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伯」匾、「道南書院錄」與「大禮議」 －－關於黃偉的文獻拾遺 . 之二

「邦伯」匾、「道南書院錄」與「大禮議」

－－關於黃偉的文獻拾遺 . 之二

19, Aug 2010 09:13

羅元信

二、金賁亨「答黃孟偉書」與「道南書院錄序」

　　在「滄海紀遺」中的黃偉傳記內，曾有言他在南京刑部任職時，「公暇求道南四先生書，溯潁昌授受微旨以自勵」。所謂「道南」一語，源自北宋理學家程顥的一句話；據說當楊時（字中立，學者稱「龜山先生」。）拜程顥為師後，自潁昌辭別南歸時，程顥目送其背影，曾說出：「吾道南矣。」之語。因程顥很器重楊時，認為他能將自己所授理學帶至南方。程顥歿後，楊時再拜程顥之弟程頤為師，承繼二程之學。後來楊時的弟子中有羅從彥（字仲素，世稱「豫章先生」。）、羅從彥的弟子中有李侗（字愿中，學者稱「延平先生」。），而李侗便是朱熹之業師。由楊時以迄朱熹，二程的理學在南方開花結果，造就了集理學大成的朱子，故後人將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合稱為「道南四先生」（因楊時、羅從彥、李侗三人，都是南劍州人，故又合稱為「南劍三先生」；宋代南劍州約當明清之福建延平府）。當年黃偉在公餘蒐羅四人的著作，最初是為了自己研讀以進德修業，不過到後來，卻也因逢際會，產出了一項成果－－金門地區的文獻，關於黃偉的著作記載僅有「海眼存集」，然此書久佚不可見。但黃偉生時，曾與友人金賁亨合作編纂一書，即「道南書院錄」，而此書尚存於世。

　　與黃偉合作編纂「道南書院錄」的友人金賁亨，在上節已稍提過，舊時金門相傳黃偉故居之「邦伯」匾係金所題獻；此點雖不確，但金賁亨與黃偉關係密切則不虛。日前筆者至金門時，承蒙多年國小黃奕展校長慨允，出示其多年前拓印之黃偉墓表碑文；此碑文字雖已大部磨蝕，但碑文之末尚可辨識出「金賁亨撰」這幾個字。由金賁亨受託為黃偉闡述生平，亦可見出兩人之交非是泛泛。

關於金賁亨，在上節已提過他的出身與科舉及第時間，於此再補充其生平資料：當金賁亨於正德九年成進士後，最初在揚州府擔任了三年教授，之後朝廷本欲任用他為御史，金賁亨因雙親年老不欲上任，經再三催促才去較近的南京擔任刑部主事；此時正值黃偉在南京刑部任職，二人熟識當於此時（也有可能在正德九年應試前後便碰過面）。惟據「臨海縣志」所載，金賁亨任南京主事後，「越歲，甯藩變起」，金賁亨便請假將父母送歸家鄉，並在臨海縣協助籌畫防務；所謂「甯藩變」，即正德十四年寧王朱宸濠叛亂，故金賁亨與黃偉首度成為同事，是在正德十三至十四年間事。「臨海縣志」以下載，金賁亨於寧王亂平後不久便乞告歸鄉事親，過兩年方再出仕，仍於南京刑部任舊職，不久便陞為員外郎、郎中。嘉靖三年七月，金賁亨改官江西按察司僉事（據「明世宗實錄」），三年後受命改任貴州提學副使，之後方於嘉靖八年來福建當督學。「臨海縣志」載，金賁亨來閩時，「慨然以興起斯文為己任」；為使福建士子明瞭理學淵源，金賁亨在福州府原「道山書院」的舊址建立「道南書院」，福州府原有「道南祠」中已祀楊時至朱熹等四人，金賁亨再增入程顥為主祀，並上疏請朝廷將羅從彥、李侗列入孔廟從祀（一方面，以崇祀之序闡明閩學自洛學而來、沒有程子便沒有朱熹；一方面，又倡議從祀孔廟以提昇福建往哲的地位。按：欲請朝廷將羅從彥、李侗送進孔廟，金賁亨不是頭一個，但一直到萬曆年間此事方成）。在這些尊崇理學源流的作為與修明禮教之外，金賁亨還將福建各地品行好、有志向學的生員們集中於「養正書院」，講授由洛學至閩學的傳承微旨；可看出金賁亨是充分運用其督學的身分、積極培養有志於理學的士子。可惜金賁亨在福建不過一年便改官江西，福建士子四度挽留，仍無法改變任命，末了也只能為他立祠紀念。之後據「臨海縣志」載，金賁亨在江西南康府考察當地士子學業時，某夜忽夢見孔子有疾、自己則捧藥進侍。夢醒之後，金賁亨覺得十分奇異，不到幾天，便由朝廷傳來了重大消息：在當朝大學士張璁與桂蕚擬議、明世宗首肯下，朝廷下令：將本來元朝時所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的稱號，改為「至聖先師孔子」（把孔子與王者並肩的尊崇地位降格），天下各地文廟內戴冕著袞服的孔子聖像也被摒除，改成木主，連祭祀的籩豆與樂舞也縮水。而文廟中從祀配享之孔門弟子原有封公、侯、伯者，也都被革去，改稱「先賢」或「先儒」（直到滿清入關後的順治二年，才有國子監祭酒李若琳奏請更定孔子神牌，希望能給孔子恢復元朝時「大成至聖文宣王」的稱號。但經禮部議定的結果，是改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被明世宗去掉的「王」字仍沒能復辟）－－這項鉅變對力興先聖之道的金賁亨而言，不啻是椎心之痛；加以雙親年老，於是他毅然致仕回鄉。雖在嘉靖十一年十月間，朝廷有再徵其出仕，但金賁亨不為所動，於自家奉親力學、教育子弟，之後以高齡謝世（「臨海縣志」載金賁亨享年八十二歲，但「本朝分省人物考」與「明史」則稱係八十六歲）。除了與黃偉合纂之「道南書院錄」，金賁亨還著有「學易記」等論學諸作、以及「台學源流」（記述其家鄉台州所出學者之傳記）、「一所金先生文集（就迄今筆者查訪所得，此書僅大陸浙江省臨海市博物館藏有一清代手抄本）」。

　　敘過金賁亨之生平，以下來介紹「道南書院錄」這本書。光看書名，易使人認為這是一本記載書院源起、規制等諸事的「書院志」，但其實此書重點在於人，是為介紹自程顥以迄朱熹等「道南五先生」而纂。是書正文共分五卷，自程至朱每人一卷：每卷首列各人行狀或墓誌，以及他人悼念之「哀詞」；接著是「遺事」（補行狀未及之軼事）；最後是「論學要語」，收輯傳主闡述為學之道與心得諸語。以篇幅而言，這本書不算多；特別是在介紹程顥和朱熹的部分，一卷的篇幅是精簡已極，欲涵概其學說是絕不夠的。筆者揣度：此書可能是較近於「講義」之用，是金賁亨打算用以對諸生講述自洛至閩理學源流的講稿大綱；而由金賁亨培養出來的「講師」們，亦可以此書作為向更多有志於學者傳講的底本、也便於自己時時溫習。故而其簡短精要之目的，在初步引發士子希賢之志；至於精進深研，當然還得靠其個人再廣蒐博覽（從另一方面來說，明代自中葉後，士子漸染「束書不觀」之惡習，以遊學空談為尚；將此書編得精簡些，不僅能印得快印得多、也或許才能使日趨怠惰之士子，不至因看到書本厚便打退堂鼓吧）。

　　「道南書院錄」此書，筆者所見係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所藏原書製作之微卷。關於此書編纂刊行經過，筆者據書中數篇序跋之敘述，略陳如下：當嘉靖八年金賁亨在福州建立「道南書院」與增程顥為主祀之後，因福建地區士子對閩學源頭之程顥所知不多、「愧無以道之」，於是使金賁亨有了纂書介紹的念頭；「乃與吾友黃君偉，節萃五先生言行心法為茲錄，將梓而人授之，俾自得師焉。」但書稿方成，金賁亨便被調往江西，刊行此書的打算因而暫停。後來金賁亨辭官里居時，又與友人趙淵、應大猷訂正過此書內容，並於嘉靖十四年完稿；惟成書後僅藏於金賁亨自家，猶未面世。一直到嘉靖廿六年，金賁亨的門人魏濠（福建福清人）來台州任官，才將「道南書院錄」付梓；但因是在浙江台州上市，於福建的流布反而並不多。嗣後到嘉靖三十八年，金賁亨之次子金立敬也來到福建當督學，此書方於閩地再度梓行。筆者於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所見微卷，便是這二度刊印之版本了。此書所載各篇序、跋，除了金賁亨自撰之「道南書院錄序」中，有言及最初他是與黃偉共纂此書，在正文後並附有「答黃孟偉書」這封信，係金賁亨當初為與黃偉商議書序內容而寫的。以前後時序觀之，當是嘉靖十四年時為將此書編纂工作告一段落，故金賁亨自撰序文，並將序文草稿連同書信由浙江送來福建黃偉處，請其指正。以金賁亨此信題為「答」書而言，他與黃偉為了此書該是不只一次魚雁往來；可惜黃偉致金賁亨之前後書信今已不存，於今也僅能由金賁亨的來信與書序，一睹當年兩人為將此書竣事所投諸之心力了。

「道南書院錄序」與「答黃孟偉書」這兩篇文章，加總起來不過千把字出頭；不過因其中眾多典故引述，幾乎無一句無來歷，若要將全文一一詳細註解，耗上七八倍的字數都不見得夠充分。為省龐雜，筆者僅就關鍵之處加以說解，以揭櫫大旨為要。以下便先抄出金賁亨致黃偉的書信，再將「道南書院錄序」錄出，然後一併解說：

    　    答黃孟偉書

　　「道南書院錄序」拙見如斯，未敢執為定論，承諭及感。感三變之說，嘗考諸晦菴自言，如所謂也「曾去學禪，而李先生（李侗）以為懸空理會」者；如所謂「予之始學，亦務為儱侗（籠統）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於小」者。此類非一，非所謂「始失之禪」矣乎？如所謂「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者，如所謂「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者；如所謂「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者。此類非一，非所謂「中失之支離」矣乎？至於悟明道（程顥）「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之語，而知所以安頓身心。悟明道「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活潑潑地」之語，而於日用間觀流行之體。悟明道「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而以為「未久已有此驗」，以為「不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此類非一，非所謂「其終也合一明道」矣乎？舍己從人，改過不吝，此正聖賢宅心光明，不可企及處，而顧欲為之諱之，何耶？伊川（程頤）狀明道，未嘗諱其「泛濫諸家，出入釋老」也。晦菴（朱熹）贊橫渠（張載），未嘗諱其「悅孫吳（兵法）、逃佛老」也。不惟紀實傳信，且俾後之人知大賢非天成，其於道也，非一蹴而至，而凡有志者皆可為也。知君子勇於徙義而學日新，而凡差失者，皆可變而正也。知孫吳釋老諸家之術不足為，而凡始學者，必慎辨其所從入也。今之議晦菴者，執其初之失，而不究其終之純；從而尊之者，則又并與其失而諱之，俾聖賢之學不明於後世，吾恐非晦菴至公至大之心也。哲人既遠，指南無從；祇奉遺言，反求諸心，庶幾有得于將來爾。此所深望于執事，毋吝裁正終教之。幸甚！幸甚！

道南書院錄序

　　昔明道自言，其學于濂溪周子（周敦頤）也，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比再見，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蓋先生志識超卓，自其蚤（早）歲已默受師傳，反身自得如此。至其學底于成，道幾于化，識者謂與顏子並。其徒環天下，而「道南」一語，獨發於龜山潁昌之別，其感深、其思遠矣！胡康侯（胡安國，楊時之友人）曰：「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所授。」謝顯道（謝良佐，二程弟子）曰：「伯淳（程顥字伯淳）最愛中立，觀其氣象亦相似。」大抵龜山之學，以體驗道心於喜怒哀樂未發為要，蓋深有得於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之旨。其嗒然不語，飲人以和，遺佚厄窮，不改其樂，信乎無愧於吾道之托者。再傳而豫章，而延平，而晦菴，若所謂「靜觀未發氣象」，若所謂「澄心體認」，若所謂「默會諸心，以立其本」，皆是物也。而稱之者或曰：「如春風發物，並立而使人化。」或曰：「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或曰：「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孔門千五百年相傳之緒，賴以弗墜；閩之學，於斯盛矣！而或者猶疑于晦菴，蓋未知其三變也。觀其自言，始失之禪，中失之支離，而其終也合一明道；蓋其舍己從人，日新不已如此。其學焉者，乃或蹈其所未變，而未能得其所變，無或乎疑者之未解也。

嘉靖己丑（八年，西元1529），賁亨董閩學事，既作道南書院于會城以祀四先生，而復推四先生之心以祀明道。于時閩士相與觀歎，若嚮往焉，而愧無以道之也。乃與吾友黃君偉，節萃五先生言行心法為茲錄，將梓而人授之，俾自得師焉。稿成，賁亨調官江右，未幾，謝事歸，乃復與吾友趙君淵、應君大猷訂正，藏以私淑。嗟夫！篤信聖人，猶不能免於三罪；而言必識、行必學者，且有烏頭力去之憂。此學之所以貴自得也，獨茲錄之恃也哉！

    嘉靖乙未（十四年，西元1535）秋八月既望，後學臨海金賁亨序

——「道南書院錄序」一文的前面大半，主在簡介自程顥以至朱熹等數人的理學傳承精要。金賁亨講述的意思大致如下：關於程顥自述周敦頤教他要思考的「仲尼顏子樂處」，簡單說即是一種克己去私、不為外物羈絆而達自適安樂的境界。而當程顥再度見周敦頤後的歸途，已能體會孔子贊同曾皙志向之語（見「論語．先進篇」第廿五章，孔子問子路等四名弟子各言其志，曾皙僅言想在暮春和一群人去玩玩水、吹吹風，再唱著歌回家，卻得到孔子「吾與點也」的贊同。），表示程顥已領悟周敦頤所啟示者，乃內心悅樂之泉源。而學術有成後之程顥，門徒滿天下，卻只在楊時南歸時說出「吾道南矣」一語，是有極深遠之感思，因程顥知楊時能傳其思想精微。據同時代之胡安國所言，楊時學術的中心思想在於「中庸」、是得之程顥所授。而據謝良佐所言，楊時是程顥最鍾愛的門徒，兩人的心性氣度亦相似（對所秉氣性相同者傳授其學，自然事半功倍）。楊時的學術重心，所謂「體驗道心於喜怒哀樂未發」，即來自「中庸」第一章「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語。以敬持心，勿有因私念致偏失，便是楊時的中庸之道；而其表現在外的，便是「嗒然不語，飲人以和（不假言教而以身教默示），遺佚（未被起用見重）厄窮，不改其樂」這樣的修養，不愧為程顥之道的託付者。自楊時以下的羅從彥、李侗與朱熹，他們教人「靜觀未發氣象」、「澄心體認」、「默會諸心，以立其本」等等，其實也就是楊時所授的中庸之道。而傳承楊時之學術者，若羅從彥「如春風發物，並立而使人化（李侗所撰「見羅先生書」中之語）」、若李侗「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見朱熹為李侗所撰「延平先生李公行狀」）」、若朱熹「心度澄朗，瑩無查滓（見朱熹門人陳淳所撰「初見晦庵先生書」）」；由彼等修為，可知皆是得「中庸」真傳。「中庸」這篇「孔門傳授心法」（見朱熹「中庸章句」書首），自孔子卒後相傳一千五百餘年，由楊時以迄朱熹等人將之發揚光大；「閩學」也在朱熹之時，達到極盛。但是，（在金賁亨的時代），有人質疑朱熹的學術（認其所傳已非程顥之純正理學），這是因為質疑者不知朱熹在治學上曾經歷「三變」的階段（「三變」的意義，將於下文說解），而最終仍是回歸到程顥所授的理學；這是因朱熹能不執於己見、不斷力求自省日新以致。但後世學朱熹的人，有的是重蹈朱熹回歸程顥理學之前的舊轍，卻沒達到朱熹最終的變化階段，無怪乎這些人未能真正理解朱熹而產生質疑了。

以下序文末段，大抵敘述「道南書院錄」的成書經過，筆者前面已有解說，於此不贅。需要說明的是兩個典故：「篤信聖人」，指孔子之徒子夏。朱熹作「孟子集注」，於「公孫丑上」篇之中「北宮黝似子夏」這一句的注釋中有言：「子夏篤信聖人」。聖人，即指孔子。「三罪」之說，見「禮記．檀弓上」篇所載：子夏晚年喪子，因哭哀過度而致盲目。當曾子來慰問他時，子夏哭道：「天啊！我沒有罪過啊（不當遭此禍殃）！」這時曾子卻怒道：「商（子夏姓卜名商）！你怎能說自己無罪呢！我和你曾在洙、泗（二水名，在魯國）之間師事過夫子（孔子）。你老了退居到西河這裡，卻讓本地百姓認為你的修為和夫子不相上下（不尊師，無自謙之心），這是你的第一樁罪。你之前雙親亡故，也沒人聽說你有多傷心（反是為喪子而哭瞎了眼），這是你的第二樁罪。你因喪子而把眼睛哭瞎（毀傷自身，是為不孝），這是你的第三樁罪。你怎能說你沒有罪呢！」子夏聽了，便很慚愧地承認自己確實有罪，因為自己離群索居太久，缺乏友人規正才會犯這些過錯。「烏頭力去」之憂：事見「河南程氏外書」卷第十二所載：「謝子（謝良佐）見河南夫子（程氏兄弟），辭而歸，尹子（尹焞）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謝良佐之意，將學生與老師相處，學其行事、記其教誨而有所長進，比作是人服「烏頭」，藉其藥力而獲致好氣色與體魄（按：「辭海」釋「烏頭」，係有二物同名：其一即人所熟知之「附子」，另外芡實亦別名「烏頭」。附子有劇毒，服之能殺人；謝良佐之語所謂「烏頭」，當指芡實）。有藥可服時，不成問題，一旦「斷藥」，則學生受老師薰陶而有的好表現，恐亦將日漸亡失，又退步到未經教化的狀態－－金賁亨用這兩個典故，在闡明學者無論曾由良師益友受到何等正面影響，都有因日久而怠忽消散的可能；因此能有自得於心者，才是可貴的真學問。「道南書院錄」一書，只能幫助後學認識往哲；欲真正達到理學真蘊，還是得靠讀者自省自勵，方能望希聖希賢。

「道南書院錄序」的文意，大致如上。至於金賁亨先前給黃偉的書信，也可分為前後兩部分。前面的大半，在闡述朱熹求學問道過程中，曾經歷「始失之禪」、「中失之支離」與「其終也合一明道」這三階段，金賁亨將之謂為「三變」。「始失之禪」，謂朱熹早年曾好禪學：這是因朱熹最初奉父親遺命，受學於胡憲、劉勉之和劉子翬，而這三位先生除了儒學之外也喜好佛學禪理，因而使朱熹受到影響。當朱熹剛開始向李侗學習理學時，常會向李侗賣弄禪佛之道、又將禪理佛學與理學混一，因而遭李侗糾正。「中失之支離」，謂朱熹中年時主張為學應「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要「留情傳註」、「著意精微」，並以「格物致知」之法、遍求事物之理而後求融會貫通；但這樣的過程耗心費時甚鉅、且有歧路亡羊之虞，故被同時代主張應「先明本心」的學者陸九淵指為「支離」（朱熹晚年也曾悔悟，自己過去在無益於求真知真學問的雜事上花了太多功夫）。而「其終也合一明道」，便是指朱熹最終因體悟程子之語，摒除雜學分心，回歸二程理學正統而成為理學之集大成者。在金賁亨闡述這「三變」中所引之語，如「曾去學禪，而李先生以為懸空理會」等等，都是出自朱熹的語錄或與友人書信中，以朱熹自己的言論文字，來證明朱熹的變化歷程。金賁亨之所以要闡明此點，是源於同時代者對朱熹有褒有貶：貶抑朱熹者，偏執於朱熹學問成熟前的偏失而不顧其後來的蛻變；尊崇朱熹的人，卻是想把他曾經歷的早中年階段諱而不言。金賁亨認為這兩者對朱熹的認識都失之偏頗，故要以臚列其言論的方式，展現朱熹學術生命的完整過程（金賁亨信中所引「曾去學禪，而李先生以為懸空理會」等語，皆見於「道南書院錄」卷五關於朱熹的「論學要語」部份）。

－－關於金賁亨「道南書院錄序」與「答黃孟偉書」的大意，筆者盡可能詮釋如前；但在此二文的字面之外，還有著金賁亨沒有明白道出的寓寄之意。而這就是筆者要特別說明的，關於金賁亨所稱朱熹有「三變」的由來、以及其隱含的背景因素。金賁亨與黃偉間為討論出版「道南書院錄」的問題，往來書信本不只一次；而這些目前尚無法看到的討論過程，或許就是和出版此書的時空背景有關的。

關於朱熹學術中的「三變」，金賁亨對自己會作出這三段區分的來由，箇中尚有不曾明言處。筆者在朱熹的自著或門人弟子編纂的語錄中，找不到有與金賁亨所述這「三變」相同的段落；至於現代學者論述朱熹生平思想的著作中，雖有道及朱熹在思想學術上的變化，但就筆者所知見，也沒有人提到像金賁亨所述的這「三變」階段。截至目前，稱朱熹曾有「三變」者，筆者僅見於金賁亨給黃偉的這封信，以及「道南書院錄序」之中（「道南書院錄」中所收他人序文亦有道及「三變」，但這當然是承金賁亨之序文而來，故茲不論）；而對朱熹學術邅變作這樣的三段區分法，嗣後似乎也不曾流行，以至近於凐而不聞。反覆閱讀給黃偉的這封信後，筆者認為：金賁亨的「三變」之說，是受到「同時代者」的影響－－在明代中期，確曾有一位知名學者，常被人提到其「學凡三變」，甚至在教學的方式上，也歷經「為教也亦三變」的過程；此人便是明代「心學」的大宗師王守仁。王守仁卒於明世宗嘉靖七年底（西元1529），在其卒後，弟子賡續為其刊行文集。而王守仁之高足錢德洪，在為老師出書時所附「刻文敘錄說」一文中，便有這麼一段話：

「先生（王守仁）之學凡三變，其為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詞章；已而出入二氏（筆者按：釋、道二家）；繼乃居夷處困（按：王守仁被貶至貴州龍場驛），豁然有得于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關於王守仁歷經的「變」，除了前引的錢德洪，另一位王守仁的得意門生王畿在嘉靖卅二年的「滁陽會語」這篇語錄、以及明清之交的學者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一書中，也曾有類同的說法，於此不縷敘。）

現在回頭來看金賁亨此信，由其言「感三變之說，嘗考諸晦菴自言」云云來看，在金賁亨之前，應該是不曾有人以「三變」的階段來分析朱熹的思與學之邅變－－如果早就有這樣的論述存在，金賁亨就無需求諸朱熹的「自言」，來證明他提出的這三段分法不謬了。而由「感」字來看，這種三段分法是源於「有感而發」：金賁亨由他人論述其他學者的學術思想演變過程，看到了一個也適用在朱熹身上的模式，「三變」；因此他才會「考諸晦菴自言」，從朱熹的自道中找依據，來向黃偉證明這「三變」也曾在朱熹身上發生過。那麼，金賁亨稱朱熹曾歷「三變」之說，真是受到王守仁弟子錢德洪的影響嗎？關於這一點，在「道南書院錄序」文末，金賁亨自記寫成的時間是「嘉靖乙未（十四年，西元1535）秋八月既望」。至於錢德洪寫「刻文敘錄說」時間，在其文末有記係「乙未年正月」；而錢德洪與其他王守仁弟子在江蘇姑蘇城為老師出版「文錄」，也是在同年二月便鳩工成刻了－－此二文作於同一年，但錢德洪的「刻文敘錄說」隨書面世，比金賁亨寫定書序（尚未行世）的時間早了足有半年；因此，金賁亨是受錢德洪影響的可能性極大。固然古代交通運輸不若今日之便，金賁亨在見到王守仁著作出版後，還要起草書序、與黃偉書信往來討論，時間上有點緊，但並非辦不到之事。

－－由金賁亨套用錢德洪關於王守仁的說法、稱朱熹亦曾有「三變」的情形來看，金賁亨對於王守仁的學說、以及王學弟子的動向，是十分注意的。金賁亨之所以高度關注王學的原因在於：在他的時代，王守仁所提倡之「心學」出現，已成為對程朱理學造成挑戰的一項威脅；甚至可說，「道南書院錄」之成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反擊王守仁及其後學而發的。

關於王守仁，其事蹟人多能道之，筆者只需稍作簡介。早年的王守仁，一如明代的士子們，是處於程朱理學的籠罩下；不過當時的王守仁並未專注於學問之道，除了「馳騁於詞章」，也喜歡研讀兵法、練習騎射工夫，還曾為了向道士學打坐養生把婚事給忘了，可說是處於興趣很雜的時期。後來他遍讀朱熹著作，對其「格物」之學發生興趣，曾對竹子欲格其理而無所得，反而因疲累生了一場病；廿七歲時自覺過去求學問是欲速則不達，又循序去重讀朱熹之書，然到頭仍覺得「物理吾心，終判為二」，朱熹之學說無法與己心契合。這兩度失敗使他對朱熹的學術產生懷疑，但又未尋得自己的成聖之道，因而沉鬱甚久。三十七歲那年，王守仁因觸忤宦官劉瑾而遭廷杖、被貶謫至貴州龍場驛。但身處困頓中，反使王守仁恍然大悟，明白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進而發明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學」體系。為明代後期的學術發展，注入了一股新流。

然而，「心學」（也可說是「新學」）的興起，便免不了與舊有之理學產生牴忤，也因而招來尊崇程朱的官宦士人之敵視。王守仁還在世時，嘉靖元年十月間便有一位禮科給事中章僑上疏言：「三代以下，論正學莫如朱熹。近有倡為異學者，樂陸九淵為簡捷，而以朱子為支離，宜嚴禁以端士習。」另一位御史梁世鏢也附合章僑之疏。世宗因此下詔：「禮部、國子監及各提學官申其禁。」－－章僑沒有直言這位「倡為異學者」是誰，但明眼人都知道，王守仁之「心學」，是承繼宋代陸九淵的學術而來；章僑諒是因兩年前王守仁剛立下平定寧王宸濠叛亂的大功，人望正高，故不敢直攖其鋒。由章僑之疏，可見出程朱一派已在盯著「心學」的發展，欲將這新生之苗抑之除之。其後王守仁在嘉靖七年底因病重、上疏辭去總制兩廣軍務之職，在未獲朝廷允許前即啟程欲還鄉，但半路上便病逝。原本便不喜王守仁之大學士桂萼，在王守仁乞歸疏抵京時就故意壓著不往上送；當王守仁的死訊傳至京師，桂萼便上疏彈劾王守仁擅離職守，以及在貴州軍務處置不當等等罪名，引起明世宗的惡感，下詔要廷臣評議王守仁之功罪。嘉靖八年二月間，吏部將廷臣會議的結果（實是出於桂萼主導）奏上：「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或流於清談。庸鄙者借其虛聲，遂敢於放肆。傳習轉訛，悖謬日甚（桂萼雖不是程朱理學的支持者，但他列出的王守仁「罪名」，諒都是尊崇程朱者所最不可忍之處）。」結論是王守仁雖有軍功，但罪過也不小，故而「今宜免奪封爵（王守仁所獲封「新建伯」），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廷議奏上後，世宗也認為：「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最後世宗裁定：不追奪王守仁的「新建伯」爵位，但取消世襲；王守仁歿後朝廷本該給予的恤典，通通不給。至於對「心學」，世宗命：「都察院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見「明世宗實錄」卷九十八）。

　　乍看之下，在王守仁卒後，他所倡導的「心學」受到嚴重打壓、被朝廷定為「邪說」；連他自己都遭到剝奪世襲與恤典等處置。不過，這些挫敗只是表面現象。雖有朝廷嚴辭榜示，但王守仁的弟子無懼於此，依然聚會講學，為王守仁纂輯著作並出書，甚至在各地建書院、立祠以紀念王守仁。「心學」持續開枝散葉，日漸茁壯。（後來到了穆宗朝初年，「心學」勢力已盛，許多廷臣頌揚王守仁的功績，於是穆宗下詔追贈王守仁「新建侯」、諡「文成」；隆慶二年又恢復其子孫世襲伯爵的恩典。原本還有人奏請讓王守仁從祀文廟，但穆宗未允。一直到萬曆十二年，在大學士申時行等人支持下，王守仁終獲從祀文廟的光榮－－歷史上有許多巧合之事，這裡就有一樁：王守仁是因質疑朱熹而遭排擠，但他的經歷和朱熹便有不少相似處。朱熹還在世時的南宋淳熙年間，就有監察御史陳賈在宋孝宗面前攻訐當時有一些打著「道學」幌子、「假名以濟偽」的官員，請孝宗要注意彼等行止，最好讓他們回家吃自己；這個指控就是衝著朱熹來的。朱熹到晚年時，先是遭誣罪而被削職，接著其學術又遭人攻擊是「偽學」，甚至還有人上書「乞斬熹」。朱熹卒後，學禁稍弛，朝廷才回復給他致仕官員應予恩澤。到了崇拜朱熹的宋理宗登基後，先是給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後改「徽國公」；淳祐元年時又下詔，讓朱熹與二程等理學先進一齊從祀孔廟。）－－另一方面，或許是沒人向世宗點破：在世宗即位之初因「大禮議」和廷臣相持不下時，曾上疏支持世宗的少數人中，雖有一個桂萼是敵視王守仁，但其他像張璁、霍韜、方獻夫、席書等人，大多是王守仁之私淑弟子、或是認同其思想者；而這些因「議禮」有功諸人，嗣後都獲得不次拔擢（關於「大禮議」經過，將於下節述之）。因此實質上而言，「心學」的崇奉者已高踞廟堂、進入政府中央。猶有進者，張璁等人主張禮制該順應時代人情之變而修改、無需拘泥古法的論調，也是與王守仁思想相符。世宗在張璁等人的支持下堅定己見，最後在「大禮議」中力排眾議而獲勝，卻懵不知自己其實是「心學」的受惠者。但縱使世宗不明究裡，程朱一派的官員與學者可不會看不出來：「心學」不僅沒絕跡，還日益壯大、廣為流布。面臨「心學」在朝在野的勝利，相形下程朱理學便顯出頹勢；因此，該如何復興理學、重燃士子對理學的熱情，就成了崇奉程朱的官學人士不能不用心的課題－－金賁亨與黃偉共纂「道南書院錄」，以及增祀程顥，講述洛、閩學傳承等等，實是有其重大寓寄的。

筆者前面曾言，「道南書院錄」之成書，與「心學」之發展有關，這可從兩方面見出：其一是金賁亨寫書序的時間。在「道南書院錄序」中，金賁亨記書稿初成是在嘉靖八年時；嘉靖九年底金賁亨辭官里居後，雖找了兩名友人協助訂正內容，但以這五卷的篇幅來說，該花不了幾個月時間。然而，一直到嘉靖十四年，金賁亨才把書序寫定。由此觀之：「道南書院錄」的成書過程，中間曾停擺了至少三年多。金賁亨之所以沒有積極將此書竣事，一方面可能是因他在進行自己的其他著作，另一方面可能是由於嘉靖八年初朝廷榜示「心學」是邪說之舉，使金賁亨認為其流布已被扼止，因此鬆懈了些。直到嘉靖十四年二月，錢德洪等王門弟子為王守仁纂輯著作出書，方使金賁亨頓覺「心學」依然健在，因此才趕著寫序並去信與黃偉討論序文內容，要將「道南書院錄」一書完工。

「道南書院錄」之成書，與「心學」關係的另一面，在於其內容的詮釋，也就是筆者前面提過的「三變」由來－－對於朱熹的學說，王守仁提出不少質疑與批評，例如對「大學」中「格物」一詞，朱熹認為「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但王守仁晚年所述「四句教」中的最末一句則曰：「為善去惡是格物」；依王守仁的看法，「格物」是修心修行，和朱熹所謂的探究「事物之理」全然不同。而這樣的歧異，便造成了王守仁被桂萼等指控「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的罪名。至於桂萼給王守仁加的另一條「著『朱熹晚年定論』」云云，係指王守仁曾纂「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此書係王守仁於明武宗正德十年輯成、正德十三年時付梓。之所以名為「晚年定論」云云，據王守仁自序中言，他認為當時世間所傳朱熹「四書集注」、「或問」之類的著作，所載僅是朱熹「中年未定之說」；而朱門弟子所纂「朱子語類」，又有其門人摻附己見，故其中與朱熹平日之說有大相悖謬處。王守仁認為，朱熹在晚年時「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但與王守仁同時代的學者，卻仍「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為了證明朱熹晚年自悔過去「格物致知」之舊說錯誤，王守仁選輯了朱熹給不同友人的卅五封書信，以朱熹自己的話，欲證明朱熹晚年思想，已傾向陸九淵一派主張之「先立其大」、「先明本心」的路線。當「朱子晚年定論」行世後，隨即招來不少批評。例如明人羅欽順指出：王守仁未明確定義朱熹的「晚年」是由幾時開始，又考證出王守仁所採書信中，有四封是朱熹早於四十六歲之前所寫，怎麼說也不能算「晚年」。另外明代學者陳建也批評王守仁「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陸九淵）合者」來纂成此書，故意抑朱揚陸等等。但雖然「朱子晚年定論」遭到一些負面評價，此書還是在王門弟子的傳抄印行下迅速流布，造成對朱熹學說的質疑，也壯大了「心學」的聲勢－－針對此點，崇奉朱熹的官學人士，自然也得思考應對之道不可。

在前面，筆者曾介紹「道南書院錄」之體例，每卷最後是「論學要語」，收錄傳主闡述為學之道與心得諸語。在卷之五關於朱熹的部分，其「論學要語」，大抵也是由朱熹之語類、書信等纂輯而來。值得注意的是：金賁亨在「道南書院錄序」中曾引朱熹「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者、「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等語，不僅出現在「道南書院錄」卷之五朱熹的「論學要語」部分；在王守仁所纂「朱子晚年定論」中，同樣也收錄了這些材料－－雙方取材有重覆處，但導出的結論並不相同。

當嘉靖八年，金賁亨與黃偉共纂「道南書院錄」時，最初的原因是為介紹洛、閩理學傳承源流。但，早在正德年間便已流布的「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所造成的衝擊，必定也是金賁亨久縈心頭的問題。不過，要如何「還擊」，卻是件頗費思量的事：因為王守仁所引朱熹書信皆是真實不虛，即便有年代早晚的問題，也無法否認朱熹確曾寫過那些自悔「支離之病」的話。筆者揣測：當嘉靖十四年初，金賁亨因王守仁文集出版而重拾「道南書院錄」未完的工作時，緣於讀到錢德洪所撰「刻文敘錄說」，陡然得到靈感：既然王守仁的路數，是「借朱子之言以攻朱子（明末清初人孫承澤語）」，那麼，欲反擊王守仁的說法，又何嘗不可用其弟子對王守仁思想變化的區分方式？由朱熹的書信，可看出其思想學術有轉向，但只要其最終仍是歸向程門理學，便不是偏向陸九淵一派了。於是金賁亨將「道南書院錄」卷之五朱熹的「論學要語」部分，區分出「始失之禪」、「中失之支離」與「其終也合一明道」這三階段，並寫信與黃偉討論此事。當黃偉初見金賁亨仿效錢德洪的三段論來詮釋朱熹的思想變化時，恐是無法茍同，並回信明確表示意見，因此金賁亨才會再寫了「答黃孟偉書」（大半用以證明朱熹之「三變」確實存在）與「道南書院錄序」草稿，以求黃偉首肯。雖黃偉之回信內容未詳，但應是同意了，金賁亨方將序文寫定，並在書稿中附上給黃偉的信，以俾讀者明瞭「三變」的意義－－雖然，襲用「對手」的故智並不光采，但在「不得已而用之」的情形下，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關於「道南書院錄」的成書經過，其中或顯或隱的部分，筆者所能見出者大致如前。但談到此書的實際「效益」，筆者不得不說：與黃偉、金賁亨原本的冀望，還差得很遠。首先，「道南書院錄」有其先天的侷限：此書原是為向後進士子介紹理學傳承而纂，大體而言是資料的臚列，篇幅又精簡，故缺少深度與廣度；對於真正鑽研理學的學者而言，此書利用價值有限，也因此無法長銷廣佈（就筆者知見，其刊行就僅有在嘉靖年間的這兩次）。而在「心學」以燎原之勢擴散時，一般士子樂於接受易入人心的思想，一本小書也起不了阻扼的效果，遑論其面世實在是拖得太久（該是金賁亨限於貲力不逮之故）。以「三變」的區分法詮釋朱熹思想變化，是個解套的方式；但畢竟明眼人可以見出「原版」其來有自，故此說也未能被廣採以因應「朱子晚年定論」帶來的衝擊，原因前已說明。當時的尊朱學者，恐怕也是侷於金賁亨所謂「并與其失而諱之」，不願承認朱熹曾有思想學術的轉向（那樣顯得不像是「醇儒」），因而不取「三變」之說。再者，由大環境來說，程朱理學的衰落亦非無因；明代中期，朝廷與社會之產生了許多變化：諸如經濟的發展，使士子亦漸染趨利而忘好學。自明英宗時代漸烈的宦官與佞倖掌權攫利，使朝臣都不得不低頭、膽敢對抗者則往往無好下場，或至少是不生作用；既然耿直讜論都無法「格君心之非」，那麼理學的價值又何在？這使人不能不產生懷疑。雖然明代自立國之初，在科舉考試中所採經典傳註，皆是出於朱熹等理學家所著，看似已使理學思想與欲仕進之士人的必備學養結合；然而，被列為「教科書」，就有淪為「敲門磚」的危機：一般士人僅專注於「文章需中試官眼」，「理學」變成了科舉制藝中的附註解釋，而與學術的精進深究、品行修養實踐等無涉，一旦登第更是將之拋在腦後－－凡此種種，都使理學自明代中期出現了「空洞化」的危機，社會亟需重建道德與心性的指導標竿；這也就怪不得「心學」的崛起會席捲天下，直到明亡了。

雖然，「道南書院錄」一書的完成，並未起得振興理學或對抗「心學」流布的作用，但它畢竟是黃偉曾投注心力、為啟迪後進所纂輯之作；在黃偉以品行聞世，而自著詩文卻罕見流傳的情形下，欲探索黃偉之思想要旨，亦可由是書中反推歸納出他修心治學的注重之點。正如金賁亨所言：「哲人既遠，指南無從；祇奉遺言，反求諸心」。在景仰黃偉的高潔之餘，其自勉勵行所奉之圭臬所來，亦是一尚待今人探討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