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藝文拾零．叁
－－關於太監張慶
羅元信
多年之後，筆者回顧自己對於研究金門文史的興趣，最早是緣於民國八十四年底在報紙上看到：青嶼村村民欲向軍方討回緊鄰海域之「草嶼」、聲稱該嶼係明代賜頒給該村出身之太監張敏族人之「封地」，因而引起筆者一探究竟的興趣，並寫成「有關青嶼張敏的史料」，次年初發表在「浯江副刊」。嗣後因張榮強與郭堯齡兩位老先生有所回應，筆者又再寫了「關於『青嶼張敏』史料再考」。從那時到今天，一晃竟也將廿年了。筆者由還在校園的學生成了中年人，張、郭兩位老先生也已謝世好幾年。在筆者寫完「再考」之後，張榮強老 先生猶有回應，甚且後來還產生了「鄉先賢張敏重恩堂集等史料及被誣吞金及諸事項特輯」以及嗣後之「續輯」等書。不過筆者那時已有些倦於再作回應：一方面是筆者開始撰寫「金門藝文訪佚」這個後來累積到幾十萬字以上的長篇，且開始對其他金門出身古人若陳昌文、黃華秀、「御殿總提督」等等之生平行事進行研究，因而拋開過去原本感興趣的題目。另一個原因則是，由張榮強老 先生的回應筆法，筆者明白：和張榮強老 先生「認真」，說實在是一件不太有意義的事，以故放手。經過這麼多年，筆者在蒐羅有關諸多金門古人的文獻，雖也間或碰到一些出身青嶼村之張氏族人文獻，也作了介紹，但對於最初的那個題目，也就是「張敏」在保護幼年時期的明孝宗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張敏、張慶、張本三個太監乃至與彼等同時張氏族人得官者的形象，筆者一直沒再去多碰觸。然雖未動手，依舊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筆者還是一直在留意相關的文獻；或許等到有一天，筆者覺得不太可能再出現什麼前所未見的史料載記時，就會去把「有關青嶼張敏的史料」再重寫一次。至於現下，筆者就僅將近年間找到的一些關於太監張慶的文獻介紹出來。近聞青嶼張氏族人中，有人緣於大陸「福建南靖明太監墓整修 ／將開闢成景點」這條新聞、也提議想將「張敏衣冠塚及青嶼村落」闢為觀光景點－－若這個點子能夠做得起來，那麼以下這幾篇文章，或許也可在一個園區該有的文獻陳列之處佔個位子。筆者罕有與人文筆對仗，這點心意，就算是紀念與張榮強老 先生的兩度交鋒吧。
在以下筆者要全文抄出介紹的四篇文章，都是由杭州地區的志書中檢得，其主題則都是與「營造」有關：一篇是學校，另三篇則是佛寺道觀。地域上的集中，不消說是因杭州便是該省首邑、也是張慶奉敕鎮守浙江的居處所在，因而在此地最易找到其行跡所遺。見於學校與寺觀的記錄，因為這兩類建築在中國有規模的古城市中係不可或缺的部分；其興修過程大多少不得要找當時的知名之士為文以誌、進而鐫刻樹碑，且這些文字往往都會為志書迻錄，因而能保存至今（撰文者之文集、或原碑可能早已不存）。從這些文章的存在，可以見出當年張慶在浙江（尤其是在杭州）有不可小覤的影響力－－即便這些興修工程不是張慶自己首倡動工，但為文誌記者總得要將這份榮耀歸之於「趙孟」，原因無他：若是「公公」高興、指示全力辦理甚或湊份子襄贊，一切工程事務便能加速進行，水到渠成；但若輕忽了權貴總想包攬大小事、「威福必由己出」這一點，而在文章中踈漏忘提一筆導致「公公」不悅，那撰文者日後勢必「前途不光明」。好比像杭州府府學重建尊經閣這回事，首先倡議者是當地出身的狀元李旻，但在吳伯通的記文裡，開頭便曰此事「命臣鎮守太監張公實主之」，在文末又強調曰：「公，天子內臣也，乃知尊經……是大可嘉也。士乎！寧不為之顏厚？」－－明明此事是「士人」首倡，但要付諸實行，就不得不由權貴「主之」；這中間的眉眉角角，在任何時代的政治場合中都可見之。而由這些記文中，亦可見出張慶之「善體上意」：例如為杭州西山上天竺大講寺重建觀音後殿一事，一開始是明憲宗「出內帑白金，以為茲寺營修之助」，結果當時「適後殿傾圮」，張慶便於此時「首捐祿資，仰副 上意」、幫著把初時憲宗沒估計在內的部份補上（撰此「重建觀音後殿記」之翰林院編修江瀾曰：「皇上加惠乎大士；而親貴守臣又能克體 上命，茂厥駿功」；但這些「祿資」真是純出於張慶本人之俸祿、抑或別有來源？不可考也）。張慶之能於浙江久鎮多年而不移易，在這些地方能討人主歡心，諒是其固位要訣之一。
在以下筆者要迻錄出的幾篇文章中，有些地方撰文者可謂是「熱情洋溢」，不憚於堆砌辭澡、極力褒美在張慶鎮守浙江時的種種「治績」。除了上面提過的吳伯通稱美張慶以一太監而「乃知尊經，度越士流遠哉（比士人之流強得多）」，撰寫「重修淨慈禪寺碑記」之朱鏞更是在文章起首便「開宗明義」曰：「欽差兩浙總鎮太監張公，以碩德雅望，臨蒞茲土，奸宄潛息，而雨暘時若；士民樂業，而穀粟以登。皡皡熙熙，復還曩古盛治。」－－對於這些褒美之辭，筆者得說：當成「場面話」瞧瞧就可以、用不著太過認真看待；因為類似的話在類同的情境必然出現，當一篇文章之作牽涉到「鎮守太監」時，有幸被指派來撰寫者，自然少不得要勉力巴結。譬如：筆者是在「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七檢得翰林院編修江瀾為該寺所作「重建觀音後殿記」，而在同卷江瀾的記文之前，便有另兩篇文章也是為同一處奉祀觀音之「正殿」而作。一篇是「浙江學政吳江趙寬」所撰「重修上天竺靈感觀音寺記」，其中便有云：「大明弘治中，內府司監麥公（筆者按：應指太監麥秀。據明武宗毅皇帝實錄卷之十四、正德元年六月己酉朔日記載有「鎮守浙江麥秀」一語。），奉命鎮于茲。興四民之利，奠百神之居。嚴兵衛，繕城堠，通津梁。綱維賁飾，以輔太平之治，燦然明備……。」另一篇「南京大理寺卿仁和夏時正」所撰「上天竺修造記」，也是從一開頭便云：「欽差鎮守浙江司設監太監李公義忠，勤篤厚允，為聖天子心膂親信之臣。惟聖天子心有黎元，視遠伊邇，故用輟公侍從朝夕，而寄之以監督藩維之重。公忠勤奉國，篤厚臨民。一飯不敢忘君、一念一慮衡在民……。」而前面提到作「重建觀音後殿記」之江瀾，在文中雖有稱美張慶「能克體 上命，茂厥駿功」，但他所作的另一篇文章「重修淨慈禪寺記」中，一樣也讚揚繼張慶之後來任的「太監麥公（筆者按：應即為上文提到的麥秀）」，在鎮臨浙江時「威行惠洽，人和歲豐」－－詞彙雖有不同，但不過就是同一套話翻新樣說說：這位「鎮守太監」是如何受皇上寵信，如何愛民親民、為民謀福利等等。念及「欽差鎮守太監」的威勢、加上寺院修繕時這些「公公」往往又是「大施主」，撰記者自然順勢好好奉承一番。若要把這些場面話當真，是無法瞭解鎮守太監十之八九便是「民瘼」來由之真相的。
有關這幾篇涉及太監張慶的文章，還有一點是筆者得先說明的：這幾篇文章本身都未直言其中的「張公」便是太監張慶。筆者之所以知與張慶有關，像「杭州府志」中所載「重建尊經閣記」，是因該志關於府學的重修記載中有提到張慶；另三篇有關佛寺道觀修建之文章，筆者是由其年代而斷定的。據已故張榮強老 先生所修「金門青嶼社張氏重恩堂集及族系譜圖等專輯」中載，張慶是於成化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得敕前往「鎮守浙江地方」（見「專輯」第66頁）；而筆者過去曾在「明孝宗實錄」弘治八年九月癸卯日關於進士高臺上奏的記載中見有提到「先是浙江鎮守太監張慶以病取回」之語，故可知張慶在浙之大約時期。另三篇有關佛寺道觀修建之文章中雖僅云「欽差兩浙總鎮太監張公」而未道其名字，但寫成時間都在張慶蒞浙時段內，筆者也未見「實錄」或其他載記稱同時段中有其他張姓太監奉敕鎮浙江，故可相信是不會錯的。以下，筆者就將這幾篇文章逐一介紹。
第一篇，由浙江提學副使吳伯通作、為杭州府府學而撰之「重建尊經閣記」，見於萬曆刻本「杭州府志」卷之四十「學校上．府學」部分載。在此文開頭有云，成化廿一年杭州府知府張縉曾修葺府學，當時由大理卿夏時正作記；嗣後「弘治六年，鎮守大（太）監張慶以尊經閣歲久傾圮，屬縉重修之，甃宋高宗御製贊并李伯時所繪像于閣之北壁，提學副使吳伯通為記。」這篇碑記，在民國十一年「杭州府志」卷九十六亦有引「武林訪碑錄」之載曰：「杭州府學復建尊經閣記，宏（弘）治六年吳伯通撰，閻仲宇書，王華篆。」據萬曆「杭州府志」卷之六十二載，「閻仲宇，字參甫，陜西隴州人，成化乙未（十一年）進士，弘治初擢浙江按察使」。至於「王華」，據四庫本「浙江通志」卷一百十八載，弘治年間有一位提刑按察司僉事「王華，字廷光，南城人」，應即是此人。但此碑目前是否尚存於世或是否有拓本，筆者還沒能查到。關於撰寫記文之吳伯通，據民國十一年本「杭州府志」卷一百十九之載云：「吳伯通，字原明，廣安州人，天順四年進士，宏（弘）治三年擢浙江提學副使，嚴立科條以督諸士，諸士亦嚴事之；甄別精當，善獎進人，如胡世甯、孫燧、秦從簡輩皆識拔於疇伍中，以國器期之，後皆樹忠節，以功德知名當世。」依據「杭州府志」的記載，吳伯通在浙江當提學副使時，地方上的生員中後來出了些知名之輩，因此他被視為有宦績可道之賢能官員；不過離開浙江之後，吳伯通的風評便驟然低落了－－據「明孝宗實錄」載，吳伯通於弘治九年四月由浙江按察司副使晉陞為雲南按察使，但到了弘治十年正月間，在都給事中李源上疏列舉天下不稱職官員的名單中，吳伯通便被列入「才力不及」之一員；李源並稱他所列舉的這些人，「皆公論所不與」，希望孝宗讓他們致仕或調任，而約當同時間十三道監察御史凃史等人的上疏中，則是稱吳伯通「老懦無為，例應致仕」。因有都給事中與十三道監察御史的劾奏，吳伯通於弘治十年二月被調任為貴州按察使。可過了還不到兩年，弘治十一年十二月間南京兵科給事中楊濂、雲南道監察御史李情等奏舉天下賢不肖官員的上疏裡面，吳伯通又被列入「不職」之二十四人之一；孝宗則對楊濂等人的上疏裁定：「汝等仍會官從公考察，不許枉人。」最後到了弘治十二年正月，吏部會都察院考察天下官員結果之疏奏上，才決定讓吳伯通以「年老有疾例」致仕－－不過短短三年，吳伯通便因屢次被劾，最後回家吃自己；這令人很難不想到：過去吳伯通在浙江時的平安無事、是否是緣於「有力人士」的照護而未被動搖？觀其「重建尊經閣記」中對「鎮守太監張公」的極力褒美，此種可能性有跡可循。吳伯通之記文如下：
重建尊經閣記
杭學之復建尊經閣也， 命臣鎮守太監張公實主之。夫閣何為者也？昔我 太宗皇帝，思法古帝王以道治天下，用光 太祖皇帝之洪基於億萬年，以謂帝王之道載諸經，乃命儒臣編修五經四書集傳，註為大全；又輯諸儒成書格言，為性理大全書，頒布天下學校。俾為師者以是教，為弟子者由是學焉。庶幾天下士皆得聞大道、為良才，而賴其用以輔世治民也。於是古昔聖賢傳道之書始徧天下，而文教覃敷矣。當是時，藩臬郡縣臣，欽奉德意，所在學校，多為樓閣以藏賜書，而題之曰「尊經」，茲閣之所為建也。杭學之有閣，其昉於是時乎？成化中，閣以久且敝，守拆而將更新之，尋以事罷去；閣遂廢，廢而莫或有舉之者。弘治初，公光膺洊命，仍總鎮兩浙，方思篤棐新化。而郡人甲辰殿元李 君子陽適家居間，因告之故，請復之。公欣然若曰：「仰承 祖宗德意，宣德教、淑士心、定民志，以寧靖於海邦，守臣首事也。可後乎？」遂屬其事于杭守晉陽張公朝用，俾輟他務。發府藏金若干兩，市材于南北，既具，乃卜，乃選幕官才者督工。徒拓舊址而廣之，作樓六楹，其間五。經始于辛亥（明孝宗弘治四年，西元1491）秋，至壬子春工告訖功。其成也，崇高闓裕，氣勢巍然，與南山對峙為賓主，登之可以遠眺望而豁心神。爰置庋焉，捧賜書而藏之，俾學之師率其弟子員，旦晝登而啟卷講授于中焉。仍取舊題，榜之「南榮」。既成之明年（筆者按：弘治六年癸丑，西元1493），憲長楊公惟高進為方伯，修禮于學，登樓有感，謂：「我輩承宣德化于茲，學之廢興，乃吾輩職事也；不能事事而賴公以成功，其善可泯耶？子宜記之，以承厥美。」伯通職專文學，不得辭，乃為次敘其本末，記諸石。進師生而語之曰：「閣以藏經也，經以載道也；閣名『尊經』者，尊道也。夫道也者，生天地、生萬物者也，其尊蓋無對焉。而人也者，萬物之靈、天地之心也，生於道而體夫道者也。古之人有賢人聖人，皆身心斯道者也；其才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其吐於詞、發於事業者，皆可以為天下後世常法；其載於書則謂之經。故曰經以載道也。道無不在，在經，則人尊經，即尊道也。然道在經而尊之以閣也，道由在外也；窮經而明道，恭敬奉持而著之心、體之身，斯為真能尊經者，道在我矣。道在我，則身脩而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雖極至於天地位、萬物育，皆其功能也。斯不亦聖賢之才乎？有天下者，得是才而用之，其澤覆斯世，當何如哉？觀於三代之盛可知已。我祖宗列聖教天下士以經，而常需其用，深意不在此乎？欽斯！承斯！閣而藏之，知尊經矣，尊經則尊道矣，非臣職所當然乎？士學而仕，知其職者，蓋亦希矣！公，天子內臣也，乃知尊經，度越士流遠哉？其尤難得也，是大可嘉也。士乎！寧不為之顏厚？」
關於本文中用典與需註釋處，略述於下：
昔我 太宗皇帝……乃命儒臣編修五經四書集傳，註為大全；又輯諸儒成書格言，為性理大全書，頒布天下學校：據「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十五載，明成祖永樂十二年（西元1414）十一月，成祖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總纂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聚集朝臣教官等文學之士開館修書。次年九月書成，成祖親為之序，命頒於東宮及諸王諸大臣，復頒於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篤棐新化：「篤棐」出「尚書．君奭」中周公告誡召公之語：「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意謂因有官員誠懇地輔佐周公召公二人，他們才能有今日的幸福。篤，誠懇；棐，即輔。新化：謂明孝宗初登基將推行之政道教化。
郡人甲辰殿元李 君子陽：李 君子陽，即李旻，字子陽，浙江錢塘人。據嘉靖四十年刊本「浙江通志」載，李旻係成化二十年狀元，初授翰林院修撰，歷官南北兩京國子監祭酒（校長），終官南京吏部侍郎。
杭守晉陽張公朝用：張公朝用，即張縉，字朝用，山西省太原府陽曲縣人。據道光二十三年「陽曲縣志」卷十三「人物列傳」載，張縉係成化己丑（五年，西元1469）進士，曾任鈞州及滄州知州、南京工部郎中，在杭州府知府任上曾「節縮浮費，省民錢十餘萬」，後歷官山東參政、通政司右通政等多項職務，曾一度因不附權宦劉瑾而下詔獄甚至除籍（失去功名），但劉瑾垮台後張縉仍再被起用，最終於晉昇南京戶部尚書後致仕里居，卒於八十三歲。
崇高闓裕：闓有開、明之意。謂重建之尊經閣挑高寬敞。
憲長楊公惟高進為方伯：楊公惟高，即楊峻，字惟高，江西進賢縣人，明憲宗成化二年（1466）進士，歷官丹徒知縣、監察御史、廣東按察司僉事、福建汀漳兵備道，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按察使、布政司左布政使，後陞至南京光祿寺卿，於弘治末引年乞休，卒於正德間。據「明武宗實錄」正德八年六月甲子（廿七）日關於楊峻之卒的記載中言，楊峻「為人剛毅，政事精敏，居官能守，廉儉素之茹」，退休後居所與縣城邇近，但他「致仕十年，足跡不一入縣門」，絕不為己或為人而行干求之事，不論居官或在鄉皆為人稱道，確乎是個端品君子－－關於吳伯通這篇記文中，稱楊峻登上杭州府學尊經閣時有感而發，曾說出：「我輩承宣德化于茲，學之廢興，乃吾輩職事也；不能事事而賴公以成功，其善可泯耶？子宜記之，以承厥美」云云一事，筆者得有一些話要補充：乍看吳伯通的記文，會讓人以為楊峻還蠻推許張慶的，但事情沒這麼單純。楊峻由按察使陞左布政使而至杭州府學向孔子行禮，應該是上任之初的事；但楊峻與張慶之間就算一開始觀感還不錯，這「蜜月期」只怕也沒維持太久。因前引「明武宗實錄」關於楊峻之卒的記載中亦有言，當楊峻任浙江左布政使時，「鎮守中官橫取于民，督及有司，峻面數其罪，取鐵索欲相與拘攣詣京，勢乃稍戢。」－－這裡提到的「鎮守中官」不是別人，張慶公是也。雖然張慶拿著皇帝的敕書鎮守浙江，可以自便自利刮取民財，一般方面官員拿他沒皮條；但他也不是無往不利，當他對高層官府擺架子、「督及有司」的時候，就把楊峻給惹毛了。火大之下的楊峻親自扮起牛頭馬面，拿著鐵鍊擺出要拴著張慶就這樣拖他「進京面聖」的態勢，才使張慶的氣燄一時稍斂。其實，楊峻在當上左布政使之前，本已在浙江當過按察司副使與按察使，對張慶的所作所為應該早已知之甚稔、恐怕也按捺很久了；因此說他會對張慶有稱道之語，老實講筆者很難相信。吳伯通之「場面話」，瞧瞧便可。
其尊蓋無對焉：謂至尊無上。
位天地、育萬物：出「中庸」第一章末句：「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意謂能達到中和之道，天地便可安居正位、萬物可順遂化育生長。
士乎！寧不為之顏厚：顏厚，出「偽古文尚書．五子之歌」：「顏厚有忸怩」，面有愧色之意。句謂：張慶以一太監而知「尊經」之重要性，杭州本地的士人們，都該為此自感慚愧才是－－但吳伯通記文裡既已明言首暢重建該府尊經閣者乃「郡人甲辰殿元李 君子陽」，杭州之濟濟多士，實毋庸為此而感到慚愧。
－－以下筆者接著要錄出的三篇涉及張慶的文章，都是為佛寺道觀之興修而作。張慶會在這麼些具宗教色彩的記文中出現，諒自必與明代太監之信仰相關。在明末著名太監劉若愚所撰「酌中志」卷之二十二即有曰：「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眾」－－蓋明代太監雖能臻權勢薰天之位，但無論其如何攫利揚威，畢竟是「刑餘」之身，有些憾恨一輩子撫不平挽不回；低迴之餘，就只能把先前身受酷刑的慘事當作是上輩子「因果」以致，這輩子就只好禮敬三寶，希望積德以冀下輩子能復為「男身」。至於不是那麼受太監崇信的道觀，像彭華所撰「勅賜寶極觀記」中亦有云，是因該觀獲憲宗惠允賜額改建、「且勅鎮守太監張公慶助其役」，故而才被提了一筆（此記就不像其他三篇文章，有那麼些褒美「公公」的奉承話）。除了以下這三篇會將全文錄出的文章，其實筆者在浙江境內還是有發現其他兩篇涉及張慶的文字記載，亦與「營造」有關；但一則所涉部份簡短不足道、一則資料不全而無法迻錄，就放到最後再說。
筆者所找到在杭州地區第一篇涉及張慶、且是「宗教主題」之文章，係明人朱鏞所作「重修淨慈禪寺碑記」，見載於「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二。此「淨慈寺」位於浙江西湖南岸，寺之主山為南屏山，在錢塘縣西南三里，峰巒聳秀，環立若屏，淨慈寺位於山之北。該寺始創於周顯德元年（九五四），吳越錢忠懿王建，號「慧日永明院」，宋太宗改「壽寧禪院」；紹興九年（一一三九，一作紹興十九年，西元一一四九）改「淨慈報恩光孝禪寺」，後毁，孝宗賜金重建，御書「慧日閣」，淳熙十年（一一八三）建千佛閣。當時名列五山規模，與靈隱相若。後經元、明兩代，屢有燬建。淸康熙、乾隆時亦發帑修葺。迄今仍是杭州西湖畔之名寺。著名歌曲「南屏晚鐘」中所提到的鐘聲，即此「淨慈寺」鐘聲在南屏山諸洞穴中迴響之音。至於作記之朱鏞，據嘉靖本「仁和縣志」卷九載，此人字廷用，仁和人（仁和與錢塘二縣，明清時並為杭州府府治所在），景泰辛未（明代宗景泰二年，西元1451）進士，曾任南京兵部及工部主事、廬州府知府、廣西參政等職，歷宦時有諫阻修復行殿與為民辨冤案、賑饑荒等政績，後以憂勞成疾而上疏乞休，歸家後卒於七十七歲高齡。在這篇記文中，朱鏞原本在開頭也是對張慶治下的浙江如何風調雨順等等描述一番，但開頭部份結束後便將「媒人丟過牆」、轉而用大部份的篇幅去縷敘淨慈寺之創始、法胤、歷次興修之概述，寫得有點像篇具體而微的「營建志」了；也沒像吳伯通那樣還有「回馬槍」、在最後又把張慶捧出來揄揚一番。而在檢視「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二的其他該寺修建記文時，筆者發現：朱鏞所作「重修淨慈禪寺碑記」，在敘述該寺於明代以前的興修過程時，有相當多部份其實便是照抄元人虞集（仁壽人，字伯生，號道園，世稱「邵庵 先生」，曾任國子監祭酒，官至奎章閣學士）所作「重修淨慈報恩光孝禪寺記」中的文字與敘事。整個看起來，筆者有種感覺：朱鏞在寫此碑記時似是有些不太願費心力、意在趕緊交差了事。按「仁和縣志」為朱鏞所立傳末云，他自從上疏乞休歸鄉後，「斂跡深居，不干世務」，似已倦於趨奉奔走。會被拉來作記，或是其仕宦時有聲名以致、不好推卻才執筆（光是推辭，就可能得罪權貴，危哉）。朱鏞之記文如下：
重修淨慈禪寺碑記
欽差兩浙總鎮太監張公，以碩德雅望，臨蒞茲土，奸宄潛息，而雨暘時若；士民樂業，而穀粟以登。皡皡熙熙，復還曩古盛治。且留意儒術，兼崇重像教。近以省方觀民，覩淨慈佛剎舊碑斷裂，慨然興歎，重念金輪失馭，不有刻文，無所依於稽；乃喜捨厚資，聿新福壤，殿堂寮廡，以次而完。仍樹穹碑，大書深鐫，光照林麓，遂請訂諸新志。
考諸古牒，維杭為郡，在三吳都會，今於兩浙，實會府方伯，連帥臺省，藩維治所。我皇明定鼎金陵，疆理天下，五服方嶽十有三，而浙江為之首稱，密邇京師，之屏之翰。自昔名山大川，風氣翕聚，聞於天下者，往往推先吾郡。其有事南北西東之行者，必道出此，以得寓目游觀，嚮仰為快以慊然。兩浙名山大川不一，而以五山十剎為大叢林，而淨慈寺則五山之領袖然也。刱始五代周顯德初，吳越錢忠懿王俶，首迎三衢慈化定慧禪師道潛為開山始祖。山奠西湖之陽，翠屏羅峙，俯瞰湖波，尊踞端重，左右峰巒，環拱掩映，殆天開偉觀，地湧靈區。如子孫之環拱祖襧宴間，如門人承學之諦聽師資，又如諸天萬象、四眾八部周匝侍衛靈鷲舍衛給孤獨園，釋尊出興說法度世而然，實茲山之勝槩也。其中則巋然大雄鉅殿，莊嚴法界，肖釋尊像三，摶土範金為餙，崇七十尺，廣稱之。諸天翊護，咸秩惟章。其左崇搆飛翬，中肖三大士、阿羅漢像具五百，皆崇丈餘。堂以間計者五十。其右則列僧堂，四方緇笠來逝來止者，歲恆不減數十百眾。朝鐘暮磬，晨香夕燈，祝延皇上萬萬歲壽。周旋室廬，羅絡擁從，蜂房水渦，殆亦數十百所，則茲山之傑搆也。後峙宗鏡堂，揮麈談法，開啓迷障，權正譬曉，迪引四眾透入頓漸圓覺門戶，則智覺永明壽禪師，在宋建隆（宋太祖年號，西元960至962年）初著錄百卷，忠懿王請繼法席，闡揚祖風，提佛正印，傳心宗、啟宗鏡者也。繼是則圓照宗本居之，適歲旱水涸，寺之西隅甘泉湧出，有金色鰻鱺之祥，因甃為井，飲千眾不竭，遂以師號名之。繼嗣則門人大通善本，故所稱有大小本也。南渡（謂靖康之亂宋室南遷）寺燬，紹興初，高宗臨幸，延吳興道容主之，遂復舊規。凡像設皆出一僧之手，工既訖而化去。九年（紹興九年，西元1139）更賜「淨慈」之額，曾未幾時，又燬，孝宗乃出內帑金成之。退谷義雲、少林妙崧相繼主席，賜田泰寧莊。紹定四年（西元1231，宋理宗時），主者石田法薰，以艱於取水，乃鑿雙井殿前。景定五年（西元1264），虗（同虛）堂至愚在席，縣官為錫祠部牒若干，鬻金給用，又賜田天錫莊。在元則置總統行宣政院，專司釋教公事。至元（元世祖年號，西元1264至1294）中，住山無文義傳，置田至元莊。庚寅（元世祖至元廿七年，西元1290），寺又燬，阿濕毘尊者不壞。古田德垕作蒙堂以居尊宿，作庫堂、旃檀林、觀音殿。愚極至慧復新殿宇，法堂、羅漢殿，皆有像。方山文寶作山門。雪庭正傳作選佛場、宗鏡堂。晦機元熙作千佛閣，闢正行道。東嶼德海作鐘樓、方丈。千瀨喜慶作藏殿。至正壬午（元順帝至正二年，西元1342），平山處林來，繼餙（飾）觀音、三大士像并羅漢，為之一新。禪居、祖墖（同「塔」）、廊廡、三墖、庫庾畢備。迨入我皇明，混一海宇。洪武初，同菴夷簡栽松竹坐山，林麓茂密。癸亥（明太祖洪武十六年，西元1383），殿又燬。祖芳道聯於戊寅（明太祖洪武卅一年，西元1398）建法堂、方丈、香積廚。永樂一源德純復建佛殿。簡菴師賾復羅漢堂。宣德壬子（明宣宗宣德七年，西元1432），覺菴宗妙復山門。正統丁巳（明英宗正統二年，西元1437），大殿又燬。己未（明英宗正統四年，西元1439），宗妙迎東明慧吕同建正殿，復還舊觀。乙丑（明英宗正統十年，西元1445），昭菴宗靜欽賜大藏金典，仍賜璽書加護。天順庚辰（明英宗天順四年，西元1460），別宗一賓荷欽賜自金（此處字誤，應作「白金」，即銀也），乃建僧堂。則茲山綿歷累世勞績也。成化甲午（明憲宗成化十年，西元1474），古淵智源紹隆法席，乃重修大雄寶殿及三大士、羅漢堂，增餙像貌，前周行之。左增建坊門，浙藩參相旴江左贊時翊大書「翠屏」，以揭之實；修元右立坊榜，浙東廉訪使廉公希貢所書「南山」相輝映焉。復立萬峰墖院。歲甲辰（明憲宗成化廿年，西元1484）春，迎名衲善知識異巖似璒者，領參學二百眾，止觀內修。四方向慕至者，又將數百眾。士俗慕法而來，輸金載稛，膜拜求福，入齋供者充斥，後先相望於道。日增月益，漪歟盛哉！是不特有功山門，實有功宗鏡者矣！誠宜勒文樂石，用告來者，尚永肩乃傳，以求無孤道潛、永明諸祖弘法之心哉！必有密契而紹述之者矣！請誌有方，以俟無窮云。
－－關於本文中人名、用典與需註釋處，略述於下：
雨暘時若：暘，日出，謂晴天。句謂天氣晴雨合度，風調雨順。
皡皡熙熙，復還曩古盛治：皡皡，見「孟子．盡心上」：「王者之民，皡皡如也。」，謂百姓心胸寬大、悠然自得之態。熙熙，和樂之意。曩古，往昔上古。句謂在張慶的「總鎮」之下，兩浙百姓和樂自得，像是生活在上古盛世帝王的太平時期。
像教：即佛教。佛教入中國，為佛滅五百年後，按照佛教「三法（佛滅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時期之說，正是像法時期，故稱之。
省方觀民：典出「易經．觀卦」之象辭：「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謂風行地上，周覽遍及萬方；先王亦效風之無所不到，巡省四方觀察民俗，設教而化之，使民向德。
寮廡：寮，屋之小者曰寮。廡，屋之大者。
連帥臺省：古代諸侯十國之長稱「連帥」，「禮記．王制」：「十國以為連，連有帥。」。「連帥」到了漢朝成為太守之稱，但後世又用以稱按察使。
藩維治所：藩維，藩國、藩鎮之稱；此謂浙江乃明朝十三省之一。治所，地方長官駐在治事之處所，謂杭州乃浙江之行政中樞。
我皇明定鼎金陵，疆理天下，五服方嶽十有三：謂明初定都南京時，僅取得十分之三的天下。五服，古代把京畿之外的土地依距離遠近分為侯、甸、綏、要、荒五等，各負擔不同程度之賦役。方，指方國，四方諸侯之謂。嶽，五嶽。
之屏之翰：典出「詩經．小雅．桑扈」，屏謂屏障，翰謂羽翼。此謂明初定都南京時，浙江為國都之屏障。
五山十剎：五山與十剎之合稱。又作五岳十剎，我國與日本皆有之。我國之五山十剎，源於五代時吳越王錢鏐改江南之教寺為禪寺，及南宋遷都江南之後，乃大興禪寺。宋寧宗時，由史彌遠之奏請，始制定禪院之等級，設置五山十剎。五山即：一、興聖萬壽禪寺（浙江杭縣徑山），二、景福靈隱寺（浙江杭縣靈隱山），三、淨慈寺（浙江杭縣南屏山），四、景德寺（浙江鄞縣天童山），五、廣利寺（浙江鄞縣阿育王山）。十剎指：一、中天竺山天寧萬壽永祚寺（浙江杭縣），二、道場山護聖萬壽寺（浙江吳興），三、蔣山太平興國寺（又稱靈谷寺，江蘇南京），四、萬壽山報恩光孝寺（江蘇吳縣），五、雪竇山資聖寺（浙江鄞縣），六、江心山龍翔寺（又稱江心寺，浙江永嘉），七、雪峰山崇聖寺（福建閩侯），八、雲黃山寶林寺（浙江金華），九、虎丘山雲巖寺（江蘇吳縣），十、天台山國清忠寺（浙江臨海）。
叢林：亦稱禪林，指僧徒聚居之處，多用以稱禪院。
刱始五代周顯德初：顯德為五代後周世宗（柴榮）時年號（西元954至960年）。
吳越錢忠懿王俶：吳越為五代時十國之一，據有浙江全境、江蘇省西南及福建省東北。錢忠懿王俶，即吳越國王錢弘俶，西元948年登位，於宋太祖定天下時入朝納土，受封忠懿王。
三衢慈化定慧禪師道潛為開山始祖：在「南屏淨慈寺志」卷六「檀護．帝王」部分有載：「周世宗顯德元年（西元954），吳越國錢忠懿王奉詔創建本寺，額曰『慧日永明』。命衢州道潛禪師入寺開壇說菩薩戒，署師號曰『慈化』，並賜紫僧伽黎，為開山祖。」僧伽黎（梨），佛家三種僧衣之一，係於聚眾集會行授戒等大事時穿著者。
山奠西湖之陽：水之北、山之南為陽。按南屏山與淨慈寺皆在西湖南岸，此處應作「山奠西湖之陰」方是；朱鏞恐怕是久未前往該寺，把坐落方位弄錯了。
如子孫之環拱祖襧宴間，如門人承學之諦聽師資，又如諸天萬象、四眾八部周匝侍衛靈鷲舍衛給孤獨園，釋尊出興說法度世而然：謂淨慈寺位於湖畔，周邊有諸多峰巒拱侍，其勢恍若子孫們環繞祖父、學生們諦聽師教、諸天眾聖謹聆釋釋伽牟尼說法一般。
崇七十尺，廣稱之：崇，高，謂高度。稱，適宜，相副之意。此句謂大雄寶殿高度有七十尺，寬度與高度相副。
諸天翊護，咸秩惟章：諸天，謂佛教護法諸神如日天、月天、韋馱天等。咸，皆。秩，次序。章，區別之意。謂大雄寶殿內所塑諸天護法神像排列井然有序，各按其所。
其左崇搆飛翬：左崇，指大雄寶殿左方高處。飛翬，形容殿亭樓閣之飛簷有如雉鳥飜飛之羽翼，此指建物；因下文云「中肖三大士、阿羅漢像具五百」，此建物應為羅漢堂。
數十百眾：數千人。
蜂房水渦：典出唐代杜牧「阿房宮賦」，形容眾多房宇相連，俯瞰猶如蜂窩或漩渦。
宗鏡堂：即下文提及延壽禪師著「宗鏡錄」之處。
迪引四眾透入頓漸圓覺門戶：迪，導。四眾，謂比丘（出家受具足戒者之通稱）、比丘尼（女子出家受具足戒者之通稱）、優婆塞（統稱受五戒之男子）、優婆夷（統稱受五戒之女子）。頓，頓教，謂頓悟頓成佛果之法。漸，漸教，凡歷劫修行方出生死之法。圓覺，佛家語，謂圓滿靈之覺。此句謂延壽禪師著「宗鏡錄」融合三宗、打破門戶迷思，使根器利鈍不同之四眾皆能依其稟賦而修行有成。
智覺永明壽禪師……忠懿王請繼法席：在「南屏淨慈寺志」卷六「檀護．帝王」部分有載：「宋太祖（趙匡胤）建隆二年（西元961），忠懿王奏請靈隱延壽禪師主永明寺，賜號『智覺』，為本寺第一代住持。」此處所提「著錄百卷」，即延壽禪師所著「宗鏡錄」，係融通天台、賢首、慈恩三宗派思想之佛學要典。
圓照宗本居之，適歲旱水涸，寺之西隅甘泉湧出，有金色鰻鱺之祥，因甃為井，飲千眾不竭，遂以師號名之：據「南屏淨慈寺志」卷四「法胤」部分（以下關於歷代住持記載，皆引此卷）載，圓照宗本係第四代住持，常州無錫人，俗姓管，廿九歲剃度受戒，曾於宋神宗時召對於延和殿，獲神宗稱譽「真福慧僧也」、「僧中寶也」，卒於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享年八十。鰻鱺即鰻。甃，以磚砌成井壁，修井之意。
大通善本：淨慈寺第五代住持，據說係西漢經學大師董仲舒之後裔，其祖父、父親皆為官，但大通成人後並無官宦子弟習氣，博學好佛，於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時剃度，卒於宋徽宗大觀三年（1109）十二月，享年七十五。因其繼圓照宗本之後主持淨慈寺，故世稱宗本為大本，善本為小本。
吳興道容：即佛智道容，淨慈寺第八代住持，湖州（吳興）人。南宋高宗建炎（1127~1130）初，淨慈寺因大火被燬，高宗巡幸見之，遂詔道容住持該寺，冀以重興之大任。道容首先復建殿宇以容納僧眾工匠，既而重塑十六羅漢與五百羅漢像；據說這些塑像皆出一異僧之手，功成後此僧遂化去不見。在道容主持下，重建的淨慈寺金碧輝煌，風華再現，於行在佛寺中「道場之盛，特冠諸山」，是復興該寺的重要人物。
退谷義雲：淨慈寺第二十五代住持。
少林妙崧：淨慈寺第二十九代住持，延寧人，俗姓徐，於南宋寧宗嘉定（1208~1224）年間曾兩度出任該寺住持，將該寺建構規模擴大，「建置閎勝，甲於湖山」，時人駭嘆，認為係有神力之助。曾於嘉定十四年寧宗生日時受召入內廷，因奏對稱旨，獲賜號「佛行」並授紫袍。
石田法薰：淨慈寺第三十三代住持，四川眉山人，於南宋理宗寶慶（1225~1227）初受詔來任住持，紹定四年（1231）時命人於佛殿前鑿雙井，出水甚大，解決該寺取水問題。卒於七十五歲。
虗（同虛）堂至愚：淨慈寺第四十六代住持，四明人，八十歲時方主持該寺，因作頌回答皇帝遣使來問之禪語得當，獲賜米五百石、絹百匹。
縣官為錫祠部牒若干：縣官，此指天子。祠部，見「宋史」志第一百一十六「職官三．禮部」中之「祠部郎中、員外郎」，祠部官員「掌天下祀典、道釋、祠廟、醫藥之政令……凡宮觀、寺院道釋，籍其名額，應給度牒，若空名者毋越常數。」在宋代，僧道出家必需的度牒是得花錢買的（例如「水滸傳」中魯智深出家，用的就是趙員外先前買了還沒用上的度牒）。皇帝賜給淨慈寺空白度牒，也等於是換個方式布施。
總統行宣政院：據「元史」志第四十一下「百官八」載：「行宣政院。元統二年（元順帝年號，1336）正月，革罷廣教總管府一十六處，置行宣政院于杭州。……。至正二年（1342），江浙行宣政院設崇教所，儗行中書省理問官，秩四品，以理僧民之事。」
無文義傳：淨慈寺第五十二代住持，於元世祖至元（1264~1294）初年由行宣政院奏請出任住持，曾耗資購田作為寺產，名為「至元莊」。
古田德垕：淨慈寺第五十三代住持，在至元庚寅年火災後興建蒙堂、旃檀林、觀音諸殿等。
愚極至慧：淨慈寺第五十四代住持，曾重建大雄寶殿、羅漢殿、法堂，並完成其中塑像。
方山文寶：淨慈寺第五十五代住持，於至元年間重建該寺三門。
雪庭正傳：淨慈寺第五十七代住持，於元成宗大德（1297~1307）間來任住持，建立選佛場（容納四方往參學者住宿之所），後於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改掌靈隱寺，終於該處。
晦機元熙：淨慈寺第五十八代住持，豫章人，俗姓唐。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時於百丈寺出家，元武宗至大（1308~1311）初成為淨慈寺住持，歷時七年後改徑山寺住持，後卒於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壽八十二。
東嶼德海：淨慈寺第五十九代住持，元英宗至治（1321~1323）初來任。
千瀨喜慶：淨慈寺第六十代住持，嚴陵人，俗姓彭。曾著「扶宗顯正論」進呈元仁宗而獲賜金襴袈裟，卒於元順帝至元四年（1338）。
平山處林：淨慈寺第六十六代住持，仁和人，俗姓王，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出家，其任慈淨寺住持十八年期間，四方來學僧徒多達千人，又建觀音、羅漢諸殿與祖堂、三塔等。當時連高麗國王都聞其名聲，曾遣使欲邀他前往闡法，但平山以年老辭謝。後卒於元順帝至正廿一年（1361），享壽八十三歲。
同菴夷簡：淨慈寺第七十八代住持。明太祖洪武之初，西湖週邊之佛寺多罹戰火，淨慈寺雖得倖存，但寺中大鐘亦毀。同菴夷簡於洪武十一年（1378）來任住持，除修葺寺宇、重建鐘樓，又以二萬多斤銅鑄成巨鐘，還在寺院周圍栽種松竹成林，後於洪武廿五年（1392）陞為大天界寺住持，嗣後朝廷又徵其為僧錄左善世（明代設有「僧錄司」，其中最高職位為「左、右善世二人」，正六品）。
祖芳道聯：淨慈寺第八十一代住持，別號拙逸叟，鄞縣人，俗姓陸。主持淨慈寺時，學徒畢集，為禪林之冠。洪武廿五年（1392）該寺又因火災而燬，但在其處置有方之下，不數年間又重建一新。他又為該寺陳請免除田賦與徭役，使僧徒得以安心修行。明成祖永樂年間，祖芳道聯曾兩度被徵纂修永樂大典，後於永樂七年（1409）於京師大祐國寺坐逝。成祖特命工部為其治喪。
一源德純：淨慈寺第八十二代住持。
簡菴師賾：淨慈寺第八十四代住持，別號佛鑑，嘉興人，俗姓朱，洪武九年（1376）出生，於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出家。永樂四年（1406）被徵纂修永樂大典，又為成祖蒐集古彝器，獲豐厚賞賚。永樂十九年（1421）至宣德元年（1426）年間出任淨慈寺住持，任內將寺宇重修一新，後卒於明宣宗宣德七年（1432），火化後有五色舍利，頂骨、牙齒及數珠皆不壞。
覺菴宗妙：淨慈寺第八十七代住持，錢塘人，俗姓趙，宣德初來任住持，首先復建該寺三門，五年大殿燬於火災，宗妙捐衣缽倡募重建，在四年內又將大殿修復。後卒於明英宗正統八年（1443）。
東明慧旵：據光緒刊本「重修丹陽縣志」卷二十四載：「慧旵號東明，王氏子。先本仕族。年十六，師經山寺佛朗、繼禮僧寶藏，得悟。永樂間入錢塘古道山住持。宣德十年，敕賜東明禪寺第一代開山住持、正統間說偈示寂，年七十。」
昭（照）菴宗靜：淨慈寺第八十七代住持，杭州人，俗姓高，於淨慈寺剃度，永樂初陪同其師芳聯入京纂修大典，中途遇盜匪，雖性命有危仍不棄師自逃，因而孝義之行名聞海內。後來芳聯於北京去世，宗靜又將其骨歸葬南屏，其尊師懿行使各地名剎爭相迎致。宗靜歷任北京佑國寺、四明雪竇寺住持，之後才成為淨慈寺住持，並於明英宗正統間獲朝廷頒賜大藏經。惟當宗靜出發赴闕謝恩路上，在彌陀寺突然告訴身邊侍者「吾緣其止矣。」，遂沐浴更衣後，危坐而逝。
欽賜大藏金典，仍賜璽書加護：在「南屏淨慈寺志」卷六「檀護．英宗睿皇帝」部分有載：「正統十年乙丑（西元1445）十二月十五日 ，僧錄善世以淨慈起照菴宗靜闡揚宗旨，朝廷勑賜大藏金經以寵異之。護藏勑曰：皇帝聖旨：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行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浙江杭州府淨慈禪寺，永克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故諭。」
別宗一賓荷欽賜白金，乃建僧堂：「南屏淨慈寺志」卷四「法胤」部分記其名為「別宗演」，淨慈寺第九十四代住持，明英宗天順四年（1460）來任。英宗欽賜內帑（從皇帝自己的金庫中拿出的錢），命別宗興建禪堂，以接待各方雲水行腳僧。
古淵智源：淨慈寺第一百代住持，浙江仁和縣人，俗姓袁，於明宣宗宣德四年（1429）受具足戒、明英宗正統二年（1437）至京師試經後得正式剃度，曾任萬壽、千佛等名山住持，所至之處「頹廢具興，雲水畢集」。成化十年成為淨慈寺住持，除修葺佛殿、增建坊門等工程，並且「集名衲百餘人，憤激力參」，使該寺宗風益盛、發揚光大。
浙藩參相旴江左贊時翊：旴江，江西省境內水名，又名汝水。據清同治十二年刻本「南城縣志」卷八之一「文學」載：左贊，字時翊，號桂坡，明英宗天順元年（西元1457）進士，歷吏部主事、郎中，遷浙江參政，在浙時「勸農興學，理冤獄、謫奸豪」，又於荒年命所司收瘞因饑饉而死之災民。成化二十二年陞廣東布政，以老乞休。左贊之家鄉南城縣為明代江西省建昌府府治所在，地控旴江上游，故此文中以「旴江」稱其地望。
浙東廉訪使廉公希貢：據「六藝之一錄」卷三百五十六引「書史會要」載：「廉希貢，字薌林，輝和爾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封薊國公，善扁牓大字。」據清嘉慶刻本「寧國府志」卷二所載元代職官表，廉希貢於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十二月（1293）至元貞三年十二月（1297）間擔任江東道提刑按察司肅政廉訪使副使。
萬峰墖院：據前引「南屏淨慈寺志」關於古淵智源記載部分之末有云，他曾「復創墖院於西隱之址，額曰『萬峰深處』，旴江左公贊所題也。」。「墖」同「塔」，塔院，即僧人之墓地。
輸金載稛：指各方奉獻淨慈寺的金錢與物資。稛，以繩束物之謂。
勒文樂石：樂石，謂質地堅密堪為製磬之上好石材。勒文，於石上鐫字。
－－於下筆者所要錄出杭州地區另一篇涉及張慶之佛寺記文，見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重刻之「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之七，係翰林院編修江瀾所撰「重建觀音後殿記」（另「天竺山志」卷八「藝文」亦有載此文）。這座「上天竺講寺」位於浙江杭州西湖天竺山，肇建於晉天福四年（西元939），初為吳越錢忠懿王所建天竺看經院；宋嘉祐年中，改稱靈感觀音院；元至正五年（1345），改名天竺教寺。清康熙五年（1666）寺毀重建，六十一年再毀，雍正九年（1731）重修，乾隆十六年（1751）御題「法喜寺」，故世稱法喜寺。至於作記者江瀾，據「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十三載：江瀾，字文淵，浙江省仁和縣（與錢塘縣並為杭州府府治所在），成化七年舉人、十四年成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陞編修，明孝宗時曾預修憲宗實錄及大明會典，並充東宮（後之武宗）講官，其後一路由侍讀學士、學士，擢至詹事府少詹事，吏部右、左侍郎，終官南京禮部尚書，卒於正德四年，得年六十四歲，卒後獲贈太子少保、諡「文昭」。在寫這篇文章時，江瀾還僅是翰林院編修，宦途才剛開始；然其所作文字能扣住張慶「首捐祿資，仰副 上意」、強調「親貴守臣又能克體 上命，茂厥駿功」等等，足見其乖覺識機、「前途有望」之兆也。江瀾之記文如下：
重建觀音後殿記
西山上天竺大講寺，實普門大士觀音如來示現圓通之古道場也。寺建於五代晉漢之際，至吳越錢忠懿王始拓大之，遂聲聞于天下。凡邦有病疫雨暘，禱之輒應，民無不仰。寺既據有名勝，諸峰環拱，雙澗合流，傳天台之真印，為五峰之首剎。由宋暨元，高僧輩出，微法妙梵，振盪鏗訇，而金界紺園，寶華綵樹，種種奇絕，儼乎化成之幻，出于人間世也。逮入我 皇明，益增壯麗，渙頒藏典，金鑰玉函，照耀旋霄，曠古所無，一時畢萃。乃成化丙午（廿二年，西元1486）， 皇上爰遣使臣，出內帑白金，以為茲寺營修之助。適後殿傾圮，金碧剝落，今 欽差鎮守太監張公，議將重建，以圖維新，首捐祿資，仰副 上意。仍辨其寺之地田湮占於齊民者，凡千四有奇，悉收其租，以贍公役。于是斲石于山，斬木於林，陶茨墁堊，山積河滙，雲滃雨至，未朞歲而告成。雕檐碧瓦，寶珠纓絡，曇花晝垂，海潮夜湧，觀之者敬而生信，願施毫末，希布福田，以廣利益。又建伽藍、祖師二殿，翼其左右，較之舊制不啻什伯。住山僧洪智承命領事，喜夤善緣，礱石刻辭，欲告將來，求予為記。
夫大士有弘誓之願，神通之力，甘露法雨，霈乎群有，其所以顯應諸方者，唯杭之上竺為最。歷年滋久，靈貺愈多，庇國康民，攘菑簡福，自 朝廷以至于黎庶，崇事罔愆。是以 天子發內帑，貴臣施祿資，興墜舉廢，不日而成，何其盛哉！雖然，天人一理，無二致也。大士陰翊乎 皇圖， 皇上加惠乎大士；而親貴守臣又能克體 上命，茂厥駿功，無非將以惠鮮乎斯民，欲以措諸方仁壽之域而已。揆其乃心，何可殊塗論耶？文以記之。
弘治三年歲次庚戌（西元1490）春三月既望，住山洪智立石。
－－本文中用典與需註釋處，略述於下：
五代晉漢之際：五代後晉（石敬塘建國，936~946）、後漢（劉知遠建國，947~950）之間。
吳越錢忠懿王：吳越國王錢弘俶，見上文朱鏞「重修淨慈禪寺碑記」註釋。
疫病雨暘：指傳染病、大雨大旱等災害。
鏗訇：亦作「鏗鍧」，鐘鼓聲交雜之意。
金界：以金繩圍繞標示出的界線。「妙法蓮華經．譬喻品第三」世尊所說之偈中有提到，佛土離垢世界係「以琉璃為地，金繩界其道。」
紺園：僧寺之別稱，亦可稱紺坊、紺宇、紺殿。因佛經中謂佛國土地之色相為紺青，故有此謂。
寶華綵樹：佛典載西方極樂世界有七寶所造樹林。人間寺院當然不可能有此景致，僅是誇美形容而已。
儼乎化成之幻：此處當作「化城」，謂以佛力變成出之城郭。
渙頒藏典：按照此語，入明後上天竺大講寺應有獲朝廷賜頒「大藏經」並典藏之，但筆者查不出究係何時何帝之事。
仍辨其寺之地田湮占於齊民者，凡千四有奇：謂將原屬該寺而被周邊百姓侵佔的土地田畝仍歸還該寺，此處「千四有奇」當是指「畝」而非「頃」。筆者按：古代具規模之寺院勢力龐大，又多有大力之要津施主護持，老百姓會敢去佔用寺地的情形恐不多見；這所謂「仍辨其寺之地田湮占於齊民者」云云，若說是該寺藉皇帝捐貲與張慶撐腰、正佔上風之時兼併鄰近土地倒還比較可能。畢竟沒人敢在老虎頭上拔毛，吃了啞巴虧的老百姓也只能眼淚往肚裡吞。
陶茨墁堊：陶，指造磚瓦等物。茨，以茅葦蓋屋。墁堊，塗飾牆壁。
山積河滙，雲滃雨至：各種建寺所需資材堆積如山、又似河流匯聚，又有如雲氣堆壘而帶來雨水（在所需物資充份供應之下，工程進度自然順利）。
未朞歲而告成：不到一年就完工了。
不啻什伯：新建之觀音後殿，比原來的規模大了不止十倍百倍。筆者按：這恐怕是有些誇張；真有這麼大，「後殿」恐怕就要遠超「正殿」之規模了。
礱石刻辭：礱，磨。謂打磨適宜之石材，準備將重建經過刻碑以記之。
攘菑簡福：攘，排卻之意。菑，同災。簡福，「詩經．周頌．執競」中有「降福簡簡」之句，謂神明之降福又多又大。句謂消災賜福。
大士陰翊乎 皇圖：翊，輔、衛之意。謂觀世音菩薩暗中庇護大明之國祚。
－－在上面的兩篇佛寺修建記文之後，接下來筆者要錄出的這篇文章，雖同樣見於記載佛寺沿革之「龍興祥符戒壇寺志」，但此文卻是為一處道觀「寶極觀」而作。何以有關道觀的記文，會被納入佛寺志中？筆者揣測，可能是該觀於明代雖曾興盛，但嗣後日漸沒落、以致原有建築與基地被併入佛寺。然佛寺雖將該觀併入，原立於觀中的修建記事石碑未遭毀棄，故清人張大昌於纂輯「龍興祥符戒壇寺志」（刊於光緒十九年、西元1893年）時一併將這篇「勅賜寶極觀記」也收進來；不因宗教畛域而排斥文獻故物，修志者的作法實值得嘉許。關於這座「龍興祥符戒壇寺」之由來，元代黃溍「金華黃 先生文集」卷十二「龍興祥符戒壇寺記」中有云：「杭州龍興祥符戒壇寺，梁大同（南北朝梁武帝時年號，西元535~545年）間，郡人鮑侃捨宅以建也。初名『發心』，至唐而更其號曰『眾善』、曰『中興』、曰『龍興』。宋制諸州，咸立『大中祥符寺』，而茲寺例賜新額。寺盖律剎，故有戒壇，今遂合而稱之曰『龍興祥符戒壇寺』云。按圖志，寺基廣袤九里有奇。……」至於後來被併入其中之「寶極觀」，據清乾隆刻本「杭州府志」卷二十八引「嘉靖仁和縣志」載：「在觀橋西北，舊名元元菴（筆者按：應為「玄元菴」，此志為避清聖宗「玄燁」名諱而改字），元延祐五年，道士張無為建。……」見載於「龍興祥符戒壇寺記」卷四的這篇道觀修建記文，在文章開頭有標曰：「明成化十八年建寶極觀記 碑高七尺、橫四尺，正書，字徑寸，額篆書」，可揣見此碑之概貌；既在清末之志書中尚能詳記尺寸內文，此碑之原物抑拓本或有留存至今，但筆者尚未能找到下落。要之，這篇記文中除了提到該觀修建時有「鎮守太監張公慶助其役」，也是明憲宗時代道教人士受寵渥優遇的一篇紀錄。筆者茲先錄出此文，稍後再對撰文、書丹等人與文章內容作介紹：
勅賜寶極觀記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太子詹事兼翰林學士、經筵講官、同修國史安成彭華撰文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同修國史兼經筵官仁和汪諧書丹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廣西布政使司右參政致仕仁和朱鏞篆蓋
成化辛丑（十七年，西元1481）春，大德顯靈宮弘道眞人呂師道亨奏：「杭州玄元菴，臣之師周思得發身之所。菴距府治北七里許，元延祐五年（元仁宗延祐五年，西元1318），道士章無為創，後汪月海、蔡原眞頗開拓之。至人異士，接踵其間，赤腳張亦嘗留宿月餘。臣師為人介直清修，精五雷法，太宗皇帝召至京師，御便殿親試其能，深加獎勵，建天將廟居之。扈從北征，効勞尤多。凡祈雨暘、祛妖邪、祛癘疫，靡不響應。宣宗皇帝改廟為『大德觀』，封臣師為『履和養素崇教弘道高士』，管道錄司事，為朝天宮大德觀住持。景泰庚午（明代宗景泰元年，西元1450），乞歸老玄元菴，年九十三以終。訃聞，遣行人許箎諭祭，追號『闡法通靈眞人』。出其門以顯者，不下百餘人，而臣荷蒙皇上獎賚尤厚。臣不敢昧所自，請大其菴，乞賜額。」制曰：「可，其改為寶極觀。」道亨稽首拜命，請遣其徒道錄司左至靈陳應（衤盾）賚資槖往興事。詔馳驛往，且勅鎮守太監張公慶助其役。明年壬寅（成化十八年）夏四月朔，始落成。中為祐聖殿，左為崇恩殿，右為隆恩殿，後為太清閣。其前為四將殿，繚以門垣，翼以廊廡，覆碑有亭，庖湢庋藏有所。其像設崇嚴，棟宇弘壯，采繪鮮麗，巍然煥然矣。仍作「玄元菴」於周眞人墓右，買田二十畝供歲時祀事，擇賢主之，俾世世不得鬻。人皆稱呂眞人可謂敦崇其本者。眞人曰：秋毫皆上之賜也。請予文以昭示永久。
仰惟 皇上賜名之義，大矣！深矣！夫「易」有「太極」焉，「書」有「皇極」焉。「易」論天道之原，「書」言人道之備也。夫聖人能全乎太極，有中正仁義之德，則皇極以建，而眾人能歸于皇極，無偏陂反側之私，則亦不悖於太極矣。太極未嘗不寓於人道中，皇極未始不以天道為本，道固無二也。極，指道之極至而言耳。老氏之教，大率教民相安相忘而無為無爭，順乎自然之道也。後世為其徒者，乃是有祈禱祛除之術，則亦以天人鬼神之相為流通故爾。道固無乎不在也。噫！誠使習其教者皆清心寡欲，珍重乎道而不忽，保守乎道而無違，亦足以裨治化而資利濟矣。 聖天子欲納吾民於蕩蕩平平之域，以緜宗社億萬年之景運，葢庶幾其所助也。 列聖之崇其教而不廢者，意亦如此，夫豈徒哉！呂眞人得其師傳，益闡其道，必有以昌其後，以副聖朝崇重之意哉！
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夏五月癸未望，道士王道昌、住持林應祥立石
－－本文所涉人名與詞語典故等，略釋於下：
彭華：據「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六十六載，彭華，字彥實，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會元、登進士第，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其後由編修漸擢至翰林院學士，曾預修「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英宗實錄」等要籍，憲宗嗣位後亦曾「入侍經筵」。彭華於憲宗成化十五年（1479），因閣老萬安之薦舉而超擢為詹事仍兼學士；十八年（1482）御製「文華大訓」書成，進講儲宮、加從二品祿；二十二年（1486）陞至吏部左侍郎、入閣預機務。但彭華也就在這一年「驟得風疾」、上疏辭職但未獲允，更進而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賜麒麟服。至成化二十三年，彭華的辭職才被接受，歸鄉養病，卒後獲諡「文思」。據同書載，彭華「才識超邁而深沉嚴重」、「論畫國是，從容應酬有餘裕」，算是個幹才，但他「阿附萬安，與妖人李孜省（憲宗寵渥之方士）相比」，排擠朝中正人如尚書王恕、馬文升等，則是為人所詬病處。
汪諧：據萬曆刻本「杭州府志」卷之八十六載，汪諧，字伯諧，仁和縣人，御史汪澄之子，明英宗天順四年（1460）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漸陞至右春坊右庶子，亦曾預修「英宗實錄」、「續資治通鑑綱目」，並於孝宗尚是太子時擔任「侍東宮講讀」。孝宗登基後，汪諧陞為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並充任修纂「憲宗實錄」之副總裁；後於弘治四年獲擢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經屢疏乞休後獲准，卒贈禮部尚書。
朱鏞：在上文介紹「重修淨慈禪寺碑記」之部份已有說明。
大德顯靈宮：據「明孝宗實錄」弘治元年四月庚戌（十七）日載，由於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請正祀典、黜左道，禮部尚書周洪謨等便將當時崇祀的神佛來了一次出身盤點，在他們稟奏的資料中提到：在永樂年間，「以道士周思得能傳靈官法，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大德觀，封二真 君。成化初，改觀曰顯靈宮。」
弘道眞人呂師道亨：「龍興祥符戒壇寺志」原書此處有誤，應作「昌師道亨」；此文末之「呂真人」亦應改為「昌真人」方是。據「明憲宗實錄」成化十四年十二月辛丑（十四）日載：「賜中虛淵默凝神守素翊化演教廣濟舊應弘道真人昌道亨、崇真悟法靜虛高士戚道珩誥命。」
周思得：據嘉靖四十年刊本「浙江通志」卷六十八載，周思得為錢塘人，「少頴悟，從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讀道家書（下略）」又曹學佺所編「石倉歷代詩選」卷三百六十五「明詩初集八十五」部分，於選錄周思得詩作時有簡介：「字養真，錢塘人，歷事五朝（筆者按：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壽算極多。」（據康熙「錢塘縣志」卷之三十載，周思得最終「還山屍解死，年九十三。敕葬入盤嶺。」）另乾隆刻本「杭州府志」卷一百八「仙釋」部份載：「周思得，字養真，錢塘人。行靈官法，先知禍福。文帝（筆者按：明成祖）北征，召扈從，數試之不爽。永樂中召赴京，寓大德觀，祈禱晴雨，呼召風雷，累應。」該志又引「西湖塵談」一書的記載，稱每當朝廷有事找周思得請問神意，是由太監拿著「御封詞旨」到大德觀設香案焚化，不給周思得看到內容；但每次周思得請神降臨，傳達的回答總能和要問的問題對得上——筆者按：道士神棍事先矇得詢問者的問題，其間可以出手腳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說，和遞送「御封詞旨」的太監串通作弊，就是最簡單的方法。這一類騙術，連秦皇漢武尚且會被唬弄，明代之帝王更難出其彀中。
道士章無為：「龍興祥符戒壇寺志」原書此處有誤，當作「張無為」。據「龍虎山志」卷六「天師世家」部份載，第四十三代張天師係張宇初，字子璿，號耆山；該志下文引「明書」之載，謂張宇初尚有字「信甫」、號「無為子」，故張宇初亦可稱「張無為」。龍虎山在江西貴溪縣西南，東漢時張陵於此修煉道術，即後世所稱「張天師」，其後裔張宗演於元順帝時受封「輔漢天師」；明洪武初年，第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受封「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德大真人」，秩二品，子孫衍襲。張宇初乃張正常之子。
汪月海、蔡原眞：此二人應亦係道士，但筆者迄無法查出進一步之資料。
赤腳張：即明初的神秘道士張三丰。據四庫本「甘肅通志」卷四十一載，張三丰本遼東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寶，號三丰。因其不修邊幅，又號「張邋遢」，無論寒暑總不穿鞋，故又號「赤腳張」。
五雷法：方士法術之一，亦名「掌心雷」，據說習者可自掌心放雷、祈雨應禱而降。據萬曆本「杭州府志」卷之九十一載，周思得精於五雷法，當成祖召他入京親自試其本領時，「雷皆從掌中起」；後來扈駕北征期間，「祈雨暘、伐妖邪、袪疫癘，皆應如響。」
太宗皇帝：即明成祖朱棣（1403~1424）。
北征：明成祖為驅逐元人勢力，曾六度北伐（且於最後一次班師回京途中病卒）。關於周思得在明成祖北伐期間的「效勞」是什麼情形，清康熙刻本「錢塘縣志」卷之三十周思得的傳中有載：據說周思得在戰場上曾「鞭虎先驅」，把敵人嚇到落膽潰逃；在征途上因死亡之士卒眾多、屍臭難忍，周思得便「禱雪覆之，六軍大悅」。該志又載，明成祖曾獲得一尊「靈官藤像」，對之十分禮敬，「朝夕崇祀，所征必載」；但有次北征到「金河川（筆者按：察哈爾省蔚縣東有「金河」，可能便是此地；明成祖便是卒於察哈爾省多倫縣境之榆木川）」地方，神像卻突然變得重到擡不動，成祖找來周思得問是怎回事？周思得回答：「上帝劃界，止此而已。」不久後成祖便卒。
宣宗皇帝：明宣宗朱瞻基（1426~1435）。
封臣師為履和養素崇教弘道高士：「明宣宗實錄」宣德三年（1428）三月辛卯（初九）日有載：「命周思得為履和養素崇教高士」。到了次月，宣宗又賜給周思得以及「正一嗣教崇修至道葆素演法真人張懋丞」兩人誥命。
道錄司：據「明太祖實錄」載，洪武十五年四月，在京師設置僧錄司、道錄司，掌理天下僧道。道錄司設「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從六品。左右至靈二人，正八品。左右玄義二人，從八品。」
行人許箎：許箎，無錫人。據光緒刊本「無錫金匱縣志」卷二十二「文苑」載，許箎字仲樂，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進士，歷官戶部員外郎。
制曰：指明憲宗之詔旨裡所說。
道錄司左至靈陳應（衤盾）：昌道亨的這位徒弟陳應（衤盾），是明代中期甚受寵渥的道士，筆者茲錄史籍中的關於他的一些記載略敘於下：「明憲宗實錄」成化十六年二月初五 日有記，太監李榮傳奉關於道錄司官員晉陞的聖旨中，有提到「右玄義陳應（衤盾）陞右至靈」（據「勅賜寶極觀記」內文所述，在成化十七年時，陳應（衤盾）又由右至靈陞為左至靈。明代職官以左為尊。）。「明憲宗實錄」成化二十年七月廿六日 載，太監覃昌傳奉關於道錄司官員晉陞的聖旨中，「右演法陳應（衤盾）復陞左正一，左正一（此三字疑衍）兼朝天宮住持」－－不過幾年的時間，陳應（衤盾）便陞到「道錄司」第一人的高位，這或許有其師與師祖之庇蔭，但也可想見此人挺有一套，能把明憲宗哄得服貼。到了成化二十二年三月，陳應（衤盾）又由「高士」晉封為「真人」。不過陳應（衤盾）也非全然一帆風順，據「明孝宗實錄」載，當明孝宗繼位後，便有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奏，周思得這一派「行王靈官（道教中的「隆恩真 君」、「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之法」的道士，「近年祈禱，杳無應驗」，而其主持之顯靈宮神像「每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十年一大焚，復易以新，珠玉錦綺，所費不貲（筆者按：這班道士有沒真把袍服燒了，鬼才知道；把上面的珍珠寶貝拆下來零賣倒很可能。）」。周洪謨等奏請免除對顯靈宮「每節候歲時皆遣官致祭」的開銷，給神穿的四時袍服也用現有的按時更換就好、別再燒也別重做了（據「明史．孝宗本紀」載，成化二十三年冬十月，孝宗還下令「革法王、佛子、國師、真人封號」，把賞給受寵僧道的頭銜去掉；但後來不知怎地又回復了）。嗣後弘治十三年五月間，因出現彗星與雲南地震等災異，明孝宗下令「修省」、檢討施政是否有不當之處，當時六部衙門等便合議上奏條陳十八件事，其中之一便是「黜異端」：指出多年以來「崇尚僧道，廣作齋醮」的浪費，其中「遣真人王應（礻奇）齎領銀兩前去武當山、龍虎山修齋設醮」，以及「陳應（衤盾）廣買地基，開拓修飭，一次齋醮則賞賜過倍」等等，都是被點出檢討之處；條陳中建請孝宗，將這班僧道「悉皆斥逐」並停止一切修齋建醮（別讓他們再削錢了）。到了明孝宗弘治十八年五月，時孝宗方逝，正當宮中門禁嚴密之時，陳應（衤盾）卻和一班番僧帶著徒弟以袚除為名，數度擅入乾清宮，禮部尚書張昇等遂奏請處分這批僧道。結果武宗雖未將彼等逮問，但先前賜給他們的印誥、玉帶都被追回，陳應（衤盾）的「真人」、「左正一」頭銜也沒了；其他僧道亦受程度不等處分，並被禁止「夤緣出入宮禁，濫設齋醮」。次月戶部尚書韓文更上奏，稱陳應（衤盾）以及番僧那卜堅參等人「以左道進用，夤緣名號，冒濫賞賚，託建齋醮，規取官錢」等劣蹟，希望武宗下命追回給這班人的濫賞以充實國庫，但武宗僅回覆「卿言良是，但已有旨處分矣。」，沒再算帳。關於陳應（衤盾），筆者能找到的史料記載大致如上。雖他長年以賣弄道術得勢、攫得大筆金錢，但臣子們早已看不下去，總想把這班神棍攆出宮禁，因此一有機會就要奏請－－明代帝王佞佛好道，亦是削弱國力之一端。
賚資槖往興事：昌道亨奏請憲宗賜給擴建寶極觀所需之費用，讓陳應（衤盾）帶著前往杭州動工。
詔馳驛往：憲宗詔許陳應（衤盾）沿途可以使用驛站人馬。
庖湢：庖為廚房，湢為浴室。
夫「易」有「太極」焉：出「易經．繫辭上」第十一章：「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書」有「皇極」焉：出「尚書．洪範」記載箕子對周武王陳述大禹受賜於天之九疇（九類大法）中的第五部分，「五、皇極：皇建其有極」，謂君王建立 君權是有其法則的；施予民眾種種幸福，則萬民自會以君王為自身之則，歸心不二。
蕩蕩平平之域：亦出「尚書．洪範」中天之九疇中的第五部分「皇極」：「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謂帝王治國無偏頗黨庇私人，王之治道推行才能寬坦平易。此謂憲宗以公道砥平治天下，欲百姓也過著平順幸福的生活。
列聖：謂明朝的歷代皇帝。
－－除了上面幾篇關於府學、佛寺道觀的記文，筆者在舊時浙江地區的方志中，是還有見到兩處亦與太監張慶的記載；不過其中一篇裡面只提到一句、另一篇則未見全文只有間接記載，故筆者在此就偷個懶，簡略介紹即可。
兩篇中僅一句話提到張慶者，係明人章懋所撰「修通濟橋記」。據嘉靖四十年「浙江通志」卷四十七載：章懋，字德懋，金華府蘭谿縣人，明憲宗成化二年（1466）會試第一，成進士後選為翰林院庶吉士，踰年授編修，但不久便因與同事莊昶、黃仲昭上疏勸諫而遭謫外，去臨武當知縣。嗣後憲宗感悟彼等忠忱，才又把這三人又調回京職，章懋改官南京大理寺評事。之後章懋轉任福建按察司僉事，戮力提振風紀，但卻多遭掣肘，又染瘴疾，遂於赴京述職期間乞休，當時他年僅四十一歲。章懋家居二十餘年，「足跡不踐城府」，但因其學問名聲，常有四方而至的弟子從遊者向他請益，期間朝中重臣、言官亦屢次薦舉，希望朝廷再徵章懋出仕。到了孝宗即位時，特起章懋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校長），但章懋此時遭父喪守制無法上任，孝宗特命南京國子監添設司業（副校長）管理監務，把祭酒的位子空著等章懋來任。後來章懋服滿赴任，「諸生覿德，翕然向風，人人自以為得師」，對學子的正面影響極大。後至武宗即位時，章懋三疏乞歸，獲陞禮部右侍郎後致仕，但到嘉靖初年又獲進贈尚書銜，卒諡「文懿」，學者間稱他為「楓山 先生」。
關於章懋作記的這座「通濟橋」，據明萬曆刻本「金華府志」卷之二「橋梁」部份記載，係位於該府府治金華縣縣城通遠門外、去縣治西南一里許。在這篇記文開頭，章懋開宗明義曰：「弘治己酉（二年，1489）冬十有一月，金華府重修通濟橋成」，以下略敘該橋由元入明的初建與重修過程，然後便帶到剛完成的這次重修發起經過：「弘治紀元，永平郝公景昌（筆者按，此「郝公」應為郝隆。據弘治刻本「永平府志」卷之七所載成化八年進士榜單中言：「郝隆，灤州人，任大理寺評事、寺副、寺正，陞金華府知府。」）以大理正出守是邦，始下車，問民疾苦，知是橋之弗可緩也，而詢謀僉同，具其事以白於鎮守張公暨藩臬諸司。得報，如其請。」以下則描述郝隆與屬下督工之辛勤、橋成之概貌，並讚美郝隆為民興利之仁政，但就是沒再提到張慶了；或許是因金華府去張慶雄踞所在的杭州府有段距離，故而就沒必要那麼巴結。而這篇文章中唯一提到「鎮守張公」的這句話，在不同的文獻中亦有不同面貌：筆者在上面所引「修通濟橋記」中的這一段，是取自萬曆刻本「金華府志」卷廿八所錄，但在「叢書集成新編」第67冊「楓山章 先生集」卷之八所收「重修通濟橋記」，其中只云「具其事以白于鎮巡藩臬諸司」－－在「金華府志」中收的記文，應是修志者按現地所見碑文而錄入；而在章懋個人文集所收的文字，因為是「事後」所成，故其中會有改易之處也不奇怪。但為什麼要改掉這點小地方？原本府志所錄（也就是實際石碑上所刻文字），是把「鎮守張公」冠於「藩臬諸司」之前、比較凸顯了張慶的地位；但後來在章懋的文集中變成了「鎮巡藩臬諸司」、也不提姓氏，就像是把張慶拉到和浙江地方其他高官等同的水平（雖然仍是居首）。至於改易此處者到底是不是章懋，筆者無法確定：因章懋之文集是在他去世後由他人纂輯，故這處改動有可能是出於編集者之手；但也有可能是章懋在記文交稿之後，因覺得其中有不妥，而將自己手頭留存的一份給改了幾字吧。
關於這個小小變化之所來，筆者推測：可能是與明代士人忌諱與宦官「有關」以致。近年大陸的高忠志 先生（1976年生，2010年獲中山大學文學 博士）在其2012年出版之「明代宦官文學與宮廷文藝」一書有專節論及：明代文人的著作中，存在故意刪去與宦官相關文字的現象。高 先生舉大學士李東陽之弟子何孟春在為老師編文集時，「凡為中貴作者，悉去之」，而李東陽也不以為忤等例子，闡述明人文集中不見與宦官有關文字的原因，大致可分為：認為宦官道德修養有缺而不願留存與彼往來之文字跡證、怕現下巴結諂媚的權宦日後倒台這些文字會牽涉自身而受害；甚或有文士基於對權閹的痛恨而敵視整個宦官階層、自戒不為閹宦作詩畫等（見高著第58至60頁）－－在章懋的「修通濟橋記」中提到「鎮守張公」，只是純粹敘述事實而已；雖有將之與「藩臬諸司」區別開來、有凸顯其地位的句勢，說實在這也還稱不上是特意的「諂媚」。但就連這樣寥寥數字也要加工改易，唯一能解釋此舉之因，就是明代文的人一種近於「潔癖」的表現：即便不能把「鎮守太監」的痕跡完全抹除、也雅不願「張公」存在於文集中而為人所見；而這種嫌惡感，其來有自。
筆者前面曾提過，「明孝宗實錄」於弘治八年九月癸卯日部份，有記載關於進士高臺的上奏，現在就將此條全文錄出如下：「進士高臺奏：方今鎮守官類，多帶從人，廣營第宅；又恣其下營謀書記，主寫文案，包替卒役，永充班頭。需索民財，侵擾商人，阻壞鹽法，虧害驛遞，姦民又因之投充行戶以避徭役，騷擾地方，其害不一，乞皆禁止。命下所司知之。先是浙江鎮守太監張慶以病取回，臺，浙人，故上此奏。」－－從「明孝宗實錄」的文字來看，進士高臺在上奏時還算有所保留，沒把「張慶」兩字直接嗆出來；但在孝宗卒後修纂「實錄」者很清楚他所指何人，故而在尾巴加了一句點明之。高臺身為浙人，對張慶鎮浙的諸般不法害民攫利、所作所為都看在眼裡，肚裡早一包火，因而剛得功名、還未獲授一官半職便亟言「鎮守」之禍。章懋也是浙人，高臺所見之情狀他自亦洞明，兼之以道德學問著稱，故其不能忍「張公」、必去之不可的心態是可想見的（若此處改動是出於為章懋編文集者之手，那也是差不多的考量－－為賢者諱：不欲這位道學先生的文集中提到閹宦。雖說這也僅止於「掩耳盜鈴」之效：刊行文集時固然可以任意筆削，但石碑文字與方志中的迻錄可就不是一般方式改得了）。筆者前面會說這些褒美鎮守太監的文字是「場面話」、用不著太過認真看待，非無因也。章懋只在文中提到幾個字，就要動工改易；前面那幾篇文字，若撰作者自己後來有編文集，搞不好會一字不留、乾脆徹底「滅跡」也說不定。說來也賴舊時志書修纂發達，因而保存了另一些關於「太監張慶」的文字記載……。欲論斷一人之善惡賢不肖，不可「偏聽」而失察；尤其在本就偏向諛美之辭的文體，其中的載記就更非得詳勘其寫作背景，否則勢不免為其所愚。
－－除了上述這些或多或少涉及張慶的各篇文章之外，筆者尚發現有一篇碑記應該也是記載了張慶在浙江的「建樹」，只是筆者遍覓不得該文，只好先於此略記，以俟將來是否能有發現了。在明嘉靖間刊本「仁和縣志」卷十二關於該縣宮廟的記載中有云：「天妃宮，在得勝壩以北，奉順濟聖妃（筆者按：即媽祖）……按此宮創於洪武壬子（五年，西元1372），歲久寖敝，勢不可支。成化辛丑（十七年，西元1481），鎮守內臣張慶知為江河所仰，乃捐資重建，延三茅觀陳福明住持，其徒朱源明時加修葺，宮宇如舊完好……。」在嘉靖年間的縣志，「張慶」的名字被清楚記載著，不過，到了清代乾隆年間所修「杭州府志」卷八提到此宮時則曰：「天妃宮
在得勝壩北。此宮刱于明洪武壬子，成化間內臣張慶知捐資重建……。（此段末有註出處係「仁和縣志」）」。在乾隆間的府志裡，「張慶」之名被記成了「張慶知」，大概是修府志者沒瞧清縣志原文、沒注意「鎮守內臣張慶知為江河所仰」中的「知」字是知悉之意，才會把張慶的單名改成雙名了。另外，在清人毛奇齡所著「西河集」卷六十八「碑記」部分，有一篇「重修得勝壩天妃宮碑記」，開頭提到此宮的沿革時亦有云：「相傳明洪武間，祠水神于壩，以為官艚估舶禱賽之所，意甚善也。乃未幾而稍圮矣。成化辛丑，鎮守浙江司設監太監張 君實始捐貲恢拓，高其殿欐而擴其垣廡，使當日之奉觴獻豆、灌薦拮挶者，坦然可効駿奔于其側……。」－－由毛奇齡的記文來看，張慶之號為「君實」（或「字」。據「金門青嶼社張氏重恩堂集及族系譜圖等專輯」中「均正公長房長之二族系譜圖（2）」內中所載，張慶「字太吉」，但古人之「字」不限於一個，故「君實」也有可能是張慶之字。像宋人司馬光之字便是「君實」。）要之，張慶既有捐資重建之舉，諒必當時少不得也會有人撰文樹碑以誌此事。可惜筆者雖竭力檢索，但截至目前，仍是無法找到當年記載張慶捐資重建所立碑文的內容，只能留待日後是否有機緣覓得，再作介紹了。
以上，就是筆者對近年間找到的幾篇有出現過太監張慶的古人文章所作介紹。從這些文獻存在的例子，也揭櫫一條可能再找到更多有關這三位明代青嶼出身太監文字紀錄的路子：張慶鎮守浙江，在杭州府及臨近的金華府便有府學、佛寺、道觀道廟乃至橋梁等的碑文中述及他預事興修；那麼在北京或南京的類似建築中，應該也會有機會找到身任御馬監太監之張敏、以及守備南京之張本，兩人曾是「施主」或督工修建某種建物的碑文記載才是。就筆者所知見，現今對杭州地區舊時佛寺道觀的纂輯做得較好、有套書出版，搜尋起來比較便利；而在北京、南京兩地，對這一類型的古籍集結出版似還少見，要找起來就比較吃力耗神。要之，縱使「場面話」居多，但畢竟也是關乎舊時金門人士的行跡紀錄；蒐羅遺佚，尚有待更多有心人的參與努力。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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