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任戲謔蔡復一？
——論張岱「王謔庵先生傳」中的一個錯誤
05, Aug 2013 16:10
羅元信
明末時期的山陰（浙江紹興）人王思任，字季重，號遂東，晚號「謔庵」，是位頗為奇特的人物：他二十一歲即成進士，飽學負才，原該有大好前程，但卻常因耿直忤人而屢遭彈劾落職，一生仕途偃蹇不順；甲申國變後魯王入浙，王思任方獲不次擢陞而位至禮部右侍郎，但他的屢次上疏都不見用，遂憤嘆乞休，末了在唐王時期絕食而死。他是個文人，善奕棋、懂堪輿，但也能操戈握槊，對治軍勦賊之兵事也很有一套。他以小品文著稱，評點過湯顯祖的戲曲，詩作亦顯才情爛漫但卻長期為人忽視。他聰明絕頂、捷思妙語，但其個性中最突出的一點，便是他常逢人便「肆口詼諧」、「調笑狎侮」，甚至有了年紀也不改，「虐毒益甚」。在王思任生存的年代，也正是金門科舉人才輩出之時；就筆者所知，至少有兩位金門先賢是曾與王思任有過接觸關係，其中一位是「探花宰相」林釬。在清初浙江餘姚人邵廷采所著「思復堂文集」卷二「明侍郎遂東王公傳」中有載，當崇禎三年時，王思任由松江府學教授陞為國子監助教，當時他曾「唱明孔、曾授受微指（筆者按：此當指四書中之「大學」。因朱熹「大學章句」中言此篇經、傳分別為曾子述孔子之言、以及門人記曾子之意。）」，解說得十分精采，「名理圓暢」，以致「祭酒林釬、司業陳仁錫皆下席謝教」，還特意將王思任的講解以大字書寫公布，以便學子摹寫傳誦。只可惜王思任和林釬之間關係的記載就只有這麼一點點，筆者找不到其他有關兩人之間探討學理或詩文酬唱的記錄了。另外一位與王思任有關的金門先賢是蔡復一，在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張岱之「瑯嬛文集」卷四「王謔庵先生傳」中，有一段記載是王思任藉景生謔、調侃蔡復一的故事，如下：
蓋先生聰明絕世，出言靈巧，與人諧謔，矢口放言，略無忌憚。川黔總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閒住在家，思以帷幄屈先生，檄先生至。至之日，讌先生於滕王閣，時日落霞生，先生謂公曰：「王勃『滕王閣序』，不意今日乃復應之。」公問故，先生笑曰：「『落霞與孤鶩齊飛』，今日正當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鶩齊飛，殆為年兄道也。」公面頳及頸，先生知其意，襆被即行。
上開這段故事，在民國時期周作人先生寫「關於『謔庵悔謔』」這篇文章時就曾引用（見「知堂書話．上」）。較晚近的學者，如大陸浙江師範大學陳蘭村教授所作「論明代中後期市民傳記的審美趣味」（「貴州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浙江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王慧穎女士「張岱傳記文學創作初探」（「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6期）、張則桐副教授「『真氣』與『深情』論－－張岱的人物傳記和人物小品」（「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學版）」2007年第1期）、及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郭英德教授「論明人傳狀文的文體特性與文化內涵」（陜西省社會科學院「人文雜誌」2007第5期）等期刊論文，專書如陳蘭村教授主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第317頁（語文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郭預衡教授「中國散文史」下冊第29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等，都曾引用過這段故事。而大陸的散文家兼文學評論家費振鐘先生所著「墮落時代」書中論「末世幽默」這一節，在述及王思任的部分，不僅引用這段故事，更進而闡論曰：
按理說，王思任與蔡敬夫是同科朋友，況且蔡敬夫又是好意請他來贊襄帷幄，王思任如此尖刻，似乎有點不近人情。然而，王思任這樣放言無忌，不僅是因為他「眼俊舌尖」，實在也是他心氣太高傲的緣故。他二十舉於鄉，第二年又中了進士，「房書出，一時紙貴洛陽。士林學究以至村塾頑童，無不口誦先生之文（筆者按：此亦出張岱「王謔庵先生傳」）」。如此不世之才士，卻要屈身做幕客，這怎麼說都是一件不能教他心裡快活的事，所以要借題惡作劇一回，其實也是為了表明自己的不平之氣。笑人者自笑，王思任自然比別人更加懂得他在滕王閣上的心理。他願意用這種嘲謔方式求得人生的平衡，想必蔡敬夫不能理解，因而也就不能原諒他了。
－－王思任藉「滕王閣序」之句嘲謔蔡復一的這段故事，出之於張岱筆下。說到張岱與王思任，雖然年紀差了二十來歲，但其關係是相當密切的：王思任與張岱的祖父張汝霖同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又同樣是紹興人，故有通家之好；王思任一生宦途多波，失位時又都是回老家居住，故張岱少時得以受教於王思任。對於張岱而言，王思任不僅是位值得尊敬的長輩、「年祖」，更是導師與「古文知己」（見張岱「祭周戩伯文」）。除了作「王謔庵先生傳」，張岱的文集中也存有書信「與王謔庵年祖」、並為王思任作「像贊」。凡此種種，足證張岱是為王思任作傳的絕佳人選，出自其筆下的記事應都是信而有徵。然而，上開「王謔庵先生傳」中的這段故事，其中卻有一個長久以來為人忽略的疑點：「滕王閣」位於江西省南昌贛江畔，而按張岱所云，此事發生時蔡復一的職務是「川黔總督」，則他所統轄的地域遠在西偏，怎會是在「滕王閣」設宴為王思任接風呢？從地理位置來看，張岱所記的這段故事內容透著古怪；而若進一步考證其中所涉人事地，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張岱所記這段故事，實屬子虛烏有，不曾發生。
關於王思任曾至滕王閣的記錄，不難考見。王思任曾撰「重修滕王閣記」（見「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內中自道他曾兩度到過滕王閣：第一次是在「天啟乙丑（五年，西元1625），予為廬游，道出洪都，登閣」，但王思任初次登閣的印象頗惡劣。按滕王閣曾多次燬而重建，王思任所見係萬曆四十四年時江西巡撫王佐、左布政使王在晉募資重建者；依王思任之見，首先基地就差，「閟城而立（建在城內）」而非在江畔，以致週邊白丁往來雜沓，「閣之下，豭豬蝕履，博徒醉呶。臨江渚者，梟杓惡志，糞艘萬鱗，馬通迷陽，起居蹲沓」，讓王思任看了都快抓狂。嗣後當「崇禎甲戌（七年，西元1634）」，王思任因出任九江兵備僉事而第二次到滕王閣時，見到的是前一年江西巡撫解學龍所重建者，憑江而立，「復落霞秋水之觀，雲日麗香，襟期爽滌，煥哉閣也！」；這次重修使王思任覺得殊值稱道，故作記以誌之。至於，在故事內的另一位主角蔡復一，當王思任到過滕王閣的兩個時段，他又是身在何處呢？關於蔡復一的生平，毋庸在此叨敘：他確與王思任同是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登科後曾歷任刑部主事、湖廣參政等多項職務。天啟二年十一月，蔡復一由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改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據「明熹宗實錄」卷廿八）。當時已發生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之叛亂、貴州水西宣慰使安位之叔父安邦彥亦起兵響應，而貴州巡撫王三善在天啟四年初於亂軍中遇害，於是蔡復一臨危受命，朝廷擢其為「總督軍務巡撫貴州，兼制湖北、湖南、川東、川南、雲南、廣西附近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並賜尚方劍。由天啟四年後半到天啟五年初，蔡復一本是逐漸由守轉攻、屢有斬獲，但後來因部將冒進深入，部分部隊又怯戰退逸導致全軍潰散，遭逆襲大敗；朝廷因而於天啟五年三月下命解除蔡復一職務。惟蔡復一雖已是候代之身，仍是積極籌措軍務並分路進勦，曾再度重創叛軍；但原該接替蔡復一的後繼者王瑊卻遲遲不至，導致蔡復一無法交代卸任，根本走不開。蔡復一原本健康情況即不佳，加上督師操勞，自天啟五年四月起便病體沉重，復染瘧痢，末了於天啟五年十月四日病逝於貴州平越軍中（蔡復一督師經過，參見大陸陳慶元教授「金門蔡復一年譜初稿」，載於「2012年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從蔡復一生命的最後一年經歷來看，當王思任入江西遊山玩水之時，蔡復一正遠在貴州為勦亂而日夜勞瘁，豈有可能擅離職守、分身到千里之外的滕王閣？而就算王思任是何等國士無雙，蔡復一在被解職前若真曾想邀其入幕，派人帶封信和禮物去聘請即可，也沒可能遠出到江西相迎。至於遭解職後就更沒有找人來「贊襄帷幄」的必要了。可知張岱所記：那年蔡復一因王思任之戲謔而在滕王閣上臉紅到脖子這段故事，純屬虛構造作之語，完全不可能發生。
若要問：既然蔡復一在天啟五年不可能到滕王閣，那張岱又怎會記下這麼一段故事？會不會王思任當時在滕王閣嘲謔的是他人，而張岱誤記係蔡復一？抑或王思任是在更早之時於其他地點曾以「落霞與孤鶩齊飛」調侃過蔡復一（欲以「滕王閣序」之句為戲謔之發端，不需要身在當地不可）？欲探討第一種可能性，就得更詳細考察王思任游滕王閣時的前後經過。據王思任所撰「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以下簡稱「年譜」）中記載，天啟五年時他五十一歲，在守完父喪後前往江西境內旅行，先是到旴江石巖觀音庵為母親還願，其後曾與諸多門生、官宦友人晤面讌飲，到過龍虎山看山景，還曾弔祭過湯顯祖等人，行程滿滿；但在遊滕王閣時記載只有一句：「看滕王閣長天秋水」，就沒更多話了。至於遊滕王閣之後，王思任確乎是有和一位「同年友」見面，據年譜下文云：「俄而江州兵使者同年梁懸藜，以官舟相逆」。這位「梁懸藜」即梁應澤，字射侯，號懸藜，錦衣衛籍，河北保定府清苑人，亦是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天啟五年時梁應澤官任九江兵備僉事（王思任後來亦任此職），便盡地主之誼招待王思任，陪他去遊覽落星石、琵琶亭等名蹟，又在九江之能仁寺設宴為其洗塵。對於梁應澤之款待，王思任在「年譜」中讚曰：「久別叩首，北人尚有古道」，並稱宴席「餉饋精腆」，而且他還作了「贈梁懸藜兵使」一詩（見「謔庵文飯小品」卷二）以酬故人之情誼。從這些跡象來看，王思任在與梁應澤相見的這段時間內諒無因其「毒舌」而生不懌（筆者也沒找到任何關於梁應澤係「眇一目」的記載）。而且王思任去江西是為遊覽與晤友弔舊，並非是謀職而往；與梁應澤分別後，王思任的行程亦無越過江西更向西行，在拜訪陶潛故里等處之後，倦遊便還家了。「年譜」在整個天啟五年部分記載中，也不曾出現王思任以「落霞與孤鶩齊飛」嘲謔某人的段落。可以說，張岱在「王謔庵先生傳」中所記發生在滕王閣之事，由王思任的「年譜」中完全找不到跡象。
至於：王思任會不會是在更早之時，曾以「落霞與孤鶩齊飛」調侃過蔡復一？關於這一點，得稍微探究一下這兩人間的關係。王思任與蔡復一不僅是「同年友」，而且還是「師出同門」。王思任「年譜」中記自己中進士時，係「出南充黃慎軒師之房」；而在蔡復一「遯庵文集」中有「祭黃慎軒座師」一文，可知兩人在應會試時都是「黃慎軒」（即黃輝，字平倩，南充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能詩善書聞名，歷編修、右中允等職，官至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卒於官）取其卷，故二人成進士後應是立即相識。而在王思任著「避園擬存詩集」所收「觀海」與「桃李言」二詩之末，還附有蔡復一的評語。此外，在王思任「年譜」萬曆三十八年部分有記：那年他因寒疾病重，「百日不食，幾就木。他人望疫裹足，獨同年蔡公復一朝夕視慰，仔肩後事，君子哉！」（筆者按：池顯方「蔡敬夫先生傳」中有提到，在萬曆三十九年之前，蔡復一曾由兵部車駕司郎中「例擢藩臬」。配合王思任的記載，蔡復一應是至浙江任職，惟確實職務尚不明。）由於王思任和蔡復一歷宦地點與本籍不同，兩人無論在朝或在野期間應是罕有機會碰面，但蔡復一對待王思任是很夠義氣的。然而，雖有「朝夕視慰」之跡證，但蔡復一對王思任的照顧應是出於同年同門之誼，而非私交甚篤－－由王思任與蔡復一兩人現存的詩文、書信等的標題中，找不到像有特為對方而寫的文字；若是常有往來，該會有更多記錄才是。而且，由兩個人的性格來看，恐怕也很難有多少交集：王思任「出言靈巧，與人諧謔」，但蔡復一可就嚴肅得很。比蔡復一晚一科成進士的錢塘人黃汝亨，曾於蔡復一之父蔡用明去世十二年後受託作墓表，內中有言：「憶予作選人長安，時與元履游，見其敝衣蓬首，手不釋卷；又見省中人，不畏長官而畏元履，每呵殿至，輒避匿。嘗怪元履甫弱冠，起家儒生，何嚴冷若此？」（見黃汝亨「寓林集」文卷之十六「誥封承德郎刑部員外郎原任樂至令蔡先生墓表」。鍾惺「隱秀軒集」卷第二十二為蔡用明而作之「蔡先生傳」，內中亦言蔡復一「其人嚴冷深情」。）－－蔡復一才二十多歲時，就以像道學老夫子般的冷面肅容而聞名；像這樣開不得玩笑的人，王思任敢不敢、或有沒那種興緻去撩撥他，而且還拿人家生理上的缺憾去開玩笑？即便是「毒舌」成性如王思任，恐怕也有點太甚了。而在王思任所記「悔謔」（見「謔庵文飯小品」卷二）一篇中，記載了其嘲謔各式人物的四十則故事，其中亦無一字涉及蔡復一、或曾以「落霞與孤鶩齊飛」來嘲謔眇一目者的橋段。古人自撰紀年，對故舊之謝世至少該提上一句；但王思任的「年譜」中甚至也沒記載蔡復一去世的消息，可見兩人關係並不密切。
從王思任與蔡復一的關係來看，雖尚不能完全排除王思任有曾以「落霞與孤鶩齊飛」來嘲謔蔡復一的可能性，但出現在「王謔庵先生傳」中的這段記載，卻頗有蹊蹺：若此事是發生在其他無法確知的時間地點，張岱記述時儘可含糊言之，沒必要非得定其於天啟五年時滕王閣上（張岱未言時間，但王思任於蔡復一生時僅在此年到過滕王閣，蔡復一也是這段時期職膺總督）。而張岱為他所尊敬的「年祖」作傳，也不可能是出於自己編造此事。那麼，能提供一個如此煞有介事、實際上卻又不可能發生之「軼聞」者，只有一種來源：某位「好事者」－－此人靈機一動，由王勃的名句想出一個「梗」，可用以嘲謔眇一目者（不論在顧炎武「唐韻正」或「廣韻」、「洪武正韻」中，「鶩」、「目」二字都屬入聲一屋，可以押韻）。可是光有點子，無法具形，必須依附在某些角色上才成個故事。但這樣巧妙的一個「梗」，可不能隨便用掉；同樣的一個笑點，發生在一般士庶、路人甲乙身上，絕比不上說它是發生於蘇東坡與佛印、或蘇小妹與秦少游之間來得吸引閱聽者。職是之故，造作此「梗」者必需效莊子「重言」之法，以名人作為故事中的角色；而且故事發生的最佳地點自然是滕王閣，讓角色見景起興，既顯捷思又不流於造作。說來真是無巧不成書：在遊覽過滕王閣的名人當中，王思任素以諧謔機敏著稱，而且他又正好有一位同年友蔡復一眇一目；各種條件近乎渾然天成、「故事」就這麼產生了。由其造作的內容來看，這位好事者諒應亦是明末清初江浙一帶文人圈子中的一員：他知道王思任到過滕王閣、也曉得王思任經常落職賦閒，故以受邀作幕友為由，讓王思任去滕王閣與蔡復一「面談」。但雖然諸般要素配合得近乎無瑕，畢竟還是有一個破綻，那就是蔡復一不可能在天啟五年前往江西。而張岱之所以採信此事且寫入「王謔庵先生傳」，其原由也非不可解：張岱固然與王思任關係親近，但他（或任一位傳記作者）畢竟不可能是「全知者」。欲為王思任作傳，張岱自得向各種來源廣蒐其事蹟，再進行剪裁；而若其採集到的「故事」，其中並無明顯牴觸張岱對王思任之所知、又能充分表現其「矢口放言，略無忌憚」之個性，被納入傳記材料的機率自然就大。按：張岱不僅是位文學家，他還著有「史闕」、「石匱書」、「石匱書後集」等史著，在為人作傳時，張岱應比一般文人更為嚴謹，會要求自己「事必求真，語必務確」（見「石匱書自序」）。然張岱對蔡復一之所知恐是不足，「石匱書」中雖有不少萬曆至天啟間人物之傳記，但偏生就沒有為蔡復一立傳（該書唯一提到蔡復一的部分是在卷十五「熹宗本紀」天啟四年：「四月，川貴總督楊述中聽勘，以蔡復一代。」）。張岱諒是由於對蔡復一之經歷不曾細察，才會把「落霞與孤鶩齊飛」一事給寫進王思任傳中了。
筆者認為：王思任嘲謔蔡復一之說，僅是藉實際存在之人、事編造的故事，並非實事。或許有人會質疑：真能有這麼剛好湊巧嗎？於此筆者就另舉一例，這種「編派」可不只是發生在王思任頭上，與他同時代的錢謙益也有過。在清人「獨逸窩退士」所編笑話集「笑笑錄」卷五，有一則題為「杖銘」曰：「相傳錢虞山有一杖，自制銘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歸國朝後（入清後），此杖久失去，一日得之，有人續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錢為之惘然。」－－錢謙益一生數度起落、到頭來在國家危亡之際腆顏降敵，續其「杖銘」者看似正踩著其痛腳，但這仍是個編造出來的故事：因錢謙益「初學集」卷二十七便有「杖銘」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崇禎八年春，牧翁銘。」。「初學集」刻於明亡之前，取孔子這兩句話作「杖銘」，原是錢謙益所自為，非是他人巧對續成，不過倒真是成了讖語。「杖銘」故事很容易看出是造作，因其出世甚晚（「笑笑錄」編者自序作於光緒五年），又見於「初學集」。但「落霞與孤鶩齊飛」這一謔，也許在王思任還在世時就已產生也未可知；惟一旦經過張岱用以入傳，這個「故事」便成為「重要資料來源」之一部分，這也就難怪歷來學者盡皆照錄、不疑有他了。
（關於錢謙益的「杖銘」，筆者於此要插入一點補充：這到底是不是他的「創作」，說實在筆者難以確定；因為在南宋人祝穆所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十八中已有載，北宋時代的陳瓘亦曾作「杖銘」、而且文字和錢謙益的近乎全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由於這兩句很適合作「杖銘」又能成對之語，本是出於古代讀書人皆知的「論語」，因此也不能咬定錢謙益就沒可能在陳瓘之後也有同樣的靈感，以故「與古人合」。可是：若要說以錢謙益之博學多識，竟會沒讀過「古今事文類聚續集」、或其他來源記載的陳瓘所作「杖銘」，筆者也難以相信。而且，錢謙益於引孔子語時有改字，這也透著古怪；在「述而篇」中孔子對顏淵說的是「唯我與爾有是夫」，陳瓘去掉後三字變成「唯我與爾」，但錢謙益的則是「惟吾與爾」。同樣引「論語」，錢謙益卻把「唯我」改成「惟吾」，以其學識根底衡之，絕不可能是出於誤記或無意之舉，筆者覺得這倒像是出於「心虛」之故；因為是襲人故智、所以故意製造一點不同，以示非由仿效而來者。但這個跡證也不是絕對性的。到底真相如何，恐怕只有在地下的「牧翁」自己心裡有數了。）
筆者在前面列舉的諸多期刊論文、專書中引述「王謔庵先生傳」中的這段故事，大抵是為了闡述王思任之個性風格、或張岱為人作傳筆法的例子，不是由考實的角度觀之；緣於是出自張岱這位重要關係人的記述，引用者未經深究而逕行採納，也還無可厚非（畢竟若要卯起來逐一詳查引文內容之正確性，那可真是殚耗精慮的大工程）。幸好，若是棄去此段不用，應該也還不致對諸家原本的文章有多大影響，只要另找個例子取代或跳過即可。然而，「落霞與孤鶩齊飛」這一謔，入其彀中的可不只前述諸君，連專研王思任生平行述者也會「中招」。王思任之人與詩文雖是值得研究，但兩岸是近十餘年來才漸有較多人以之為論述題目；說到近三十年來研究王思任的首開先河者，當屬台灣的陳飛龍教授：他於民國七十一年年底在「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四十六期發表了「王思任年譜」（嗣後收入「王思任文論及年譜」，1990年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由王思任與時人、稍晚者等之詩文記述中整理出頭緒，實乃用力甚勤。但由於張岱「王謔庵先生傳」之載，陳著「王思任年譜」於天啟五年間便據以記曰：「先是同年生蔡敬夫，總督川黔，聞季重閒居故里，欲延其屈為幕僚，乃宴之於滕王閣，席中，季重又以狎謔忤之，此議遂絕。」－－在陳飛龍教授之後，大陸的呂明先生於2004年所撰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亦以「王思任年譜」為題，並於「古籍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2004年卷上發表「新編古人年譜常見訛誤辨析－－以陳飛龍《王思任年譜》為例」一文，指出陳著中諸如王思任生年誤繫等錯處。在寫碩士論文時，呂明先生已有1998年出版之「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作為根柢，可說比陳飛龍教授在立足點上佔了優勢。但在述及天啟五年王思任至滕王閣一事，呂明先生同樣亦為張岱所誤，記曰：「同年友蔡敬夫任川黔總督，宴季重于滕王閣」。在此條記事之下，呂明先生除了「王謔庵先生傳」，還引用了乾隆本「福建通志」中蔡復一的傳記文字，資料臚列較多。惟呂明先生雖注意到該核對一下蔡復一的履歷、也知道王思任的「年譜」在天啟五年間根本沒提到蔡復一或「落霞與孤鶩齊飛」，但他仍沒勘破：即便是張岱也可能有錯。在引述「福建通志」文字之後，呂明先生續曰：「案：天啟五年乙丑十月，蔡復一因勞累過度而卒於平越軍中。同年，季重游江西旴江等地，二人應該於此年十月之前在滕王閣一聚，姑繫于此時。」呂明先生該是已瞧出有些不對勁，但又不敢大膽質疑張岱寫的傳文，也只得「姑繫于此時」、把問號留在心裡－－說來說去，關於這樁「誤傳」會流諸後世，採用它入傳的張岱當然得負最大責任：他不僅是文學家、史家，也是位旅行家，對省份分野概念應該清楚；當他聽得「川黔總督」竟會跑到江西滕王閣，心裡就該起疑，不當逕將此一傳聞入傳才是。前面筆者提過大陸的郭英德教授所撰「論明人傳狀文的文體特性與文化內涵」這篇文章，其中第三節標舉明人作傳對傳主事跡的選取有「求奇嗜異」的傾向，而「王謔庵先生傳」中的這段故事，便是在此節中被引用的例子之一。或許張岱就是太過專注於此事之令人「絕倒」，才會疏忽了寫傳記時該有的查證工作吧。要之，「落霞與孤鶩齊飛」這一謔，能使張岱相信是「年祖」之所為，又在數百年後還屢為學者引述，自然是有其不簡單處：配合當下人物情境而引用名文典故、以諧音押韻來製造笑果，這種事例在王思任的「悔謔」中即可見到。都落魄到得在「同年友」帳下討生活了，可一旦謔語到了舌尖就是吞不回，縱令會壞了衣飯，也非得吐之而後快；王思任曾多次因「毒舌」而招人生恨甚至打擊報復，說他會白目到觸忤好心想幫助他的「東家」，也不會令人太訝異。這段「軼聞」瞧起來，十足就像是「謔庵」會幹的事兒－－若王思任地下得知有此一謔，大概也會拊髀躍起、巴不得當年登閣時真有個獨眼人在場吧？
－－有關「王謔庵先生傳」中的錯誤，筆者就在此打住：茲因前面提到蔡復一係「眇一目」，筆者於下就順便談談：關於蔡復一的形貌問題。在「金門縣志．摭錄志」部分有引「司空日記（志中未言何人所著，但據書名及作者自稱是蔡復一的「同年友」，此書當係晉江人林欲棟所著；他是萬曆二十三年進士，也是蔡復一的親家，官至工部尚書，著有「林司空日記」。可惜此書似已不存。）」中的記載，稱張天師（應即是江西龍虎山張道陵之後人，但不知是第幾代）曾言蔡復一是「千年獨眼蟒」出世。轉生出世云云，常以形貌有契合處而成說，故蔡復一眇一目當可確信。然在舊時的傳說中，蔡復一並非只是「眇一目」，他的身體殘缺之多，近乎像「施公案」中的「施不全」了：據「金門先賢錄」所載，相傳蔡復一是目眇、駝背、瘸一腳兼麻子臉，但其志向遠大，有人嘲其貌陋，他便以「一目觀天上，一腳跳龍門，龜蓋朝天子，麻面滿天星」應之。關於蔡復一之形貌，除了「司空日記」之載，現今蔡厝雖還存有蔡復一著官服之畫像（見載於郭哲銘先生「遯庵蔡先生文集校釋」書首），但從其端坐的姿態無法瞧出駝背或瘸腳，因此蔡復一是否真的如傳說那般多重殘障，說實在還屬證據缺乏。而關於「麻面、駝背、瘸腳」這三點，筆者是有些存疑：因為這和傳說中「魁星」的相貌太雷同了。在大陸蓋國梁先生所著「節慶趣談」（2003年上海古籍出板社出版）所記載之民間傳說中，即有謂魁星本是個讀書人，當其成進士後晉見皇帝，皇帝問其何以麻面、何以跛足？魁星即以「麻面滿天星」、「獨腳跳龍門」應之，使皇帝嘉其敏才而獲欽點狀元。另外有些地方傳說則有提到：魁星除了麻面跛腳，也是駝背。由於蔡復一的相貌傳說與魁星「撞衫」的情形太明顯、活像拷貝來的，筆者是懷疑：稱蔡復一「麻面、駝背、瘸腳」這三點，會不會是造作傳說者越到後來越是「求奇嗜異」、才會給加碼添上去的？而像這樣強調其形體不全，不僅是造作傳說者會有益形誇張的趨勢所致，應還有一層不明言的含意－－「儒林外史」裡的范進也不過才剛中了舉人，岳父胡屠戶就把他當成「天上的星宿」。而蔡復一不但高中進士，還位臻總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卒後還獲諡「清憲」並贈兵部尚書；像這樣的一位大人物在舊時老百姓心目中，認為他是天上星宿下凡也不為過的。在「司空日記」中，林欲棟曾曰：「以元履之剛方正直，疑為岳神鍾靈，豈蟒類所能托化？」但在傳述蔡復一故事的人們心中，「岳神鍾靈」也還嫌神格低了些，需得是天上的「魁星」下凡，才配得上其一生功烈吶。
蓋先生聰明絕世，出言靈巧，與人諧謔，矢口放言，略無忌憚。川黔總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閒住在家，思以帷幄屈先生，檄先生至。至之日，讌先生於滕王閣，時日落霞生，先生謂公曰：「王勃『滕王閣序』，不意今日乃復應之。」公問故，先生笑曰：「『落霞與孤鶩齊飛』，今日正當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鶩齊飛，殆為年兄道也。」公面頳及頸，先生知其意，襆被即行。
上開這段故事，在民國時期周作人先生寫「關於『謔庵悔謔』」這篇文章時就曾引用（見「知堂書話．上」）。較晚近的學者，如大陸浙江師範大學陳蘭村教授所作「論明代中後期市民傳記的審美趣味」（「貴州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浙江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王慧穎女士「張岱傳記文學創作初探」（「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6期）、張則桐副教授「『真氣』與『深情』論－－張岱的人物傳記和人物小品」（「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學版）」2007年第1期）、及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郭英德教授「論明人傳狀文的文體特性與文化內涵」（陜西省社會科學院「人文雜誌」2007第5期）等期刊論文，專書如陳蘭村教授主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第317頁（語文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郭預衡教授「中國散文史」下冊第29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等，都曾引用過這段故事。而大陸的散文家兼文學評論家費振鐘先生所著「墮落時代」書中論「末世幽默」這一節，在述及王思任的部分，不僅引用這段故事，更進而闡論曰：
按理說，王思任與蔡敬夫是同科朋友，況且蔡敬夫又是好意請他來贊襄帷幄，王思任如此尖刻，似乎有點不近人情。然而，王思任這樣放言無忌，不僅是因為他「眼俊舌尖」，實在也是他心氣太高傲的緣故。他二十舉於鄉，第二年又中了進士，「房書出，一時紙貴洛陽。士林學究以至村塾頑童，無不口誦先生之文（筆者按：此亦出張岱「王謔庵先生傳」）」。如此不世之才士，卻要屈身做幕客，這怎麼說都是一件不能教他心裡快活的事，所以要借題惡作劇一回，其實也是為了表明自己的不平之氣。笑人者自笑，王思任自然比別人更加懂得他在滕王閣上的心理。他願意用這種嘲謔方式求得人生的平衡，想必蔡敬夫不能理解，因而也就不能原諒他了。
－－王思任藉「滕王閣序」之句嘲謔蔡復一的這段故事，出之於張岱筆下。說到張岱與王思任，雖然年紀差了二十來歲，但其關係是相當密切的：王思任與張岱的祖父張汝霖同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又同樣是紹興人，故有通家之好；王思任一生宦途多波，失位時又都是回老家居住，故張岱少時得以受教於王思任。對於張岱而言，王思任不僅是位值得尊敬的長輩、「年祖」，更是導師與「古文知己」（見張岱「祭周戩伯文」）。除了作「王謔庵先生傳」，張岱的文集中也存有書信「與王謔庵年祖」、並為王思任作「像贊」。凡此種種，足證張岱是為王思任作傳的絕佳人選，出自其筆下的記事應都是信而有徵。然而，上開「王謔庵先生傳」中的這段故事，其中卻有一個長久以來為人忽略的疑點：「滕王閣」位於江西省南昌贛江畔，而按張岱所云，此事發生時蔡復一的職務是「川黔總督」，則他所統轄的地域遠在西偏，怎會是在「滕王閣」設宴為王思任接風呢？從地理位置來看，張岱所記的這段故事內容透著古怪；而若進一步考證其中所涉人事地，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張岱所記這段故事，實屬子虛烏有，不曾發生。
關於王思任曾至滕王閣的記錄，不難考見。王思任曾撰「重修滕王閣記」（見「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內中自道他曾兩度到過滕王閣：第一次是在「天啟乙丑（五年，西元1625），予為廬游，道出洪都，登閣」，但王思任初次登閣的印象頗惡劣。按滕王閣曾多次燬而重建，王思任所見係萬曆四十四年時江西巡撫王佐、左布政使王在晉募資重建者；依王思任之見，首先基地就差，「閟城而立（建在城內）」而非在江畔，以致週邊白丁往來雜沓，「閣之下，豭豬蝕履，博徒醉呶。臨江渚者，梟杓惡志，糞艘萬鱗，馬通迷陽，起居蹲沓」，讓王思任看了都快抓狂。嗣後當「崇禎甲戌（七年，西元1634）」，王思任因出任九江兵備僉事而第二次到滕王閣時，見到的是前一年江西巡撫解學龍所重建者，憑江而立，「復落霞秋水之觀，雲日麗香，襟期爽滌，煥哉閣也！」；這次重修使王思任覺得殊值稱道，故作記以誌之。至於，在故事內的另一位主角蔡復一，當王思任到過滕王閣的兩個時段，他又是身在何處呢？關於蔡復一的生平，毋庸在此叨敘：他確與王思任同是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登科後曾歷任刑部主事、湖廣參政等多項職務。天啟二年十一月，蔡復一由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改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據「明熹宗實錄」卷廿八）。當時已發生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之叛亂、貴州水西宣慰使安位之叔父安邦彥亦起兵響應，而貴州巡撫王三善在天啟四年初於亂軍中遇害，於是蔡復一臨危受命，朝廷擢其為「總督軍務巡撫貴州，兼制湖北、湖南、川東、川南、雲南、廣西附近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並賜尚方劍。由天啟四年後半到天啟五年初，蔡復一本是逐漸由守轉攻、屢有斬獲，但後來因部將冒進深入，部分部隊又怯戰退逸導致全軍潰散，遭逆襲大敗；朝廷因而於天啟五年三月下命解除蔡復一職務。惟蔡復一雖已是候代之身，仍是積極籌措軍務並分路進勦，曾再度重創叛軍；但原該接替蔡復一的後繼者王瑊卻遲遲不至，導致蔡復一無法交代卸任，根本走不開。蔡復一原本健康情況即不佳，加上督師操勞，自天啟五年四月起便病體沉重，復染瘧痢，末了於天啟五年十月四日病逝於貴州平越軍中（蔡復一督師經過，參見大陸陳慶元教授「金門蔡復一年譜初稿」，載於「2012年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從蔡復一生命的最後一年經歷來看，當王思任入江西遊山玩水之時，蔡復一正遠在貴州為勦亂而日夜勞瘁，豈有可能擅離職守、分身到千里之外的滕王閣？而就算王思任是何等國士無雙，蔡復一在被解職前若真曾想邀其入幕，派人帶封信和禮物去聘請即可，也沒可能遠出到江西相迎。至於遭解職後就更沒有找人來「贊襄帷幄」的必要了。可知張岱所記：那年蔡復一因王思任之戲謔而在滕王閣上臉紅到脖子這段故事，純屬虛構造作之語，完全不可能發生。
若要問：既然蔡復一在天啟五年不可能到滕王閣，那張岱又怎會記下這麼一段故事？會不會王思任當時在滕王閣嘲謔的是他人，而張岱誤記係蔡復一？抑或王思任是在更早之時於其他地點曾以「落霞與孤鶩齊飛」調侃過蔡復一（欲以「滕王閣序」之句為戲謔之發端，不需要身在當地不可）？欲探討第一種可能性，就得更詳細考察王思任游滕王閣時的前後經過。據王思任所撰「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以下簡稱「年譜」）中記載，天啟五年時他五十一歲，在守完父喪後前往江西境內旅行，先是到旴江石巖觀音庵為母親還願，其後曾與諸多門生、官宦友人晤面讌飲，到過龍虎山看山景，還曾弔祭過湯顯祖等人，行程滿滿；但在遊滕王閣時記載只有一句：「看滕王閣長天秋水」，就沒更多話了。至於遊滕王閣之後，王思任確乎是有和一位「同年友」見面，據年譜下文云：「俄而江州兵使者同年梁懸藜，以官舟相逆」。這位「梁懸藜」即梁應澤，字射侯，號懸藜，錦衣衛籍，河北保定府清苑人，亦是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天啟五年時梁應澤官任九江兵備僉事（王思任後來亦任此職），便盡地主之誼招待王思任，陪他去遊覽落星石、琵琶亭等名蹟，又在九江之能仁寺設宴為其洗塵。對於梁應澤之款待，王思任在「年譜」中讚曰：「久別叩首，北人尚有古道」，並稱宴席「餉饋精腆」，而且他還作了「贈梁懸藜兵使」一詩（見「謔庵文飯小品」卷二）以酬故人之情誼。從這些跡象來看，王思任在與梁應澤相見的這段時間內諒無因其「毒舌」而生不懌（筆者也沒找到任何關於梁應澤係「眇一目」的記載）。而且王思任去江西是為遊覽與晤友弔舊，並非是謀職而往；與梁應澤分別後，王思任的行程亦無越過江西更向西行，在拜訪陶潛故里等處之後，倦遊便還家了。「年譜」在整個天啟五年部分記載中，也不曾出現王思任以「落霞與孤鶩齊飛」嘲謔某人的段落。可以說，張岱在「王謔庵先生傳」中所記發生在滕王閣之事，由王思任的「年譜」中完全找不到跡象。
至於：王思任會不會是在更早之時，曾以「落霞與孤鶩齊飛」調侃過蔡復一？關於這一點，得稍微探究一下這兩人間的關係。王思任與蔡復一不僅是「同年友」，而且還是「師出同門」。王思任「年譜」中記自己中進士時，係「出南充黃慎軒師之房」；而在蔡復一「遯庵文集」中有「祭黃慎軒座師」一文，可知兩人在應會試時都是「黃慎軒」（即黃輝，字平倩，南充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能詩善書聞名，歷編修、右中允等職，官至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卒於官）取其卷，故二人成進士後應是立即相識。而在王思任著「避園擬存詩集」所收「觀海」與「桃李言」二詩之末，還附有蔡復一的評語。此外，在王思任「年譜」萬曆三十八年部分有記：那年他因寒疾病重，「百日不食，幾就木。他人望疫裹足，獨同年蔡公復一朝夕視慰，仔肩後事，君子哉！」（筆者按：池顯方「蔡敬夫先生傳」中有提到，在萬曆三十九年之前，蔡復一曾由兵部車駕司郎中「例擢藩臬」。配合王思任的記載，蔡復一應是至浙江任職，惟確實職務尚不明。）由於王思任和蔡復一歷宦地點與本籍不同，兩人無論在朝或在野期間應是罕有機會碰面，但蔡復一對待王思任是很夠義氣的。然而，雖有「朝夕視慰」之跡證，但蔡復一對王思任的照顧應是出於同年同門之誼，而非私交甚篤－－由王思任與蔡復一兩人現存的詩文、書信等的標題中，找不到像有特為對方而寫的文字；若是常有往來，該會有更多記錄才是。而且，由兩個人的性格來看，恐怕也很難有多少交集：王思任「出言靈巧，與人諧謔」，但蔡復一可就嚴肅得很。比蔡復一晚一科成進士的錢塘人黃汝亨，曾於蔡復一之父蔡用明去世十二年後受託作墓表，內中有言：「憶予作選人長安，時與元履游，見其敝衣蓬首，手不釋卷；又見省中人，不畏長官而畏元履，每呵殿至，輒避匿。嘗怪元履甫弱冠，起家儒生，何嚴冷若此？」（見黃汝亨「寓林集」文卷之十六「誥封承德郎刑部員外郎原任樂至令蔡先生墓表」。鍾惺「隱秀軒集」卷第二十二為蔡用明而作之「蔡先生傳」，內中亦言蔡復一「其人嚴冷深情」。）－－蔡復一才二十多歲時，就以像道學老夫子般的冷面肅容而聞名；像這樣開不得玩笑的人，王思任敢不敢、或有沒那種興緻去撩撥他，而且還拿人家生理上的缺憾去開玩笑？即便是「毒舌」成性如王思任，恐怕也有點太甚了。而在王思任所記「悔謔」（見「謔庵文飯小品」卷二）一篇中，記載了其嘲謔各式人物的四十則故事，其中亦無一字涉及蔡復一、或曾以「落霞與孤鶩齊飛」來嘲謔眇一目者的橋段。古人自撰紀年，對故舊之謝世至少該提上一句；但王思任的「年譜」中甚至也沒記載蔡復一去世的消息，可見兩人關係並不密切。
從王思任與蔡復一的關係來看，雖尚不能完全排除王思任有曾以「落霞與孤鶩齊飛」來嘲謔蔡復一的可能性，但出現在「王謔庵先生傳」中的這段記載，卻頗有蹊蹺：若此事是發生在其他無法確知的時間地點，張岱記述時儘可含糊言之，沒必要非得定其於天啟五年時滕王閣上（張岱未言時間，但王思任於蔡復一生時僅在此年到過滕王閣，蔡復一也是這段時期職膺總督）。而張岱為他所尊敬的「年祖」作傳，也不可能是出於自己編造此事。那麼，能提供一個如此煞有介事、實際上卻又不可能發生之「軼聞」者，只有一種來源：某位「好事者」－－此人靈機一動，由王勃的名句想出一個「梗」，可用以嘲謔眇一目者（不論在顧炎武「唐韻正」或「廣韻」、「洪武正韻」中，「鶩」、「目」二字都屬入聲一屋，可以押韻）。可是光有點子，無法具形，必須依附在某些角色上才成個故事。但這樣巧妙的一個「梗」，可不能隨便用掉；同樣的一個笑點，發生在一般士庶、路人甲乙身上，絕比不上說它是發生於蘇東坡與佛印、或蘇小妹與秦少游之間來得吸引閱聽者。職是之故，造作此「梗」者必需效莊子「重言」之法，以名人作為故事中的角色；而且故事發生的最佳地點自然是滕王閣，讓角色見景起興，既顯捷思又不流於造作。說來真是無巧不成書：在遊覽過滕王閣的名人當中，王思任素以諧謔機敏著稱，而且他又正好有一位同年友蔡復一眇一目；各種條件近乎渾然天成、「故事」就這麼產生了。由其造作的內容來看，這位好事者諒應亦是明末清初江浙一帶文人圈子中的一員：他知道王思任到過滕王閣、也曉得王思任經常落職賦閒，故以受邀作幕友為由，讓王思任去滕王閣與蔡復一「面談」。但雖然諸般要素配合得近乎無瑕，畢竟還是有一個破綻，那就是蔡復一不可能在天啟五年前往江西。而張岱之所以採信此事且寫入「王謔庵先生傳」，其原由也非不可解：張岱固然與王思任關係親近，但他（或任一位傳記作者）畢竟不可能是「全知者」。欲為王思任作傳，張岱自得向各種來源廣蒐其事蹟，再進行剪裁；而若其採集到的「故事」，其中並無明顯牴觸張岱對王思任之所知、又能充分表現其「矢口放言，略無忌憚」之個性，被納入傳記材料的機率自然就大。按：張岱不僅是位文學家，他還著有「史闕」、「石匱書」、「石匱書後集」等史著，在為人作傳時，張岱應比一般文人更為嚴謹，會要求自己「事必求真，語必務確」（見「石匱書自序」）。然張岱對蔡復一之所知恐是不足，「石匱書」中雖有不少萬曆至天啟間人物之傳記，但偏生就沒有為蔡復一立傳（該書唯一提到蔡復一的部分是在卷十五「熹宗本紀」天啟四年：「四月，川貴總督楊述中聽勘，以蔡復一代。」）。張岱諒是由於對蔡復一之經歷不曾細察，才會把「落霞與孤鶩齊飛」一事給寫進王思任傳中了。
筆者認為：王思任嘲謔蔡復一之說，僅是藉實際存在之人、事編造的故事，並非實事。或許有人會質疑：真能有這麼剛好湊巧嗎？於此筆者就另舉一例，這種「編派」可不只是發生在王思任頭上，與他同時代的錢謙益也有過。在清人「獨逸窩退士」所編笑話集「笑笑錄」卷五，有一則題為「杖銘」曰：「相傳錢虞山有一杖，自制銘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歸國朝後（入清後），此杖久失去，一日得之，有人續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錢為之惘然。」－－錢謙益一生數度起落、到頭來在國家危亡之際腆顏降敵，續其「杖銘」者看似正踩著其痛腳，但這仍是個編造出來的故事：因錢謙益「初學集」卷二十七便有「杖銘」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崇禎八年春，牧翁銘。」。「初學集」刻於明亡之前，取孔子這兩句話作「杖銘」，原是錢謙益所自為，非是他人巧對續成，不過倒真是成了讖語。「杖銘」故事很容易看出是造作，因其出世甚晚（「笑笑錄」編者自序作於光緒五年），又見於「初學集」。但「落霞與孤鶩齊飛」這一謔，也許在王思任還在世時就已產生也未可知；惟一旦經過張岱用以入傳，這個「故事」便成為「重要資料來源」之一部分，這也就難怪歷來學者盡皆照錄、不疑有他了。
（關於錢謙益的「杖銘」，筆者於此要插入一點補充：這到底是不是他的「創作」，說實在筆者難以確定；因為在南宋人祝穆所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十八中已有載，北宋時代的陳瓘亦曾作「杖銘」、而且文字和錢謙益的近乎全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由於這兩句很適合作「杖銘」又能成對之語，本是出於古代讀書人皆知的「論語」，因此也不能咬定錢謙益就沒可能在陳瓘之後也有同樣的靈感，以故「與古人合」。可是：若要說以錢謙益之博學多識，竟會沒讀過「古今事文類聚續集」、或其他來源記載的陳瓘所作「杖銘」，筆者也難以相信。而且，錢謙益於引孔子語時有改字，這也透著古怪；在「述而篇」中孔子對顏淵說的是「唯我與爾有是夫」，陳瓘去掉後三字變成「唯我與爾」，但錢謙益的則是「惟吾與爾」。同樣引「論語」，錢謙益卻把「唯我」改成「惟吾」，以其學識根底衡之，絕不可能是出於誤記或無意之舉，筆者覺得這倒像是出於「心虛」之故；因為是襲人故智、所以故意製造一點不同，以示非由仿效而來者。但這個跡證也不是絕對性的。到底真相如何，恐怕只有在地下的「牧翁」自己心裡有數了。）
筆者在前面列舉的諸多期刊論文、專書中引述「王謔庵先生傳」中的這段故事，大抵是為了闡述王思任之個性風格、或張岱為人作傳筆法的例子，不是由考實的角度觀之；緣於是出自張岱這位重要關係人的記述，引用者未經深究而逕行採納，也還無可厚非（畢竟若要卯起來逐一詳查引文內容之正確性，那可真是殚耗精慮的大工程）。幸好，若是棄去此段不用，應該也還不致對諸家原本的文章有多大影響，只要另找個例子取代或跳過即可。然而，「落霞與孤鶩齊飛」這一謔，入其彀中的可不只前述諸君，連專研王思任生平行述者也會「中招」。王思任之人與詩文雖是值得研究，但兩岸是近十餘年來才漸有較多人以之為論述題目；說到近三十年來研究王思任的首開先河者，當屬台灣的陳飛龍教授：他於民國七十一年年底在「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四十六期發表了「王思任年譜」（嗣後收入「王思任文論及年譜」，1990年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由王思任與時人、稍晚者等之詩文記述中整理出頭緒，實乃用力甚勤。但由於張岱「王謔庵先生傳」之載，陳著「王思任年譜」於天啟五年間便據以記曰：「先是同年生蔡敬夫，總督川黔，聞季重閒居故里，欲延其屈為幕僚，乃宴之於滕王閣，席中，季重又以狎謔忤之，此議遂絕。」－－在陳飛龍教授之後，大陸的呂明先生於2004年所撰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亦以「王思任年譜」為題，並於「古籍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2004年卷上發表「新編古人年譜常見訛誤辨析－－以陳飛龍《王思任年譜》為例」一文，指出陳著中諸如王思任生年誤繫等錯處。在寫碩士論文時，呂明先生已有1998年出版之「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作為根柢，可說比陳飛龍教授在立足點上佔了優勢。但在述及天啟五年王思任至滕王閣一事，呂明先生同樣亦為張岱所誤，記曰：「同年友蔡敬夫任川黔總督，宴季重于滕王閣」。在此條記事之下，呂明先生除了「王謔庵先生傳」，還引用了乾隆本「福建通志」中蔡復一的傳記文字，資料臚列較多。惟呂明先生雖注意到該核對一下蔡復一的履歷、也知道王思任的「年譜」在天啟五年間根本沒提到蔡復一或「落霞與孤鶩齊飛」，但他仍沒勘破：即便是張岱也可能有錯。在引述「福建通志」文字之後，呂明先生續曰：「案：天啟五年乙丑十月，蔡復一因勞累過度而卒於平越軍中。同年，季重游江西旴江等地，二人應該於此年十月之前在滕王閣一聚，姑繫于此時。」呂明先生該是已瞧出有些不對勁，但又不敢大膽質疑張岱寫的傳文，也只得「姑繫于此時」、把問號留在心裡－－說來說去，關於這樁「誤傳」會流諸後世，採用它入傳的張岱當然得負最大責任：他不僅是文學家、史家，也是位旅行家，對省份分野概念應該清楚；當他聽得「川黔總督」竟會跑到江西滕王閣，心裡就該起疑，不當逕將此一傳聞入傳才是。前面筆者提過大陸的郭英德教授所撰「論明人傳狀文的文體特性與文化內涵」這篇文章，其中第三節標舉明人作傳對傳主事跡的選取有「求奇嗜異」的傾向，而「王謔庵先生傳」中的這段故事，便是在此節中被引用的例子之一。或許張岱就是太過專注於此事之令人「絕倒」，才會疏忽了寫傳記時該有的查證工作吧。要之，「落霞與孤鶩齊飛」這一謔，能使張岱相信是「年祖」之所為，又在數百年後還屢為學者引述，自然是有其不簡單處：配合當下人物情境而引用名文典故、以諧音押韻來製造笑果，這種事例在王思任的「悔謔」中即可見到。都落魄到得在「同年友」帳下討生活了，可一旦謔語到了舌尖就是吞不回，縱令會壞了衣飯，也非得吐之而後快；王思任曾多次因「毒舌」而招人生恨甚至打擊報復，說他會白目到觸忤好心想幫助他的「東家」，也不會令人太訝異。這段「軼聞」瞧起來，十足就像是「謔庵」會幹的事兒－－若王思任地下得知有此一謔，大概也會拊髀躍起、巴不得當年登閣時真有個獨眼人在場吧？
－－有關「王謔庵先生傳」中的錯誤，筆者就在此打住：茲因前面提到蔡復一係「眇一目」，筆者於下就順便談談：關於蔡復一的形貌問題。在「金門縣志．摭錄志」部分有引「司空日記（志中未言何人所著，但據書名及作者自稱是蔡復一的「同年友」，此書當係晉江人林欲棟所著；他是萬曆二十三年進士，也是蔡復一的親家，官至工部尚書，著有「林司空日記」。可惜此書似已不存。）」中的記載，稱張天師（應即是江西龍虎山張道陵之後人，但不知是第幾代）曾言蔡復一是「千年獨眼蟒」出世。轉生出世云云，常以形貌有契合處而成說，故蔡復一眇一目當可確信。然在舊時的傳說中，蔡復一並非只是「眇一目」，他的身體殘缺之多，近乎像「施公案」中的「施不全」了：據「金門先賢錄」所載，相傳蔡復一是目眇、駝背、瘸一腳兼麻子臉，但其志向遠大，有人嘲其貌陋，他便以「一目觀天上，一腳跳龍門，龜蓋朝天子，麻面滿天星」應之。關於蔡復一之形貌，除了「司空日記」之載，現今蔡厝雖還存有蔡復一著官服之畫像（見載於郭哲銘先生「遯庵蔡先生文集校釋」書首），但從其端坐的姿態無法瞧出駝背或瘸腳，因此蔡復一是否真的如傳說那般多重殘障，說實在還屬證據缺乏。而關於「麻面、駝背、瘸腳」這三點，筆者是有些存疑：因為這和傳說中「魁星」的相貌太雷同了。在大陸蓋國梁先生所著「節慶趣談」（2003年上海古籍出板社出版）所記載之民間傳說中，即有謂魁星本是個讀書人，當其成進士後晉見皇帝，皇帝問其何以麻面、何以跛足？魁星即以「麻面滿天星」、「獨腳跳龍門」應之，使皇帝嘉其敏才而獲欽點狀元。另外有些地方傳說則有提到：魁星除了麻面跛腳，也是駝背。由於蔡復一的相貌傳說與魁星「撞衫」的情形太明顯、活像拷貝來的，筆者是懷疑：稱蔡復一「麻面、駝背、瘸腳」這三點，會不會是造作傳說者越到後來越是「求奇嗜異」、才會給加碼添上去的？而像這樣強調其形體不全，不僅是造作傳說者會有益形誇張的趨勢所致，應還有一層不明言的含意－－「儒林外史」裡的范進也不過才剛中了舉人，岳父胡屠戶就把他當成「天上的星宿」。而蔡復一不但高中進士，還位臻總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卒後還獲諡「清憲」並贈兵部尚書；像這樣的一位大人物在舊時老百姓心目中，認為他是天上星宿下凡也不為過的。在「司空日記」中，林欲棟曾曰：「以元履之剛方正直，疑為岳神鍾靈，豈蟒類所能托化？」但在傳述蔡復一故事的人們心中，「岳神鍾靈」也還嫌神格低了些，需得是天上的「魁星」下凡，才配得上其一生功烈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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