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伯」匾、「道南書院錄」與「大禮議」－－關於黃偉的文獻拾遺 . 之三

「邦伯」匾、「道南書院錄」與「大禮議」

－－關於黃偉的文獻拾遺 . 之三

19, Aug 2010 09:15

羅元信

三、由「送黃孟偉省親泉南」談黃偉與大禮議

　　關於黃偉，雖然他是金門聲名不朽之「品德完人」，但很遺憾的是，迄今所能發現同時代者為他而寫的詩文甚是稀罕：過去筆者四處搜檢，然所得除了與黃偉亦師亦友的陳琛所作「贈吳洲黃孟偉太守」詩、「贈黃孟偉南歸序」，以及「寄秋官正郎黃孟偉」、「答黃孟偉太守書」這兩封信，還有黃偉卒後俞大猷所撰「祭黃逸所太守文」之外，就連曾極力稱道黃偉的福建巡按李元陽，其所遺詩文集中亦未見與黃偉相關的文字。即便再加上前面錄出金賁亨的「答黃孟偉書」，仍是屈指可數。幸而近年來，一些傳本甚罕之古人文集陸續付印面世，筆者方能檢得一位黃鞏所作「送黃孟偉省親泉南」詩；茲先將此詩錄出，再介紹作者與相關資料：

送黃孟偉省親泉南

　　

　　江亭立馬話斜陽，別意真如去路長；

芳艸（草）蒲生桃葉渡，東風吹送刺桐鄉。

恩添假日容歸省，天與稀年共在堂；

到處總傳封事好，乾坤萬古是綱常。

（此詩收錄於黃鞏著「黃忠裕公文集」卷八。按：「桃葉渡」，係南京城內秦淮河上的渡口。「刺桐」，植物名，亦為城名，即泉州府府治所在晉江縣城，因築城時環植刺桐而得名。詩中言「東風」，當在春季。）

為黃偉賦詩送別之黃鞏，是福建省興化府莆田縣人，字伯固，自號「後峰」。黃鞏於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成舉人、十八年（1505）成進士，初任湖廣德安府推官、代理孝感知縣，皆有政聲；正德四年（1509），改北京刑部主事，嗣後又曾任職兵部員外郎、郎中等職。正德十四年（1519），江西寧王朱宸濠反叛，一向喜好玩樂的明武宗碰到這送上門來的機會，立時便要御駕親征（其實是想去江南快活）。黃鞏知武宗這一去將會給沿途百姓帶來無窮災殃，於是斗膽與同僚陸震聯名上了「六事疏略」、欲諫止武宗南巡；疏中痛陳武宗即位後，祖宗之紀綱法度已壞到蕩然無餘，為勵精圖治，請武宗速速採行「崇正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等六事。疏上之後，武宗勃然大怒；黃鞏隨即遭廷杖五十並下錦衣衛獄、在獄中又被杖五十，然後罷斥歸家（同時諫阻武宗南巡諸臣，尚有多人入獄、罰跪、貶謫，甚至遭杖死）。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終因先前在江南捕魚翻船時溺水所致痼疾而卒，因其未有子嗣（黃鞏疏中之「建儲貳」，便是勸武宗在宗室中選一賢者預作接班人。），於是在內閣首輔楊廷和與重臣商議、並取得武宗生母慈壽皇太后應允之下，迎來外藩興王之世子朱厚熜（即後來的明世宗）繼位。往昔之昏君既去，在朝諸臣便接連上疏薦舉、請徵過去因直諫遭貶謫的群臣出仕，剛登基的世宗也應允了。在家鄉的黃鞏接獲朝命，隨即啟程，至南京擔任大理寺右丞。但很不幸的是：黃鞏於再仕之次年，也就是嘉靖元年（1522）便卒於任上。在他卒後，因御史黃國用請加恤典，黃鞏獲詔贈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嘉靖四年三月，世宗還曾遣福建布政司參議周廷用往祭黃鞏。嗣後於天啟初年，黃鞏又獲追諡「忠裕」－－一介骨鯁之臣，雖其才志未及盡展，但能得「易名」之榮耀，也差可告慰了。

關於黃鞏作詩送別黃偉的時間，由二人的履歷觀之，只有一個可能，就是嘉靖元年春季：因兩人本籍在福建南北不同，早年似無相識機會（至少目前筆者還沒發現這類證據），而黃鞏早於黃偉之前便出仕且在北京任職，黃偉於正德九年中進士後又是在南京當官，因此兩人可能碰面進而熟識的時間，該當是黃鞏於正德十六年起復至南京履新、以迄身故的這段期間了；唯一的一個春季，在嘉靖元年。說到黃鞏為黃偉送行的緣由，不僅因兩人是閩人老鄉、也是併肩協力的「同志」：在正德十六年年底，黃鞏、黃偉，以及諸多群臣曾上疏朝廷，為明世宗之「大禮」而力爭－－關於黃偉曾於「大禮議」期間上疏之事，自「滄海紀遺」以迄金門縣志中的黃偉傳記都有提及，惟所言甚簡。但「大禮議」不僅是嘉靖初年的天下一大事，連帶也影響黃偉日後辭官起復、但又中輟的決定；了解此事，方能明白黃偉進退之由，故於下略陳之。

講到「大禮議」的問題，得上溯「前朝」說起。明憲宗共有十四子，其中由萬貴妃與柏賢妃所生長子及次子皆夭折，日後成為接班人者是紀淑妃所生三子朱祐樘（即明孝宗）。至於明世宗的父親朱祐杬，乃是明憲宗的第四子，於成化廿三年被封為興王，其封地初在湖廣德安，後改安陸。朱祐杬於正德十四年去世，諡曰「獻」（故後被稱為「興獻王」），由世子朱厚熜嗣位。原本朱厚熜若以藩王身分終老，在正史上可能僅留數十字，但命運的安排扭轉了一切－－明武宗駕崩而無子，他的弟弟、明孝宗的另一個兒子也早在三歲就死去，這一下皇室落到後繼無人了。而武宗雖死，但他生前寵幸的江彬等奸宄尚未被剷除，且有仗恃武力欲蠢動的態勢。為了解決重大危機，必需立刻找到繼承帝位者；身為首輔之楊廷和，或許是因風聞興王世子朱厚熜自小聰明伶俐，也受過很好的教育，於是便定策由其接位。在楊廷和而言，該是認為一位品行好、聰慧的幼君，若能接受良臣輔弼，當可為太平盛世奠基。但楊廷和想不到的是：越聰明的人也就越難掌握；一旦新君決定自己拿主意，與其相左者便會成為絆腳石、去之而後快了。

正德十六年四月，年方十五歲之朱厚熜被迎至北京入嗣帝位，成為世宗，問題隨即爆發。朱厚熜登基六日，便命掌禮官員集議：該如何為自己的父親興獻王朱祐杬制定封號與崇祀典禮。禮部尚書毛澄等引經據典，提出世宗該尊稱孝宗為「皇考」，而改稱自己的父親、母親為「皇叔父」、「皇叔母」，自稱「姪皇帝」；換言之，楊廷和等要世宗繼承的，不僅是孝宗這一支的「帝統」、還得要「繼嗣」，是要過繼給孝宗當兒子（以使孝宗這一支不致「絕嗣」）。楊廷和對這樣的安排十分堅持，甚至宣言對此若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世宗對禮臣之議十分不悅，質問禮部「父母可移易乎？」，下令再議。面臨世宗的反彈，當時有諸多朝臣附和楊廷和的主意，為支持「繼嗣」而上疏者短期間便累積近兩百人次。在如此眾口一致下，世宗顯得形單影隻；但後來張璁、霍韜與桂萼等人的介入，為世宗抵禦群臣的論戰提供了理論依據，情勢便漸呈逆轉，終以世宗之遂意而告結。

按：張璁，字秉用，浙江永嘉人（後於嘉靖十二年，以己名「璁」犯了世宗「熜」字聖諱，請求更名；世宗乃賜名「孚敬」，字「茂恭」）。正德十六年，張璁才剛以四十七歲之齡登第，尚未授職，僅是一個小小「觀政進士」，然其竟有膽氣向楊廷和挑戰，於當年七月初上疏，提出「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以及武宗遺詔（其實應是出於楊廷和等重臣所擬）中並無要求世宗需繼嗣、世宗生母尚在，若是以君臣之禮相見，「恐子無臣母之義」；且「儀禮」有言「長子不得為人後」，而世宗是獨子，若過繼予人，「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等等論據。世宗正為廷議忤意而頭痛，得到張璁上疏，大喜過望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將張璁之疏交下予群臣研議。群臣對張璁的論調大感怪駭、交章攻擊；毛澄等則仍持原議如初。這時世宗生母正好由安陸來京，已到通州，聽聞朝廷還在爭議兒子與自己相見時該如何尊稱及相關禮節問題，便不肯再前行。世宗得訊為之泣下，還表示皇帝不幹也罷、他寧願回家當藩王。群臣因此惶懼，不得已作出讓步，讓世宗之父「興獻王」改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可是世宗猶未盡滿意。接著張璁又上「大禮或問」疏，再次強調自己的論據。在南京擔任兵部職方司主事的霍韜（字渭先，廣東南海人，正德九年會元。也就是後來黃偉將接任松江府知府時曾致書黃偉者），先前已私下寫了「大禮議」，反對毛澄的論點，文章內容傳到北京，因而招來毛澄去信質難；此時他乾脆也跳出來，於十月間上疏附和張璁之說，提供世宗更多反駁群臣的典據。至此「大禮議」已變成了一場大論戰，南北兩京有二百五十餘名官員互相聯名上了八十多道奏章，攻擊張璁等人；黃偉與黃鞏，也就在此時加入了論戰。

關於黃偉上疏的內容，於今已無法得詳（黃鞏著「黃忠裕公文集」中，亦未收入當年為反駁張璁所上之疏），僅能由舊籍中知黃偉有斥張璁「希寵嗜進，妄誕不經」之語。關於黃偉與黃鞏上疏之事，於「明世宗實錄」卷九、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己卯（廿七）日有載，當世宗要再給父母「興獻帝」、「興獻后」的稱號加上「皇」字時，有眾多官員如「給事中朱鳴陽……南京大理寺寺丞黃鞏、郎中黃偉……皆疏稱興獻帝不當加皇字。而黃鞏、曹嘉及黃偉等、沈光大等疏中，遂并劾張璁倡邪說以惑聖聽、霍韜附璁議以壞典禮，并乞罷斥。」（以記錄中黃鞏與黃偉之名出現時相連或接近，兩人有可能是聯名上疏）但這眾多奏疏呈上之後，「俱不報（世宗不予理會）」。嗣後世宗持意更堅，與跟前重臣嫌隙更深，以致禮部尚書毛澄於嘉靖二年、大學士楊廷和於三年二月接連致仕，主張世宗要「繼嗣」的一派失去重要領袖。但世宗的智囊張璁，也於嘉靖元年底在楊廷和安排下被外派到南京刑部當主事（希望張璁遠離後，對世宗的影響自會減小）。霍韜亦因被斥為「邪說」，鎮日遭人指指點點，不久也告病歸鄉。

嘉靖三年正月，時任南京刑部主事、與張璁是同事之桂萼，上了「正大禮疏」，疏中大意言「願陛下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皇伯考』、武宗曰『皇兄』。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則天下之為父子君臣者定矣。（仍是順世宗意向，只把孝宗當伯父）」世宗因而心動，再起尊崇父母之念，不但召張璁、桂萼來北京，並在三月敕諭禮部，加生父尊號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生母為「本生母章聖太后」（時世宗已大婚，故生母成為太后）。群臣力爭不遂，於是改請世宗中止召張、桂二人來京，世宗不得已從之。這時張璁、桂萼已在途中，得知群臣阻撓，乾脆幹到底、急急上疏請世宗將「本生」二字去掉，否則「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為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世宗更加心動，於是仍召二人來京。張、桂於五月抵達北京，遇上朝臣群情洶洶、恨不得把兩人活剝生吞；桂萼給嚇得不敢出門、張璁也躲了幾天後才上朝。這時有御史張翀、鄭本公等接連上章力攻張、桂，反更激起世宗相挺，要特授張、桂二人為翰林學士。但張、桂力辭不受，並請求與反對派的群臣當面論辯。更多朝臣加入攻擊二人行列，結果世宗竟下令將其中的御史段續、陳相逮捕下獄。這時刑部尚書趙鑑也請世宗要將張、桂逮捕，還對人說：一旦得到皇上俞允，就要馬上動刑把張、桂二人打死。這話傳到世宗耳裡，立加嚴斥－－至此既然連牢房都用上了，下一步便更為慘酷。

嘉靖三年七月，世宗命禮部照旨立刻改變其生父母尊號為「皇考恭穆獻皇帝」及「聖母章聖皇太后」，去掉「本生」二字。此時群臣見世宗之意堅決，也採取了激烈行動：吏部侍郎何夢春、楊廷和之子編修楊慎等人，號召百官伏闕請願，一時群臣有二百二十餘人跪伏於左順門，高呼：「高皇帝（明太祖）！」、「孝宗皇帝！」，並且一齊哭號，聲震闕廷。世宗見這麼多臣子把自己當成昏君暴君一般激烈抗議，終於動了真怒：命令錦衣衛登記所有在場者姓名，先將為首八人抓起來，接著又將五品以下官員一百三十四人也逮捕下獄，其餘驅離待罪。幾天後，世宗下命：帶頭的戍邊，四品以上官員奪俸，五品及以下一百八十餘人廷杖；其中編修王相等十七人慘遭廷杖打死－－幸好這時黃偉不是在北京為官，否則以其曾疏斥張璁、霍韜的立場，幾乎肯定會參與此次抗爭；而最壞的結果，就是「中道崩殂」，立斃於廷杖之下。所謂「伴君如伴虎」，信哉斯言。

在此次左順門的抗爭中，世宗終於毫不保留地動用權柄。原本力持世宗應「繼嗣」的群臣，知道再有動作也只是白白送上自己的皮肉甚至性命，氣沮下只好明哲保身、漸趨沉默。到了嘉靖三年九月，世宗下詔，稱孝宗「皇伯考」，稱生父「皇考」。嗣後張璁、桂萼等因在「大禮議」中的功勞而青雲直上，而世宗對生父的尊崇仍未中止：不但詔修「獻皇帝實錄」，並改建較廣闊之「崇先殿」以奉生父神主，又命修「明倫大典」、宣揚自己尊崇生父母之正當性……。到嘉靖十七年九月，世宗給生父加上尊諡「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祔太廟，位次在武宗之上。至此世宗對生父的一切尊崇典禮，可說和真正當過皇帝者一般無二（儘管興王不曾當過一天皇帝）。關於「大禮議」的激烈抗爭，雖是發生在十幾年前，然直至此時，世宗才算真正心滿意足了吧。

－－在數百年後的今日回顧「大禮議」，現代人的第一觀感大概會是：很無聊。這又不關國計民生，不過是明世宗欲尊崇生父、不願過繼孝宗，何必搞到大臣去職、血肉模糊甚至還出人命？若當時雙方中有一邊稍作讓步不就好了？偏偏，爭執的雙方，都有其不能讓步的理由。

以楊廷和為首一派群臣，重視宗法制度，認為由憲宗、孝宗迄武宗的這一支為「大宗」，而興王與世子是「小宗」。大宗是「帝統」之正宗、是絕不能斷了香煙的，故當大宗無嗣又無同父兄弟可即位，需由小宗入繼帝位時，小宗就必需「入嗣大宗」、過繼給大宗，才能繼承帝統；既成為大宗之子，接著必然就得改稱自己親生父母為伯（叔）父母，順理成章。世宗以小宗入嗣大統，坐上龍墩，既已得到尊榮無上的地位，就該摒棄私情（像朱熹所說的：「存天理，滅人慾」，抑制自己的想望），作出相應的犧牲。禮部尚書毛澄在正德十六年五月七日上奏時，便節引宋代程頤在「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議」中之語，大略為：「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作為要求世宗「繼嗣」的論據（在廷臣諒必認為：既抬出理學老祖宗程頤之語，新皇帝就該沒話說了）。但世宗與張璁等所持，自也非無理：要人子拋卻父子親情，認別人做父親、稱生父為伯父，本就「不近人情」。孝道是儒家一再強調的百善之首，若不能認自己的生父為父親（況且世宗的生母也還在），豈不是於孝道有虧？於孝道有虧，又怎能當天子？有人曾問孟子：若舜當天子時，父親瞽叟殺了人，而鐵面無私的皐陶要逮捕瞽叟治罪，那舜該怎麼辦？孟子回答：舜把放棄天下，看成像丟掉破草鞋一般；他將會偷偷背起父親遠逃天涯海角、高高興興地終身奉侍父親，樂而忘天下（見「孟子．盡心上篇」第卅五章）－－為了孝道，連孟子都說像瞽叟那種父親也不可割捨，舜應是會為惡父而拋棄天下（姑不論這是何等不顧法紀）；何況對世宗而言，興王並非不值得懷念的父親。世宗在生母不願入京時曾言欲放棄天子之位，不能僅視為要脅或說著玩（廷臣既抬出程頤，世宗也曉得拿孟子的話來實踐；要比比看誰來頭大嗎？）。但廷臣勢不能讓「辭天子不幹」這種事發生，因為這樣一來楊廷和等一干重臣都會像笨蛋、沒把接班人的大事處理好，也該跟著辭職下台了；再者，楊廷和等為武宗擬的「遺詔」內容，是指定要朱厚熜作接班人，一旦他不幹，要如何在遺詔落空的情形下另起爐灶找別人接班？這篤定也是麻煩至極，問題不會更小。沒料到世宗不肯低頭的廷臣，只能和皇帝進行拉鋸戰，希望最後能為孝宗爭取到「繼嗣」；但雙方底線既早就亮出，也就沒討價還價的空間，勝負端視誰強勢。當皇帝的不滿對上廷臣的堅持，衝突昇高的結果，自然是胳臂扭不過大腿：世宗大獲全勝，唱反調的廷臣或走或戍或死－－如果世宗後來能勤政愛民、四海昇平倒也罷了；偏偏他即位不久便開始齋醮修仙，中年以後更是懶理國政、罕見廷臣，除了打醮修仙求長生，對什麼都不感興趣。「大禮議」爭到後來，廷臣所重視的宗法制度沒能保住，而且迎來的並不是一位好皇帝；楊廷和等人，想是至死都還覺「所託非人」、悔恨不已。

……敘過「大禮議」的始末，現在再回到黃偉身上。在「滄海紀遺」的黃偉傳記中，是載其「陞本部（南京刑部）廣東司郎中，歸省。嘉靖初，應詔陳九事」，之後「又上定大禮疏」、「上申明舊制疏」，然後是「出守南雄」。

洪受寫「滄海紀遺」之時，去黃偉之卒不過數十年，所記應是相當可靠；不過，筆者認為：前引這部分的敘事，次序上恐有誤置，黃偉之「歸省」，應是在上了這三疏之後的事。

所謂「應詔陳九事」，當指一般帝王即位後為示廣開言路，會下詔讓天下臣民都可上書暢所欲言、提供治國參考之舉。這種措施，通常都是新帝登基開頭就要辦的例行大事；世宗於正德十六年五月間即位，故黃偉「陳九事」應就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諒不致超過正德十六年年底（正德間秕政太多，武宗又不聽勸；欲改革的文官們早積了一肚子話要說、大家都要「搶頭香」）。至於「上申明舊制疏」，據「明世宗實錄」卷六、正德十六年九月庚午（廿二）日有載：「南京刑部主事黃偉疏言：南京內外守備官，為留守舊都設，其一切庶獄不得兼理；今新江口防守之備漫不為意，顧逾越職守、濫受詞訟。請申明舊制飭戒。從之。」黃偉此疏於九月下旬抵達北京御前，當作於八月間。所謂「南京內外守備官」，係指設在南京之「守備太監」；原本他們只該也只能管防務，但卻去干預司法、越權亂搞。會有這種情形的原因不難理解：打官司時常有人走後門送紅包，守備太監以其淫威對司法官員施壓，就有銀子入袋，自是樂得當「司法黃牛」，而對本職擺爛。黃偉對這種情形看不下去，即使擋人財路有招禍之虞，也要批太監的逆鱗。至於黃偉上「定大禮疏」，前面已提過，是在正德十六年年底之事。綜合以上三疏，黃偉於正德十六年時人在南京，而其歸省，由前面黃鞏贈詩，已可知是在嘉靖元年春季。故筆者認為，「滄海紀遺」的文字，於次序上有所誤置。

關於黃偉之歸省，首要當因在外為官數年，是該回家看看的時候。再者，據黃鞏贈詩有「到處總傳封事好」此句，當指黃偉之父黃汴因子而獲誥封之事（「滄海紀遺」載黃偉之父「封南京刑部員外郎」，但縣志卻說是「封南京刑部主事」，未知孰是）；皇帝登基為使士民同歡，可能於此時一次大規模辦理「誥封」、「誥贈」，讓眾多官員之尊親亦能霑一命之榮。黃偉歸鄉，應也是要將朝廷所頒誥命獻與父母，以此尊榮顯親。第三，筆者認為還有個理由，就是黃偉極不欲與「某人」成為同僚。前已提到，正德十六年年底時，張璁被外派到南京，而且就是當刑部主事。黃偉對這個「希寵嗜進，妄誕不經」之人，諒是光想到會天天碰面都覺厭惡，故得知此人事派令時，就馬上辦請假歸省，希望連看都不要看到這個人；至於銷假後當如何？黃偉大概也只能先「再說吧」－－當君子碰上不欲與某人為伍時，實在也很難勉強自己忍受吧。

在黃偉歸省後，接下的職務是去廣東的南雄府當知府。關於黃偉到南雄當知府的時間，據嘉靖間刊本「南雄府志」所載是嘉靖癸未（二年）時，但只過了三個月便去職。但接下來，黃偉是何時去松江府當知府（或該說：黃偉到底有沒當過松江府知府）？卻是個不易釐清的問題。「滄海紀遺」中言黃偉辭去南雄知府後，「旋以當道薦，改知松江府」；蔡獻臣為黃偉「海眼存集」所作序文中亦言，「未幾，銓曹復起知松江」；至於何喬遠「閩書」之黃偉傳中只言「以薦起，改知松江府」，並未特言由辭官到再被起用之間的時間長短（見「閩書」卷九十一）。以「旋」和「未幾」而言，是強調時間很短，應該不過兩三年，可是「滄海紀遺」之黃偉傳記於下文係言：「同年吏部侍郎霍韜私謂之曰」；按霍韜任職吏部侍郎，已是嘉靖十二年之事，去黃偉辭南雄知府已有十年，以「旋」字言實有未妥。若「滄海紀遺」在有關霍韜致書黃偉時之官職所言無誤，則黃偉辭官後又有人想促其出仕之事，相去時間恐怕要長得多。

       另一個問題，就是黃偉到底當過松江府知府與否？固然現今「慈德宮」內高懸著民國六十年所立「功著松江」匾，埕壁窗聯有「松江績著」、「政績著松江」，連王爺燈、長腳牌亦皆書「松江府正堂」；但，曾獲某個官職任命，與實際上任治事，畢竟有所不同。查明末崇禎四年所修、或清代續修之「松江府志」，在知府職名錄部份皆未載黃偉之名。以黃偉過去在南雄府才當了三個月知府，但當地府志已有見載的情形來看，若黃偉曾真正上任治事，雖時間短諒亦不致遺漏。再者，由「滄海紀遺」亦可看出，黃偉在任南雄府知府時有不受例金及「節騶從、省徭役、明禮教、禁游女、焚淫祠」等作為，還曾為不忍勞民而給按察使碰釘子、不配合丈田加稅而槓上巡撫；但關於黃偉在松江知府時有何實績，「滄海紀遺」卻無一字著墨。由這記載的落差來看，黃偉是否曾真正於松江府接篆坐堂，可以思過半矣。

       關於「滄海紀遺」所載，在黃偉復出時曾欲請其往謁張璁之霍韜（該書係言「霍韜私謂之曰」，但筆者認為這應指來信而非見面對話，否則見面後黃偉就不好託言自己墜馬傷足了。），前面已提過，此人於「大禮議」初起時曾附和張璁，但不久便因眾怒難犯而告歸。嗣後因世宗下詔，霍韜方於嘉靖六年還朝，次年便陞至禮部右侍郎、兩個月後又「超拜禮部尚書」，經一番力辭不允才接受了（但霍韜也非一路順遂，嗣後因分祀天地等典禮事與大學士夏言意見不合，被夏言劾其「無君」，結果被關入都察院獄一個多月。幸好世宗還念他在「議禮」有功，才准他「輸贖還職」。出獄不久霍韜便回鄉服母喪。）嘉靖十二年七月，霍韜起復，由詹事府詹事陞任吏部右侍郎、同年八月又陞為左侍郎。在當時原本部內事務多由尚書掌控，侍郎多不能插手；霍韜上任後，屢向尚書汪鈜爭取才得以分權。嘉靖十四年九月汪鈜被罷免後，世宗雖未將霍韜陞為尚書，但也沒另找人來補缺，因而有一段時期，霍韜是吏部實質的主事者，直到嘉靖十五年六月底他被轉陞為南京禮部尚書為止。

       關於霍韜與黃偉間的交誼，以雙方是同榜進士、又都曾在南京六部任職來看，應不僅止於點頭之交；但當黃偉上疏請世宗將霍韜罷斥之後，兩人勢不免交惡。後來霍韜還鄉又復起，黃偉於南雄知府任上罷官後回鄉里居，這中間兩人該當有十多年沒碰過面，也無甚互通書問的可能，就算原本是好友也該疏遠了。然霍韜曾欲引黃偉復仕，倒是有據可證。在霍韜所著「渭厓文集」中，並無收錄他給黃偉的書信（集中所收霍韜給張璁的信中，也沒有特別為黃偉疏通之語），但在此書卷之四「公薦舉疏」中，時任南京禮部尚書的霍韜，舉薦了一批因各種理由離職、特別是因「議禮」而去的官員名單，黃偉之名便見於其中：「……自陳致仕，如侍郎朱廷聲……知府黃偉……皆年壯才清、素履無玷者也。亦臣所知者也。」由霍韜上疏與「滄海紀遺」的記載來看，筆者推測：霍韜欲使力讓黃偉再仕，可能並非一次，而是兩次。頭一次，是霍韜在當吏部侍郎期間；他安排使朝廷徵召離職官員的名單中列入黃偉，並向時任內閣首輔之張璁疏通、請其不要與當年彈劾過他的人為難。在安排就緒後，霍韜便寫了「滄海紀遺」所載的那封信給黃偉、告訴黃偉：「公向疏論張公，吾已為解，渠亦雅慕，公宜一謁之」－－在黃偉初接到徵其出知松江的任官令（除書）時，大概只想到出仕治民是為國服務，便啟程上路。但隨後接獲霍韜的來信，卻提醒了黃偉一些不能不考慮到的事：雖他出仕是當大明朝的官、不是張璁賞的官，但張璁此時高踞當國，自己若是出仕，難免會予人以「投降」的觀感、甚至引來譏嘲；況且，這怎對得起在「大禮議」中受難的群臣、還有已逝的黃鞏？一旦復仕，日後若入京朝覲時碰上張璁，能向他折腰嗎？而黃偉原也沒想到是霍韜在為其運作出力，既已知裡蘊，他可不想欠這個自己所不欣賞者的人情（據「明史」本傳載，霍韜「學博才高」，但「量褊隘，所至與人競」。他之所以會為曾彈劾自己的黃偉、還有其他在「大禮議」中站在反對面的眾人出力，恐怕不是出於不計前嫌、為國謀才；而是欲藉此市恩、拉攏一批有清名的人士入朝，將來充當自己的「班底」）。於是，黃偉託詞由馬上摔下跌壞了腿，繳還朝廷給的「除書」後便回家了。霍韜第一次欲找黃偉再仕的嘗試既不成功，嗣後他當了南京禮部尚書，雖再度薦舉黃偉，但黃偉自不會再入其彀中（至於張璁，在嘉靖十四年春便因生病而屢次上疏乞歸，得到世宗俞允而去。後來張璁便因病無法再仕，直至十八年二月身故。霍韜需為黃偉再仕而向張璁疏通，必是在張璁離朝之前。因此筆者推論：霍韜曾兩度薦舉黃偉）。其後嘉靖十六、十七年間，泉州大饑，黃偉因受託主持賑災，勞瘁致疾而逝－－雖然「大禮議」發生在十多年前，但其間爭端卻使得黃偉嗣後不便接受徵召，終不得再仕；然其終能保全清名、為鄉里百姓服務而死，求仁得仁，真如孔子所言：「又何怨乎？」

四、關於黃偉的牌坊、祠祀與交遊。結語

在以上三節各論與黃偉相關物、事之外，筆者於此再補充一些資料：

關於黃偉的牌坊：在「滄海紀遺」的黃偉傳記之末曾提到，黃偉卒後，「當道諸公矜其貧，為之營田以供祭祀，仍立石坊書『善俗』以表之」。據清乾隆廿八年所修「泉州府志」卷之十七「宅墓坊亭」部分所載，在泉州本有一「善俗坊，為田嵓、顧珀、李源、黃偉立（清修「晉江縣志」亦有載此坊，言此坊舊址在縣城之「崇陽門」內）。」；可惜這座「善俗坊」於志書中是被列為「明已廢坊」，久已無存了。關於與黃偉併列獲立坊旌表的三位晉江籍人士，茲據清修「晉江縣志‧人物志」所記，略敘於下：

田嵓，字景瞻，號南山，曾向大儒蔡清學易，於明孝宗弘治六年成進士，歷任南京戶部主事、吏部郎中、湖廣寶慶知府等職，後因親老乞歸養，晚年靜坐養心，以行義聞名，卒於七十八歲。

顧珀，字戴祥，號新山，弘治十二年進士，曾任知縣、知州等職，因觸忤權宦劉瑾而遭廷杖。劉瑾敗後，顧珀被擢為南京吏部郎中、歷參議、按察副使、左布政使等職，後以南京太僕寺卿兼署南京戶部右侍郎事、兼攝南京刑部與都察院，重責集於一身。致仕後，卒於八十六歲，獲賜祭葬與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顧珀雖歷任要職，但自奉甚簡，「清夷簡諒，恬澹寡慾，室中絕滕侍之奉、聲樂之娛」，連所用僮僕也僅穿短衣芒鞋，一點氣派架子都無。辭官後里居，顧珀便「絕意干謁，若一方利病，則不憚肫切，陳之有司。教子姪以守禮循義」，其德行與黃偉頗相似。

李源，字士達，號竹坡，弘治十八年進士，曾至奉使至廣東督賦，藩司依舊例饋贈百金，李源卻而不受；對方敬其操守，改購學者陳獻章（白沙先生）的四幅字為贈，李源方拜而受之。其後李源任戶部主事，亦因觸忤權宦劉瑾，遭劉瑾將其運糧至遼東的期限縮短，欲陷其入罪；李源晝夜兼程督運，趕上時程，使劉瑾奸計失敗。當時的大學士楊一清本欲拔擢李源，但為劉瑾所沮而不果，李源因而乞歸，在家事奉父母十五年。其後朝廷雖曾徵其再仕，但李源辭不赴任，里居以終（在李源傳記之末有載，「善俗」坊係「郡守王仕俊」所立）。田嵓等三人，皆是有為有守、潔行無玷之士，黃偉能與彼等併獲「善俗」之褒，可見其德行之馨，固不因僻居海島而泯。

關於黃偉的祠祀：除了金門本地的慈德宮、汶源宮（與其他神祇併祀）之外，過去同安縣之鄉賢祠亦有祀黃偉，另據「金門縣縣定古蹟慈德宮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一書載，在大陸南安縣下店也有主祀黃偉之廟宇。但在泉州之外，因黃偉曾在廣東的南雄府當過知府，治績受稱道，故當地亦曾有奉祀黃偉之記載。嘉靖間刊本「南雄府志」與「廣東通志」，都將黃偉列入曾治當地之「名宦」，所記舉措與金門縣志略同；「廣東通志」在「名宦」部分為黃偉所立傳記，文末雖曰「據南雄志脩」，但其內容是比「南雄府志」多了點，有提到「嘉靖二十七年，提學蔡克廉入祀于學」。關於這位「蔡克廉」，他是晉江人，嘉靖八年進士（過去筆者在「關於許福的『乞養親疏』與『通賊傳聞』」中介紹過，他曾為許福寫了「代許進士乞養親疏」）。以生存時代及地緣而言，蔡克廉有可能和黃偉相識，惟蔡克廉所著「可泉先生文集」中，並無與黃偉有關之詩文；或許蔡克廉僅是仰慕黃偉之人品，故於來廣東當提學時，指示要給黃偉奉祀以紀念他。不過，關於「入祀于學」一語，筆者查過「南雄府志」中關於府學、縣學等學府中祠祀的部分，卻找不到有關黃偉被奉祀的記載。為了謹慎起見，筆者也查了「廣東通志」中所載省會廣州府的府學與祠祀部分，可是也沒能找到黃偉獲入祀的記載。到底「提學蔡克廉入祀于學」，是真正實現之事，或僅是蔡克廉曾有指示但並沒被執行，尚是難以斷定。

關於黃偉之交遊：關於黃偉的交遊，除了方志傳記中已列出的陳琛（與黃偉亦師亦友之學者）、巡按李元陽（曾諭諸生效法黃偉人品，並委黃偉主持賑饑）之外，過去筆者在撰寫「金門藝文訪軼」期間，還陸續發現有俞大猷（早年守禦金門之抗倭名將，曾撰「祭黃逸所太守文」）、李愷（嘉靖十一年進士，惠安人，一說晉江人。李愷所撰「贈許西埔歸養序」一文中有言：「西埔學，聞諸黃君逸所。」，顯示他與黃偉相識。許西埔，即許福。）、莊用賓（晉江人，嘉靖八年進士。何喬遠撰「蔡光祿築海豐埭碑」一文中有記，嘉靖年間莊用賓曾與黃偉共同督理於同安人得里海豐莊進行之築堰工程。）等人。現在又添上金賁亨、黃鞏二位。此外在清人李清馥所撰「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三「楊敬孚先生朝幹」傳記中有提到，黃偉亦為楊朝幹（同安人，卒於嘉靖十四年）的友人之一。據林希元所撰「楊敬孚先生傳」中記：楊朝幹，別號時齋，自幼聰慧，可惜屢試不第，惟因其好學、人品佳，「凡四方賢哲與吾同（同安）之縉紳，若鄉賢次峰謝君崑、逸所黃君偉，咸相與為麗澤友。」（見「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四）。林希元於此所提到的這位「次峰謝君崑」，即同安人謝崑，字鍾璞，號次峰，嘉靖八年進士，曾任溧陽、成安知縣，南京戶部主事等職，其人「溫厚質實，財利不入於心。生平不樂人逢迎，亦不能逢迎人。歷官十餘年，未脫寒酸。遇匱乏弗恤，惟賦詩讀書。」（傳見「同安縣志．鄉賢」）。謝崑與黃偉皆與楊朝幹為友，則兩人諒亦相識－－除了上開這些可溯與黃偉有交誼的人士之外，在同時代自當還有其他卓異之士，或因論學、或慕德行而與黃偉有所往來；只是文獻缺乏，無法舉證罷了。

……以上，是筆者近幾年間新獲有關黃偉的一些文獻資料；雖然所得零碎，但由中亦提供了新的視角，可稍蠡測黃偉的心境：在這位「品德完人」的晚年，恐怕是帶著些許抑鬱的。

孔子有言曰：「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篇」）」。以理學自勵節操的黃偉，家境的清貧自不會是其所憂，但晚年時的黃偉，「憂道」只怕是其難以放下的心事。黃偉所崇奉之程朱理學，在王守仁「心學」崛起後相形衰落的景況，筆者已於前面有述。但除了「心學」形成的威脅之外，「聖意」的動向也使人憂心。前面提到過的、大學士楊廷和之子編修楊慎，他在「大禮議」期間與他人聯名所上之疏中曾有言：「臣等與萼（桂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其言雖理直氣壯，但殘酷的現實是：當與皇帝的意向悖逆時，即便搬出程朱之說也不管用。「大禮議」的挫敗，便是程朱理學的挫敗；這一點，所有曾主張世宗應「繼嗣」的臣子，包括黃偉，都承受了這項打擊：皇上沒把程子、朱熹放在眼裡。而世宗雖在「大禮議」中大獲全勝，但他顯然對當初諸多臣子擎著儒家倫理大旗進諫、一再阻撓其遂心的舊事，仍是猶有餘恨，才會在即位後九年以「正祀典」為名、拿孔夫子開刀。世宗「揚刀立威」的態勢不言自明：你們這班拿大道理來壓朕的臣子、別以為自己有多了不起；惹惱了朕，別說程朱，就連儒家祖師爺孔丘，朕也能削他的「眉角」（類似的事，朱元璋也幹過：他曾因孟子書中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語，便教人把孟子由文廟中移出去）。雖然在「大禮議」與摒除孔子神主之後，明代的科舉考試諸如四書、尚書與詩經等經義之試題，仍以宋代朱熹等理學家的傳注為主，並未有所變革，但「離經畔註」的情形卻是日益增多：士子的答卷內容中，不僅漸雜佛經道書之語，甚且連小說與戲曲文詞也纏夾進來了；「崇熹」已非士人作舉業文章的準則。明代科舉答卷內容的漸變，固然是社會變遷、宗教思想影響與俗文學感染力強大等因素造成，但明世宗「不甩程朱」、降黜孔子的表態，恐怕也是起了帶頭作用。對於尊崇程朱之臣子、學者而言，理學的趨於頹勢，也就預示了國家與整個社會的價值、道德觀逐漸崩解；人各有心、各有異思，社會漸趨複雜，紊亂、矛盾與衝突也隨之激化，卻又不再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向心力以維綱紀（新興之心學，嗣後末流成為空疏狂禪，立己尚不足，遑論濟世）。在這種情形下，若是國家再逢急難之考驗，恐就不免傾危之險－－雖然，這樣的考驗，還在黃偉身故許久後才接踵出現，但凡具「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胸懷者，總不免要為遠景難料而傷神吧。

關於黃偉的文獻，因其生存年代較早，仕宦時間不算長，嗣後又多僻居海隅，罕與「當道諸公」交際往來，故而要尋覓同時代者為他所作詩文，本即不易。不過，只要持續探索，多少能有所收穫。例如目前已重豎之黃偉墓表石碑，雖然本物字跡已風化不可辨識，多年前黃奕展校長所製拓本也只能看出篆額與正文兩百來字，內容泰半已失，然於今已有途徑可知全般舊貌。為黃偉撰寫墓表之金賁亨，其所著「一所金先生文集」今猶存世，雖僅大陸浙江省臨海市博物館藏有一清代手抄本，取得不易，但有線索便有希望。以能為黃偉表述生平的交情而言，金賁亨的文集中除了墓表，諒應尚有其他與黃偉往來的書信文字，可提供更多關於黃偉生平的未詳細節。日前黃奕展校長已就複製「一所金先生文集」一事向大陸方面交涉中，諒不久便有好音。明人之文集，除了序、跋之外，有時正文中也會附入作者以外之人的手筆；例如張燮所著「羣玉樓集」中，除了有他為蔡復一、蔡獻臣、張廷拱所作之詩與書信，也將蔡、張等三位的和詩與來信附於其後。若「一所金先生文集」的編纂者也循此例，那就有另覓得「品德完人」罕見詩、文的可能，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