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碧山陳四明文獻拾遺

05, Aug 2009 16:41

羅元信

       在明末抗拒清人征服統治的歷史中，曾有不少出身金門的人士在南明的陣營中出過力，隨後或伴同王朝的終結含恨而卒、或成了隱逸不仕的遺民；而也有人在大勢不可挽的情形下投向新朝，處於夾縫中轉換了身分。天下底定之後，這些古人有的能在史籍中留下諸多可以追考的事蹟，但湮沒失名者諒亦不鮮。歷史，總是對帝王將相不憚於連篇累牘。至於人口中佔絕大多數的草芥小民或伏處下僚者，身經流離屠戮、饑饉貧病等諸般苦楚後，幾乎都是無聲無息地在「歷史的洪流」中消失，連水泡兒也沒見冒一個上來－－能為自己寫下生命的記錄、而又能僥倖流傳至後世者，不僅罕見，更是彌足珍貴的、「由下往上」的視野所寫的歷史。

　　民國九十四年出版的「金門宗族文化」第二期中，刊載了明末清初時金門後山人陳熙憲所撰「明朝陳四明紀年」（以下簡稱「紀年」。此文由王先正老師註解、陳怡情先生作「背景說明」）；這份年譜，便是如此一件歷經兵燹劫難後存留天壤間的遺物。撰寫者陳熙憲（字堯度，「四明」為其號。以下筆者亦從陳怡情先生之文，以「陳四明」稱之。），身處明清之交，在貧寒中由吏員作起，雖知書負才、力圖向上，爭奈運命撥弄，順少逆多；不僅眼見妻子、侍婦，與兒子們亡故，甚且自身也數遭「死中復生」之厄。其前半生雖得遇鄭鴻逵，投清後有施琅、馬化麟等提攜見用，但終不得顯達遂志，直到年逾花甲還一度流寓外鄉，為全家生計發愁。這般有若轉蓬飄零的一生，是足以衍成傳奇的故事；但若非他自己執筆，今人又能緣何得悉？

陳四明的生平行實，在「金門縣志」中未有記載，其他志書更遑論矣。雖然陳四明所記同時代的聞人如鄭鴻逵之行事、與其身歷戰役等等，可與其他史籍對映，但他自己的一生行誼，除了「紀年」中曾自述者，卻是相當缺乏其他載記可供參照。關於這方面，筆者近日蒐集到一些文獻，或可由其他角度來為陳四明的「紀年」略作補充。

在陳四明的生涯中，前半生提拔過他的鄭鴻逵（「紀年」中尊稱其「定公」，因鄭曾獲封「定國公」故也。），是鄭成功的叔叔、鄭芝龍之三弟。在陳四明「紀年」之三十三歲部分有提到，鄭鴻逵頗有文采，「精詩賦，尤工草聖，著有數馬樓文集行於世」。陳四明所提及的「數馬樓文集」，筆者未能發現，但鄭鴻逵的另一部詩作「及春堂集」，現已收入二零零四年大陸九州出版社、廈門大學出版社合作刊行之「臺灣文獻匯刊」第一輯第四冊。此「及春堂集」分為初集、二集兩卷，筆者於初集之中檢得四首「疑似」鄭鴻逵為陳四明而賦詩作，茲於下介紹。但在抄出此數首詩之前，筆者當先對鄭鴻逵本人及其詩集所收作品的時序稍作介紹，以作為對詩篇背景之理解基礎。

　　按：鄭鴻逵，字榮羽，號聖儀。幼年即聰慧，過目成誦，喜文藝亦善論兵說劍，可謂文武俱通。鄭鴻逵早年曾為盜，是鄭芝龍所領導的「十八芝」之一。崇禎元年鄭芝龍接受招撫後，鄭鴻逵為尋求正途出身，於崇禎三年參加武舉考試並中式；最初他擔任天津巡撫鄭宗周之部將，繼而轉隸都督孫應龍麾下。崇禎五年明將孔有德叛變攻打山東登州、萊陽之役中，孫應龍戰敗，鄭鴻逵因而被牽累逮繫天津，但其後未遭咎譴便獲釋放。據「賜姓始末」等書的記載，在出獄後鄭鴻逵還曾一度前往山西，於時任大同巡撫之張廷拱手下供事，惟確實起迄期間不詳。至於之後由崇禎九年夏季至十二年五月中旬這一段，依「及春堂初集」中的各詩詩題來看，鄭鴻逵是回到福建（在「及春堂集」初集書首之黃慶華序文中，稱這段期間鄭鴻逵係「韜光海嶠」）、但也曾一度去湖北參戰：大多時間鄭鴻逵是居於晉江縣的安海、亦曾至詔安縣南澳之雄鎮關遊覽，而據蘇琰為「及春堂初集」所作序中言，崇禎十一年秋季鄭芝龍受命「西征」之時，鄭鴻逵曾招募部隊隨兄助陣（依明末攻勦流寇的戰役發生時間與地點覈之，鄭芝龍應是參與圍攻佔據襄陽之流賊羅汝才；後羅汝才於當年十一月投降），並在該年底班師回閩－－在吟賦「及春堂初集」各篇詩作時的鄭鴻逵，其行事大略如此。

       由「及春堂初集」所收五十餘首詩作的次序來看，第一首題為「丙子中夏夜掉」（按：丙子係崇禎九年，西元1636。「掉」疑當作「棹」，即「櫂」，謂划船），以下為「夏仲月夜時聞北征」、「秋中西疇勗弟姪」等詩；「戊寅（崇禎十一年，西元1638）」年所賦記述從征與班師心境的詩作，係出現在近卷末處。此集的兩篇序及跋文，則皆作於崇禎十二年己卯之端午節當天或稍後。由此觀之，「及春堂初集」中各詩，當係依寫作先後時序編排。筆者檢得鄭鴻逵詩題中出現「陳四明」的作品，後於其班師回閩之篇，故當成於崇禎十二年春季；然鄭鴻逵詩題中雖明言其姓與號，但筆者還是有點疑慮，故言「疑似」鄭鴻逵為陳四明而賦詩作。

使筆者不敢斷然認定之因，在於鄭鴻逵詩題中有「地望」的問題。這四首詩中，第一首題為「同浙西陳四明登天上山新搆院」。通常在古人詩文篇名中，於提到他人稱謂之前出現地名，通常是言其里籍。鄭鴻逵在「陳四明」之前加上「浙西」，這一點使筆者感到猶豫－－觀陳四明「紀年」開頭自述其祖籍，乃河南光州固始，其後陳家人循海南遷，「就浯拓基」，並沒提到與「浙西」有任何關係。若說鄭鴻逵之詩確係為金門人「陳四明」而作，那何以會在詩題中冠以找不出與他有何關聯性的「浙西」二字？不過，會以「四明」為號，卻又似非偶然；「四明」一詞，既是浙江省鄞縣西南之山名，也常被用以指稱此山綿亙之奉化、慈谿、餘姚、上虞等縣地區。陳熙憲自號「四明」，莫非其與浙江真有某種連在「紀年」中也沒提到的關聯？若按「紀年」之敘事內容所及，陳熙憲是於永曆二年（戊子，西元1648）方成為鄭鴻逵幕僚；如果鄭鴻逵在「及春堂初集」中為之賦詩的對象並非金門人「陳四明」，難道世上竟有如此湊巧之事，在九年前（崇禎十二年，西元1639），鄭鴻逵便已見過另一位來自浙西的「陳四明」？

　　對於這個疑點，筆者推敲老久，認為有兩種可能：一是陳四明真有某種與「浙西」的關聯，故鄭鴻逵如此稱之。另一個可能性，是陳四明入公門時，沒有報出自己真正的籍貫，而是詭稱自己原係浙江人－－古時候當吏員的人，為了避免日後萬一辦公事出了差錯會牽累家門，是會採取某種「預防措施」。例如「水滸傳」第二十一回便有敘述，在宋江入公門當押司之初，其父宋太公便去縣衙門遞狀告其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後來宋江犯案遭緝，官方派員至其老家逮人，宋太公便以父子已無干連來撇清。其實宋江素有「孝義黑三郎」之稱，說他「忤逆」、任誰都知道這不過是幌子而已－－或許陳四明也是怕若惹上是非會「帶衰」在金門老家的人，才會故稱來自「浙西」，並以「四明」為號來取信於人；連在崇禎十二年見到鄭鴻逵時，也因未及深交而沒敢說實話。到底這兩種可能性何者方是，筆者很是躊躇。但若說天下有如此湊巧之事：鄭鴻逵一生中曾結識過兩位「陳四明」，一來自金門、一來浙西，這種巧合的可能更是微渺。故筆者還是傾向相信，鄭鴻逵之詩係為金門人「陳四明」而作，惟在其稱謂前冠上「浙西」的緣故，尚是愚昧的筆者猶未能剖明之謎。

　　由「紀年」的敘述來看，陳四明是在永曆二年三十三歲之時，經舉人鄭自國的引薦才得謁鄭鴻逵，進而獲招攬入幕。不過，「紀年」中也曾提到，在十一年前陳四明二十二歲之時（崇禎十年，西元1637），即已於隨陳世熙巡海時到過鄭芝龍的防區；或許陳四明就是在當時便與鄭鴻逵有過交際，兩年後又前去拜訪，鄭鴻逵才會寫下與其同遊及送別之詩。

筆者檢得的這四首詩，在「及春堂初集」中是接連排列，於「同浙西陳四明登天上山新搆院」之後，尚有「暮春集西疇咏別陳四明」，以及「又和黃薇甫、蔡士藻韻別詩二首」。後兩首之詩題中雖未言及「陳四明」，但係緊接在為陳四明送別之詩後面，故筆者認為：當時鄭鴻逵是與「黃薇甫、蔡士藻」一同來送別，三人各自拈韻成詩，而鄭鴻逵才思敏捷，復依黃蔡二人所用韻又作了兩首詩。因是在同一場合而作，故「又和」二首詩題中不再複言是為誰送別。對「黃薇甫」、「蔡士藻」兩人的來歷，筆者還沒能查出眉目，也無法覓得他們為陳四明而作的送別詩。至於鄭鴻逵詩題中提到的地點，「西疇」即今日安海鎮之西的西安村東部一帶；此地在明代即已是安海當地著名的「八景」之一，號曰「西疇春曉」，有十里山水如畫的景緻。另外，「天上山」的確實方位，筆者雖尚未得其詳，但料其應即在安海周邊，不致太遠。

前面筆者提過，這幾首詩當是成於崇禎十二年春季。在陳四明「紀年」之中，崇禎十二年的記事除了「年二十四」便無他語；前一年陳四明才剛娶妻，或許是因長官體恤其新婚、假給得多，他才能有空往晉江縣安海去拜訪日後其生涯中的貴人。陳四明後來在鄭鴻逵幕中供職九年有餘，恩主所著「及春堂集」他一定讀過；而在他老來撰寫「紀年」時，或是因赧於斯時未曾對鄭鴻逵坦言自己真正里籍，才不提及當年有拜訪鄭鴻逵之事。鄭鴻逵之四首詩作如下：

　　同浙西陳四明登天上山新搆院（原書詩題下小字註：得天字）

   卜搆新書院，尋芳雲外天。青山環作帳，蔓草結為氊。

　　鐘度風聲遠，湖開月色先。逢君名下士，相與話安禪。

　　　暮春集西疇咏別陳四明

　　幽林聞語鳥，千里客相親。花落為春老，酒闌得句新。

　　浮烟當戶近，嫩柳裊風頻。吟罷來疎雨，臨岐為洗塵。

　　　又和黃薇甫、蔡士藻韻別詩二首

謝豹啼聲月下忙，林花雨灑不禁粧。

故園春色還相待，千疊雲山歸阮郎。

青青楊柳滿江堤，上有流鶯送馬蹄。

莫向攀條下別淚，相思遙對鏡湖西。

　　－－除了以上幾首鄭鴻逵與陳四明同遊、送別而作之詩，筆者尚於明末文獻中檢得一處與「紀年」所述有關的資料，係陳四明家財遭搶劫一案的後續發展。依「紀年」所載，這樁劫案發生在明桂王永曆三年，陳四明三十四歲之時；在此案發生前，陳四明已在鄭鴻逵麾下當了年餘幕客。該案經過如下：

　　己丑年三十四（1649），七月內遣人回浯挈眷，九月十一日舟到揭之錢岡港口，被海賊張礼所劫虜，○利財將舟擱岸，分贓攘奪，失於提防，以故余儒人莊氏得以乘夜脫走。然余從前粒積，一草一粒悉入強盜之手，此余生平大破耗也。

　　在「紀年」之中，己丑年的記事僅有如上數十言，以下便是「庚寅年三十五」云云。對於家財盡失一案的後續，陳四明沒再提隻字片語。其實，這樁冤仇，後來是已經討回了；而陳四明對「此仇已報」一事，不可能無所知悉，惟其甚為低調不置一辭，卻是有一段隱情。要瞭解這箇中機微，就得從犯案的「海賊張礼（禮）」身上說起了。

　　現存記載南明鄭氏史料諸書中，有「從征實錄」一種，原書係福建南安石井的鄭成功家族後裔所保存的手抄本，現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三十二種。是書作者楊英，籍貫不詳，他書亦鮮載其事蹟。惟由該書首頁所言：「戶部主事楊英為輯造先王實錄事，謹將永曆三年己丑九月陳策從王，十月初一日蒙錄用，□（筆者按：闕文）永曆十六年壬寅五月先王賓天□，凡所隨從戰征事實，挨年逐月，採備造報。」等語，可知楊英此人是在鄭成功軍中擔任戶部職，因其經理鄭軍糧餉、隨侍側近，故得聞見記載鄭氏軍中之事，其詳處有他書所不能及者（像陳四明家財被劫一案，「臺灣文獻叢刊」數百種載記中，就僅有楊英此書曾提到）。

依楊英所記，永曆三年九月至十月初，「藩駕（鄭成功）」居於「中左（中左所，即廈門）」，十月初六鄭成功傳令出征，船隊指向廣東潮州，意在與屯於潮州之鄭鴻逵軍力會合，以圖於廣東發展抗清實力。此次鄭成功南征，先是進軍海澄港、攻打雲霄港及漳州府詔安縣等處，接著於十一月初一由分水關進入廣東潮州。在抵達潮州黃崗之時，當地正處於「不清不明」的狀態，「土豪擁據，自相殘併，糧課多不入官」。在九月間搶劫陳四明財物並擄其家眷的海賊張禮，也是在潮州佔山當大王的諸寇之一；據「從征實錄」所記，張禮之根據地在潮陽縣，以此來看，陳四明所自述劫案發生的「揭之錢岡港口」，應即是潮陽縣北方的揭陽縣之港灣。面對這些在國亂之際蜂起的軍閥，鄭成功必需一一將之討平收編、壯大自己以圖恢復大業。

在鄭軍入潮州之初，佔據黃崗之土豪黃海如於不曾動武的情形下自動歸附，並來謁鄭成功。當鄭成功向黃海如說起自己欲取「一處為練兵措餉之地」的打算時，黃海如即力勸鄭成功拿下富饒的潮州；當時有位潘姓參軍也在旁提議，以號召勤王軍為名向各土豪發出通告，「順者撫之，逆者討之」，以此大義名分，鄭氏的討伐收編便十足有理。於是，鄭成功在潮州「先撫後兵」的基本方策便展開了。首先，鄭成功在十一月初八日擊潰了拒絕提供船隻的土豪許龍，獲得萬餘石糧粟，並有陳斌、楊廣等聞風來歸。接下來，鄭成功便發諭給張禮，要他備船提供鄭軍運輸；但張禮拒絕了，也就因而成為鄭成功的下一個目標。十一月二十九日，鄭成功的大軍逼近達濠埔，正是張禮的老巢所在。鄭成功觀察形勢，得知當地有三處賊寨：達濠、霞美與青林，各有千餘人，可互為應援，張禮本人則在青林寨。鄭成功欲生擒張禮，於是採取「圍點打援」的戰術：先攻達濠寨，引誘張禮離開青林往援，以伏兵打垮張禮的支援部隊，並強登達、霞二寨，再合兵進攻退回青林的張禮。此計果然奏效，十二月初二日，張禮勢蹇請降，鄭成功也應允，准其「待罪歸命」，於是達濠埔三寨俱平定。

　　這次降伏張禮，雖費了鄭成功一番工夫，但又能添一處根據地，收編兩三千人與糧草，對於鄭軍在潮州的前景也算跨出不錯的一步；但接下來的發展，卻是鄭成功始料未及。據楊英記載，駐在揭陽縣的鄭鴻逵得知達濠埔已平定，張禮請降，於是致書來賀，稱要和鄭成功面會機宜，「並借張禮一觀」。對這附帶的事項，鄭成功不疑有他。十二月十四鄭軍移師入揭陽縣，鄭成功便帶張禮往見鄭鴻逵。在與鄭成功討論過對鄰近不服勢力的處置之道後，鄭鴻逵便要張禮留下來，以便擺布他－－「從征實錄」記載：「時定幕陳四明家屬被張禮所掠，陳請殺之；隨沉之水，致書謂『禮酒醉沒海』，藩（鄭成功）悔曰：『吾送去差矣。人必謂吾假手，後將何以招亡納叛而使投降？定國待人何□□□（此處闕文三字）！』」

　　由楊英的記載來看，鄭鴻逵誘使鄭成功將張禮「送上門來」，並進而將張禮置之於死，是出於陳四明的請求。陳四明對張禮被殺、自己大仇得報一事，當然知情（或許鄭鴻逵就是當著陳四明面前「處置」張禮的）。但「紀年」內絲毫不提這一段，原因無他：幹了這件事，使鄭軍在廣東的發展蒙上陰影，也造成鄭鴻逵、鄭成功叔姪間的嫌隙。

以張禮的罪過來說，聚眾劫財擄人，若將之依律典刑、治死亦不為過；但他既已向鄭成功投降，則在「殺降不祥」的古老慣例下，起碼鄭成功得保障其生命安全。但張禮卻是不明不白死在鄭鴻逵手裡，消息傳出，廣東地方的割據土豪必會認為是鄭成功不欲留下張禮，不但「吃掉」張禮的人馬、進而又假手於叔叔殺掉張禮，自己圖個乾淨；這種看法一旦形成，日後鄭成功要「勸降」都不會有人相信了。鄭成功本無意取張禮性命，但「殺降」的惡名卻得由他來扛，無怪乎他為之氣惱。對張禮之死將造成鄭成功不悅這一點，鄭鴻逵不卜可知；他之所以敢把已歸降鄭成功的張禮弄死，想來是佔了叔姪尊卑之分，鄭成功即便老大不高興也不好為此和他破臉，頂多私底下叨唸幾句罷了。由鄭鴻逵唬弄姪兒也要將張禮除掉的作法來看，他確乎是很器重陳四明，才會甘冒不諱也要為其出這口惡氣。而在陳四明遭劫後次年、即永曆四年之年初，鄭鴻逵還更疏請授陳四明「贊畫副總兵」之職（這固是因鄭鴻逵重其才具，但或也有「補償」的成分在內；若陳四明不是隨鄭鴻逵遠出潮州、又想把家眷搬來，就不會遭到打劫）。能得見重若此，陳四明當是銘感五內，但他卻不將鄭鴻逵為其討回公道之事記載下來，原因便是「不好說」－－為個人仇恨而影響大局，畢竟不值得說嘴。而以陳四明之吏才，又豈會不知張禮之死，將會對鄭成功經略廣東的打算造成何種影響？陳四明對張禮的仇恨，之所以會深到定要他「拿命來」，恐非僅因家財損失；陳四明的妻子莊氏曾落入張禮之手，這班海盜可不是什麼紳士君子，也不會尊重女性。莊氏雖趁夜僥倖脫逃，但夫婦間只怕很難再親睦相處如前；即便陳四明不願為此再責難妻子，但世情閒言就足以使倆人面臨極大的壓力。劫案後的次年二月末，莊氏便投水而死；雖陳四明所記是稱當日因正值自己生辰、整天辦公沒吃飯加上回家後又沒人伺候，激怒下「語不擇音」才導致妻子尋短，但其中不曾明言處，有不足為外人道矣。莊氏會挑在丈夫生辰如此怠慢，絕非踈忽，而是蓄意以此激其惡言相向，為她接下來的自戕製造一個「正當化」的理由；由另一方面來說，也是其顧全夫君面子的苦心。瞠對如此結局，陳四明之愴痛可想見，其低調由來有自。

　　在張禮遭殺之後，接下來的半年多，鄭軍方面在廣東的進展並不順利，屢逢頑強抵抗。不消說，這是張禮之死起的不良效應；既然歸降都不見得能保住老命，眾土豪勢力當然寧可戰場上見個高下，也不任人宰割。而這樁討回公道之舉，在筆者認為，其實也反過來影響了日後陳四明自身的進退考量－－當鄭鴻逵還活著的時候，陳四明受其庇蔭，沒人能去動他。但當鄭鴻逵在永曆十一年身故後，鄭成功方面派人來找陳四明要其繼續效力（在「紀年」中謂是遭「脅聘」，頗有被邀赴「鴻門宴」的味道。），陳四明的態度便顯得很消極，一再「病告在家」；甚至在永曆十五年年末，因其辭卻之意不被接受，陳四明只得把自己給餓到形銷骨立，就怕來催他上路的差人懷疑他不是真病。陳四明在鄭鴻逵死後不願轉事鄭成功，筆者認為原因有兩個：一是他不能確定鄭成功會不會翻「舊帳」、把早些年在潮州發展受挫的事拿他來出氣。另一個原因則是張禮雖早已被殺，但當年他投降時被收編到鄭成功麾下的老部屬中，恐怕還不乏其親信甚至親屬仍在，且思量要為張禮報仇；若給這班人曉得了張禮之死是出於陳四明的主意，那陳四明在鄭成功幕下的日子，恐將面臨「明槍暗箭」的危機，不知何時怎麼死的都不知道。有這兩項顧慮，難怪陳四明曾有三個月之久，「每日只以米湯一二盞啖口救命」，想盡辦法就是不要去，因一去了就可能老命不保。而到了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年初，「脅聘」又上門了，這時陳四明已計無所出，最後經「揣力度勢」（筆者按：約當同時，鄭成功正因鄭經與乳母私通生子而勃然大怒，下令要斬鄭經，但諸將卻不肯奉命，鄭軍陣營內一時發生領導危機。這諒必使陳四明認為南明勢力前途黯淡，已非效力的好去處。），為保己身和日後發展，也只得去向施琅「輸誠」了－－陳四明求鄭鴻逵報仇出氣之舉，雖有其充足理由，但國難之刻快意一時，又於事何補？然欺凌受侮、求一公道，凡有血性者又豈能免？亂世中人處事立身，難！難！難！

在前開詩篇、載記之外，還有一項據傳是陳四明所遺之物，筆者對其來由略有揣測，或可備一說。在「金門宗族文化」第二期第一一八頁，陳怡情先生為陳四明「紀年」所作「本文背景說明」的末段，提到在碧山陳四明故居正廳前方的花台基座有一方形巨石，四面有刻字，據鄉人傳說係陳四明日常用來舉重、鍛鍊體魄用的石塊。今年八月三日，陳怡情先生發表於「浯江副刊」之「明朝碧山陳甫毓家族傳說故事－苦父灣與陳四明」一文中，再度提及此石，但對其來歷之說則有所不同；陳先生此文中稱：「明朝天啟年間，金門時遭倭寇侵擾，人財損失慘重，四明當時年少，但有大志，日後欲保衛鄉土，及稍長，即僱人用一塊方形大石頭，上鑿洗臉盆，下側四方各鐫一字＜望．高．孕．秀＞，以勵志而自勉。余釋之是要先洗清面目，然後，望有、高舉、孕生、秀士之意也。」－－關於此石用途的說法，有健身器材和洗臉盆兩種之不同。筆者認為，前一種說法可能不大。首先：古代雖有石製舉重器械，但這塊方形大石和一般「石鎖」的型制相差太大，用之以鍛練膂力必然極不稱手，況且這個用途與其上所刻四字也看不出有何關聯；再者，陳四明於「紀年」中自謂七歲就塾、十九頗有志於學，並不曾提到自己有欲以武弁為晉身之階，似無特以此為健身方式的理由。至於第二種說法：此石上有凹槽，作為盥洗用具或有可能；可是，將如此粗重之物置於屋內當洗臉臺，似又不合一般居家擺設的情形。基於陳怡情先生稱此石係位在「正廳前方的花台基座」，筆者認為，這塊石頭原本應是件「花器」、用來擺花盆的臺座。至於上刻之四字，「孕秀」當與「毓秀」同義，形容可孕育特出人、物之優良環境；「望高」二字則是名詞，據道光間刊本「廈門志」卷二載，在廈門島西南角即有一座「望高山」，以其高可望遠而得名，係當地一景。筆者揣測：這塊刻有「望高孕秀」四字大石之原主，當年諒是往遊廈門島時，在望高山上採得某種奇花異草抑或適於作為盆景培育之小樹，方為其特製一石臺擺放，並鐫字以誌。石上凹槽，乃為擺放花盆而鑿。至於此石原來的物主是誰，因其本身未提供充足線索，是否即是「陳四明」，還未可為定論。筆者之蠡測，謹供陳怡情先生參考。

　　在最後，筆者還有一點淺見，是關於「紀年」一文的文義註解。「紀年」中陳四明五十五歲紀事的末段，有如下之語：「余自從提督（筆者按：指施琅）進京後，即杜門掃軌，欲效先人灌園故事，何意今日再為馮婦，○為時勢所逼，誦北山移文之章，愧何可言。」對這段話中的「北山移文」四字，王先正老師註解為：「本山原指詩經小雅篇名，＜北山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終養其父母焉。』在此指任官辛苦。移文指檄文或公文。」（筆者按：王老師註解的開頭兩字本當是「北山」，「本山」諒係手民之誤。）對於陳四明原本的文義所指，筆者的看法與王老師不同：「北山移文」四字不必分而論之、「北山」也不是指詩經篇名（王老師可能是被「之章」二字誤導了，才會想到詩經上去）；「北山移文」也者，即是南北朝時的南齊人孔稚珪所寫的一篇文章之名。孔稚珪作此文，是為諷刺與他同時代的周顒：其人本在北山（即南京之北的鍾山）建草堂隱居，裝出一副高士模樣，可是一旦以清名博得徵召起用，便迫不及待跑去海鹽縣作官；後來在他將上京入覲的途中，又要順道往北山一遊，好像還很眷戀山林生活似地。對於這種走「終南捷徑」的假隱士，孔稚珪很看不下去，於是便假「鍾山之英，草堂之靈」的口吻寫下這篇文章，揭露周顒的前後不一。陳四明之所以會「誦北山移文之章，愧何可言」，從「紀年」中的自道來看，是緣於他自施琅進京後，本有意回歸田園，結果卻還是重作馮婦、又當了海澄總鎮馬化麟的幕僚，並接受其贈予的「靴帽袍儀」；起初的決心，在出仕受見重的好機會下又給打消，是以感到慚愧－－然筆者覺得，陳四明雖稱出仕是「為時勢所逼」，但他心中其實是感到自豪的：若非其能力獲得肯定，施琅豈會把他列入向馬化麟推薦用人的名單、甚至在馬化麟蒞任後還特意來信強調陳四明之「老成練達，忠厚誠懇，文理精深」、要馬對他青眼相看？

觀「紀年」中的自道，在陳四明四十二歲之時，鄭鴻逵去世了，那時他便曾有「從此欲焚筆硯而侶樵漁」的念頭；可是幾年後，陳四明還是去了施琅軍前「輸誠」。其「退隱」之心，原就不是第一次打消了。且容筆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紀年」中陳四明欲脫離案牘生涯的「宣言」，是不能太過當認真看的－－他作不到、也不欲如此。作不到是因為他乃一家之主，有「食指百餘」待哺，一個無甚恆產積蓄的書生若再失去薪俸，全家豈不是得喝西北風？光靠「侶樵漁」，是養不活一家子的。至於筆者謂其「不欲如此」，只要看陳四明樂道自己幕僚生涯中歷次受褒受見重的經歷便可知：身負吏才、希冀盡展的他，豈會甘願就此撒手，將自己的抱負與本領給輕輕拋卻了？

在陳四明的一生中，「仕」與「不仕」，以及出仕的對象，主導了其心理走向與行止；要不要「事二姓」，在他身處的年代，也是許多士人同樣得面臨的抉擇。雖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當國家已無能庇一匹夫之時，個人除了為自己打算，還能如何？「紀年」中所揭露的，不僅是可資為南明歷史的參考資料，也是亂世中的一個士人處在夾縫中冀求生存的記錄－－他活下來了，但這中間承受過的種種痛苦辛酸，豈是筆墨紙面所能描寫得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