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孚濟廟」賜額緣起時代的新發現——兼談「次牧馬侯廟」、「和善山院」、「石室歌贈享融觀察」等詩的問題(上)

關於「孚濟廟」賜額緣起時代的新發現——兼談「次牧馬侯廟」、「和善山院」、「石室歌贈享融觀察」等詩的問題(上)

16, May 2013 09:29
 

羅元信

　　　（本文最初於「金門大學」網站刊出。初自建此站時偶遺此文，今補之。）

　　追溯金門開發歷史，據八十年增修版「金門縣志．卷一．大事志」第一篇「史略」開頭所言，是稱自晉代已有六姓義民逃往浯洲居住；至唐則因設牧馬區，受命為牧馬監之陳淵來到金門，與其所屬李俊、衛傑等協謀並力，率領十二姓移民化荒墟為樂土，自是金門耕稼漁鹽，生聚日蕃。陳淵被奉為「開浯恩主」，由來久遠，雖近年有李增德先生為文質疑唐時人取名應避高祖李淵之諱，故其真名應本不叫「淵」；但他本名如何，其實已超脫「考據」能事之範圍，因為「陳淵」早已不僅僅是一個人，他受萬民景仰而昇格為神、是金門人追懷過往拓殖英雄的象徵。除了在庵前已被列為古蹟的「牧馬侯祠」，在金門還有泰安宮、仰雙巖、聖侯廟、孚濟廟、保安廟、清秀山宮等多處崇祀陳淵的廟宇，甚至在新加坡的金門移民聚居處也有為「開浯恩主」建廟。一如漳州人信仰「開漳聖王」陳元光，在金門人緬懷先民的情感中，陳淵已獲致不移不朽的地位。　　  　　

　　一位原為常人而臻於神聖、被賦予種種榮銜的過程中，在信仰初萌的時期往往缺乏詳細的記載，有賴後人追述；肇因於時間的隔閤，這些追述的內容常不能免於誤繫與疏略，有待修正增補。近期間，筆者便從史料中發現了現今金門庵前豐蓮山旁的「牧馬侯祠」，其獲「孚濟」廟額的年代尚可向上推移；另外，藉著對這項史料新發現的闡述，筆者也要兼及探討傳說中朱熹所作「次牧馬侯廟」詩、以及傳為陳淵所作「和善山院」詩等等問題。因為要談的問題多些，讀起來可能令人覺得拉雜，尚請見諒。　　

　　要追溯金門庵前豐蓮山旁的「牧馬侯祠」的歷史，以及關於陳淵受奉祀緣起的傳說，現今所能為據的最早的文獻，是明初官任金門所鎮撫之解智所作「孚濟廟誌」。解智此文，在明隆慶年間洪受所著「滄海紀遺」一書「詞翰之紀第九」有載，筆者茲據民國五十八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之「滄海紀遺」第七十一至七十三頁所見，將解智此文先行抄錄於下，以為後續討論依據。

　　　解智孚濟廟誌

　　太武之陽，有鉅區曰馬坪，有山曰豐蓮。山之腹，為南鄶村，山之峽，舊有龍湖庵，其左麓為牧馬王祠，即今孚濟廟，歷古所修建以祀勅封福祐聖侯者。侯姓陳名淵，唐時人。貞元中，柳冕為閩觀察使，奏設萬安監，滋養馬匹，泉中置馬區五，而浯其一也。侯以牧馬蒞茲土，與將佐李俊、衛傑等，協謀併力，化荒墟為樂土，是後耕稼漁鹽者，生聚蓋日蕃焉。俗傳侯為天駟降精，故豢馬而馬息，且長於驅策，驪黃牝牡，千百其群，散食于島上，欲聚之則伐鼓豎旗焉；馬能自別旗色立旗下，凡來市馬者，每十輒加一以贈之，及渡江，止所買之數在，贈者陰返其群，人知其為神，稱曰馬祖。後坐化，鄉人泥其遺骸為像，結草為庵於侯始駐劄之處，歲時尸祝，目為護驥將軍。凡有款謁，昭答如響，如旱禱、則甘霖沾足，荒禱、則驅蝗赴海，疾禱、則靈泉湧出。（即藥井塘，乃神劍所指者）而飲者立痤。至元時，倭寇內侵，群艘周泊於江南東滸，登歷行劫，村村多受焚掠之毒。鄉人哀號，請捍於侯；侯輒大著靈異，怒風旋起，壁上畫馬皆嘶，如赴敵狀。次日颶風大作，簸海揚波，陰雨浹旬，倭船礁碎，飄屍流體。又作黑霧五日，咫尺不辨，賊無歸路，星散逃亡，有投古塚而死者，有潛伏林莽就擒者，一二餘孽，亦皆奪魂疾掉而去，終不敢內地窺伺，皆侯幽贊之功也。一日有樵童午憩馬林中，夢一頂天冠衣黃人，駐馬言曰：「我以陰兵靖爾疆土，力疲氣憊，向所塑像已折罅矣，爾可傳眾等重飾光彩，再新廟宇。又衛、李等督領錢、王二舍人，發兵協助，更宜塑像附廟配祀，斯慰神衷」。夢者覺，遂趨視其像，果開罅流血，以告眾，人駭其靈異。及輸賦大都者，以事僉聞，遂請旨勅命所在官司，大構堂宇於豐蓮山之麓，春秋血食，封為福祐聖侯，幽婚林氏，為靈助夫人，賜額曰「孚濟」。夫人未筓時，尤喜蠶績，採桑到馬坪林，入謁侯，見侯色相英爽，大類生人，戲以芳緣語，祈蠶於神。香未焚而先煙，燭不火而自燄，頃一白鸞昇空而去，夫人倏歸真矣。經旬餘，肉軀不仆，眾議殮而葬之，乃牢不可攀，咸錯愕驚怪，肅衣冠於夫人尸前曰：「爾靈果願幽配於侯，即移驅而步以為信。」語未畢，軀能飛升去地尺許，眾益異之。遂以其骸塑像，而耦於侯之坐左，信為仙緣風契，不可誣也。夫人又宰注生之柄，凡乞嗣者往往獲驗，故奉之者尤加虔焉。其佐李俊、勒封拱靈將軍，衛傑、勅封輔衛將軍，錢舍人封都統，王舍人封忠翊。至於飛靈傳命符使暨神前二先鋒大將，又捷報應，人莫不輸誠瞻禮以祈鴻庥。朱文公簿邑時，有次牧馬侯廟詩曰：「此日觀風海上馳，慇懃父老遠追隨。野饒稻黍輸王賦，地接扶桑擁帝基。雲樹葱蘢神女室，崗巒連抱聖侯祠。黃昏更上豐山望，四際天光蘸碧漪。」又丘釣磯先生謁坪庵有題云：「探奇窮海印，乘興陟高阡。護驥標芳烈，昇鸞證夙緣。祠幽深樹合，碑古碧苔沿。遺蹤猶可訪，落日馬坪煙。」初廟凡七座，繚以周垣，規式雄壯，丹青炳耀，中有蜘蛛結網樓，工構極巧。奈歲久老腐，雖重新者不一二數，然終不逮古制。環廟外野香芳林，蒼然森鬱，又且多產藥苗，珍禽異鵲，探幽勝者朝暮喧唱。兼之洗馬溪左旋，舟皐艘叢泊，右有龍湖庵，鐘鼓鏘鳴，浯之勝概，惟是專美。惜陵谷易變，殊可吁悒！雖然；天下之物，盛衰迭行，理數固然。矧尊神靈赫不磨，又安敢必夫完舊益新之無其人哉。僅考而備誌其實，俾崇信君子觀之，追縱慕烈，勃焉其有興哉。於是乎誌。永樂十五年金門所鎮撫解智重新立石。 

　　（筆者按：民國八十年增修版「金門縣志」第四六八至四六九頁，亦有列出這篇「明解智孚濟廟記」；但不知何故，「金門縣志」所錄的內容，較之「滄海紀遺」所載者，竟少掉了「朱文公簿邑時，有次牧馬侯廟詩曰……落日馬坪煙。」，這一段提及朱熹與丘葵賦詩的記載，而且文末的「永樂十五年金門所鎮撫解智重新立石」這一句也沒了。除此之外，像「滄海紀遺」所錄「解智孚濟廟誌」中提到的朱熹「次牧馬侯廟」詩，其中的一句「黃昏更上豐山望」，在「金門縣志」第四六九頁與第一六一七頁卻都變成了「黃昏更上靈山望」；以該廟位於豐蓮山旁覈之，當是作「豐山」才對，不知「金門縣志」中為何改易。基於以上原因，故筆者取「滄海紀遺」而不用「金門縣志」中所見者。又：在以下筆者自己的行文中，專有名詞將一以「滄海紀遺」所錄解智「孚濟廟誌」中所見者為準，例如將相傳朱熹來金時所作之詩稱為「次牧馬侯廟」詩；筆者之如此做，是希望在討論時「回到原點」，以現今可考最早文獻中原本的名稱來進行。至於間或引述他人文章中提到這些專有名詞時，筆者則依樣照錄，不作更動以求統一。下面就不一一註出這些歧異之處了。）　　

　　按解智「孚濟廟誌」中所述，此廟獲賜「孚濟」廟額，是在元代「至元」年間倭寇犯金後之事；但筆者從「宋會要輯稿」的記載，卻發現此賜額之事至少可再向上追溯數十年，是南宋時即有之。解智或因能據之文獻不足，故其所撰廟誌中對此事略無所及。 　

　　為了方便進行下面的論述，在介紹「宋會要輯稿」中這條關於「孚濟廟」的記載之前，筆者應先略為談談這部大書的由來。筆者所據世界書局民國五十三年初版的此書，正文之前有「影印宋會要輯稿緣起」一文，文末題「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國立北平圖書館識」。據此「緣起」所述，宋代前後共有十次纂修「會要」之舉，成書共計二千二百餘卷，纂修內容的來源，主要當是實錄與「日曆」（筆者按：這裡當然不是指一般概念中的「日曆」，而是史官所寫的日記），此外朝中六部與地方諸路監司所有檔案，無不在網羅搜集之列。原本這十次纂修的十種會要若都能流傳下來，對有宋一代的歷史研究必是無可比擬的寶典，但經過宋室南渡以迄鼎革，典籍散軼，至明初修「永樂大典」時，文淵閣所藏宋會要殘本只剩二百零三冊。繼之的災難是：文淵閣藏書在明宣宗宣德年間又有大半燬於火災，幸好因「永樂大典」在修纂時已採入了七種宋代所修會要，但也因「永樂大典」以韻編排，這七種會要的內容便被打散在整部「大典」中，想將其再度纂集，非得進行一番大工程不可。

　　清嘉慶十四年，清廷為修纂「全唐文」而開館，大興人徐松擔任提調兼總纂官，當時「永樂大典」已佚去一千餘冊（筆者按：據「辭海」所載，明清人對「永樂大典」卷數冊數說法不一，清人繆荃孫的考訂認為共有一萬二千冊，「辭海」採之），幸好所存者仍有十之八九。當徐松為「大典」進行簽注工作以便蒐輯唐文時，發現其中竟包含了許多引用宋代「會要」的內容；他心知這是無價之寶，但他雖是總纂官，卻還夠不上面子說動官方另派給他人手好抄存，於是徐松只得「假公濟私」：當他見到「大典」中有引「宋會要」之處，便用另紙標以「全唐文」三字，授意「寫官」們將之抄錄（筆者按：能參與國家修書開館的工作者，自然不是普普通通的「書手」而已，這批「寫官」們必然清楚徐松要他們另幹的是什麼活兒；但他們也明白，自己在官方指派工作外所參與的，是一番偉大事業，故並無人出面點破。）。這樣日積月累下來，據徐氏之言，所得「宋會要」不下五、六百卷，但可惜徐松還來不及作進一步的整理工作就去世了。他所輯出的「宋會要」稿本在其卒後轉手多次，到了民國二十年，國立北平圖書館由劉翰怡先生手中購得徐松的原稿；然因劉翰怡早先曾請劉富曾、費有容兩人對徐松的原稿「痛加刪併」、又採他書增入新資料，變成共計四百六十卷的本子（被稱為「清本」），而劉富曾在將徐氏原稿整理為「清本」時，有部份的原稿竟在迻錄後被其無意中隨手丟棄了。如此一來，要得見徐氏原稿的全貌，就非得將尚存的原稿與「清本」一併刊行不可。可是當時國立北京圖書館資力有限，於是只先將尚存的徐松原稿委託上海大東書局印出－－這也就是現今世界書局印行的臺版「宋會要輯稿」所據的底本。至於「清本」目前下落何在，筆者就不得而知了。

　　敘過了今見「宋會要輯稿」的由來本末，現在回到正題上：關於「孚濟廟」得賜廟額的記載。在此部臺版「宋會要輯稿」書中，各種神靈得賜封號與廟額的記載，是列於原書「禮」類第十九至二十一卷。據筆者大致略讀這三卷的結果，發現有些部份是重出的，而這些重出的部份比對之下往往又有詳略不一的情形；原因在前面筆者所引「緣起」一文時已提到：「永樂大典」採入了七種於不同時間所纂修的「宋會要」，故較早的記載可能較簡短，而較後的記載可能因神靈得授的封號迭有加長而更豐富。可惜的是：筆者在這三卷輯稿中反覆翻閱，所能找到確實位在同安縣的「孚濟廟」記載只有一段，而且是比較簡短的；也不像有部份的記載，會對原為凡人而受封為神者說明其姓名甚且略述其生時經歷。雖然這段記載很簡略，不算是最佳的結果，但筆者覺得這已足夠：它確證了「孚濟廟」得獲朝廷賜廟額是早在宋代之事，並非遲至元代才有。這段記載見於世界書局版「宋會要輯稿」第八六五頁，如下：

　　

　　孚濟廟 廟在同安縣，護驥神。嘉定三年閏二月賜額。

　　筆者按：嘉定三年，即南宋寧宗嘉定三年（西元一二一零年）。這段記載雖未言神名，但已明明白白指出是「護驥神」－－依中國古代「南船北馬」的交通條件來說，在南方且是濱海縣份會出現對「護驥神」的崇祀，諒非輕易可見，當是供奉神靈的所在地曾為繁蓄馬匹的牧場，希望保祐馬匹健康強壯，且嗣後神靈又曾有顯現威靈的事蹟，當地人才有特為之建廟並向朝廷請賜廟額之舉。從這個觀點來說，現今金門的「牧馬侯祠」，於明初解智撰寫的廟誌中已提到陳淵被金門人「目為護驥將軍」，這樣的「神性」職掌，筆者在明代中葉所修「八閩通志」與萬曆四十年刊本「泉州府志」所記載的同安縣廟宇中，都不見有複沓者。以此觀之，筆者認為：「宋會要輯本」中出現的這個同安縣「孚濟廟」、「護驥神」，當可認定即是現在金門的「牧馬侯祠」、「開浯恩主」陳淵。

　　另外一點筆者要說明的是，這段「孚濟廟」的記載之所以簡短，應當不是由於筆者前面提到的通例：較早的記載可能較簡短，而較後的記載可能因神靈得授的封號迭有加長而更豐富；相反地，是因為「孚濟廟」得賜廟額的時代較晚，所以不像其他一些宋代較早即得受封賜額的神祇，有嗣後屢次加封的多段記錄。先前筆者在引述「緣起」時已提到：「宋會要」之纂修一共有十次。依「緣起」一文中列出的時序簡表，最早的一次於北宋仁宗慶曆四年（西元一零四四年）修成。第九次的「嘉泰寧宗會要」，從南宋寧宗嘉泰三年（西元一二零三年）至理宗淳祐二年（西元一二四二年）分四次修完進呈。第十次「嘉定國朝會要」則由南宋孝宗淳熙七年（西元一一八零年）開始修纂，至南宋寧宗嘉定三年（西元一二一零年）奏上；但也有別的說法認為「嘉定國朝會要」是遲至南宋理宗端平三年（西元一二三六年）方成書。從歷次「宋會要」修成的年代來看，同安的「孚濟廟」不是第九次便是第十次修纂時才被收入；那時「孚濟廟」方獲賜廟額不久，而南宋也將近覆亡，嗣後宋室就再無纂修「會要」之舉，故即使在宋亡之前，「護驥神」還曾有再被加封爵號的榮耀，現今亦恐無另有載記可據而得知（假設筆者前面提到的宋會要輯稿之「清本」尚存於世，或許還有點希望）。但至少藉「宋會要輯稿」的這一條記錄，筆者認為可以確定：「孚濟」廟額在南宋已有，明初解智的記載稱元代「至元」年間倭寇來犯之後、鄉民將神靈助戰的事蹟報告京城（大都）才獲賜廟額，這是不正確的；至於「福祐聖侯」的封號是在元代何時才獲得的？筆者得說：解智在這一點上實在是語焉不詳：因為元世祖和元順帝都用過「至元」這個年號，一個是在元初（1264～1294）、一個在元末（1335～1340），到底是哪個「至元」？以筆者自己的推想，似是元世祖時代比較有可能；因其曾跨海進攻日本未遂，或許便是因此招來「倭寇」劫掠報復。但在有可據的史料佐證之前，這僅是筆者自己的推想而已。日後筆者當再留意，試試能否找出元室封予「福祐聖侯」之詳細年代與經過的記載。

　　－－在「宋會要輯稿」第八五二頁，有一段記載是關於太常博士王古對於「諸神祠」賜廟額與加封號應循次序所提出的建議。這一段記載的開頭所記時間為「六年」，未言年號，但這段文字的前一段是記北宋仁宗康定元年（西元一零四零年）之事，以下各段依次則記神宗元豐三年（西元一零八零年）、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西元一一零一年）、欽宗靖康元年（西元一一二六年）、高宗建炎元年（西元一一二七年）等年份加封神號之事，可以看出確是依時序列出的記事。那麼太常博士王古的這段建議所上的「六年」，到底是在哪個年號時段之中？很抱歉，筆者無法得知：因為由前一條的「康定元年」到後一條的「元豐三年」之間，除了不足六年的皇祐、至和、治平三個年號之外，還有慶曆（共八年）、嘉祐（共八年）、熙寧（共十年），這三個年號都有「六年」；但其實只要能知道約略之數也就可以了－－筆者只要讓讀者知道一個事實：太常博士王古的建議，應是在北宋仁宗慶曆六年（西元一零四六年）至神宗熙寧六年（西元一零七三年）之間奏上的。

　　看了上面這一段，讀者一定捺不下狐疑：究竟筆者突然拉出這麼個「太常博士王古」，是所為何來？他的建議又是什麼？和「福祐聖侯」又有何關係？筆者之所以要小心翼翼地來推估其提出這段建議的時間背景，自然有用意在：因為這與流傳至今傳說中朱熹所作「次牧馬侯廟」詩一事的真偽有關。北宋時的這位「太常博士王古」，他向朝廷提出的建議和嗣後的反應，據「宋會要輯稿」的記載係如下：

　　六年，太常博士王古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廟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神仙封號，初真人，次真君。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據這段北宋年間的記載，當時朝廷對太常博士王古的建議是「從之」，也就是嗣後依其意見辦理，著為定例。按王古提出給諸神祠「加封」應按的次序，是尚無爵號者先賜廟額，有了廟額再予加封爵位時，則由侯、公、而至封王。而由筆者前面所引「宋會要輯稿」第八六五頁關於「孚濟廟」的記載來看，此廟是遲至南宋寧宗嘉定三年閏二月才獲賜廟額的；依照「無爵號者賜廟額」的次序，在嘉定三年以前，「護驥神」並無宋室朝廷所封「爵號」，只是最起碼的「神」。把這一點和傳說中朱熹所作「次牧馬侯廟」詩中的那句「崗巒連抱聖侯祠」併起來看，後者的不合之處就很明顯了：朱熹是在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西元一一五三至一一五六年，此據陳榮捷博士「朱子新探索」第七九八頁的說法）間於同安縣任主簿，在那個時候，「護驥神」根本連「孚濟」廟額都尚未獲賜，更不消說封「侯」了；給神靈「加封」，是天子才有的權力，朱熹又何能僭越到將此廟稱為「聖侯祠」呢？

　　說到質疑解智「孚濟廟誌」中所載這篇傳為朱熹所作「次牧馬侯廟」詩這件事，在筆者之前，便有李增德先生在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金門日報「浯江副刊」上發表「金門牧馬侯真名不叫『淵』」一文，內中便已對此詩提出了幾點質疑（至於在李先生之先是否更有前人，筆者就不知道了）。對於李先生所指出的，像「慇懃父老遠追隨」一句，顯得派頭過大又有自吹自擂之語氣，和當時僅是主簿兼學正的朱子身分及其謙沖自持的詩文語氣不合；而且宋時金門並不富饒，與詩中「野饒稻黍輸王賦」的描寫不侔（筆者則認為：即便到了明初解智撰廟誌時，金門的農作出產也還稱不上「野饒稻黍」，下文會另有申說。）；以及陳淵至元代方獲封侯，宋代尚未有「聖侯祠」之謂等。對於李先生的見解，筆者是相當同意，關於最後一點，在前面筆者也另加了印證。另外筆者還要指出一個很惹眼之處：就是「地接扶桑擁帝基」中的「帝基」一詞；這個詞彙頗罕見，連一些大部頭工具書像「辭海」、「辭源」，以及文化大學所編「中文大辭典」，都未收入此詞，故筆者只能由古人詩句和史書中去找使用義例來瞭解此一詞彙。在詩句中的例子，筆者藉網路上有提供「全唐詩」全文檢索功能的網站，查出「全唐詩」內有兩首詩出現此詞彙：一首是唐末五代的詩人貫休所作「壽春節進」一詩，此詩是當其受五代前蜀開國君主王建款待時所作，故獻詩以賀，開頭兩句便是：「聖運關天紀，龍飛古帝基」；另一首是唐昭宗年間成進士之徐夤所作，詩題為「兩晉」，開頭第一句為「三世深謀啟帝基」，意指司馬懿至司馬炎祖孫三代漸掌曹魏大權、終於篡奪建晉的經過。至於史書中的例子，像「三國志．魯肅傳」中有「終搆帝基」一語；「晉書．樂志」中則有「造創帝基」、「用成帝基」、「肇創帝基」等郊廟樂章中出現的句子；「南齊書．列傳第五」有「功成帝基」、「魏書．卷五十八」有「寧復帝基乎？」等等。通觀這些「帝基」的義例，都是指人間帝王創建一家一姓的基業，而這個詞彙出現在「次牧馬侯廟」一詩中，著實顯得很不妥；按「地接扶桑擁帝基」全句觀之，詩句中所描寫的地點，應該是一朝開國之主龍飛發跡之地，不然也得是定都所在才稱得起，但在朱子之前，金門或者同安，從來就不曾是任一王朝的「帝基」所在。以朱子之學養，絕不可能濫用「帝基」一詞。故筆者認為：此詩絕然非出於朱子之手，甚至，可能原本也不是描寫金門此地的詩。

　　－－若說此詩不是出於朱子之手，也非描寫金門此地之詩，那究竟是何人所作？又是描寫何地呢？在李增德先生的文章之中，只懷疑此詩「如此自吹自擂」，並未明確指稱他心中何人有偽作之嫌，但在李先生發表此文兩個半月之後，楊樹清先生在八十九年十月十三日金門日報二版發表的「重塑朱子島　推動朱子文化節」一文內，倒是對李先生文章中的這部份作出了「解讀」。楊先生的文章提到：「……『此日觀風海上馳，慇懃父老遠追隨』詩文語氣也被地方質疑是明永樂金門所鎮撫解智的『自吹自擂』」，句下括號內便列出李增德先生的文章之名與發表日期；會有此一說，不知楊樹清先生是自行推衍李增德先生的文意而如此言？還是先曾向李先生問清其不曾明言之意後才下筆？這個筆者就不知道了，在此只說說自己的意見。筆者認為：出現在解智「孚濟廟誌」中的這首詩，應非出自解智自作。因解智當年作此廟誌，該是基於金門在地父老們所託，方為文記述此廟與神靈之來歷，他筆下所出者，應都是來自「在地人」提供的資料；如果說解智是自己一時逸興大發而在此文中夾入一首沒來由的詩，還偽稱其為朱子所作，豈能不為當時的金門父老們質疑甚且責難？況且：他又有何原因必要在受託作廟誌時偽作朱子之詩呢？筆者認為：解智所載這首「次牧馬侯廟」詩，應該是在他作廟誌之前就已在金門地區流傳有相當時間，且也早就被在地人視為是朱熹之作，他才會據以照錄。

　　初步排除解智所作的可能性之後，筆者要說說自己心中的想法。筆者認為，與其要問：是何人偽作這首詩？不如該問：是何人有「動機」要偽作這首詩呢？套用推理小說和影劇常有的思路：究竟「哪個人」幹了「這件事」？謎底很簡單：看誰從「這件事」裡頭得到最大的「好處」，答案就呼之欲出了；當然，筆者在此說的「好處」不是保險金或遺產，而是一種心理上的滿足－－對於這種「心理需求」所由何來，在筆者前面提到的楊樹清先生「重塑朱子島　推動朱子文化節」一文中，其實就已作了很好的說明。楊先生的文章中有一段是如此言：

　　南宋理學大師朱熹初仕同安主簿期間，是否到過金門，設燕南書院講學，由於缺乏足夠的歷史文獻，爭論極多，連僅有朱熹到過金門的「歷史質感」：豐蓮山唐牧馬侯祠的朱熹〈次牧馬王祠〉詩內的「此日觀風海上馳，慇懃父老遠追隨」詩文語氣也被地方質疑是明永樂金門所鎮撫解智的「自吹自擂」。

　　楊樹清先生的文章中已闡明了，這首傳為朱熹所作之詩，在缺乏足夠歷史文獻的情形下，是「僅有」的證明朱熹到過金門的證據，為此事提供了「歷史質感」。換句話說：若此詩確證為朱熹所作，便等於證明了朱熹到過金門；但若此詩係朱熹所作的說法被推翻，那麼這個「僅有」的「歷史質感」就要泡湯了－－一位在思想上影響中國數百年的大儒是否到過某地，對當地人而言自然是一件要極力「爭取」的事（類似的例子，就像希臘有七個城市都宣稱自己才是詩人荷馬的家鄉一樣）。朱熹在趙宋高孝光寧四朝時代，仕途上雖屢不得意，逝世後其提倡的道學還一度被當時政府斥為「偽學」，但到了崇拜朱熹著作的理宗登基之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理宗不但在寶慶年間給朱熹追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後改徽國公）、在淳祐年間又讓朱熹從祀孔廟。朱熹所註解的四書，也成為嗣後歷代開科取士的標準，其思想影響甚至及於日、韓等鄰國。到了清代康熙年間，朱熹又被提昇為儒門「十哲」之次……。筆者認為：就是這種「與名人發生關係」的心理驅力所致，使得在明初解智撰廟誌之前便有人偽造這首「次牧馬侯廟」詩，宣稱此詩係朱熹所作，以為朱熹曾蒞金之證。而時至今日，欲極力迴護辯稱此詩出於朱熹之手者仍不乏其人，連「硬拗」都在所不惜；楊樹清先生的文章就是一個例子。這一點，筆者打算放到本文最後再說，先談談別的。

　　前面筆者曾言，這首「次牧馬侯廟」詩，可能原本也不是描寫金門此地的作品。筆者的看法是如此的：例如「野饒稻黍輸王賦」這一句，所描寫的農作出產富庶景象，不僅是不符宋代的金門，連明初解智撰廟誌時也不可能以如此之句形容金門－－因為在明代嘉靖年間來任福建都轉運鹽使司轉運使之姜恩，在其所作「浯州場」詩中，尚稱金門之百姓為「鮮食編氓」（請參見筆者所撰「一首明代中葉的『浯州場』詩」一文）。所謂「鮮食」，典出「尚書．皐陶謨」中大禹之言：「暨益奏庶鮮食」，大禹這句話是說：他和益兩人在洪水大作之時，將魚鼈鳥獸等食物分給受災百姓。「鮮食」即魚鼈鳥獸等，因舜帝之時的水災淹沒農地，無法生產穀物，故只能以分送「鮮食」來賑災濟民。古人詩文中用上「鮮食」一詞，並不是那麼單純地指山產或海鮮，而是意謂因糧食穀物出產不足才會以「鮮食」來佐餐的。據姜恩之詩句，金門至明代中期穀物農作尚不足食用，在更早以前的時代，自然更稱不上能「野饒稻黍輸王賦」。而「帝基」一詞不符金門或同安的歷史，前面已經說過了。由這兩點來看，關於這首「次牧馬侯廟」詩之原始來源，筆者覺得有一種可能性：偽作者是取其更早以前某位官員「觀風」時吟詠其他「地接扶桑」的山東或江蘇、浙江一帶某座濱海地區廟宇的詩作，稍加改易，像換用「豐山」一詞，使之符合其造作此詩時金門牧馬侯廟週邊的地名，並稱此係朱熹之作；但還是因為其「乾坤大挪移」的功夫不到家，故留下了「野饒稻黍輸王賦，地接扶桑擁帝基」、以及「聖侯祠」這樣的破綻。若筆者的想法不錯，則要找到「次牧馬侯廟」詩的「原版」，可試從福建以北的鄰海省份著手；特別是曾有王朝定都所在的浙江和江蘇兩省，在這兩省的鄰海縣份去追查當地古人題詠的文獻記載，或許就能水落石出了。　　

　　－－對於「次牧馬侯廟」詩原係朱熹之外某人所作、甚至也非描寫金門此地景物這種想法，諒必是很難為堅持此詩乃朱熹所作者接受；但筆者馬上就可以舉出實際的例子，證明這種事是有可能的。說起來很遺憾：這個例子其實也不假外求，在金門本地就有。在決定要說出這個實例之前，筆者是猶豫了很久的，因為說出來後一定會讓不少人感到沮喪，甚且對筆者有所不滿。但筆者認為：真相總有一天是會顯現出來，筆者不言也會有別人揭穿，晚知道不如早知道；再者，這個不知已沿襲有多久的「誤會」，也該到了有人為之說分明的時候了。　　

　　談到與金門有關的前人詩文作品（不論是否是金門本地人所作），在現今文獻中舉得出來的最早的例子，就筆者所知見，是以被記為係唐代牧馬侯陳淵所作的「和善山院」一詩冠首。在八十年增修的「金門縣志」第一六一七頁「唐宋元詩選」列出的第一首便是此詩，洪春柳女士的「浯江詩話」一書也以此詩昉始，王先正先生等幾位老師們所合著「金門詩文歌謠選析」一書卷一「唐宋詩文選」，開頭也是此詩；其他見諸歷年來在報刊、書籍中被撰寫文章者引用，以迄於被列入現今金門本地學校鄉土教材的次數，多到不可勝數。此「和善山院」詩係唐代牧馬侯陳淵所作一事，從來就不曾被人質疑過，但筆者要說：這是個大誤會－－到底是誰造成這個誤會，筆者是不打算追溯，況且追出來也沒多大意義，且讓有興趣的人去對此發掘吧（假設在筆者說穿了之後還有人有興趣研究此詩的話）。據八十年增修版「金門縣志」第一六一七頁所載，這首詩內容如下：

　　　

　　　和善山院　　　　　　　　　　　　　　　　　　唐　陳淵

　　拄頤長劍上凌煙，自古功名亦偶然。鐘鼎山林俱不惡，一瓢吾欲盡吾年。 　　

　　筆者最初會想要研究這首詩，是由其詩題所引起的：照其題首曰「和」，則應該是有人先「唱」，也就是說，有某人先以「善山院」為題賦詩，之後才又有人依韻和詩－－原本筆者是想：如果能找到牧馬侯陳淵為之賦詩唱和的那一位前人是誰，或許可藉而考出更多有關陳淵的資料（兩人既有唱和之舉，則有可能是同時代且相熟識的朋友），但筆者用前面提到過的「全唐詩」全文檢索方式，找不到全唐詩詩題或文句中有「善山院」一詞出現，這第一個目的無法達成。筆者只得退而求其次，查唐代以後是否有人以「善山院」為題賦詩，這樣或許還可考出牧馬侯陳淵作此詩的「善山院」地點何在，以便進行進一步的追溯。這一查，問題就出來了，筆者發現：在清人厲鶚所輯「宋詩紀事」卷四十五所載宋代詩人中也有一位「陳淵」，而該卷中所列出他的詩作裡就有這麼一首詩：「題善山院」，內容和現今在金門流傳係牧馬侯陳淵所作的「和善山院」幾乎一模一樣。「宋詩紀事」中所載宋代「陳淵」的詩作如下：

　　　題善山院

　　拄頤長劍上凌煙，自古功名亦偶然。鍾鼎山林俱不惡，一瓢可飲盡吾年。（原書詩末有小字註明出處係「延平府志」） 　　

　　據「宋詩紀事」卷四十五對這位「陳淵」的介紹：「淵，字知默，初名漸，字幾叟。南劍州沙縣人。瓘之從孫。紹興五年賜進士出身，累遷右正言，終宗正少卿。有『默堂集』」。筆者另查「宋史」，列傳第一百三十五有陳淵傳記，略如下：他是宋代福建南劍州（明代改為延平府）沙縣人，紹興五年被舉薦充樞密院編修官，紹興七年又以直言極諫之士獲推舉，高宗召對後予以改官，並賜進士出身。紹興九年，陳淵除監察御史，不久昇為右正言，歷官期間曾對當時恩賞太濫情形進言，並在高宗召對時曾對程頤與王安石的學術異同發表他的見解。後來有一個鄭億年，是時任右僕射的秦檜之親黨，將要官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陳淵對此表示反對，因此人有「從賊之醜」，希望高宗不要給他復官。秦檜因此對陳淵看不順眼，將他改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陳淵因官銜犯了祖上的名諱而不受；將改官宗正少卿，又因另一個臣子何鑄反對而作罷。最後陳淵被改任為「主管台州崇道觀」，卒於紹興十五年。　　

　　瞭解這位宋代的「陳淵」生平之後，筆者去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中所收「嘉靖延平府志」，此志卷之二十所載該府順昌縣所遺宋代人吟詠作品中，果然載有陳淵的這首詩，是列在一位「許安仁」所作「題善山院」詩之後。這兩首詩在「嘉靖延平府志」內收錄的情形如下： 　　

　　　順昌縣　　

　　　宋　　　

　　　　題善山院　　　　　　　　　　　　　　　　許安仁

　　瓦爐栢子裊殘煙，午夢醒時一暢然。不悟功名負終老，荒山饑走又三年。　　　

　　　　次韻　　　　　　　　　　　　　　　　　　陳淵

　　拄頤長劍上凌煙，自古功名亦偶然。鍾鼎山林俱不惡，一瓢吾飲盡吾年。 　　

　　從兩詩用韻的相同與方志將之並列迻錄的情形來看，陳淵的詩作是對早先許安仁所作者的和詩。這位「許安仁」的生平資料，據「宋詩紀事」卷四十一提供的小傳如下：「許安仁，字仲山，襄邑人。晚以特奏名得官，調南劍州順昌尉。」至於「善山院」，據「嘉靖延平府志」卷之四對順昌縣「寺觀」的記載，在明時修志時即被列入已荒廢者，現今諒必是無從再探訪其遺跡了。　　

　　為了進一步瞭解這位宋代「陳淵」所作的這首詩，筆者尋訪他是否有個人的詩文集流傳（這個步驟是必要的，因為方志內著錄古人詩文有時考證不盡精詳，沒弄清楚前也不能排除把唐人作品誤繫為宋人所作的可能性；如果這位宋代「陳淵」的詩文集中不見有此詩，那它也還是有可能係唐代牧馬侯陳淵所作的）。這一查，筆者發現：宋人「陳淵」的著作倒也不難找，台版「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一三九冊便有其所著「默堂集」，在此集卷六之末果真載有一詩，與「金門縣志」所載牧馬侯陳淵所作「和善山院」內容幾近全同，但詩題不同。「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默堂集」中的這首詩如下：

　　

　　　交溪靜安院見許尉題壁次韻

　　柱頤脩劍上凌煙，自古功名亦偶然。鐘鼎山林俱不惡，一瓢吾欲盡餘年。 　　

　　為了怕四庫全書修纂者抄寫有誤，筆者又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借得這位宋人陳淵的「默堂先生文集」微卷（原書據序前小字註，係影寫清人徐乾學傳是樓所藏宋槧本，書前則有紹興十七年陳淵門人沈度所作序文、以及淳熙五年楊萬里序），結果此集卷六之末所載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默堂集」中所見者相同：

　　　交溪靜安院見許尉題壁次韻

　　柱頤脩劍上凌煙，自古功名亦偶然。鐘鼎山林俱不惡，一瓢吾欲盡餘年。 　　

　　從宋時所刻的陳淵「默堂集」影寫本來看，他所題詠之處原是名為「靜安院」，後來才改稱「善山院」，「嘉靖延平府志」的修纂者可能是不明或不想叨敘該院更名的過程，故就依更改過的院名來記載許安仁的詩題、進而導致陳淵此詩詩題也被後人更改了；至於「交溪」當是順昌縣下的地名，為靜安院所在地；而「許尉」，不消說是指官任順昌縣尉的許安仁了。但，「嘉靖延平府志」中在許安仁「題善山院」詩之後，僅是以「次韻」來稱陳淵的詩題，那又是從何時開始，陳淵的這首詩被改題為「和善山院」的？迻錄宋人陳淵此詩時稱其為「和善山院」者，目前筆者找到有四庫全書本「福建通志」卷七十八是如此；但有沒有更早的例子還需再研究。至於此詩在各書間出現時的用字差異，諒係因輾轉傳抄而生，無需多論（不過若有人想探究當初這首詩是被哪本書收錄，以致後來被人誤認係牧馬侯所作的話，這種用字差異倒可作為追溯的線索）。　　　

　　總之，這首長久以來被傳為係唐時牧馬侯陳淵所作的「和善山院」一詩，現今可以斷定作者是另有其人：生值南北宋之交的福建沙縣人陳淵，在南宋時刊刻他的文集即中載有此詩，乃是對早先順昌縣尉許安仁於靜安院壁上所題詩作的唱和，所吟詠之地點亦與金門一點都不相關。這首詩之所以會被誤當作是「開浯恩主」陳淵所作，可想而知，「同名同姓」是最大的原因；但到底是在怎麼樣的情況下造成這種誤會的？筆者不是「始作俑者」，只能這樣揣測：可能是過去某位蒐集與金門地區有關之古人詩文的工作者，在某一本舊時刊印福建地區的詩文選集中發現了竟有題為「陳淵」所作的「和善山院」詩，而其所據之書內又沒有對作品的作者提供生平資料；這位苦心蒐集文獻的前輩乍見此詩，在一時大喜過望之下，沒有進一步去想想「同名同姓」的可能，就把這首詩當成是牧馬侯陳淵所作的，並將之介紹、以迄流傳至今……。對於這位前輩者造成的「誤會」，筆者沒有一點責難之意；但由這個例子可以見出：在進行爬梳蒐羅古人文獻的工作時，多一分小心總是好的。　　

　　既說到了「和善山院」這首詩，雖然已知它並非出於牧馬侯之手，也不妨略作解析，而要理解這首詩，關鍵全在第一句開頭四個字「柱頤脩劍」。古人作詩常有用典，「柱頤脩劍」典出「戰國策．齊策」中的「田單將攻狄」這一段：田單在擊破燕國率領的多國聯軍，收復齊國全境之後，被封為「安平君」。有一次，田單將率兵攻打狄人之前，去會見魯仲子，不料魯仲子劈頭就對田單說，他這一戰將無法取勝。田單認為自己過去僅憑即墨與莒城的單薄兵力尚且能復國，現在豈有收拾不了狄人的道理？於是他也沒請教人家為何這麼說，上車就走了。當田單與狄人開仗後，果然戰事不利，拖了三個月都還不能取勝。齊國國內開始有人質疑田單的能力，齊國的兒童們甚且傳唱一首歌謠，譏刺田單的軍隊呆坐陣地內的景況：「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這時田單也著急了，因為戰事久久不能解決，徒耗糧草人力，即便「安平君」也有受譴的可能，他這才又去請教魯仲子當初斷言其不能取勝的道理何在……故事就說到這裡。戰國策所載「修劍拄頤」四字：修，即脩，長也。拄，有支撐之意，與柱可互通。頤，可解為臉頰，但在此當指下頷下巴之意。四個字合起來，是形容士兵握劍坐著，把下巴擱在劍柄頭上，打個比方，就像個帶手杖的老頭子坐在公園裡發呆時會擺出的姿勢，一副無所作為的模樣。陳淵詩作的第一句「柱頤脩劍上凌煙」，意謂實際上庸碌無能之人也有可能獲取功名，得以名列像唐太宗陳列功臣圖像贊語的「凌煙閣」中；因為世上就是有這樣沒道理的事，所以有「自古功名亦偶然」之句（相對地，打拼個半死的人，也可能默默無聞得不到讚賞與酬庸）。而陳淵自己對功名的看法，是「鐘鼎山林俱不惡」，無論是身居廟堂或退處山林都能自適自在；要之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飲，「一瓢吾欲盡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