩稿」卷之十三於卷首有註為「天柱篇　癸卯」，表示此卷詩作亦名為「天柱篇」、作於萬曆三十一年）。「石室歌為戴亨融觀察題」這首詩為曹學佺所作，確無疑義，但他並不是金門人。

　　第二個問題：曹學佺這首詩所賦贈的對象是金門人嗎？按：在金門前賢的詩作之中，的確曾有人為這位「戴亨融」賦詩；蔡獻臣「清白堂稿」中便有作於萬曆四十年之「送戴亨融憲副謁補」、以及崇禎元年之「輓戴亨融廉憲」。但這位「戴亨融」並非金門人。按：戴亨融，即戴燝，字亨融，係福建省漳州府長泰縣人。據成文出版社印行之「長泰縣志」（清乾隆十三年修、民國二十年重刊本。下同）第四七八至四七九頁戴燝傳記所載生平資料，他於萬曆十年成舉人、十四年成進士，曾歷官行人、南京御史、並曾督貴州學政、以憲副鎮成都等職務，昇至按察使，後卒於官。這位戴燝雖與蔡獻臣有些交誼，但其並非金門人。

　　第三個問題：「石室歌為戴亨融觀察題」這首詩，其中述及的景物與金門有關嗎？曹學佺此詩一開頭便言「我來海上訪名山」，讀起來他好像真是渡海去到某個島上遊覽其上的「名山」；而詩中又有一句「北揖金門之隱兮」，雖然由上文連起來看，這一句是描述詩篇賦贈對象「早歲遊四方」時曾遊歷之處，並不是此詩篇描述的地點所在，但這「金門」兩字，對於欲蒐羅與金門有關之前人詩文作品者而言，想來是很惹眼（其實查「辭海」便可知：「金門」一辭可為漢代長安宮廷「金馬門」之另稱，後世常用以代稱朝廷；在今河南省洛寧縣亦有以「金門」為名之山與「金門隝」這個古地名；福建省閩江口之「金牌門」港亦可稱「金門」港。並不是一看到「金門」兩字，就能認定是指舊屬同安縣的這個地方。）；而此詩詩題與詩句中一再出現的「石室」，在金門倒也是有可以「對應」的地方：太武山上便有個「古石室」。以上三點，筆者推想大概就是造成「石室歌為戴亨融觀察題」這首詩被人誤會為和金門有關的原因；但這首詩當初到底是怎地被「金門縣志．藝文志」給收進來的，只有原本的主其事者能道出端詳了。

　　其實，「石室歌為戴亨融觀察題」這首詩所描述的景致地點，在詩句中本就明明白白有寫出來了：「是處名天柱」。曹學佺所前往處係「天柱山」，此山即在詩篇賦贈對象戴燝所居之長泰縣境。在「長泰縣志」第九十一頁關於「天柱山」景致的記載中有言：「邑人憲副戴燝亦建栖霞室，以助此山之概」；曹學佺詩所指的「石室」，便是這個戴燝所建的「栖霞室」。而曹學佺所作的這首詩，在「長泰縣志」第七七五至七七六頁便有迻錄，後並附有當時同遊者何喬遠、林茂桂兩人依曹學佺詩原韻所作之和詩；在上開三人詩作之後，「長泰縣志」亦錄出石室主人戴燝所作「酬曹能始石室歌兼呈管明府」，這是戴燝對曹學佺贈詩的回敬，也兼作為對陪伴曹學佺等人來訪的當地知縣管橘（安徽南陵人，萬曆二十七年上任。）之致意。在「長泰縣志」第七四二至七四八頁尚收有曹學佺所撰「天柱山記」，內中提到他至戴燝所營石室時，「余有歌，公和而刻諸室」；如果天柱山上的這個「栖霞室」至今仍存的話，或許還能於石壁上一見曹戴等人當年的詩作吧。

　　總之：「石室歌為戴亨融觀察題」這首詩，作者既非金門人、詩篇賦贈的對象也非金門人、詩中述及的景物更非金門此地。此詩之所以被「金門縣志．藝文志」給「誤入」，大概也是某位有心於蒐羅與金門有關之前人詩文作品的文史工作者，被這首詩中的「我來海上訪名山」、「北揖金門之隱兮」，以及「石室」云云給誤導了。筆者於此為之分說，希望日後不要有人因「金門縣志．藝文志」的「誤入」，而將「石室歌為戴亨融觀察題」這首詩誤當成是描寫金門景物的作品。日後「金門縣志」若有再度增補刊行，也請主事者別忘了：「和善山院」與「石室歌贈享融觀察」這兩首詩，實是不該再列入縣志裡面了；若為了考量到未來的讀者會對照新舊版縣志內容而對此二詩何以「失蹤」感到疑惑，而要再度放進縣志的話，也得好好說明這本是被「誤入」的。

　　比方說吧：約在清道光九至十二年間澎湖通判蔣鏞纂修「澎湖續編」（此書尚有蔡廷蘭等人與輯）之前，澎湖當地人常將一首蔡守愚所作的「九日登太武山」詩，誤認為是詠澎湖當地的「太武山」之作、並且還將作此詩者誤以為是一位曾任澎湖通判的胡建偉（號勉亭，廣東三水縣人）；後來在編纂「澎湖續編」一書之時，蔡廷蘭等人發現了這個雙重誤會，雖在編書時仍將「九日登太武山」（在「澎湖續編」書中是將此詩標為「登太武山高會」）一詩收入，但於詩題下之作者已正名為「四川藩司　號發吾　蔡守愚　同安人」，且在該詩之末加了一段註文：「澎人多以此詩為勉亭胡別駕作。近閱『百一齋詩集』，乃前明方伯蔡發吾舊句，所稱太武，係浯嶼鎮山，其上有十八奇諸勝。澎湖亦有此山，故傳聞之誤耳。明鼎革後，侍御盧若騰流寓來澎，隱此山下，舊有『太武遊仙詩集』，今亡。」未來新版「金門縣志」的修纂者們，不妨參考這種作法。

　　－－在「藝文志」部份之外，筆者尚發現八十年增修版「金門縣志．土地志．山川」部份所錄古人以遊太武山為題的詩作中，有兩首是有疑問的。其一是縣志第二三九頁所載稱是元代盧琦所作之「遊太武山詩」，該頁的記載如下：

 

　　元盧琦遊太武山詩：欲上疑無路，羊腸絕壁懸。倚松窮目力，隔水聚人煙。小住猿為伴，常居島亦仙。羨他滄海月，夜夜宿山巔。

 

　　在迻錄這首詩時，「金門縣志」並未說明作者「盧琦」的身分資料，僅稱其為元代人，至於係由何種文獻中採得此詩亦無說明。筆者翻檢相關典籍，結果是在清代所修「馬巷廳志．附錄中」發現了同樣的這首詩，該志所載詩題為「題太武巖」、對作者身分則有註明為「惠安進士」（另外該志所載此詩第六句為「常居犬亦仙」，與今之「金門縣志」用字有所不同；以與「猿」字相對來看，應以「馬巷廳志」所載方正確）。關於盧琦此人，其生平不難知悉：除了明代「惠安縣志」等方志中有為其立傳、「元史．良吏傳」中亦將盧琦列入；至於盧琦的著作「圭峯集」，於今除了清修「四庫全書」中有收入、明代萬曆三十七年時刊刻的「圭峯集」亦尚可見。按：盧琦，字希韓，號立齋，泉州府惠安縣人，於元末惠帝至正二年（西元1342）年成進士，是惠安縣在元代所出的唯一一位進士。他登第後曾任台州錄事、延平知事、轉永春縣尹、寧德縣尹、後獲擢為福建行省照磨鹽課司提舉，所至皆有政績、為人稱道，後卒於至正二十二年（西元1362。六年後元順帝退出大都、朱元璋建元「洪武」）。按：金門於元大德元年（西元1297）即已建場徵鹽，而盧琦本身既是泉州人、又曾擔任福建省的鹽政職務，他為了遊玩或政務上巡視鹽場而來到金門是有可能的。然而「欲上疑無路」此詩是否確出於這位盧琦之手，筆者覺得還有待進一步考究：因為現存的「圭峯集」中找不到這首詩。

　　盧琦的著作「圭峯集」，依筆者檢索國內的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以及大陸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三處的線上公用目錄，所能找到的大多都是二卷的版本，例外的只有中國國家圖書館目錄中有一個本子篇幅是三卷；但據筆者所見四庫全書本「圭峯集」的內容來看，除了卷上的詩作與卷下的各體文章，正文之後還有一部份其實是「附錄」：包括盧琦之父的墓誌銘、「三山陳忠」為盧琦所撰寫的哀辭等等，並非盧琦本人的詩文。從四庫本「圭峯集」的編纂方式，筆者揣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三卷」之本，極可能只是將他人撰寫的「附錄」部份也獨立算作一卷，其實際上所收的盧琦詩文並沒有比其他二卷的本子為多。

　　追溯盧琦「圭峯集」的成書經過，第一次編集是在其卒後不久由莆田人陳誠中所完成，據四庫本「圭峯集」附錄所載孫伯延撰寫之「立齋盧先生文集後語」中所言，這個本子所收詩文共有十三卷。按何喬遠「閩書」卷之八十九「舊英志」為盧琦所立傳記中稱，盧琦與陳旅、林以順、林泉生等四人「皆以文學為閩中名士」。然而盧琦雖是良吏、復長於文學，但他的詩文集在明代似乎並不流行、罕見傳本，一直到萬曆年間才又有同是惠安人的莊毓慶為之重刻「圭峯集」。在萬曆三十七年所刻「圭峯集」的書首有三篇序文，第一篇是原持有此書元時刻本的朱一龍所作、第二篇是主持重刻此書的莊毓慶所作；朱、莊兩篇序文中對他們所見到的「圭峯集」是否為全書，並未言及，但第三篇董應舉所作序文中則稱，在重刻此書時是曾經過一番大刪削的工作：「存者僅十五、六」。而萬曆三十七年所刻「圭峯集」僅有兩卷，以此觀之，最初朱一龍花了二十多年時間訪求所得到的本子，頂多也不過四、五卷而已。以盧琦之詩文集並不流行的情形來看，在萬曆間重刻時未收入的詩文，嗣後恐怕即已真正永久失傳，無從尋覓了。一百多年後，清代修纂「四庫全書」之時，盧琦的「圭峯集」亦在收錄之列，所根據的即是萬曆三十七年莊毓慶所刻的本子。然而四庫館臣校讀莊刻本「圭峯集」，卻發現其中有掺入元代詩人薩天錫與陳旅詩作的情形，數量至少有六十餘首（可見真正為盧琦所作的詩篇，傳世者實甚稀罕）；四庫館臣便將莊刻本「圭峯集」中混入的他人詩作刪去，仍維持上詩下文的二卷本面貌。以上，便是舊時「圭峯集」歷次刊刻與抄存的大致情形。

　　對於萬曆本與四庫本「圭峯集」，筆者都曾檢視過，然其中所收詩作，不但詩題中不見有言及「太武山」或「太武巖」者、也找不到「欲上疑無路」這首五言詩；因此，筆者對於「馬巷廳志」中竟會收有稱是盧琦所作的「題太武巖」這首詩，不能不感到詫異－－元末之時的十三卷本「圭峯集」，在明代已屬罕見，而嗣後萬曆本與四庫本「圭峯集」中又都沒有「題太武巖」這首詩，那麼遲至清光緒年間馬巷廳通判黃家鼎編修「馬巷廳志．附錄」部份之時，他是從什麼文獻中去找到盧琦的這首詩呢？當然，有時候古人之詩文集中原本未收的作品，會在與該篇作品有直接相關的地區方志中被迻錄而得以保存下來，這樣的例子不是沒有（但這樣的例子，據筆者所曾寓目的一些相關考證文章所剖析，出於偽作的情形亦非少數），然而機會並不是很大。關於「題太武巖」這首詩，到底是不是真出於惠安人盧琦之手？抑或是後人偽作？又或是誤將他人之作品誤繫於盧琦名下？黃家鼎是從什麼文獻中去找到盧琦的這首詩呢？筆者覺得這些問題實在還需再經仔細地研究一番。

　　另一首筆者覺得可疑的前人遊太武山之詩作，見於八十年增修版「金門縣志」第二四零頁，該頁所載此詩如下：

 

　　明豐熙（同安人）登太武山詩：一山高出萬山巔，絕頂相傳舊有仙，朱草紫芝雲外地，碧桃紅杏洞中天。石盤棋散收幾殘子，藥竈丹成起斷煙。借問王喬真甲子，尋常七日是千年。

 

　　筆者按：在縣志中所錄此詩，有一個舛誤是不待查書便可知的；這是一首七言律詩，但第五句卻冒出了八個字，故定有一字是打字排印時誤添入的，此先按下。關於這首詩的作者「豐熙」，今之金門縣志於此處稱其為（同安人），但其實大謬不然：「明史」卷一百九十一便有豐熙的傳記，他是浙江省寧波府鄞縣人，字原學，於明孝宗弘治十二年殿試中考得第二名，但孝宗對他的策對很欣賞，於是特賜豐熙狀元的袍帶以示激勵。豐熙登第後，初授翰林院編修，進昇侍講，後遷右諭德；武宗年間劉瑾得勢，豐熙不願阿附，於是被改官出掌南京翰林院事，後逢父喪，服滿後再任原職。世宗嘉靖皇帝繼位後，豐熙進擢為翰林學士，但不久朝野便因「大禮議」而鬧得沸沸揚揚；豐熙在這場爭議中亦有上疏諫言，因而觸怒了世宗，遭逮入詔獄掠治，又挨了「廷杖」，最後被遣戍福建漳州府漳浦縣東部的鎮海衛。當張璁等人受世宗寵信而得勢時，曾請世宗寬赦因議「大禮」而遭謫戍的諸臣，豐熙都是被列在名單的頭一個，但世宗不肯聽從。豐熙於嘉靖三年遭謫戍，在福建住了十三年，最後竟於嘉靖十六年客死異鄉；約三十年後穆宗即位，才給豐熙「贈官賜恤」，以慰其遺族。

　　在釐清豐熙的籍貫之後，接著該瞭解的是，豐熙來到福建後的生活情形，以及：他來過金門嗎？他曾寫下「一山高出萬山巔」這首為紀登臨金門太武山的詩作嗎？關於豐熙來到福建後的生活情形，「明史」本傳內講得很簡略，不足以判斷；但由於豐熙在明代算得是一位名人，故他原被指定謫戍所居的漳浦縣是有留下關於他的記載。國內「成文出版社」所出版，清康熙三十九年所修、民國十七年翻印的「漳浦縣志」卷之十六「人物志．僑寓」部份，便有為豐熙而立的傳記，全文如下：

　　豐熙，字原學，號白齋，浙江鄞縣人。明弘治己未進士及第第二人，歷翰林學士。嘉靖初，以議禮謫戍鎮海衛，寓居雲洞，講學著書，絕口時事，或有感慨，于吟咏發之。以陳布衣、周翠渠生長鎮海，為理學名臣，倡率衛諸生言當道，為立祠重。龍溪處士蔡烈與游處。已過莆，交契方簡肅、鄭山齋、林翠庭。羈居會城十有三載，卒。熙博極群籍，為文古雅典則，金石之作，尤所擅長。

　　在「漳浦縣志」為豐熙所立傳記中提到的一些人名、地名等，筆者查考的結果如下：方簡肅，即方良永，字壽卿，弘治三年進士，於擔任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職務時卒於官，獲賜祭葬、諡「簡肅」。鄭山齋，即鄭岳，字汝華，號山齋，弘治六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亦如豐熙因議「大禮」而觸忤世宗、又遭言官彈劾而自請致仕，歸里十五年後卒，著有「山齋淨稿」等；在鄭岳所著「山齋文集」卷六便有「南山讌集簡豐原學學士二首」的詩作，可證他與豐熙確有交往。林翠庭，即林茂達，字孚可，號翠庭，弘治十五年進士，嘉靖初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自請致仕，嘉靖八年時朝廷曾欲再起用其為南京大理寺卿，林茂達懇辭不就，後卒於八十六歲。以上三人，都是福建興化府莆田人，據「漳浦縣志」所言，是豐熙在至莆田縣時結識的。至於「龍溪處士蔡烈」，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有其傳，他是大儒蔡清的門下弟子，曾為諸生，後隱居在鶴鳴山之白雲洞（即「漳浦縣志」所提到的「雲洞」），不復應試；在明史為蔡烈所立傳記末有提到：豐熙曾造訪蔡烈，並嘆曰：「先生不言躬行，熙已心醉矣。」筆者在網路上也找到大陸方面的網站對白雲洞的介紹：此地離今日漳州市中心約八公里，豐熙是在嘉靖六年十月時來此住過半年，除了向蔡烈請益，還在該處留下不少摩崖碑記，今日猶存。另外豐熙首倡為之立祠的「陳布衣、周翠渠」兩人，前者即陳真晟，字晦德，鎮海衛人，治程朱之學，自號「漳南布衣」，卒於成化十年，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亦有其傳；後者即周瑛，字梁石，號翠渠，原籍莆田，成化五年進士，官至四川右布政使，亦以學行著稱。「漳浦縣志」卷之十「祀典志」中對「鎮海鄉賢祠」的記載，內中稱該祠是緣於豐熙居於鎮海衛講學時，向學使吳仕提出希望為陳真晟與周瑛建祠的建議；惟因吳仕不久即調任，是以數年後方克實行。當該祠得立之後，豐熙還「斥其月餼以佐費」，並請到曾歷任總督湖廣、貴州、四川的惠安人張岳作了一篇碑記，可謂是鎮海衛文教史上的一件盛事。

　　－－從「漳浦縣志」提供的豐熙在閩生活情形描述來看，他雖是遭到「謫戍」，但並不如字面上會使人想像的那樣：真變成了「丘八」、淪落到得要出操站勤務那般悽慘。說實在的，豐熙在福建的日子過得並不壞：雖然失位，但他還能和閩省的官宦學者往來、享有講學著書的自由（只要不議論時事以免再惹禍）、甚至也沒有被要求得羈居在鎮海衛，還可以跑去白雲洞遊山玩水。豐熙在福建謫戍期間，生活費仍舊是朝廷出的，金額也該不小，故他還能出資襄助鎮海衛鄉賢祠所需的開銷（此外也不能排除福建地區官紳送他的「餽贈」：畢竟他曾是「殿試第二人」，說不定世宗哪天又起用他，屆時豐熙位臻宰輔也非不可能之事；和他打好關係，可視為「長期投資」。）。「漳浦縣志」中稱豐熙「羈居會城十有三載」，此「會城」當即省會之意，也就是指福州府城；但這「十有三載」應只是統括言之，有白雲洞所遺摩崖碑記可證，豐熙並沒有一直獃在福州府。綜合這些地點來看：豐熙在所謂「謫戍」的期間，真正住在鎮海衛的期間也不見得很長，與其說是「謫戍」，不如該說是在福建省境內放長假吧。
　　從豐熙在福建的生活情形來看，他的行動自由並未受到多大拘束：除了「謫戍」指定地點福建南方的鎮海衛、到舊時漳州府治龍溪縣境內的白雲洞、東部沿海興化府的莆田縣以至更北方的福州府城豐熙都去過；似乎他只要不離開福建就行。那麼：他真的曾到過金門嗎？這一點，筆者是覺得很難斷定。要考證一個人是否真去過某地是比較容易：如果此人有留下詩文證明他曾遊某地、或者有同時代的他人撰寫的詩文中提到此人曾來遊某地（當然，前提是這些詩文經考證確實並非偽作），事情就可明朗。但要由反面去證明一個人一生中從不曾到過某個地方，這個就比較棘手、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得賴可考見的文獻中是否詳盡到能證實此人一生中確乎不曾到過某地（如果缺乏這方面的記錄，則在抱支持態度的想法者來說，可以「失載」來解釋一切，而反對者也將沒有足夠論據來反駁這種可能性）。就豐熙的情形來說，他來遊金門是有可能的：因為他最初被指定的謫戍居留地「鎮海衛」去金門島的直線距離還不到三十公里，可說是隔海相望。那麼：既然今之「金門縣志」中有迻錄稱是豐熙所作的「一山高出萬山巔」這首詩，這樣難道還不能證明他曾來金門遊太武山並寫下此詩嗎？筆者之所以不敢遽信此事，因為這首詩也有類乎「和善山院」一詩的「同名」情形；並不是只有人才會冒出名字犯複、山川地名一樣會有這種狀況－－除了金門，別的地方一樣也有「太武山」。

　　筆者在前面所引「澎湖續編」一書的記載裡已提到：澎湖也有個「太武山」。這是個距離上比較遠的例子。事實上，在豐熙曾到過的福建漳浦縣鎮海衛的北方沿海便有一座「太武山」，比起位在金門的「太武山」，在鎮海衛北方的這座山去豐熙原被指定的謫戍之地更近，而且還用不着渡海就可到達，更是方便成行。在金門的「太武山」，因位置較北故亦被稱為「北太武山」（這個稱謂，在八十年增修版「金門縣志」卷首之「福建省金門縣圖」上也能見到）；而在漳浦縣的「太武山」因相對位置較南，是以亦被稱為「南太武山」。關於這座在鎮海衛北方的「太武山」，除了清修「漳浦縣志」，明萬曆四十一年刊行、崇禎元年重印之「漳州府志」中亦有詳細記載。筆者於此取與豐熙年代較近的後者以觀之。明代「漳州府志」卷之二對漳浦縣太武山的記載為：「在縣東北一百里，二十三都境，一名太母山（筆者按：清修「漳浦縣志」，以及筆者在網路上所見的資料則稱其為「太姥山」）。」據「漳州府志」所載，相傳此山是閩中尚無人居住時，有仙人「太武夫人」降臨此地拓土以居，故而得名；該志並記載，這座山上自元代便有的二十四個景點中有諸如「浴仙盆」、「仙人跡」、「仙竈」等等傳聞是仙人居此所留遺跡，並且還有個景點名為「石棋盤」。最重要的是，「漳州府志」在關於漳浦縣太武山的記載中，有提到了豐熙來過此山並賦詩紀遊：「明學士豐熙、巡撫李材，曾謫戍于鎮海，有留詠。……明豐熙詩：一山高出萬山巔，絕頂相傳舊有仙，朱草紫芝雲外地，碧桃紅杏洞中天。石盤棋散留殘子，火竈丹成起斷煙。借問王喬真甲子，尋常七日是千年。」

　　現在筆者要將以上所陳述的種種跡證整理一下：從「地緣關係」來看，在金門的「太武山」與在漳浦縣的「太武山」，離豐熙原被指定的謫戍居地鎮海衛都很近；而豐熙在福建省境內行動有相當的自由，因此不能排除豐熙有由鎮海衛渡海前往金門一遊的可能性。但是對照豐熙詩中提及其所遊之「太武山」的特徵，像這座山舊傳有仙人居住，有「仙人跡」、「石盤棋散」與「火竈」等景點來看，很顯然地是位在漳浦縣的太武山較符合；在金門的太武山，雖也有「仙人足跡」（見八十年增修版「金門縣志」第一七零一頁），但不若漳浦縣的太武山有三四處景點與豐熙的詩句相合。況且：在豐熙卒後不到八十年所修「漳州府志」即有記載，這首詩是他遊漳浦縣太武山所留吟詠，這又是另一項跡證。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在明代時，金門西洪人洪受曾於穆宗隆慶二年著成「滄海紀遺」一書，時間上距豐熙去世約僅三十年，而這本書的「詞翰之紀第九」部份卻沒有記載豐熙的詩作，這就很可疑了；豐熙是著名的學者文人、科舉上的成績也是數一數二，如果他真來過金門並有題詠太武山之詩的話，很難想像見聞廣博的洪受會在為家鄉金門而纂著的這本書中竟漏載了大名士豐熙的詩作。這是使筆者懷疑的另一要點。綜合以上各點來看，筆者認為：豐熙所題詠之「太武山」，應該是在明時漳浦縣境的「南太武山」，而非在金門島上的「北太武山」。

　　－－以上，是截至目前筆者對於豐熙所作「一山高出萬山巔」這首詩所作的考察。其實若欲再作進一步的精詳勘證，尚有途徑可循：比方說，若能找到豐熙所著之詩、文集，或許就能在這首詩之外找到豐熙遊「太武山」而作的紀遊文章、抑或是「一山高出萬山巔」這首詩的「詩序」，內中豐熙就可能有詳言他所到過的「太武山」到底是哪一座；但至目前為止，筆者尚未發現有哪間圖書館藏有豐熙的詩文集。另一個途徑是：找摩崖石刻。豐熙不但長於詩文、亦以書法金石著稱，前面筆者提到的「白雲洞」就留有一些他的手跡。如果在漳浦縣的太武山上發現了確實是豐熙時代所留下「一山高出萬山巔」這首詩的題璧，那麼這件疑案就能終結宣判：豐熙去過且留題詠的「太武山」是在漳浦縣的那一座；但從另一角度來說，如果在金門能發現明代所遺這首詩的題壁，情形就會反過來了。對於現今金門太武山是否有何處石壁上刻有豐熙的這首詩，就筆者曾寓目的文獻上似乎都沒提到；而對於漳浦縣的太武山上是否刻有這首詩，筆者也還未發現相關資料記載。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就這一點自行去考察看看。至於：為何豐熙詠「太武山」的詩作，會被八十年增修版「金門縣志」給收進來？當初編纂新版縣志的諸公們，是哪一位、在什麼文獻中找到豐熙的這首詩而將之納入縣志中呢？豐熙明明是浙江省寧波府鄞縣人，為什麼八十年增修版「金門縣志」在迻錄其詩作時，會稱他是（同安人）呢？筆者覺得這其中透著蹊蹺：會不會當初將豐熙此詩納入新版縣志的「那一位」，其實根本就明知豐熙所詠的是漳浦縣的「太武山」，但還是因「同名」之故，不忍捨卻，希望能為金門的太武山添上一首古代名人的題詠；而為了混淆阻卻對原作者「豐熙」詩作所詠地點的追溯、才故意稱他為（同安人）……？欲釐清這其中的真相如何，非是筆者能力所能及；再者，該對此事提出個說法的，是當年主持修纂新版縣志的「編修委員會」才對。筆者已將自己所知的資料都說出來，接下來就看當年的委員諸公們，要告訴大家一個怎麼樣的故事吧。

   　 談完了「和善山院」這幾首詩的問題，現在筆者要回到「次牧馬侯廟」這首詩上面。前面筆者既然已談到「偽作」這個問題，不如就把話攤開來，說說更多的例子吧。老實講：自古以來，號稱是名人之作的法書、畫作、詩文之中，「贗鼎」從來就不少見。朱熹之大名可謂垂傳千古，當然也免不了會有「附驥尾」的情形出現。對於流傳至今號稱朱子所作詩文是否出於偽造者，就筆者所知見，有兩位大陸學人在他們的著作中提到了這項問題，並且舉了一些例子加以剖析。

　　其一是陳支平先生所著「福建族譜」一書，一九九六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在此書第五章「族譜的裝飾與炫耀」、也就是該書第七十六頁中，陳支平先生有如此言：

　　福建族譜熱衷于把歷代顯貴、名人的文字冠在卷首以示夸耀，這種情形大体是全國皆然，它体現了中國家族文化向心政治和追求正統的社會觀念。然而我們進一步地分析福建各族譜中的顯貴、名人的文字，便可發現其中有不少假托和偽造的情況。

　　試舉朱熹的文字為例。據筆者所見，在福建的族譜中，至少有二十種以上的姓氏族譜收錄有朱熹撰寫的序文。但我們查遍朱熹的各種文集著作，族譜序文絕少收入。當然我們不能因為在朱熹刊行的著作文集中看不到族譜序文便斷然否認朱熹曾為福建一些族譜撰寫序文的可能性，但是，福建有些族譜在假托和偽造朱熹的文字時過于拙劣，令人一眼識出真偽……。　

　　在以上兩段文字之後，陳支平先生由此書第七十六頁至第八十頁舉出數個福建一地族譜內他考察後認為是偽造的朱熹文字：像「義門陳氏大同宗譜」中所載的「朱熹序文」，文末竟署官銜為「龍圖閣大學士」，但朱熹生平履歷中根本就不曾有過這個官銜（筆者按：會冒出「龍圖」云云，恐怕是造偽者看多了「七俠五義」，把「包龍圖」給纏夾進來了。）；而更古怪的是，陳先生發現「周氏族譜」和「劉氏宗譜」亦各載有一篇「朱熹序文」，文字內容竟和「義門陳氏大同宗譜」中所見者基本相同。對此情形，陳支平先生的看法是：「顯然，福建陳、周、劉三氏族譜中所謂的“朱熹序文”只是作為族譜的一種裝飾而已，並非真有其序。」另一個例子，是陳先生發現前述「周氏族譜」和「劉氏宗譜」中，也各有一篇序文稱是朱熹之徒宋儒蔡元定所作，但兩篇文字內容幾無差異，故之中必有一為偽造；但更甚者是，「象山梁氏家譜」中有一篇「朱熹序文」，與前述周、劉二氏族譜中的「蔡元定序文」竟又十分相似。陳先生對「象山梁氏家譜」中所載這篇「朱熹序文」的論斷是：「係後人偽造是毫無疑問的」，因為該篇序文內在年代上有令人發噱的重大紕漏。除了「朱熹序文」之外，在這一章裡陳支平先生還舉出一些宋代名人被冒名作序的情形，像死節忠臣文天祥、理學家胡宏、宋儒劉珙都有之；其他時代的名人，像晉代的陶淵明、明初的誠意伯劉基（劉伯溫）也被人冒名拉進族譜裡賦詩作贊。冒用人臣學者之名也就罷了，最扯的是有些族譜內竟還出現了「皇帝賜詩」，但其內容「漏洞百出，疑點不少，且多俚俗不雅，類似打油詩。」，其真實性如何可不待言。從陳支平先生的研究，正可看出這種「與名人發生關係」的心理曾產生的效應之一斑。

　　另外一位大陸學人書中的例子，見於束景南先生編著之「朱熹佚文輯考」一書，一九九一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書第七三九至七六七頁為「朱熹詩文辨偽考錄」，列舉許多被誤繫誤認為朱熹所作或根本是有意偽造冒用朱熹之名的詩文例子，像「閩都記」卷十二所錄朱熹「游鼓山」五言古詩一首、「方輿勝覽」卷十七載朱熹「彭蠡湖」七言古詩一首、「宋詩紀事」卷四十八載朱熹「挽沈菊山」詩等等……，例子相當不少；甚至連朱熹十六世孫清人朱玉所編「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書補輯的一篇「遂初堂賦」，也被指出是朱熹的老友張栻而非朱熹所作。可見即便是後裔專門收輯祖先作品的「文集大全」尚會有誤入，本非文集中所見者就得更加小心辨識不可。上開束景南先生此書，筆者除「朱熹詩文辨偽考錄」之外的部份也都翻檢過，並沒有論及這首傳為朱熹所作的「次牧馬侯廟」詩。筆者有個想法：不如將這首詩委由對考辨朱熹佚文真偽曾下過功夫的學人去好好檢視一番，相信專家對此詩必能作出一番精闢評斷（甚且找出筆者推測的「原版」之所來），屆時此詩之由來本末與真偽或可大白於世，不再是個問題。

    　在本文的最後，筆者要談的，是關於「硬抝」的問題。這一點，很遺憾的，筆者是要以前面所提到楊樹清先生在八十九年十月十三日金門日報二版發表的「重塑朱子島　推動朱子文化節」一文來為例。之所以要談這個問題，因為筆者覺得：在探討諸如朱熹是否到過金門或是否曾作「次牧馬侯廟」詩這些事時，任何人當然都有權利、有自由發表自己的想法，並引述他人著作中可資支持自己論點的段落來成說；但是，不論直接引述他人著作，或是在自身下筆行文間提到他人的想法，總該有個應遵循的規矩－－不可「暗渡陳倉」添入自己的話、以致扭曲他人的原意；這樣的作法是對被引述者的不尊敬、並有混淆視聽誤導讀者的可能。據「重塑朱子島　推動朱子文化節」一文末尾的介紹，楊樹清先生在為此文時是「金門文獻委員、《金門學》叢刊總編輯、《續修金門縣志稿．文化志》主撰」，對於楊樹清先生欲極力迴護「次牧馬侯廟」一詩提供朱熹到過金門的「歷史質感」這種心情思路，筆者是可以體會；但楊先生在冠上這些頭銜之前，也是個有數十年資歷的文字工作者了，不應該不曉得在舉他人著作以支持己見時該守的分際。筆者與楊先生僅數年前通過一兩次電話，至今不曾有一面之雅，當然不能自謂是楊先生之友，但下面要說的一些話，是純出於「責善」之意；另一方面，筆者是想避免有讀者在讀了前述楊先生的文章後，沒去瞧瞧「原著」怎麼說，就跟著楊先生的論述依樣畫葫蘆，誤解就會越傳越廣－－對於「和善山院」詩的作者張冠李戴，就是一個類似的例子；一種說法即便未經檢證，但傳了太多遍、存在太久，大家就會習而不察，甚且以為是不證自明了。如果「金門學」要成為國內學界中獨樹一幟的一門學問，在進行論述時就得更嚴密地把握應循的規範、原則，才能真正與外面的世界「接軌」，並免於遭遇令人尷尬的「指疵」場面。

　　過去在「金門傳統藝術研討會」期間，國立藝術學院的江韶瑩教授，曾就其所見金門地方文史工作者所撰的論述提出意見：「在地文史工作者長期進行田野調查研究的熱情可感，但他們普遍欠缺田野調查方法論的基礎，以及系統化的訓練，乃至在發表論文及報告時，容易流於抒情的敘事，或對歷史有過多的臆測，而削弱了田野報告的學術價值，學者在引用這些資料時必須小心篩選（以上江教授的意見，見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聯合報第十四版記者周美惠之報導）」。在報導中，江教授雖未明確說出哪些金門在地的文史工作者在論述上有其提到的弱點，但他的意見總不會是無所指而發。循著江教授的話，筆者於此要說說自己的看法：在引述他人意見時不加扭曲，就是進行論述時該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如此，所進行的論述才能立足於堅實的基礎上－－開場白夠多了，下面就來談前開楊先生文章中出現的問題吧。

　　楊樹清先生的「重塑朱子島　推動朱子文化節」一文，可分為九段，在第五段中間與第六段的開頭，楊先生有提及已故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榮捷博士的著作，這兩個部份文字如下：

　　第五段中間：「……。不過朱子學權威，哈佛大學博士、已故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榮捷在《朱子新探索》書中，卻將＜次牧馬王祠列為朱熹生平重要的「逸詩」之一，又註解「朱子曾游金門，不無可能。朱子逸詩不止一首。以＜次牧馬王祠＞詞氣觀之，或可出於朱子之手。」……」

　　第六段開頭：「朱熹是否到過金門設燕南書院；陳榮捷教授生前即已呼籲「歷史專家應作進一步之精詳考據」。……」。

　　對於前引楊先生文章第五段中的文字，筆者幾年前最初讀到時，只是覺得有點怪怪的：若說陳榮捷博士真的曾在其著作中「將＜次牧馬王祠＞列為朱熹生平重要的「逸詩」之一」，那應該是有能令陳博士相信此詩為朱熹所作的充分證據；但若真是如此，則陳博士又為何還要靠「以＜次牧馬王祠＞詞氣觀之，或可出於朱子之手。」，這種精確度很有商榷餘地的方式來談這首詩是否出於朱子之手？（「詞氣」是一種不能太過倚賴的推論方式，因為它關乎不同詮釋者的感受性與對作者的看法，難以取得共識，在爭議性大的時候結果往往只能是「各自表述」、誰也說服不了誰；好比像李增德先生就認為這首被傳為朱熹遊金門所作之詩「如此自吹自擂」，試問楊樹清先生將如何說服李先生？）再者，如果陳博士著作中真有「將＜次牧馬王祠＞列為朱熹生平重要的「逸詩」之一」這樣的段落，則楊樹清先生既是明白站在維護此詩為朱熹所作的立場，何不乾脆依樣全段引用，藉以釐清疑雲？……於今筆者為此文，便去圖書館將陳博士的「朱子新探索」一書借出來瞧瞧，以解困惑。

　　筆者借得的「朱子新探索」一書，係民國七十七年學生書局出版，距今是有些年頭了。為了謹慎起見，筆者曾上國家圖書館網站查詢該館館藏、以及「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以確定陳博士的這本書並無於後來再出新版而有在論述中另作增補的可能。此書除書首「朱子畫像」、「朱子墨蹟」、「序」、「說明」，以及書末「編後話」、「索引」等之外，正文部份從「朱子行狀」、「朱子自述」……一直到「國際朱子會議始末」，共分為一百二十六條，每條各是對與朱子相關題目的專論。筆者檢視的結果，「朱子新探索」一書中有兩處述及「此日觀風海上馳」這首詩，其一是在一百零四條「逸詩」、另一則在一百二十三條「朱子與金門」中－－然而此二條內容裡，陳博士根本就不曾表示出楊樹清先生文章中所謂的「將＜次牧馬王祠＞列為朱熹生平重要的「逸詩」之一」這種意思。是以筆者得說：這是「硬抝」、扭曲了原作者的原意。

　　再者，除了對「此日觀風海上馳」這首詩的看法，陳博士的書中，對於朱熹是否曾在金門設立「燕南書院」等事，也是抱持存疑態度，而楊樹清先生對陳博士的這部份論述都「諱而不言」。筆者覺得：在探討朱熹與金門的「關係」上、特別是對能提供朱熹到過金門的「歷史質感」諸事，在地的金門文史工作者，絕對有必要好好瞭解「外界」對這些在金門流傳已久之事的看法，而不是自限於並無充足佐證但仍要一味迴護到底的立場；這種態度是無裨於釐清事實的。故筆者除了「此日觀風海上馳」這首詩的部份，對於陳博士書中論及有關朱熹與金門的其他幾事之看法也要一併引介。

　　在「朱子新探索」此書「逸詩」條的第一段，陳博士是如此言：「朱子遺詩九百餘篇，載文集卷一至十。其已遺失者不知多少。茲得九篇，並不全。皆為文集所無者，第四至七，未必可信。」而在此條下文，「此日觀風海上馳」這首詩列於第五、也就是在陳博士認為的「未必可信」之列；對於此詩，陳博士是這麼說的：

（5）「此日觀風海上馳，慇懃父老遠追隨。野饒稻黍輸王賦，地接扶桑擁帝基。雲樹葱龍神女室，崗巒連抱聖侯祠。黃昏更上靈山望，四際天光蘸碧漪」。據解智孚濟廟記此為朱子游金門次牧馬王祠詩。未知真否（參看頁七九六「朱子與金門」條）。

　　－－在「逸詩」條中，陳博士對「此日觀風海上馳」這首詩是否為朱熹所作的看法是「未必可信」、「未知真否」，其不曾將此作品列為朱子「逸詩」的態度甚明。

　　在另一條「朱子與金門」，陳博士則是對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列為「金門叢書」之一的「朱熹與金門」一書內容作了評述。此條第一段敘述此書卷首所載畫像、拓本、聯語等資料。第二段則是錄出此書第一章「朱子與金門」之第一節「教化金門」中，與朱子有直接關係的四點；此條之後半，陳博士對於「朱熹與金門」書中所列這四點，看法是如此：

　　以上所記，其（筆者按：指「朱熹與金門」一書）以為朱子生平史實者，共有四端。（一）　朱子定期或不定期視察金門，在同安主簿五年中次數一定不少。（二）　朱子嘗至鴻漸山，嘆曰，「鴻漸腦已渡江矣」。（三）　朱子曾游金門之陳淵祠，有朱子次牧馬王祠詩為徵。（四）　朱子曾在金門設立燕南書院。以上四事，歷史專家應作進一步之精詳考據。

　　朱子為同安縣主簿，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一一五三）七月至同安，二十六年丙子（一一五六）七月秩滿。其間前後只歷三載。秩滿後檄走旁郡數月，間或折道。則其曾到過金門，亦是可能。鴻漸山之名與次牧馬王祠詩，均不見文集，亦不見各本年譜。游鴻漸山之說，乃據金門舊志，游陳淵祠之說，則據朱子死後百餘年金門守禦解智之孚濟廟記。此二者不知所據云何。明人戴銑（一五○八年卒）所著朱子實紀卷七羅列與朱子有關之書院甚多，而燕南書院不與焉。文集語類亦未提及。

　　朱子曾築精舍，並重建白鹿洞岳麓兩書院，然未曾建立書院。門人創設或掌教書院者不少，然未聞與燕南有關者。……（筆者按：此段以下論金門朱子祠中所奉宋代在地名賢碩士，及朱子在同安之門人、再傳弟子等語，其中無足徵於朱子是否到過金門一事，茲從略）。

　　總之，朱子曾游金門，不無可能。朱子逸詩不止一首。以次牧馬王祠詞（筆者按，原書字誤，當為「詩」）之詞氣觀之，或可出於朱子之手。其嘆贊鴻漸山之語，皆據傳說，不見文集語類。然此不能遽謂絕無此事。燕南書院之說最為可疑。各地設立書院以紀念朱子者為數不少。後人號為朱子所建，不知燕南書院是否如此。

　　－－以上所引陳榮捷博士的文章後半部份中，可以見出他是以很公允持平的態度，來談「朱熹與金門」一書中所載朱熹與金門之間的「關係」諸事。陳博士對於朱熹是否曾游金門、是否曾游陳淵祠並賦詩以紀、以及是否曾有嘆贊鴻漸山之語等三事，在除了金門本地的傳說與記載之外缺乏更多佐證的情形下，是以「不無可能」、「或可出於朱子之手」、「然此不能遽謂絕無此事」等語來表述他的看法，並沒有否定相信此三事為真者的信念；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以陳博士研究朱熹多年、對朱熹本身著作與相關文獻博覽精讀的功力，尚且不能在金門本地的傳說與記載之外舉出其他證實此三事為真的佐證，則對於現今是否能另有新發現來支持以上三說，筆者覺得恐怕是不能抱樂觀態度的。至於對朱熹在金門設立「燕南書院」的說法，陳博士傾向於不相信，其態度也很明白。

　　不過：一門為人關注的學術中的論題，總是或多或少在進步中；筆者也不能遽謂在陳榮捷博士之後，就沒有人能對朱熹是否到過金門等相關諸事，提出禁得起嚴密地學術討論的證據，來證實這些事是真的。筆者不佞，於此提出一點建議：若要藉「次牧馬侯廟」詩的真偽等諸事，來凸顯楊樹清先生於「重塑朱子島　推動朱子文化節」一文中期盼之「金門的島嶼尊嚴、土地自信、文化能見度」等等，首先就必須提高這些迄今尚乏更多佐證的傳說與文獻記載之「能見度」。比方說，在今日金門出身的眾多博、碩士中，諒自不乏以治文史課題見長者；如果在諸如大陸舉辦的朱子學國際會議中，有金門出身的學人或文史工作者，能以提供朱熹到過金門的「歷史質感」諸事為題發表論文，除了在會議進行中能立即獲得各方與會者的反應意見之外，也可吸引更多研究朱熹的專家學者對這幾個題目進行探索。好比說前引陳榮捷博士之書中有言朱子「未曾建立書院」，如果經過國際會議引起的討論研究，發現朱熹在金門設立「燕南書院」一事有其確證，則此事勢可望成為「朱子學」中的一大注目焦點；屆時來金門踏察朱子遺跡的學者諒必接踵而至、而此事對「金門的島嶼尊嚴、土地自信、文化能見度」的正面效應亦不待言－－回顧陳榮捷博士在書中提出「歷史專家應作進一步之精詳考據」之呼籲，迄今已匆匆過了十六年；此時不為，更待何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