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伯」匾、「道南書院錄」與「大禮議」－－關於黃偉的文獻拾遺 . 之一

「邦伯」匾、「道南書院錄」與「大禮議」－－

關於黃偉的文獻拾遺 . 之一

19, Aug 2010 09:10

羅元信

       追溯金門出身之歷代賢良人物，以治事安民聞者有之、以武功勳烈流芳者有之；忠義節孝，宦績文藝，人才蔚然，值得傳頌者多矣。然其中又有佼佼者，如以文章揚世之許獬、以武勳封伯之洪旭，以及因品行道德而為表率之黃偉；此三人不僅生時有名，卒後且於鄉里獲立祠奉祀，所受景仰歷久不輟。而這三位比較起來，黃偉雖不若許獬以制藝名動天下、也不像洪旭曾是身繫邦國安危之重臣，但歷來論人品修養，堪稱完人者，在金門向推其為第一。士人立身處世，不論在朝在野，品行修養總為基本；黃偉以一生清白自勵而由人成神，久享馨香，可謂實至名歸，洵不虛矣。

　　關於黃偉一生之事蹟與傳說，歷來為文傳述者已多，但追溯所據源頭，大抵不出數端而已。侷於其生時久遠，記載有限，今人於黃偉所知所識，難免受限。於此，筆者欲藉更多文獻來源，對於與黃偉有關之「邦伯」匾、「道南書院錄」一書，以及「大禮議」事件等作一考述；關於此三項物、事，或舊有說法不確不詳，或是前所未及，皆有待釐清與介紹。筆者不揣綿薄，但祈有裨於今人對黃偉這位「品德完人」之瞭解。

一、是誰題獻「邦伯」匾？

　　關於現今黃偉在金門的遺蹟，除了年前修繕完成的「黃偉墓古蹟群」之外，尚有位於後水頭村內的黃偉故居、以及在後浦頭村虎嘯橋前的慈德宮。而在後面二者之間，卻有一項物事，存在著仍難以釐清的糾結；這件物事，便是現今後水頭村內黃偉故居門楣上的「邦伯」石匾。在筆者現今能寓目到的文獻中，最早也僅能追溯到民國六十一年六月出版之「金門先賢錄」第二、三輯，在此書「五、黃逸所品德完人」部份之「乙、遺蹟考證」中，關於黃偉故宅以及「邦伯」匾的當年情形，記載如下：

黃偉故宅：在後水頭村東南隅，原為三進巨宅，地基石階尚存，宅已坍毀，僅存最後一小間，俗稱慈德宮，祀黃偉神位，門額嵌一石匾，寬約四尺，高尺許，上鐫「邦伯」兩大字，旁鐫「永思」二小字，傳係黃偉在松江府任上所拔之門生金貴享，後任福建巡按，時黃偉家居，金特來鄉謁訪，題匾敬獻，又題「理學正宗」一匾，懸於偉家廳堂，今已失其所在。

　　－－這段記載不長，內容似也無含混不清之處，但和現存的景物比對，其中便出現了問題。首先：當年撰寫編纂「金門先賢錄」的先進們，似是將在後水頭村內的黃偉故居、以及在後浦頭的慈德宮給視為同一，謂黃偉故居「俗稱慈德宮」；當年的撰稿者，要實地勘查有關黃偉的遺蹟應不致有何困難，會造成這樣的混淆，實令人感到不解。但問題還不僅於此：現今後水頭村黃偉故居舊址的門楣上，雖也嵌著一面鐫有「邦伯」兩大字的石匾，但寬度頂多二尺餘，不到四尺；即便當年「金門先賢錄」的撰寫者僅以目測，沒真正用尺度量，也不該誤差如許。再者，石匾上的鐫字也不同：「金門先賢錄」稱「邦伯」兩大字旁是鐫「永思」二小字，但如今後水頭村黃偉故居舊址的石匾，「邦伯」的右端是直刻小字「巡按福建御史立」，左端則刻「嘉靖辛丑冬」，並沒有「永思」字跡－－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謂滄海桑田，不僅是自然山川之變，人文景觀的變異程度亦不於下造化。面對舊時記載與現存物事的差異，中間又缺乏縷敘沿革的文獻，除非有使時光倒流之能，才可回到過去一窺究竟；否則也只能依靠現有的材料，去推敲出個誤差難以估算的揣測了。關於現存「邦伯」石匾與舊時的「原物」，到底為何會出現變異的問題，筆者打算放到稍後再論；先要作的是，追溯一切問題的開端：這「邦伯」二字，究竟當初是誰題獻給黃偉的？

　　關於此事，過去「金門先賢錄」已記下了舊時說法：「傳係黃偉在松江府任上所拔之門生金貴享，後任福建巡按，時黃偉家居，金特來鄉謁訪，題匾敬獻」。但這段傳說中，其實訛誤不少。像民國九十一年出版的「金門縣縣定古蹟慈德宮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一書中即已指出：「嘉靖辛丑係嘉靖二十年（西元一五四一年），時黃偉已過世三年多，故顯然上述說法有誤，另金賁亨誤作金貴享。」（見該書1-17頁）。過去的研究，已糾正傳說中石匾係黃偉生時即已獻上的說法，並把「金貴享」更正為「金賁亨」（考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未悉是哪位先進首見此點？）。但在此之外，舊時傳說的誤差仍是不小－－這位「金賁亨」，真的是黃偉的學生、且曾以巡按身分來到福建嗎？

　　按：金賁亨，字汝白，號「一所」，浙江省台州府臨海縣人（金賁亨的高祖福德少年喪父，其母改嫁高姓，故金賁亨自應試到出仕後很久都還姓「高」，到後來上疏皇帝說明緣由，才准其回復「金」姓）。據清修「臨海縣志」卷十九「人物．名臣」部份所載，金賁亨於正德丁卯（二年，西元1507）成舉人，嗣後於正德甲戌（九年，西元1514）中進士；金賁亨與黃偉是同榜考上進士的「同年友」，他並非黃偉的門生，其仕途也無黃偉可予提拔之處。又：金賁亨確曾來福建為官，不過並不是以巡按御史身分，而是專管一省府州縣學校事務的「提學副使」（屬「按察使」下之提督學校官，又稱「提學憲臣」，簡稱「督學」、「提學官」）。在「臨海縣志」與其他明人為金賁亨撰寫的傳記中，雖未明確記載他到福建當督學的期間，但「明世宗實錄」嘉靖七年（戊子，西元1528）十月乙卯（十七）日有載：「僉事高賁亨（即金賁亨）為福建副使，提調學校。」而在金賁亨自撰的「道南書院錄序」一文中亦言：「嘉靖己丑（八年，西元1529），賁亨董閩學事」；可知他來福建當督學是自嘉靖八年起。至於其蒞任的期間，據「臨海縣志」敘述他當福建督學段落之末有言：「逾年，復以督學改江西」；故金賁亨實際只在福建任職年餘便調動了。在福建任職之後，「臨海縣志」只記金賁亨在江西提學副使任上辭官告歸，嗣後便不再出仕。在「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十五、以及「兩浙名賢錄」卷四的金賁亨傳記中，亦皆言其「歷官江西提學副使」。綜上三處，金賁亨之宦歷是至江西督學為止。要之，金賁亨是在嘉靖八年至九年間至福建擔任提學副使，嗣後並未因其他公職而來閩，履歷中並無出任福建巡按這一項－－自然，現今在後水頭村內黃偉故居門楣上那面鐫有「邦伯」兩大字，以及「巡按福建御史立」、「嘉靖辛丑冬」小字的石匾，便不可能是金賁亨所題獻的，因為時間和官銜都不符（雖舊時金門本地相傳黃偉與金賁亨之間關係的說法，並不正確，但黃偉與金賁亨確實是好友；這部份留待下節再述）。不消說，在嘉靖二十年題獻「邦伯」二字予黃偉的福建巡按，必是另有其人。

　　關於明代之巡按御史，即便是歷朝皇帝之「實錄」，也不見得都有一一詳載其派遣時地。但靠了不同文獻間的排比，還是可找出特定時地的巡按為誰。嘉靖十九年是各省舉行鄉試之年，在明人田汝成所撰「福建鄉試錄序」一文中有言：「嘉靖十有九年，福建舉貢士之典……於是巡按御史王瑛奉詔展采……。」（見田汝成「田叔禾小集」卷一）。另明人歐大任為王瑛所撰「監察御史王公傳」中，亦言王瑛是於「庚子（嘉靖十九年，西元1540），出按八閩」（見歐大任「歐虞部集」文集卷十五）。嗣後，「明世宗實錄」嘉靖二十年三月丙申（十）日記載，在朝廷命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戴時宗回都察院後，「未幾，巡按御史福建王瑛論劾時宗貪濫不法，宜罷。」，於是世宗下詔令戴時宗「回籍聽勘」。可知嘉靖二十年時的福建巡按確是王瑛。至於王瑛何時卸任，筆者找不到明確記載，僅知「明世宗實錄」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的記錄中提到的福建巡按，已經是「徐宗魯」，王瑛當是在此之前便交卸差使。雖然在後水頭村黃偉故居門楣上的「邦伯」石匾，於「巡按福建御史立」這行小字中並無姓名，但從前引的文獻中可知，這位王瑛才是為黃偉題獻「邦伯」二字之人。

       關於王瑛的生平，除了前述歐大任所撰小傳，另明人馮時可曾為其撰寫「監察御史王公瑛墓道碑銘」，現綜合兩者略敘如下：王瑛，字汝玉，江蘇無錫縣人，別號「石沙」或「石沙山人」。他早年即聰穎出眾，曾從一位邊姓進士受學；但邊進士甚讚其文采，竟辭卻不敢自居其師。王瑛於嘉靖元年（1522）參加應天鄉試中舉，但接下來三次參加會試不第，便於山中結廬發憤讀書，終在嘉靖十一年（1532）高中進士。王瑛及第後，最初在吏部試用，之後獲授官太常博士。此時正值世宗「興禮樂，隆諸祀」，王瑛在制定諸般典禮中的意見頗受見重；其後世宗一度欲出京南巡，王瑛與其他同事聯名上疏勸阻，終使這項勞師動眾之舉中輟。嗣後王瑛獲擢為監察御史，奉敕督理河北、山東、河南等地馬政，成效卓然。至嘉靖十九年，王瑛出任福建巡按，在閩亦多所舉措，其治績有「懲官邪，重民命，獎恬退，禁汰侈，崇教化，旌孝烈，清寺田以補虛糧，復驛傳以蘇疲邑」，並曾力阻朝廷欲在福建採礦之議，貢獻良多。但王瑛的宦歷，也僅至福建巡按為止；因其在閩時觸忤貴人，導致對方在朝中的奧援詆譭排擠，當王瑛任滿回京繳旨時，將他外派到貴州黎平當知府的任官令已在等著了。王瑛心知是有人要將他踢到西南省得在京城礙眼，於是毅然辭官；回鄉後以逍遙山水、吟詩結社自娛；晚年逢倭寇侵擾，他還捐出家貲協助修繕城牆，自己也參與施工，為保障鄉里出力。其後王瑛於嘉靖三十六年去世，享年六十二歲。

       由王瑛的里籍、仕進歷宦時間等來看，他的一生中，與黃偉並無交集之處，當是素不相識。但除了王瑛擔任福建巡按的時間，與「嘉靖辛丑冬」符合之外，還有一個原因，亦使筆者相信他是為黃偉題匾之人：因為王瑛在福建時，不止一次送出這「邦伯」二字；不僅舊屬同安的金門有之，在同安旁邊的南安縣也有－－據1993年大陸福建省南安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之「南安縣志」第753、754頁載，該縣於今尚存有一「邦伯坊：在石井鎮郭前村頂鄉小路，為明嘉靖十一年（1532）進士、戶部郎中轉授雲南知府鄭普立。嘉靖四十四年（1565）重修，坊高5.2米，寬6.2米，石構歇山頂，四柱三間，橫眉一面刻“邦伯”二字，另一面刻“地卿”二字，兩邊刻“巡按福建監察使王瑛立”及“泉州知府萬慶、南安縣知縣甘宮重修”。保存較好。」（筆者按：此志中記王瑛自署「巡按福建監察使」，恐係有誤，當作「監察御史」；但不知是現代修志者繕打錯誤，亦或後世修坊者重鐫時出錯）。

據民國四年南安人戴希朱所總纂之「南安縣志」卷之二十九「人物志之五」所載，鄭普，字汝德，號海亭，嘉靖十年中舉、十一年成進士。初授無錫知縣，因治績良好而獲得長官交相薦譽。在無錫縣任滿之後，鄭普改官南京戶部主事，再遷員外郎、郎中，之後被擢為雲南府知府。但鄭普尚未赴任之前，便因父喪回鄉守制，服滿後又因侍母不忍離家就官，一直到其母亦病卒、服喪完畢，鄭普才起程赴京準備再入仕途，但半路便身故，得年僅五十六。由鄭普的生平來看，王瑛之所以會為他立坊表彰，是有些緣故：鄭普與王瑛是同榜進士，可能在剛登第後便已結識；而鄭普仕途的第一站，又是在王瑛的家鄉無錫當知縣，其治績獲好評（據清光緒七年刊本「無錫金匱縣志」卷十八「名宦」部份所載，稱鄭普在無錫「為治清明，民不敢欺。」）。基於這些淵源，王瑛在以巡按身分來到這位同榜的家鄉時，便以立坊的方式為之旌表，也算代無錫百姓向這位昔日的父母官致敬，其來有自。

       敘過「邦伯」的題獻者，現在回到黃偉故居現存石匾，與民國六十一年版「金門先賢錄」所描述有所不同的問題。以南安縣有王瑛為鄭普所立「邦伯坊」的情形來看，當年王瑛為黃偉題獻「邦伯」二字，原意該是欲為黃偉也立個「邦伯坊」，只是這個好意後來沒能依樣實現（在離黃偉時代較近的文獻，如「滄海紀遺」與萬曆四十年版「泉州府志」，均未提到有王瑛為黃偉所立「邦伯坊」的存在）。因明代官俸微薄，王瑛的好意應只是「秀才人情」，至於實踐得靠黃偉家族去發落。然黃偉生前居官清廉，家族亦非富饒；而建坊之石材、刻工等等，可不是一筆小錢。在黃偉卒後數年王瑛題獻「邦伯」之時，其家族諒是囿於力有未逮，才決定以簡化的方式來用上這「邦伯」二字。

黃偉的故居，傳說原為三進宅第。據「金門縣縣定古蹟慈德宮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一書所載黃金墻先生的說法：「邦伯」匾原嵌於黃偉故宅第一進門額，惟宅第年久失修而坍毀，原在前落的邦伯匾才被移置於第三落門額上。筆者推測：當年王瑛題獻「邦伯」二字之後，黃偉家族可能因財力不足造坊，於是仿牌坊的形式，在宅第的第一進門額上嵌上四尺石匾，鐫以「邦伯」及「永思」；並在門前兩側鐫上「巡按福建御史立」與「嘉靖辛丑冬」等字樣（就像獻牌坊者的署名與日期所在）。當年撰寫「金門先賢錄」之先進所聞所記者，應便是這般狀態（但沒記下大門兩側的題獻者官銜與日期）。惟後來三進宅第的前面大部坍毀，原先的四尺石匾也損壞，因此才會在第三落的門額上另嵌一尺寸較小的「邦伯」石匾，略去「永思」，而將原先大門兩側的「巡按福建御史立」與「嘉靖辛丑冬」等字樣一併刻上－－這是筆者推測的源流經過；因為石匾是不可能自己縮水的，會變小的原因，就只有「重鐫」了。

要之，王瑛會在黃偉卒後為之立「邦伯」匾，當是因由福建地方人士口中風聞同安曾有這麼一位德行君子、足為表率，便以巡按之尊為其旌揚；以其與黃偉並無關聯來看，是純出於對黃偉人品的仰慕而為，亦可見出黃偉當年的聲名之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