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知縣的殞落－－雍正間遷安知縣王孔彰革職經過

一位知縣的殞落－－雍正間遷安知縣王孔彰革職經過

02, Aug 2010 11:50

羅元信

古來中國各級地方單位，由省、府、州乃至縣、村、里，修纂志書的歷史由來已久。在記載沿革、山川、風俗等等諸多類目外，「人物」自然是方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常是後代研究歷史人物時，經常要利用到的資料。「方志」是史籍中重要的一類，其記載體例，在長久的歲月之中早已發展完備，也有許多前人佳作可供仿效參考；照理說，只要修志時蒐羅資料與編纂者的工夫下得足夠，成果當有可觀。但，過去的「方志」也有其侷限性：因蒐羅資料者的能力，很少能觸及本身所處地區之外，以故發生在「外地」的事情，往往便只能從有限的當事人處敘述而得知。而人總是有好善惡惡之心，對於出糗之類不願再提的事情，會以飾辭文過的方式掩蓋；為撰寫方志而采風作傳者，既難以廣泛徵信調查自述者之語是否屬實，則大概也只能有聞則錄、以免闕漏。再者，即便修志者心知，某人講述自己在外事蹟有美化扭曲之嫌，但基於是「老鄉」或「為尊者諱」等等原因，多半也不可能逕予揭破、以正視聽。畢竟是「鄉親」，除非被立傳者本人，或其子嗣、親屬連同朋友等等都已不在本鄉或不在人世、或已然失勢，否則人情壓力可不小－－所謂「人情留一線，久後好相見」；一旦照實寫下令本鄉某人（尤其是有頭有臉的官宦鄉紳之流也者）難堪的往事，篤定會招來對撰寫者的怨懟，那可就真是「不好相見」，日後還不曉得是否會因此致釁生禍。不如乾脆不提，只要專心「作佳傳」，讓大家看了都能歡歡喜喜、覺得自己家鄉真是地靈人傑等等的便罷。職是之故，在正史中還會有「佞幸」、「貳臣」等名目的專傳，但在方志中幾乎是見不到這樣的標榜法；除非是鬧到相當程度、不提也掩蓋不了的寇賊之類，才會在自家方志中的「兵事」、「祥異」之類的部分留下大名。雖說世人百百種，賢愚不肖間出不鮮，但若讀以往的方志，有「污名」者會被照實記載下來的情形，較之有美名者被立傳的人數相比，可說是不成比例－－這也難怪：修纂刊印方志，是要相當的人力物力才能辦到的，除了公家的款項，多半還得在地鄉紳大老們湊份子出錢方可玉成；基於「榮辱與共」的意識，試問誰願意花了一番贊助工夫、產出的成果中卻寫著「自家人」的醜事？「隱惡揚善」，是中國古來修纂方志時的基調，不難理解。即便到了現代，上述種種讓修方志時執筆者不好「直筆」去揭露陰暗面的原因理由也依然存在。不過，現代人的方便之處便是接觸資訊來源容易多了；即便「自家人」都不提，但在本地的載記之外，仍有種種的檔案與記錄可供拼湊出一個人的完整面貌－－就像過去的人再怎麼努力用望遠鏡觀察，也看不到月球的背面，但有了太空船之後便不成問題了。剩下的，也該說是（在隔了幾百年後的今天）最難克服的，就是一鄉一地之人，能否以平常心去面對那些原本被視為典範、蒙受美名佳評的人物，竟也會有「不好探聽」的那一面這個問題了。

筆者從事關於舊時金門人文歷史的資料蒐集與介紹，一晃也有十餘年了。在這段期間，筆者在金同泉州之外的地區，廣泛搜檢了許多方志與古人文集、史籍等等，得到不少在方志或家乘中未載入的資料。這些與舊時金門人物相關的資料，大抵而言，也多是「美言」；但若有碰上負面記載，筆者也都一本有聞必錄之初衷，不予避諱。雖然，像某人擔任地方官時，境內士子、官宦鄉紳等所作頌詩、壽序或祝賀昇遷而作之序文詩篇，也許會略有諛美；但若沒有負面評價出現對抗，基本上筆者也相信這是實至名歸。然要碰上是負面載記而又沒有可供翻案的資料來為之分說，則筆者也只好抱歉了－－要之，筆者篤信，「知的權利」應該凌駕一切考量之上。要評價某人，就該儘可能攤開一切已知資料，才能公平地評斷其人品或事功之良窳；若要考量「得罪」的問題，那乾脆不要去寫。正如俗諺所謂：要進廚房，就不能怕熱。世上有明月，也有溝渠；只看到美善，也就是只知道世界的一半而已。

在過去，筆者曾在這個小站掛上「『恭呈御覽』－－許履坦、王孔彰與洪淳瑛的履歷」這篇拙作，內中除介紹這三位清代金門人物在獲任命知縣之前覲見雍正皇帝時所進呈之自書履歷外，對彼等在方志中被記載資料的誤處亦進行過勘正；而關於這三位在任職知縣時的風評如何，筆者於先前的檢索中，並不曾於其任職當地的方志中找到有特別優劣記載。在筆者檢得的資料中，關於山後人王孔彰的部分較多，因其獲任官前的波折較多之故；自雍正四年九月福建巡撫毛文銓奏題請將王孔彰等九十二名閩省舉人送往北京等候銓選的奏摺開始，到王孔彰兩次為覲見雍正皇帝而自己寫下的履歷等，由這些文獻，可以看出在清代一位「出身資格」上遜於進士的舉人，在終獲出仕之前，可能要經歷多少關卡－－王孔彰曾參加了八次會試而不能再進一步，末了是適逢國家予以「給咨赴部銓選」的機會，才總算有得當上一縣的父母官。這是王孔彰等了大半輩子的機會，不消說是何等可寶可貴；而這其間經歷的勞神耗時，在方志的簡單傳記中是看不出來的。八十年版的「金門縣志」之「人物志．宦績」部分，為王孔彰所立之傳如下：

王孔彰，字曾言，山後人。由晉江學中式康熙乙酉舉人，授遷安令。邑治遼闊，稽保甲，嚴緝捕，閭閻安枕，聽斷明決，訟無留牘，以剛直忤歸。家徒四壁，介然自守。嘗直天旱祈雨，邑長猶催科嚴急，孔彰隨至城隍行禮，昌言曰：祈禱抑末也，感召天和，莫若省刑緩征。邑長失色。溫陵朱文公講院久荒廢，陳於太守王廷諍，廓清重修，集士肄業其中，時論偉之。年九十餘卒。（泉州府志）

－－「金門縣志」對王孔彰的記載，是承襲自清代「泉州府志」而來；據筆者查閱所得，自清乾隆廿八年版之「泉州府志」卷五十三「國朝仕績」部分為王孔彰所立傳記，內容便已如前引，可說是由來已久（乾隆卅年版「晉江縣志」對王孔彰之記載內容，亦同兩年前完工之「泉州府志」）。若光看福建地區方志的內容，王孔彰在遷安縣「稽保甲，嚴緝捕，閭閻安枕，聽斷明決，訟無留牘」之治績，該當算得有才有能之名宦，但筆者先前曾查閱清修「永平府志」與民國版「遷安縣志」，兩者卻並無對王孔彰之宦績有特別記載。而關於王孔彰最終去職之緣故，「泉州府志」稱是「以剛直忤歸」，似乎是因他不能討好上司才吃了「茴香（回鄉）豆」（對王孔彰失官一事內情，清修「永平府志」與民國版「遷安縣志」也都沒有道及）。不過，筆者後來由「中央政府」的檔案記錄中，卻發現了王孔彰因事遭到革職的經過，茲於以下道來：

在先前介紹王孔彰的自書履歷時，筆者曾提過，他的這兩份履歷之末皆無書年月；筆者是因見到第二份履歷中有自言其首度掣籤選官是在雍正五年十一月，之後又經過第二次掣籤（以及引見），才推估王孔彰最早也是到了雍正六年時才到直隸永平府遷安縣去就任的。然王孔彰當知縣還不到一年，在他治下就爆發了一樁「偷挖礦砂案」，而且這樁案子還被層層上報、連雍正皇帝都知道了。與此案相關的第一件紀錄，見於大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於二○○二年所出版之「雍正朝內閣六科史書‧吏科」第四十五冊，第五三六、五三七頁所載「署直隸總督何世璂題：為遷安縣知縣王孔彰、典史劉然失察偷挖礦砂案，請交部議處本（筆者按：原書目錄中為何世璂此一題本命名時並無標點符號，筆者為便斷讀而加上。下同。）」，全文如下：

署理直隸總督臣何世璂等謹

題：為揭報失察礦徒事。該臣等看得：遷安縣蘑菇峪礦場久經封閉，乃盧得喜等私聚偷刨，茲拏獲盧得喜等七名，並窩家（筆者按：謂窩藏盜賊或贓物者）王六、陳羹到案，供出同夥七人，尚有李四未獲，其盧得臣並非同夥。除嚴飭勒緝逸犯李四同現犯審擬招解，并將偷刨處所嚴加封禁巡防外，所有失察之遷安縣知縣王孔彰、典史劉然，相應指參，以聽部議。謹

題請

旨。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題。十二月十二日奉

旨：該部議奏。

  －－在中國古代，「礦業權」屬於國家的觀念起源很早；新朝王莽時設「六筦」，將人民於「名山」所採掘產出之礦產亦列入徵稅對象，當可算是這種觀念的昉始。然而，地下之礦雖屬國家所有，但礦區周邊的老百姓或為圖利、或因生活艱難，盜掘礦產之事自來層出不窮。關於舊時遷安縣之礦產，據民國二十年鉛印本「遷安縣志」卷十八「物產篇」所載，該縣「金塢峪」往昔金礦產量頗富，但後來漸少；另外該縣有產量頗多之白土礦，可供漂布造紙。雍正時期在遷安縣被查獲的這一夥「礦徒」，偷挖的有可能是金礦。公家礦場封閉，或是因發生過嚴重落磐的礦災、也可能是因礦砂含量漸減不敷成本而停工；但不論原因為何，都擋不住想藉偷挖討生活的老百姓。而王孔彰身為遷安縣知縣，看好「國家財產」不遭盜竊，自是其職責所在。但這一點筆者倒還覺得不能太過苛責：因為礦場總不太可能是在接近市廛通衢、交通方便的地帶，而多是在崎嶇難至的山嶺深谷處，巡查起來可不容易（民國版「遷安縣志」之山川部分已無關於「蘑菇峪」的記載，該地離縣城多遠不得而知）；筆者對遷安縣與相鄰縣份的面積大小沒去作比較，倘若該縣就像福建地區方志之王孔彰傳記中所說的那般「邑治遼闊」，要不出紕漏可就更難了（即便是現在的臺灣，設有專責巡山人員，但仍難杜絕山老鼠盜伐林木）。但既然已接篆坐堂，這「失察」的責任，身為知縣大人的王孔彰自是得擔起來；他屬下的典史劉然（該當是擔任巡查礦山職務者），亦遭一併究責。這件案子在經署理直隸總督之何世璂於雍正六年底奏上之後，關於王、劉二人的責任，雍正指示：「該部議奏」。次年初，兼任吏部、戶部尚書之張廷玉（也就是後來修纂「明史」之總裁），將吏部對王孔彰、劉然兩人懲處之擬議奏上，題請雍正裁斷。張廷玉之題本，亦見於「雍正朝內閣六科史書．吏科」，該書第四十六冊，第二三一、二三二頁所載「兼管吏部尚書事張廷玉題：議遷安縣知縣王孔彰、典史劉然失察偷挖礦場，請各降一級留任本」，如下：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二級臣張廷玉等謹

題：為揭報失察礦徒事。該臣等議得：臣部侍郎署理直隸總督事務何世璂等疏稱，「遷安縣蘑菇峪礦場久經封閉，不許偷刨，乃該縣印、捕各官，漫無查察，以致盧得喜等私聚偷刨，業於雍正六年六月十四日拿獲盧得喜等七名，並窩家王六、陳羹到案，供出同夥止有七人，尚有李四一名未獲。除嚴飭勒緝逸犯同現犯審擬外，所有失察之遷安縣知縣王孔彰等，相應列參，以聽部議。」等因，具題前來。查定例：「礦徒聚集地方，該管官如一經察緝，即獲犯過半者，降一級留任，勒限一年緝拿。」等語，應將失察之遷安縣知縣王孔彰、典史劉然，均照例各降一級留任，勒限一年緝拿。查典史劉然無級可降，應革職留任、仍勒限一年緝拿。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九日題。二月初八日奉

旨：這本內議「將失察礦徒之典史劉然降一級留任，典史無級可降，應行革職留任」等語，凡文武微員，其過愆本不至革職，因無級可降，遽行革職，似屬太過。況遠省微員，罷斥回籍，路費艱難，更覺可憫。其微員罪止降調，無級可降者作何酌量？仍留原任，定以年限開復之處，着吏、兵二部詳悉定議具奏；此案劉然一并議奏，餘依議。

在張廷玉這份題本中所提到的「定例」，即是指「欽定吏部處分則例」一書卷之三十八「刑．盜賊」部份之「察緝礦徒獲犯分別處分」這一條中所載之「欽定例」（該書中詳載種種官員有所過犯時的處分規定，除了「欽定例」，尚有「原例」、「增例」等等；筆者所引係雍正朝修訂的版本）。在遷安縣的這樁偷挖礦砂案中，同夥七名礦徒中有六人被逮，只跑了一個李四，故合乎該條「欽定例」中的「該管官如一經察緝，即獲犯過半者，降一級留任，勒限一年緝拿」之規定。王孔彰被降一級（筆者按：應是由正七品降為從七品，薪俸相應減少），並得在一年內把跑掉的李四給逮回來。而「察緝礦徒獲犯分別處分」這一條所載之「欽定例」，於「勒限一年緝拿」之後尚有下文：「限滿全獲，准其開復。倘限滿仍止獲過半者，再罰俸一年，帶所降之級，照案緝拿；全獲之日，准其開復。」－－依照「欽定例」，王孔彰若能在事發一年內把李四也逮回來，就可恢復正七品官秩與薪俸；但若仍逮不到，就將被「罰俸一年（白幹一年拿不到薪水）」、而且仍得在被降為從七品的身分下繼續追緝在逃人犯，待逮到人銷案後才能免除處分（筆者非清代律法專家，這種法律條文又用字簡略，以故筆者揣摩不出：若王孔彰連著兩年都逮不到人，第三年起的處分又是如何？降一級之外，是繼續「罰俸」幹白工、或僅支給從七品官員的薪俸？）－－至於在「典史劉然」的部分，按舊例因為各縣典史本就是「未入流」的小官，根本是連「品」都沒有、無級可降；若要再降，就是革職了。對於這樣的處置，雍正覺得這些原本就薪俸微薄的小官，若犯的是不至革職的罪過、只因無級可降便遭革職處分，實是可憫，故指示吏部、兵部要另行參詳；而且雍正也體恤已犯者，指示在擬議出新的處分辦法後，在遷安縣這樁案子的典史劉然也要「一并議奏」，等於讓他也能適用新的寬待處分。雍正既有指示，吏部很快便擬出議覆內容（筆者按：據前引「雍正朝內閣六科史書．吏科」所載，雍正是在七年二月初八日才指示要另議處分方式；但「世宗憲皇帝實錄」卻是將吏部作出之議覆內容記載於七年二月初四日。可能是修纂「實錄」者在記錄事情時錯了日子。）：「文職從九品、未入流，武職七品等官，實係無級可降之員。舊例，應降級留任者，則議革職留任，今改為降級留任；應降級調用者，則議革職，今改為革職留任，以示矜惜微員之意。俟三年無過，准其開復。其各部院衙門筆帖式，竝（並）旗員六品、七品、八品官，俱照此定議。」對於吏部議覆的內容，雍正覺得滿意，「從之」－－關於這樁偷挖礦砂案，想來王孔彰是會覺得自己很倒楣；不過，因為此案，卻使雍正注意到官職微小者的艱難之處、有所指示而擬議出寬待辦法。嗣後全國諸多小官，不致動輒因小事便遭到革職、而且還有「三年無過，准其開復」的但書，飯碗可以捧得穩些。雖然，在這種寬待辦法中，也可見出滿漢之不平等（「旗員」適用這種寬待的範圍，可上達六品官員），但由這個例子仍可見出：雍正不是那麼苛薄寡恩的人，特別是對職位低微的小官，他是滿體恤的。

－－在雍正七年初吏部擬議處分之後，給予王孔彰一年的期限去緝拿在逃礦徒李四。無論這件事後續如何，王孔彰該當是要好好抖擻精神，作到像雍正要求的「實心辦事」、努力將遷安縣的政務辦好；若他接下來能夠有好表現，那即使運氣不佳，比如說李四已逃出境外（或死在外地卻無人知其身分）、無法交代而另遭咎譴，至少將來離職時還能留個清白名聲，不致太難看。然而，令人扼腕不敢置信的是：王孔彰不但不此之圖，反倒於幾個月內又犯下了更大的錯誤；且這次他「出包」的地點也非鞭長莫及之處，就是在他的縣衙裡面，這可沒得推托。而這次的大錯，同樣也被稟報到雍正眼前，終於導致王孔彰被革職。這次王孔彰犯的錯誤，相關記載的第一件文獻，亦見於「雍正朝內閣六科史書．吏科」；該書第五十一冊第七四、七五頁所載「署直隸總督唐執玉題：為遷安縣教諭賀耀祖詰報知縣王孔彰受賄，請革職質審本」，全貌如下：

署理直隸總督印務、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唐執玉謹

題：為縣、學彼此互詰等事。該臣看得：教官職司秉鐸，豈容開賭誘人；縣令身膺民牧，豈容貪婪不職？茲據布政司王謩、按察司張燦呈稱：「據遷安縣知縣王孔彰詳報：『教諭賀耀祖與訓導張世寧之子，並伊親陳姓、顧姓肆行賭博』。又據賀耀祖等詰報：『王孔彰受賄，縱令劉思毅私開燒鍋，並短發工食、違例受呈，與坐轎經過

文廟』等欵（款）。應請

題參。」等因前來，相應

題參請

旨，將遷安縣知縣王孔彰、教諭賀耀祖革職，訓導張世寧解任，與案內有名犯證質審定擬，謹題請

旨。雍正七年六月三十日題。七月初十日奉

旨：這所參賀耀祖著革職、張世寧著解任，其互詰各欵（款）情由，及本內有名犯證，該督一併質審，定擬具奏。王孔彰不必革職、亦不必解任；如有質對之處，令其質對。該部知道。

－－依照直隸省布政使王謩與按察使張燦呈報、唐執玉請旨處分的這份題本，此案首先是王孔彰爆出自己部屬之教諭、訓導一干人等有賭博情事。依照雍正間刊行之「欽定吏部處分則例」卷之四十五「刑．雜犯」部份「屬員犯賭」條「欽定例」的規定，對於官員賭博情事，該管上司與總督、巡撫都得要「不時查察」；若屬員賭博而該管上司及督撫包庇不予揭發，或是有別人出面指控，抑或被科、道等主管風紀官員察覺，則該管之上司、督撫都將遭到「照徇庇例，降三級調用」之嚴厲處分。至於同卷「禁止賭博」條，一開頭便明示：「官員賭博，革職，交與刑部。」王孔彰察覺了自己屬下教職官員有賭博情事、向上級揭發，這本是其所當為；然而，王孔彰自己，卻也有把柄被這夥人看在眼裡（或許便是因有恃無恐，教諭賀耀祖等才敢聚眾開賭）。當王孔彰揭報賭博情事之後，教諭賀耀祖等人亦隨即「還了一記」，向布政、按察司檢舉「王孔彰受賄，縱令劉思毅私開燒鍋，並短發工食、違例受呈，與坐轎經過　文廟」。在這些罪狀之中，頭一條「受賄縱令私開燒鍋」，指的是清代關於製酒業的禁令（因製酒需用鍋蒸熟穀類，故「燒鍋」成為製酒業之代稱）。在清初康熙、雍正二帝之時，基於米麥穀類是主食，一旦拿去製酒就不能再供人食用，故曾屢申禁令查禁燒鍋，以免糧食因短缺而價騰（這項禁令雖有時雖會因豐年穀賤、或地方督撫之建議而暫予放寬，但始終並未撤除）。據教諭賀耀祖等人檢舉，王孔彰是收了製酒業者劉思毅的賄賂、放任其私開燒鍋而未予查禁，屬知法犯法，情狀不輕。第二條罪狀「短發工食」，指的是王孔彰苛扣該發給更夫等人的工錢、伙食費等款項（見以下唐執玉奏摺）。「坐轎經過文廟」，不難明白：舊時文廟前立有「下馬碑」，文武百官經過時都得下馬步行以示崇敬，坐轎當然更不可以。至於「違例受呈」云云，因所言太簡，指的到底是何種情狀，不得而知－－要之，在唐執玉接獲遷安縣這件縣官與屬下教官「互詰」的案子時，他原是要「各打五十大板」，先讓王孔彰、賀耀祖革職，張世寧解任，並要他們和案內相關人犯對質審訊以便擬罪。不過，由雍正的批示來看，一開始，他是傾向相信王孔彰是清白的：雍正指示讓賀耀祖革職、張世寧解任，而王孔彰則不必革職、亦不必解任。雍正會有此裁示，或許是因他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不致出錯：年餘前王孔彰在獲授知縣之前、曾被兩度被引見給雍正親眼鑑定；當時王孔彰給雍正的印象該是不差，故而雍正未逕將之革職或解任。不過，既然賀耀祖、張世寧已有指陳王孔彰之罪狀，這部分當然還是要查明。王孔彰的官職尚在，但「如有質對之處，令其質對」，他還是得和相關人等進行對質。唐執玉接獲指示，賡續審理，於半年後將情形稟報雍正。唐執玉的審結報告，見於「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十七冊七七零頁，全文如下：

署理直隸總督、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唐執玉謹

奏：為奏

聞事：臣查永平府屬遷安縣知縣王孔彰詳報：「教諭賀耀祖與訓導張世寧之子，並伊親陳姓、顧姓肆行賭博」。又據教諭賀耀祖等詰報：「知縣王孔彰受賄，縱令劉思毅私開燒鍋，並短發工食、違例受呈，與坐轎經過

　文廟。」等欵（款）。據永平府知府吳士端、布政司王謩、按察司張燦詳揭到臣，經臣題參，於雍正七年七月初十日奉

旨：「這所參賀耀祖著革職、張世寧著解任，其互詰各欵情由，及本內有名犯證，該督一併質審，定擬具奏。王孔彰不必革職、亦不必解任；如有質對之處，　　令其質對。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飭審去。」後嗣據王孔彰呈首：「永平府知府吳士端家人蔣姓索取燒鍋規禮銀三十兩、又捐解知府衙門更夫等工食、修理府署」等項。現在提拿蔣姓到案，另行審結外。今審明賀耀祖賭博是實，按例擬罪。其王孔彰違例受呈、坐轎經過

　文廟二欵（款），審無其事。但王孔彰縱開燒鍋、受賄銀二百餘兩，已據王孔彰自行承認。至王孔彰短發工食、祭祀等銀約四十餘兩，亦據各役供詞有據。臣查遷安縣知縣王孔彰，於燒鍋案內受賄，又扣剋工食等銀，婪賍不法，既經審有實據，似應將王孔彰題參革職究擬。理合先行具摺

　　奏

聞。伏乞

皇上聖鑒。為此謹

　奏

　　雍正捌年正月貳拾伍日

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所收這件唐執玉奏摺之末，也就是「為此謹奏」與「雍正捌年正月貳拾伍日」之間，雍正寫下了一段批示：「自然。前不令解任者，恐有冤抑也。今審有實據，朕豈有惜此一貪吏之理乎？此奏多矣。向後只管秉公執法而為之。似此等事，朕便諭令姑容，亦當力爭者，何況□願為奏請也？□□此，則汝尚未深知朕意之人矣。」－－由於雍正的批示字跡較草，有三個字筆者揣摩不出來。為此，筆者又另找了四庫全書本「世宗憲皇帝硃批御旨」中所收唐執玉的同一件奏摺來比對，結果發現：四庫本硃批御旨在抄錄唐執玉的奏摺內文時稍有節略，例如唐執玉原摺中「據永平府知府吳士端、布政司王謩、按察司張燦詳揭到臣」一語，在四庫本硃批御旨中縮成了「據永平府及布、按二司詳揭到臣」；但是，在雍正御批的部分，四庫本硃批御旨所載的內容，卻比「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所見來得長了些。照理說，「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是依原件影印彙編，是全然的「實錄」；所以，四庫本硃批御旨中，雍正御批會變長了，該是出之於編輯謄寫的四庫館臣之所為－－為了要使雍正的御意更明白清楚，才加工添字。（輯書時在皇上的御批中添字，這有無「依律擬罪」的危險，筆者沒有研究；不過由這個例子倒可以看出：要研究清初三帝之御批時，四庫本所載內容，與「原件」不見得全然相同，是該當留心處。）雖然，經比對已可知四庫全書本「世宗憲皇帝硃批御旨」於此案所載雍正御批，較雍正原先親手寫在唐執玉奏摺之末的內容已有增添，但也不妨瞧瞧：四庫館臣欲令後世領略的「聖意」是如何樣貌。在「世宗憲皇帝硃批御旨」中所載雍正對此案御批，內容如下：

 「王孔彰革職究擬，理所當然，何待言耶？前旨不令解任者，或恐教官（筆者按：教諭賀耀祖與訓導張世寧）有挾怨詆誣情弊耳。今既審有實據，朕亦何所顧惜而欲縱此貪吏？殊屬多此一奏。向後但須秉公執法而為之。類此等事，朕便諭令姑容，猶當力爭，豈特不必預為奏請。朕以汝為深知朕意之人，今即此觀之，則汝竟未能領悉朕意也。」

－－依據唐執玉的這本奏摺，「王孔彰縱開燒鍋、受賄銀二百餘兩，已據王孔彰自行承認。至王孔彰短發工食、祭祀等銀約四十餘兩，亦據各役供詞有據。」在王孔彰被指控的諸般犯行之中，受賄二百餘兩而縱開「燒鍋」一案，他自己是認了；至於苛扣該給差役們的工錢、伙食費，以及祭祀需用款項的部分，因為相關人員已有證詞，眾口一致之下，即便王孔彰不認也撇不清。這兩條罪名，「受賄」與「侵吞公款」，在嚴飭吏治的雍正朝，自然不可能輕縱。至於王孔彰又牽扯出上司永平府知府吳士端的蔣姓家人（因所言甚簡，筆者無法判斷，此人到底真是與吳士端有關係的親戚，或者僅是「家奴」？）向他索討「燒鍋規禮銀三十兩」之事，已屬案外案的範疇，無論是真是假，不會影響王孔彰被指控的罪責－－到底是否真有上司家人藉勢欲分一杯羹？筆者沒能再找到後續相關判決資料；會不會是王孔彰與知府上司另有過節，才在心知自己已難免遭革職的情形下「多咬一口，反正沒差」？這點筆者無法得詳。但倘若永平府知府的家人當真藉勢索賄，一旦查有實據，知府本人也可能連帶坐罪；惟筆者在「硃批御旨」以及雍正之「實錄」中都找不到此案後續，則王孔彰供稱「永平府知府吳士端家人蔣姓索取燒鍋規禮銀三十兩」云云，當是查無實據－－而在「扣剋工食等銀」的部分，王孔彰自辯是為「修理府署」方為之；是「府署」而非「縣署」，這又是指稱因為上司永平府需索才挪用款項。但這一點在唐執玉的奏摺中，僅就「據各役供詞有據」，證明王孔彰確實有挪用便罷。在雍正的眼皮底下，唐執玉也不可能含混過去，僅因迴護永平知府便不提公款去向；唐執玉未提這被挪用款項是否真是因永平府修理府署而被拿去，則審訊結果諒非如王孔彰先前自辯，而是認定這些錢是王孔彰私吞了。至於王孔彰被指控「違例受呈、坐轎經過文廟二欵（款）」，倒是平安渡過，「審無其事」，不然辦起來又要另加罪狀了。

關於王孔彰受指控的罪名，在唐執玉奏疏與雍正御批之下已然確定，他將遭到「革職究擬」之處分。「革職」是確定了的，但在此之外王孔彰所受「究擬」，筆者認為，唐執玉應是手下留情，沒再多加科刑－－因為依照「大清律例（筆者以下所引，係大陸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之「中華傳世法典：大清律例」一書第四九四、四九五頁）」卷三十一「刑律．受贓．官吏受財」部分的規定，「凡官吏（原書小字：因枉法、不枉法事。）受財者，計贓科斷，無祿人（筆者按：這是指沒有正式官俸的吏員而言。），各減一等；官追奪除名，吏罷役，（原書小字：贓止一兩。）俱不敘用。」至於「計贓科斷」的累進科刑方式，在「大清律例」的下文有相當詳細的區分：若是「有祿人（原書小字註：凡月俸一石以上者）」貪贓枉法，「一兩以下，杖七十；一兩至五兩，杖八十；一十兩，杖九十……五十五兩，杖一百、流三千里；八十兩，（原書小字註：實。），絞。（原書小字註：監候。筆者按：「監候」，即入死囚獄等待秋後行刑，不是「立決」。）」－－王孔彰在「燒鍋」一案就已「受賄銀二百餘兩」，早已大大超出八十兩的數額。倘若真要依此律斷刑，那麼王孔彰的脖子就得挨絞索；不但是沒得名列府、縣志之「宦蹟」傳，還得勞動家人來北京給他料理後事了。想來唐執玉是念在王孔彰年逾花甲才初次為官，一時貪念，才會僅題請將之「革職究擬」；而雍正大概也是不想對年事已高者科刑太過，故同意讓王孔彰「解任」。王孔彰在解任之後所受真正「究擬」，筆者認為唐執玉是從輕發落，頂多是「追贓」、要王孔彰吐出受賄與侵吞款項，然後便是「不敘用」，終身不得再入仕途。不然的話，就算是僅是「減等」處分，由受贓一兩以下的「杖七十」開始，到收賄五十五兩的「杖一百、流三千里」之間，還有次數不等之杖刑、或並科時間由一年至三年不等的「徒刑」、抑或二千里至三千里不等之「流刑」。若是讓已算老人家的王孔彰去受杖、坐牢甚或流放遠方，那幾乎和變相判死無甚差別；故唐執玉僅以「官吏受財」罪之最低刑度，將王孔彰「追奪除名」、「不敘用」便罷－－若非唐執玉筆下超生，否則王孔彰將會有什麼下場，真是不堪想像；光是「杖七十」，恐怕就足以「斷送老頭皮」了，遑論更重之懲處？

在雍正八年正月的裁示之後，王孔彰確定丟了官、且終身不得再入仕途。回顧前後經過，若他好好幹、不要違紀犯法，也就不致落到「見逐」的地步了。一開始，礦場遭盜掘，王孔彰「失察」的原因，還有可能是被部屬拖累；好比說「典史劉然」擺爛沒去巡查，卻唬弄王孔彰說一切正常，造成王孔彰誤信。這樣的紀錄雖不好看，至少不是王孔彰自作孽。但，或許便是因當官頭一年便給記了這一筆，讓王孔彰覺得這公家飯碗也不好捧；加上人犯李四逸去無蹤，一年後還要被罰俸，何時能結案也不知道；自己又年紀老大，離退休限制年齡已近，這一任知縣既幹不了太久、也沒有什麼昇遷的遠景可言……。或許就是在這連串「低氣壓」想法的籠罩下，才使王孔彰自暴自棄：乾脆趁境內有人違禁燒鍋的機會收取「孝敬」、另外再摳一些差役們的工食錢，攢下些「家底」，將來退休後才好回鄉養老？然而，這樣的僥倖心理，最後是落到被皇上御筆批為「貪吏」、給摘了紗帽！當官當到這種地步，真是再難看不過了－－但，幸運的是：雖然王孔彰是遭到「不名譽辭退」，但一個小小知縣因貪丟官，也還不算上得了「邸報」的大新聞、不會被傳抄送達各省府州甚至縣份廣為流布；直隸與福建又有數千里之隔，在遷安縣發生的事兒，泉州也不致有人會知道。王孔彰回到家鄉後，離職的原因為何，可以任他去編造：他要說自己是「以剛直忤歸」，也沒人會知道底細而予以反駁；雖然這真正的原因，是既不「剛」、也不「直」（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仗了曾當過知縣的資歷，他還能以「鄉之大老」的身分，在祈雨之時道貌岸然地教訓地方首長應該「省刑緩征」、儼然一副好官模樣－－回顧起當年他呈給雍正的自書履歷中所言：「敬而圖報之念方殷，故老而益壯之懷彌固」、「思盡臣職，不外永矢于公忠。欲報君恩，惟有匪懈于朝夕」、「臣心益壯，不敢勤始而怠終；聖諭遵行，務使民安而事理」，還有他自稱「跪讀聖祖仁皇帝垂著『聖諭』、我皇上增益『廣訓』」等等語句，其老驥伏櫪之志，何等壯哉！而他最後竟是因「貪墨」而被炒了魷魚，又是何等諷刺！

依據乾隆廿八年（西元1763）版「泉州府志」卷五十三「國朝仕績」部分為王孔彰所立傳記，他是「年九十餘卒」。由王孔彰呈給雍正的自書履歷來看，雍正五年（西元1727）時，他正好六十歲；算起來，王孔彰大去之日，與乾隆版「泉州府志」修成刊刻的時間是很相近的。當年參與修撰「泉州府志」的人士中，或有曾與王孔彰有過從者。而他傳記中所載在遷安縣時「稽保甲，嚴緝捕，閭閻安枕，聽斷明決，訟無留牘」等治績，以及「以剛直忤歸」云云，很可能便是修纂者直據聽聞王孔彰自道的為官經歷才寫下，而非於其卒後依據行狀或墓誌、家乘等來源而落筆。修史者能有機會由當事者本人方面取得「口述歷史」，固然是極珍貴的來源；然而，就如筆者在本文開頭就已揭櫫的常態：人總有「好善惡惡」之心，講到自己的糗事，就不見得有多老實。而一旦這些「自道」被直接或轉一手載入諸如方志等等的史籍中，乍看下便似為其所述內容「掛保證」；但若與他方面來源對勘，其中扞格處便不免要破功－－從王孔彰的例子，可以見出：一般在研究古人生平而利用方志之類來源的記載時，可能受的蒙蔽會到何種程度。至於更有理由保護「自家人」之族譜、家乘等載記，在碰上「糗事」時的真實程度能有幾何，就更不難揣摩了。只知「一面之詞」、「偏聽」，對研究文史（或該說一切學門）者而言是很危險的；除了儘量擴展資料來源，在運用各種載記時，寧可先懷著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不輕信、不自欺，方可脫出「習焉不察」之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