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黃華秀生平與奏疏考(中) 附：蔡復一「劾殺石星」考

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黃華秀生平與奏疏考(中) 

附：蔡復一「劾殺石星」考

05, Jan 2011 14:37

羅元信

－－在「皇明留臺奏議」一書中所收四篇黃華秀奏疏，時間上居次的係見於卷十五「兵防類」中的「預防倭患疏」。對於此疏抵達朝廷的時間，「明神宗實錄」有載，在萬曆二十四年六月壬寅（初六）日：「南京浙江道御史黃華秀題：倭情叵測難恃，懇乞思患預防。內言朝鮮嗣子位且危疑，請以此時令其以功自見，能定倭亂者封之。調南兵非策，請就宣、大沿邊去處召募徵發，有事易聚，無事易散。速催智勇之將，議戰修備。　上報：已有旨（先前神宗對這些事已有指示了）。」由此「預防倭患疏」的內容來看，這便是方志內黃華秀傳記所載他曾為「東方有遼左之慮」一事所上者。

萬曆年間這次牽涉到朝鮮的「倭亂」，即後世所稱「萬曆三大征」中，援救朝鮮抵禦日本豐臣秀吉入侵之戰（另兩大征伐為平定西北部寧夏哱拜叛亂，以及西南播州的楊應龍叛亂）。由於明朝援韓抗日之戰，自萬曆二十年出兵至二十七年班師，前後共歷七年之久，中間又出現和戰不決的僵持期，所牽涉頭緒枝節甚多，要瞭解黃華秀在戰事未決之前所上奏疏的背景，就必需將這次征討的經過作個概述不可。另外，筆者也想藉對這次援韓之戰的經過敘述，作為討論傳說中蔡復一曾「劾殺石星」一事的背景基礎，因此必需說得瑣細些。

除了「明史」、「明通鑑」和「明神宗實錄」，筆者還參考了王儀先生所著「朱明與李氏朝鮮」、樊樹志先生的「萬曆傳」、日本江戶時代學者賴襄所著「日本外史」、以及金寬中先生的論文「萬曆朝鮮之役與其影響」等書，儘可能簡要述說這段經過。但由於記載多般，又因牽涉秘密外交而使事件顯得隱晦不明，在一些細節部分，到底何種說法最正確，筆者亦難斷言，只能勉力鋪陳一番了。

要談萬曆年間日本侵略朝鮮之戰，就不能不從豐臣秀吉說起；因為這場戰役就是因他的野心而起、也由於他的死亡而終結。對秀吉的出身，日本人的說法不一，有謂其僅係織田家統領的尾張國境內一名農夫之子、也有人說他的父親是織田軍隊中的一名低階騎兵（至少秀吉投靠織田信長時是這麼自道的）。當織田信長最初接納秀吉之時，只叫他當個牽馬拿草鞋的僕從，但秀吉不辭卑位，等待表現的時機，終使信長瞭解到他的才能與企圖心，給予秀吉挑戰立功的機會。隨著信長在戰爭中擴張勢力、以「右府」身分制霸日本天下，秀吉也成為一方領主。後來信長在本能寺之變被害，秀吉藉討伐叛徒明智光秀而掌握權勢，承繼信長的地位。日本正親町天皇天正十三年（西元一五八五年，明萬曆十三年），秀吉於是年三月陞為正二位內大臣，同年七月成為「關白」（職務為輔弼天皇，統率百官，凡一切奏議均先諮稟之而後奏聞天皇）。原本秀吉很希望能得到「征夷大將軍」一職，成為天下武人之首，可是這個位子一向是天皇家旁系子孫源氏一族所專擅，出身低微的秀吉只能垂涎而無法染指；就連擔任關白一職，他也得去拜前任關白近衛前久為義父，才能以其假子身分得到任命－－或許就是因封建時代特重出身的歧視給秀吉帶來強烈的挫折感，驅使他非得更要幹出大事，要叫那班瞧不起他的公卿貴族以及系出名門的藩主們都刮目相看不可。當天正十八年（萬曆十八年）秀吉滅了小田原城的北條氏政，據有東北陸奧的伊達政宗也降服後，日本國內局勢底定。雖然在秀吉之下的各藩領主們並非都服氣，至少也懼於其威勢而不敢妄動。在此時，秀吉既然於國內已無對手，便把矛頭指向隔海的朝鮮與中國了。

秀吉的西進，並非全無預告的奇襲。據「日本外史」所載，在戰前琉球向日本進貢時，秀吉就曾向來使要求轉達他對琉球國王的傳話：日本希望能恢復因倭寇侵擾而中斷的中日間各種往來關係（朝貢、互市），而且聲稱如大明不允，日本將為此出兵。琉球國王將此項重大情報稟告大明，但並無獲得重視。之後秀吉曾派小西行長的家臣、對馬島島主宗義智為使者前往朝鮮，韓王也派大臣隨其同至日本。秀吉便藉此修書予韓王，內中有言：「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為我前導。」並派平調信、玄蘇二人為使者，將此書信送給韓王。韓王見信大驚，不知秀吉是恫嚇或真有此意，便派人向平調信二人探口風，得到的是強硬的答覆，韓王這才緊張起來，把秀吉有意出兵之事向明廷通報。這一次，大明有因此而加強戒備的動作，但事後證明作得還不夠。

秀吉會把腦筋動到「天朝」上，除了希望恢復貿易關係，也是因其聽聞「明主朱翊鈞失政，武備不具」，認為有機可乘。古來凡出兵侵略，總少不了藉口。當秀吉向其將領宣佈攻略朝鮮與中國的計畫時，他是這麼說的：「吾藉諸君之力，平定海內，亦可以休矣！特諸醜夷有阻王化者，吾深羞之。吾欲以邦治委內府（指秀吉之姪兒秀次），而自將入朝鮮，以其兵為先鋒，以入於明。彼拒我命，則擊滅之。遂自遼東直襲北京，奄有其國。多割土壤，以予諸君，使諸功臣皆厭（饜，飽足）其望，不亦快乎！我籌之已熟，事非甚難，諸君其能為我出力耶？」照秀吉的說辭，他是要打下北京、吞沒大明來推行「王化」。但從這番話中也可看出，秀吉是欲以對外戰爭作為解決內部矛盾的手段：因為秀吉欲統領日本，就必需扶植自身親信、給他們更多領地，但對並非真心親附者的地盤又不能亂動、否則這些人將起而作亂；可是日本就這麼大，怎麼分封都會有人不滿，那該怎麼辦？秀吉的解決方式就是「把餅做大」，以朝鮮、中國的利益來鼓動諸藩支持他的野心。秀吉既把意圖挑明，在他之下的藩主、將領們自然無人敢有異議，於是籌措糧草、調動兵馬之事便火速進行了。文祿元年（萬曆二十年）三月，大軍集結完成，秀吉便上書朝廷，將「關白」職位讓給姪兒秀次，自己自稱「太閤」，仍掌握大權。有一點需注意的是：在舊時中方對此次戰役的記載中出現的「關白」，指的都是豐臣秀吉，並非秀次，或許是因當時大明對日本情勢變化瞭解不夠快以致。又：秀吉雖原欲「自將入朝鮮」，但開戰後他還是在日本本土坐鎮，並未渡海；這是因考量到日本國內的反對勢力或許會窺伺他遠出的機會起而作亂，這樣一來秀吉將會有後援不繼、進退維谷之虞。故終其一生，秀吉畢竟不能踏上朝鮮的土地。而在秀吉出兵之前，曾有人建議他既是要和中國開戰，何不帶些通曉漢文的人隨軍？秀吉還笑說：「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其狂妄程度可見一斑。

在秀吉的陣營中，攝津守小西行長與他的家臣對馬島島主宗義智等人，對於朝鮮和大明的關係、以及大明與日本的國力差距都有相當的瞭解。他們心裡明白：對朝鮮出兵，大明勢不能袖手坐視；而一旦日本和大明對上了，戰爭勢將曠日費時、代價高昂，而且結果決不能如秀吉夢想的那般美妙。所以在開戰之初，小西行長便有「以戰逼和」的打算：他認為只要攻略朝鮮部份領土、迫使朝鮮割地求和，這樣就等於滿足了秀吉的一部分野心；到時候再勸秀吉見好就收，戰事也就不致擴大到騎虎難下的地步。於是小西行長自開戰第一個月起便積極與朝鮮官方接觸，三度遣使，但都不得要領；其中有一次傳信的韓方通事景應舜，還是被素與行長不和、力主戰爭的猛將加藤清正所攔截殺害。而日本侵略朝鮮，進軍速度非常之快，在這種情勢下，行長自然也無機會向秀吉進言，否則若被疑心勾結韓方而主張媾和，將有導致不測後果的可能。行長初期的努力雖失敗，但他在後來還是瞞著秀吉的情形下力圖消弭戰事，此是後話。

萬曆二十年四月十三日，豐臣秀吉派出的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將領率領的二十萬大軍，在朝鮮的釜山登陸。由於朝鮮國王李昖沈湎逸樂，疏於防務，日軍很快攻下了王京（今之漢城），俘虜兩位朝鮮王子，並很快擴大戰果，幾乎占領朝鮮全境。李昖倉皇出亡，逃往平壤，急忙派出使者向大明求援。日軍於六月間攻下平壤，李昖又逃往新義州，與中國僅隔鴨綠江。五月上旬，遼東巡撫將朝鮮告急的情報報告兵部。朝鮮遭到日本入侵，大明該不該插手呢？當時的朝廷，有人認為雖有宗主國與藩屬的關係，但朝鮮應該為本身的國防負責，所以毋庸出兵；有人則認為日本人狼子野心，侵韓的下一步就是侵華，為了自保以及對藩屬國有保護的責任，大明應協助朝鮮驅逐日本軍隊。這項爭議，最後由於當時的兵部尚書石星極力主張出兵援韓而底定。明神宗下了決斷，命令遼東、山東等臨海所在加強操練兵馬，以防日人來襲；又命如朝鮮國王避難入境，要給予安置。在遼東的明軍於得到朝廷下令後，也進入朝鮮援救，但第一個率少量兵馬前往平壤的游擊史儒，由於不諳地理與遭逢大雨，被日軍打得全軍覆沒；接下來副總兵祖承訓率三千兵馬渡過鴨綠江，同樣被優勢日軍打垮，祖承訓僅以身免。這兩次失敗使明廷瞭解到：入侵朝鮮的日軍非是一般小股倭寇，必需大量增援才有勝算。明神宗於是任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略，前去山海關整軍備戰，另外又命正在寧夏與哱拜叛軍作戰的總兵李如松為提督，要他於寧夏戰事結束後剋期東征。在此時，由於寧夏戰事尚未結束，明廷一時無法調集足夠兵員往援朝鮮，而日軍又來勢洶洶；若朝鮮覆亡，日本人渡過鴨綠江，則離北京不過幾百公里遠，屆時明廷要遭遇的不僅是兩面作戰，還有兵臨城下的危機，情勢兇險不言可喻。原先主張強硬對付日本人的兵部尚書石星面臨如此窘境，計無所出，於是想到或可用招撫手段緩和日軍進攻，以外交斡旋化消兵燹。要達到這個目的，石星最需要的就是一個諳習日本形勢的人才作為使者向日方交涉。在此時，於日後發展影響絕大的沈惟敬上場了。

說到沈惟敬，正史上對他的背景、來歷，幾乎不言，「明史」只稱他是浙江嘉興的「市井無賴」，甚是鄙薄。因他搞秘密外交，有辱國體兼欺瞞朝廷，最後連石星也受他拖累而殞命，對於這樣的一號人物，正史自然不屑多提。明代同樣是嘉興人的沈德符所著筆記「萬曆野獲編」卷十七有「沈惟敬」條，倒是提供了一些資料。據沈德符記載的說法，沈惟敬是嘉興府平湖地方人，本是名家旁系，少年時曾在嘉靖年間倭寇騷擾東南時從軍，後來因家貧流落京師，和一些方士、無賴在一起混日子，並且還搞燒丹煉銀（筆者按：這常是方士詐財的一種手段）。石星有個妾姓袁，其父也嗜好燒煉，因此和沈惟敬結識。正巧有個溫州人沈嘉旺從日本逃回來，因貧無立錐，便賣身給沈惟敬為奴；也有說法稱這沈嘉旺本是漳州人，他投降日本人後隨倭寇侵略中國，被明軍俘虜，僥倖脫獄，沈惟敬收容他，給他改了姓名，他原本不叫「沈嘉旺」。要之，沈惟敬大概就是由「沈嘉旺」那兒聽到許多關於日本的事情，於是便現買現賣，成了個「日本通」。

當石星急於招募奉使人才時，沈嘉旺因為在日本待過，自認為通曉該國國情，於是就跟石星的袁姓妾之父說：秀吉只是為要求向中國進貢，而朝鮮阻撓，因此出兵攻打，事情容易解決。這位袁妾之父聽了這套話，便向石星推薦，沈嘉旺與沈惟敬故而能和石星接觸。當時沈惟敬雖已年近古稀，但身材偉岸，還留著一把長鬍子，看起來雅望非常，並且又會說日語。石星看過沈惟敬之後非常滿意，不久便奏請明神宗授予沈惟敬神機營游擊將軍之職，沈嘉旺也官拜指揮。自是石星對沈惟敬的情報無所不聽，把對日交涉的軍國大事都託付給他，即令朝中其他文臣武將多對此人的言辭不表信任，石星還是不為所動－－如果沈惟敬是個可以信賴的人，即使議和不成，但能老老實實把情形向明廷報告的話，這場外交折衝後來或許不會搞到一塌糊塗，至少石星自己的下場也不致那麼慘。可石星挑了個自以為是的「日本通」，事情便註定要糟。

萬曆二十年八月間，沈惟敬前往平壤探聽日方虛實。據「日本外史」載，沈惟敬之來是「卑辭乞和」。駐在平壤的日軍將領，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小西行長與宗義智，與沈惟敬會面。據中方史料記載，小西行長欺騙沈惟敬，告訴他說日本不久即將回軍，請大明不必動兵，日本人只要大同江以東的朝鮮國土，平壤以西則還歸朝鮮（這番話，若要以秀吉的野心衡量當然不確，小西行長向沈惟敬所說的，可能是他自己肚裡打的算盤）。沈惟敬得到這番說辭，與小西行長約定雙方六十天內不動兵，便回北京向石星報告，但沈惟敬的回報經過朝廷官員聚議後，認為日本人狡詐多變，不能信賴，於是仍催促經略宋應昌準備出擊，沈惟敬也再度前往平壤交涉。這年十二月，李如松從寧夏戰場來到東線，渡過鴨綠江之後，適逢沈惟敬返回，帶回小西行長的話，說秀吉希望能獲大明冊封為日本國王，以及要求能向明朝進貢（所謂「封貢」），請明軍退至平壤以西，雙方以大同江為界。不知是李如松眼力過人，一下子便瞧出沈之不可信賴，或是因他遠道兼程而來、正思量要殺伐建功，對沈惟敬帶回的議和消息自然老大不高興。總之，李如松聽了沈惟敬的話，立時斥其為「憸邪」，要人將他拖出去砍了。這時有個參謀李應昌勸阻說，沈惟敬之言雖不可信，但我方正不妨利用和談假象來一次奇襲。李如松也覺可行。沈惟敬的腦袋才得仍寄在脖子上。

李如松命沈惟敬去通知小西：中方將在平壤附近的肅寧館舉行封貢大典，要日方準備迎接。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李如松軍抵平壤，但磨磨蹭蹭不肯進城。日軍瞧出苗頭不對，登城拒守。正月初八黎明，李如松以聲東擊西的方式對平壤城發動強攻，迫使小西行長退守平壤附近的風月樓，接著又退至大同江以東。據李如松向明廷報告，這一仗不僅收復平壤，還斬獲倭首一千五百餘，另有上萬名日軍被明軍火器燒殺或落水淹死。贏了頭一仗，李如松麾下士氣大振，接連收復開城與平安、黃海、京畿、江源等朝鮮四道，向漢城進軍。但由於李如松過於輕敵，結果於正月二十日在距漢城僅三十里的碧蹄館遭到伏擊，明軍大敗，損失慘重，連李如松都差一點喪命。明軍不得不退保開城。

經過連番激戰，中日雙方互有勝敗，但戰場上的形勢對兩邊的戰士而言都是一樣的嚴峻。日軍遭明軍一次突襲焚毀大批糧草，軍中乏食，兵員又補充不上，還發生了疫病，因此部分將領與大多數的軍士都有厭戰之心。原本在平壤遭明軍克復後，秀吉在震驚下還打算親自往朝鮮督師，因碰上國內亂起才沒啟程。到了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在朝鮮戰場上的將領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太谷吉隆，以及另加小西行長、宗義智等十六員聯署上書給秀吉，把話說得很白：日軍距大明還有數千里遠，而兵將皆已筋疲力盡，再也無法前進，這樣硬撐下去無益於國，請不要再逞強。雖然加藤清正等鷹派將領還不願放棄，但秀吉也不能再頑強主戰了。在明軍方面，軍中由於傳聞日本人只要達成「封貢」的目的便願退兵，戰鬥意志便日漸鬆懈。明軍中一樣也發生疫病，死亡多人，由於路途遙遠不能運屍返中土，屍體便在戰地焚化，使活著的軍士們見了既悲且怨，嗟嘆不已。經略宋應昌眼看連名將李如松都吃虧，深覺僵持下去不是辦法，於是又想要以招撫之法收拾局面，再度派出沈惟敬去和談。

沈惟敬到了漢城，仍是與小西行長會面。沈惟敬提出條件：歸還漢城與被俘的兩位朝鮮王子，就割讓朝鮮的慶尚、全羅、忠清三道土地給日本，並封秀吉為日本國王。但小西行長不知是因不諳漢文而誤會，或是有意哄騙秀吉，竟上書給秀吉說：中國將尊奉秀吉為皇帝。秀吉得了此信，有台階下，便允許議和。沈惟敬隨後被送至日本進謁秀吉。在此同時，日軍於四月十八日放火焚燒漢城，向南方撤軍。明軍雖尾隨窺伺，然不敢輕進，於是日軍安然撤至朝鮮南方的釜山，但還是沒離開。明廷得到日方退卻、朝鮮略定的消息，兵部尚書石星等一派主張滿足日本封貢要求、儘速撤軍的聲浪便起。但經略宋應昌倒是看出日本人野心勃勃，意在圖謀中國，便疏請不可立時將明軍盡撤，否則日本人利用釜山這個橋頭堡捲土重來，先前援助朝鮮的功夫便白費了。最後朝廷仍議決：明軍漸次撤出，末了只留一員將領劉綎率三千川兵協防朝鮮。

萬曆二十一年五月，日將小西行長、石田三成帶著沈惟敬到達日本本土名護屋的秀吉大本營展開和談。但秀吉提出的條件苛刻到令人咋舌，包括：一、中日永盟和好，以大明公主下嫁日本充后妃（是嫁給天皇，不是秀吉自己要的）。二、恢復勘合貿易。三、明、日兩國大臣立約通好。四、日本得在朝鮮駐兵鎮撫，為示對大明友好，日本願將漢城與四道土地歸還朝鮮。五、朝鮮需派出王子與一兩名大臣到日本當人質。六、被俘的兩名朝鮮王子交沈惟敬帶回。七、朝鮮應遣秉政大臣會同立約，與日本永敦和好。這七個條件是秀吉允許和談的底線，幾乎完全以戰勝國自居，氣勢凌人。連石田三成、小西行長等日方將領都覺得：要是向明方提出這種條件，和談必定破裂，而他們又不願戰火再起，於是便私下與沈惟敬串通，將秀吉開出的條件竄改，變成一份言辭卑恭的「降表」；當然，秀吉原本開出的「和親」等等過份的條件，裡面是一個字都不提。同年六月，沈惟敬帶著小西行長的家臣內藤如安（在中方記載稱他為「小西飛」）回中國覆命，中途並把被擄三年多的朝鮮王子與妃子、大臣帶回。雖然就在沈惟敬帶小西飛前往北京的路上，明軍與日軍在朝鮮仍有局部衝突，但還不致使和議破局。表面上看來，和平似乎在望，但其實暗潮洶湧，雙方下一次衝突已埋下導火線了。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在薊遼總督顧養謙與兵部尚書石星力主下，明神宗詔李如松將大軍由朝鮮撤回。同年十二月，時已受命兼理朝鮮善後事宜的顧養謙，再度奏請明神宗答應日本的「封貢」之請，以保朝鮮無虞。這引起明廷群臣多人反對，其中以御史楊紹程的意見最為代表，他指出：明太祖時屢卻倭貢，便是有深長思慮；永樂年間雖准入貢，但漸不如約，還引起倭人因熟稔中國形勢而入寇；嘉靖晚年更成為東南之災殃。這都是准予封貢帶來的後遺症。現下豐臣秀吉雖然表面恭順，但受封之後，中國就難以閉關嚴拒交流，屆時禍事又要重演。楊紹程認為：應該停止封秀吉為日本國王一事，要求朝鮮練兵以防日人再襲，明軍則在邊境備戰，才是萬全之策。另外，沈惟敬隱瞞秀吉的七項條件一事，雖然保守秘密，畢竟紙包不住火。時任禮部郎中的何喬遠就聽到風聲，奏稱沈惟敬去和秀吉和談時有「和親」條款，事有蹊蹺，不可驟許封貢。由於主張許與不許兩派意見相持不下，各有議論，事情拖了好一陣子。直到萬曆二十二年九月，朝鮮國王李昖也請大明許予日本封貢，以保朝鮮無事。神宗這才打定主意，就依朝鮮所請，並還想咎譴先前阻撓封貢之議的群臣，經內閣首輔趙志皋等勸解才罷消。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先前隨沈惟敬前來、淹留中土已久的小西行長之家臣小西飛，被召至北京詢問詳情；而小西飛出發前已得到行長授意，要他到了明廷時就按竄改後的「降表」納款輸誠。在小西飛進入北京皇城時，雖因不諳禮節而過闕未下馬，被視為無禮，但明神宗沒有計較，仍令大臣等接見。當明方大臣責問小西飛：日本人為何入侵朝鮮？小西飛辯稱：日本是為了要向中國進貢，想向朝鮮借路，而朝鮮不但不肯還殺害日本使臣，故日本才出兵報復。明方大臣依神宗指示，提出三個條件要小西飛答覆是否接受：一、許封秀吉為日本國王但不許進貢。二、一倭不留釜山。三、日本永不侵略朝鮮。小西飛按照行長指示，指天為誓，言辭恭順。於是冊封之事遂得議決。石星對小西飛十分感激，在朝廷賜與的禮物外又添了好些讓他帶回。

萬曆二十三年正月，明朝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的使節團班底敲定，由臨淮侯之子、都督僉事李宗城為正使，指揮楊方亨為副使，沈惟敬也隨團前往。這班使節到了夏季方由北京啟程，由於出發前已獲訓令，需待日軍由朝鮮全部撤出後方可赴日，一行人就在漢城先待命。而日軍雖已撤聚釜山，但仍遲遲不肯渡海回國，使節團也就僵在朝鮮。到了萬曆二十四年正月，沈惟敬對使節團的其他人謊稱要先去日本排練冊封大典的禮儀，與小西行長先行渡海。沈惟敬來時便準備了一批禮物，包括蟒袍、玉帶、翼善冠（明制皇帝所服常服之冠）、地圖、武經，以及中國北方出產之良馬三百匹，這些禮物至是便獻給秀吉。之後李宗城一行人抵達日本對馬島，可是後來李宗城竟然於四月初棄職潛逃，引起一陣騷動。事件的起因說法不一，有記載謂是沈惟敬怕自己擅改秀吉條件的事爆發，因此哄騙李宗城一旦踏上日本本土就可能回不去，李宗城因而生懼。亦有記載稱李宗城在對馬島時，居停主人宗義智對他款待備至，派幾名美女輪番侍寢，可是李宗城色膽包天，竟對宗義智的妻子（也是小西行長之女）動歪腦筋，惹得宗義智發火；這時李宗城又和使節團中一人起衝突，對方恐嚇日人將要行刺，李宗城在心虛之下才逃亡。不管原因為何，堂堂天朝使者竟然「落跑」，連皇帝的臉都丟到外國夷邦，神宗勃然大怒，詔令將李宗城逮捕下獄。同時李宗城的逃跑也引起明廷疑心：是不是日本人並非真心降服，才導致正使出亡？緊接李宗城棄職潛逃，又傳出沈惟敬疑似遭秀吉拘禁的消息，使明廷疑慮更深。到了五月，副使楊方亨回報：倭情無變，李宗城落荒而逃，是因為誤信沈惟敬手下一名千總謝隆妄言沈惟敬已遭豐臣秀吉拘禁、且日本人將再發動二十萬大軍侵韓，才會給嚇得出亡。於是明神宗指示：將楊方亨昇為正使、沈惟敬充副使，冊封之事照常舉行。

萬曆二十四年六月，楊方亨終於率領使節團由釜山啟程渡海赴日。當時朝鮮國王原本想派次子光海君李琿隨團，但被嬖臣李德馨所惑，僅派一位州判黃慎前往。九月間，明使節團抵達日本本土的伏見城。豐臣秀吉因朝鮮未遣王子前來「謝罪」，僅派低階官員與送些薄禮，因此拒見黃慎，只接見大明使節。

接下來的事情，就有如羅生門了。據「日本外史」載：九月二日這天，明方使節獻上金印、冕服，秀吉接受了。次日，秀吉在宴請明方使節之後身著冕服，德川家康等七員重要將領也穿著明朝賜給的禮服會聚，恭恭敬敬地開讀大明皇帝冊封的詔書；可是當秀吉聽到最後，自己原先要求的七個條件一字不提，只不過「封爾為日本王」，登時抓狂，將詔書扯裂，把冕服都毀擲於地，還差點想殺死唬弄他的小西行長。當晚秀吉便把來使驅逐，準備再度興兵。在「日本外史」之後，許多中方日方記載也沿襲這種說法。不過，經近代學者的考察，卻發現這種說法的反證：例如大陸學者汪向榮與汪皓先生合著的「中世紀的中日關係」一書有述及，汪向榮先生至日本奉祀豐臣秀吉的「豐國神社」實地考察，發現其中所供的秀吉像便是戴著「翼善冠」，而明神宗冊封秀吉為日本國王的誥命原件，迄今也還保存在大阪的博物館。這顯示：豐臣秀吉還是接受了冊封，並沒有毀詔棄服之事。

依筆者之見：豐臣秀吉在正式接見明方使節團之前，未必不知自己索求不遂；沈惟敬早於使節團獻上厚禮，可能就是要先行疏通、消消秀吉的火氣。以秀吉之慧黠，不可能對副使搶先送來如此沒來由之禮物不起疑，必會探詢緣由；而沈惟敬在送上禮物後傳出疑遭秀吉拘禁的消息，有可能便是當時沈惟敬實告秀吉他的指望全盤落空，秀吉因此光火。故筆者認為：秀吉或許有在開讀詔書後當眾發怒之事，但裝佯的成分居多；他對僅獲冊封為日本國王一事不會不接受，畢竟這是來自天朝大國的榮典，對於因為出身微賤而當不上「征夷大將軍」的秀吉而言，這是滿足其虛榮心的一大誘惑，難以棄之不顧。再者，明廷未曾滿足秀吉和親、割讓朝鮮土地與恢復貿易的要求，正好給秀吉以再度出兵的口實。秀吉佯裝發怒，一方面當眾懲誡小西行長等人先前與沈惟敬私作「降表」之不當、另一方面也有威嚇主和派將領不得阻撓他再度出兵的效果。要之，不論秀吉之怒是真是假，他先前侵略朝鮮的實利目標一樣也沒達成，再度發動大戰只是時間問題罷了。

在將冊封詔書呈給秀吉之時，明方使節團的正使楊方亨自然也知道：日方原先的和談條件，和明廷允許的條件，雙方根本湊不攏；豐臣秀吉索求不遂，必會再犯朝鮮。但楊方亨遭到沈惟敬牽制與石星的授意，因此他回到釜山後，在對兵部提出的報告中，一字不提和議已決裂之事，跟著沈惟敬隱瞞下去。兵部尚書石星本還以為只要冊封成事，日本便不會再進軍，但他的希望破滅了：豐臣秀吉在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再度大舉入侵朝鮮。原本明神宗以為封秀吉當個日本國王便可天下太平，如今戰火再起，自然要追究這是怎回事？到這時，楊方亨才將實情吐露，說一切都是沈惟敬搞的鬼，並把石星前後給他的書信也都繳出；在這些信中，石星一再強調要楊方亨不論如何都得完成冊封、別讓反對的督撫等人壞事，這使石星到底曉不曉得沈惟敬隱瞞實情一事也遭到質疑。無論對沈惟敬的瞞天過海知情與否，這個壞事者是石星保薦給明神宗的，而且石星原本主戰、後來卻又一力主張滿足日本封貢要求，對朝野的反對之聲充耳不聞，因此他在這檔事上怎樣也脫不了干係。明神宗對議和破裂、導致朝鮮再度被兵一事震怒不已，下令將沈惟敬一干人等逮捕，石星後來也遭革職接受調查。多位朝廷官員本就質疑沈惟敬所回報的議和情形，至此更是紛紛奏請將石星、沈惟敬等嚴懲，連一直支持石星封貢可帶來和平之說的內閣首輔趙志皋也被波及，但最後趙並沒有因此受譴。

到了萬曆二十五年九月，石星的命運決定了。據「明神宗實錄」載，初四這天，神宗命錦衣衛將石星逮捕下獄，「以其諂賊釀患，欺君欺國也。」；之後「辛丑（十三日），三法司會審前兵部尚書釀患禍國，擬極邊永戍（餘生在偏遠邊疆充軍）。　上以法司徇私朋比，切責回話，石星另擬罪。于是刑部尚書蕭大亨等惶恐引罪。命：革蕭大亨官銜世襲恩廕、白棟革職為民，餘奪俸一年。石星坐隱匿軍情失誤律，論死。妻子俱流發煙瘴永戍。獄成，刑科給事中羅棟仍數星十二罪劾奏。　上是其說。」－－由於認為司法官員給石星擬的罪刑太輕，明神宗大發雷霆，把會審官員都懲處了。然石星雖罪刑定讞，並沒有被立時正法，他是在刑部獄中被關了近兩年後，於萬曆二十七年九月初七病死。在他死前不久，兵部官員還曾因東征勝利、朝鮮已然平定，乞求明神宗開恩減免石星罪刑，但沒被允許。至於壞事的沈惟敬，於萬曆二十五年六月間在朝鮮被捕，被押回北京。刑部在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間擬出沈惟敬的罪狀：「市井惡棍，潛通外國。倡倭奴乞封之說，巧計阻軍，致撤邊守，辱國損威。法宜斬。」神宗對這項判決裁示：「依擬。」但沈惟敬一樣也沒有被馬上砍頭，雖他是通敵重犯，惟由於所犯是大辟之罪，還是經過「三覆」重審程序，才確定罪無可逭。直到萬曆二十七年九月底，神宗方下令將沈惟敬與其他牽涉在內的十九名人犯處決。

對於日本再度侵韓這一段，筆者就約略言之。萬曆二十五年年底，率領援韓明軍的經略楊鎬與提督麻貴由漢城出兵，接連獲勝。明神宗聞訊大悅，命發犒賞，但獎勵未達前線，明軍即在圍攻島山之役慘敗，於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又退回漢城。楊鎬還率先遁逃，遭明神宗革職。朝鮮戰事一時間陷入膠著，但突然的變化導致了結局：豐臣秀吉於七月九日病死，日軍遂無心戀戰，各個將領分別領軍渡海東歸。明軍乘機收復朝鮮全境。二十七年三月，援韓大軍受命班師回朝。次月十五，明神宗在午門城樓接受群臣對東征勝利的朝賀（當時明神宗不見群臣已久，這項例外可見他對此次勝利十分欣慰），並當場將日軍將領平秀政等六十一名俘虜正法。大明援韓抗日一役，於焉終了。這一仗，明朝雖耗費了七百餘萬兩軍費、死傷兵員數以十萬計，但終究保全了朝鮮的國祚，真可謂「興滅國，繼絕世」之「義戰」；明朝的出兵，也及時阻撓了豐臣秀吉的進軍，保障了自身安全，故代價雖大，還是值得的。而豐臣秀吉的野心，不僅折損國力，還使他自己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錯失鞏固豐臣家業的時機，使德川家康得以起而代之，當上征夷大將軍。據「日本外史」載，秀吉在死前不久曾對親信懺悔自己貿然西進之舉，或有為日本招禍的可能：「吾起人奴，至為關白，孰非國恩哉！吾與明構兵，禍結弗解，吾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報。國朝自古未受外國侵辱，及我時受焉，吾深恥之……。」若豐臣秀吉不曾悍然侵略朝鮮，他以微渺之身空手打天下而位極人臣，其志其才，稱他為一代豪傑是無可置疑的。

在概述過明朝援韓抗日之戰的始末後，現在可以來看看黃華秀所上的「預防倭患疏」了。據「明神宗實錄」所載，此疏抵闕係在萬曆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按奏疏內容提到李宗城遁逃，以及石星憑楊方亨揭帖內容便欲將調兵遣將等事盡行暫罷等來看，黃華秀當是於當年五月間楊方亨回報倭情無變後，藉邸報得知石星議欲暫且罷修武備的消息，深不以為然，便趕緊擬具自己的意見，此疏方能於六月初奏上。在疏中，黃華秀直言有武備才是對抗日本人的萬全之策，並由種種形勢指出石星昧於冊封便可安撫秀吉的錯誤何在；他還提出「議戰于疆場之外」、「議守于疆場之內」、「決勝于廟堂之上」三個方策，可謂攻守兼顧、統合內外上下以抗強倭的良計，並且以自身家鄉遭倭寇荼毒的殷鑑，向神宗殷殷闡述抗日決心必不可懈；對神宗不朝見大臣的怠政態度，黃華秀也再度提出勸誡，最後則建請神宗速將石星罷斥、另擇智勇之臣主持軍事。此疏內中種種，皆是金玉良言，可惜明神宗依舊聽不進去，猶然以那句老話「已有旨」來虛應一聲。黃華秀疏末所言明神宗「高拱深居」、「使叩閽忠讜俱無所施」，形容的不止是神宗，更是反映了忠臣讜論無所著力的氣沮、與冀望聖心可迴的深切期盼。

            預防倭患疏　　　　　　　　　　黃華秀

臣惟：倭夷反覆，自古然矣。日閱邸報，見本兵（指現任兵部尚書石星）憑楊方亨揭帖議，欲將調兵轉餉遣將事宜盡行暫罷。此非萬全之筭（算）也。臣讀史，見漢文帝和親匈奴，猶且堅邊設堠而拊髀思頗、牧（見「漢書．馮唐傳」。廉頗、李牧，東周時趙國良將）。今關白情形未見虛實，乃欲一概議封而輟戰守于不講，亦過矣！臣以為：因封而設備，是也；廢備而持封，非也。何者？必有備而後封可成也。夫石星，果以關白請封為轉輸誠效順乎？其以為力不能逞、不得已而請乎？果以沈惟敬之議為止於議封乎、其有出於封之外乎？果以楊方亨之揭為真乎？李宗城之遁為無故乎？

臣謹按：關白請和者，平壤既敗之後，蓋不遺餘力矣；又當曰（筆者按：此疑當作「日」字）夷心未附（指日本本土不服秀吉的領主們），虞有內難，和亦退，不和亦退。而輕信沈惟敬市井之口、為必和之計，是始事之舛，而教之侮慢也！關白要求和親，狂狡逆天。沈惟敬諱親而飾和，聞其受　命之日，多購美婦人，欲兩地模稜僥倖了事，為關吏所阻，不得渡。宗城輩知事不諧，故爾遲遲其行。今日之事，果如人言，載觀撫、按五事七事之疏。禍萌難端關白，似非今日始發者，安可保關白之無他？使關白果望封若渴，如石星所云，則何不能善待　冊使而致之逃也？其屯田架屋（日軍在釜山構築營寨，為長期駐軍之用，且強迫韓人為其耕種生產糧食），為久住之計，又何以故也？臣始猶以石星為誤，不意其蒙蔽至此！

據臣所聞：有謂沈惟敬與關白語不合，關白欲質李宗城以要前盟，故李宗城懼而宵遁；又有謂　冊使自渡釜山後已為倭人所抑，中間報揭盡出倭奴之手，殊無足信。此言涉真，不則宗城前揭，石星曾倚以為固矣，云胡中變也？宗城前揭既不足憑，又欲憑方亨之揭而以撫按之說為流言，此真所謂以和自愚者矣！雖星欲擔當以此了局，就金印非可為鎖鑰、惟敬未足為腹心；萬一倭酋寒盟，伺隙長驅，竊恐碎星之首不足以謝天下！而亡羊葺牢，中流苴漏，悔之晚矣！職以石星可罷也！即星前疏已知誤國，又自謂其明不足以知人（筆者按：據「明神宗實錄」載，石星於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上疏中有自謂「明不足以知人，智不足以料敵……臣負恩誤國，罪曷容辭」等語），尚可當樞莞重任、妨賢者路乎？職以為善為國事者，無事常若有事，況今有事而可無事耶！

臣請議戰于疆場之外。謂：一或用兵，則捄（救）朝鮮事在不疑也。無論朝鮮效順最謹，而肩背藩籬，休戚相關。聞其國被關白之毒，人懷必報；誠以善兵助之攻守，則我因其力，彼感吾德，相應援如左右手，關白勢不能踰朝鮮而入內地。又謂朝鮮嗣子位且危疑，請以此時令其以功自見，能定倭亂者封之。彼原望策立，將爭自奮勇以與敵抗，又一計也。

臣請議守于疆場之內。謂：調兵守險，宜預圖也。職見通州重積蘆講，要地所在，守備單弱，俱當從科臣之請，預飾隄防。又倭去閩浙獨近，安知陽言北犯、不轉而之南乎？日見本兵議，欲調浙兵赴援，此非策也。無論浙中要害不宜單虛，而客兵費多，又遷延難遣，萬里奔馳，委頓尤甚；且進無克敵、退有嘯呼，往年駢戮之慘，至今令人寒心。臣以為：調兵只宜從督臣孫鑛之請，就宣大沿邊去處召募征發，有事易集，無事易散；而南兵衛南，又更無偏枯之患，亦一計也。

臣請決勝于　廟堂之上。謂：選將臨朝，不可緩也。臣聞曩者南兵之變，蓋帥臣統馭失宜所致，又聞朝鮮苦我兵騷擾特甚，皆緣諸將不能禁戢。今宜亟反故轍，撫臣孫鑛雖當移鎮，總督尤宜慎擇一大將往領各處募兵，或選臺省臣一員監軍，如梅國禎靈州故事（李如松奉命往征寧夏時，由舉薦他的御史梅國禎擔任監軍）；又或令提重兵守鴨綠江，為朝鮮聲援，而使李如松輩率輕兵應接助戰，仍嚴戢侵掠，視古名將。使朝鮮之民，一意禦倭。轉輸芻餉一時難繼，特乞稍捐尚方餘蓄，以佐緩急。挾纊投醪，驩呼雷動，爭出死力，何敵不摧？　陛下尤宜朝見大臣，面籌邊計，議所條陳，速　賜裁決，將　宸威所播，三軍之氣增倍，關白不戰而自索矣！此尤軍國至計，願　陛下熟察之也！

臣閩人也，生髮未燥，便經倭患，倭之情狀亦頗習知。彼雖貪殘異類，然趨利畏死亦猶夫人，嘉靖末年曾禍閩廣，被官軍所在截殺，無一生還，□（筆者按，此一字漶漫不明）其種類，亦以為悔。漢臣有言：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郡（筆者按：語出「史記．匈奴列傳」載宦者中行說之語：「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況關白篡奪殘酷，諸夷（指秀吉之下的日本各地藩主）離心。聞其驅眾內侵，盡縶各夷家屬，一有逃亡，戮無燋類。各夷思叛，待隙而起。彼一離巢穴，則恐餘種之乘其後；孤兵深入，則有我兵之遏其前。狼顧脅息，豈能無懼？堂堂　天朝，威德翔洽，謀臣猛士，桓桓用命。　陛下誠一旦赫怒，選將練兵，為戰禦計，　中國之威自伸，小醜之膽自落，關白將納封迎使惟恐不及！且封而成也，則居安思危、邊陲不驚，固非私憂而過計；封而不成也，則據關守險、餉足兵強，不至有患而無備。若專狃于一封，謂倭情之必不吾叛，高拱深居視為外，寧長筭？使叩閽忠讜俱無所施，雖高賢大良何由效其尺寸？竊恐不測之萌，或有出于倭奴之外！　陛下天縱聰明，念不忘遠，豈不慮及此耶？

臣誠愚陋，無所知識；顧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乞　敕下該部裁決。如果臣言不謬，乞將石星速賜罷斥，另推智勇之臣。議戰修備，以恢張乎國勢；延接咨訪，以鼓舞乎人心。庶往事既失，來者尚可追。臣愚幸甚！

－－在黃華秀所上的奏疏之中，「中原有礦稅之興」一事，指的是明神宗統治期間大肆派人開採金銀礦的作為。關於這場風波，「明史」卷八十一「食貨五」中的「坑治」一章，已有概略描述：明朝的「坑治之課」，有金銀、銅鐵、鉛汞、硃砂、青綠等種類，其中以金銀礦最為民害。朝廷開採礦藏，每年要上繳的出產有定額，但所開採之礦脈蘊藏未必豐富；加上派遣監督開礦的官吏、宦官，礦坑所在地方又得供其需索，此等「孝敬」有時甚且超過礦坑本身能挖得出的金銀礦價值。朝廷要求的定額標準已達不到，「皇命」在身的官吏又仰仗天威刮得緊，於是礦坑所在地的老百姓們便倒了八輩子楣；窮到忍無可忍，便去落草。明英宗正統年間的福建巨寇鄧茂七、葉宗留，他們之所以能聚集大批徒眾，便是在「坑治之課」壓迫下給逼出來的。另外，由於探勘礦脈與採礦技術不可靠，往往勞民傷財且得不償失。像成化年間在武陵等十二縣的二十一個礦場開礦，每年總計要徵用民夫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結果「得金僅三十五兩」，這些礦場最後封閉了事。有時候，礦脈早已挖光，而朝廷定的銀課還照樣徵收了好些年，才有官員為民請命得賜蠲免，礦區左近的百姓們總算得以鬆口氣。開金銀礦造成的弊端與民生痛苦，在明神宗之前已屢有前車，故萬曆十二年時，雖有姦民多次以開礦之利想打動神宗，都在諸臣力陳其弊下沒有採行。但神宗雖一時聽勸，仍是心裡癢癢；待得萬曆二十四年，由於宮殿火災的重修工程、用兵邊境的龐大開支等等造成府庫空虛，神宗得了口實，有明一代「坑治之課」為害最烈的時期便揭幕了。

據「明神宗實錄」記載，萬曆二十四年六月乙卯（十九）日這天：「府軍前衛千戶仲春等奏開採以濟大工（筆者按：指重建燬於火災的宮殿工程），命工部查例差官。」這項奏請正中神宗下懷。十天後，相關部門將往年規例奏上時，本建請神宗把上奏的千戶仲春等人留在京師（可能是想到要把這些人掌握好，免得萬一開不出礦來，要究責時無人可找）。但神宗大概是很急於看到開礦成果，認為讓原奏者去現場指導會比較快，於是裁示：「方今國家多艱，官民兩竭。且開採先年已經科道屢請，照嘉靖年間例，差戶部、錦衣衛官各一員，押同原奏官赴彼開採，陸續解進。只督百姓自行採取，不得支費公帑騷擾。該撫按仍調兵防護，務保安靜，不許阻撓。」－－有了這個「不許阻撓」，銜命開礦的原奏者與差官等於口含天憲，任誰都不能忤逆；所謂權力造成腐敗，似這般會鬧出什麼亂子來，可以思過半矣。

眼見大難萌端，幾天後的七月初二日，便有工科署科事給事中楊應文上奏，稱仲春等人的開礦之舉有害無利，乞行停止。戶科給事中程紹亦在同一天上奏，舉嘉靖年間曾有開一銀礦年餘，除差遣官員與動防守礦區的官兵等人力之外，各種開銷加起來就達三萬多兩銀子，但由礦中所獲的銀子才兩萬八千五百多兩，實為虧本，世宗因而下令禁採。雖然楊程二人的奏疏十分剴切，但神宗哪聽得進去？第二天，七月初三，神宗派出戶部郎中戴紹科往河南開礦，又命戶部在畿內的真定、保定、薊州、永平等地開礦，「不許抗瀆煩擾」。同一天，詹事府錄事曾長慶奏請在顧縣英旗嶺開礦獲准、錦衣衛百戶陸松等數名文武官員也各自奏請開礦。自此之後，據「明史．食貨志」載：「開採之端啟，廢弁白望獻礦峒者日至，於是無地不開，中使四出」，負有皇命採礦的太監們帶著奏請開礦的原奏者遍抵全國四境，個個領有關防，大權在握，威勢凌於督撫。意圖阻卻開礦之舉的文武官員們，卻幾乎都碰了一鼻子灰。例如戶部尚書楊俊民奏稱在畿內的真定等地開礦會損傷「龍脈」，希望神宗收回成命並把陸松等人治罪，結果神宗認為這些地方離皇陵遠著呢，而且嘉靖年間早開採過的，「該地方官不得借言阻抗」。河南巡按涂宗濬奏請停開礦，神宗只答個：「已有旨（不必囉嗦了）」。而保定巡撫李盛春對太監王虎藉開礦之名欺壓百姓的惡行看不下去，逮捕了王虎的從人，便被王虎告了一狀，因而遭到神宗嚴旨切責：「朝廷差官開礦以濟國用，李盛春如何玩視不遵？又捏旨惑眾、擅驅商賈、驚擾居民，好生違慢！本當重處，姑從寬。其所拘執之人，速釋應役！」除了被教訓一頓的以外，據大陸學者樊樹志先生「萬曆傳」一書所述，尚有山東臨清守備王煬、遼東參將李獲陽等二十幾名地方文武官員，都因阻撓開礦太監而被誣陷，關入錦衣衛詔獄，有人在這個人間地獄坐了十幾年牢、有人則死於獄中。為了阻止開礦帶來的災殃，文武官員交章奏請，甚且賠上一命，可神宗沒玩夠之前，誰也勸不聽－－唯一還能在神宗耳邊說得上話的，大概就只有「閻王老子」了。

筆者會這麼說，是因為在萬曆三十年二月，神宗曾有一度自動下令停止徵收「礦稅」。據「明神宗實錄」載，在二月十六日這一天巳時（上午九點至十一點間），神宗因身體不適，而且情況嚴重，於是警急召集內閣輔臣與各部院官員到皇城仁德門集合，並命首輔沈一貫單獨進入啟祥宮後殿。這時候，神宗穿著冠服在殿上席地而坐，皇太后、皇太子侍於旁（皇后與太子生母則因病未至），其他神宗諸子則跪於階前。當沈一貫叩頭行禮後，神宗說話了：「沈先生，來！朕恙甚虛煩，享國亦永，何憾！佳兒嘉婦，今付與先生！先生輔佐他做個好皇帝，有事還諫正他，講學勤政。礦稅事，朕因三殿兩宮未完，權宜採取，今宜傳諭，及各處燒造、織造俱停止。鎮撫司及刑部前項罪人，都著釋放還職。建言的得罪諸臣，俱復原職。行取科道，俱准補用。朕見先生這一面，捨先生去也！」竟是在交代後事！沈一貫聽得神宗說出這番話，雖極力安慰神宗寬心靜養，但講到後來自己也不禁失聲。皇太后、皇子、諸王子等皆哭泣。沈一貫退出後，當晚在朝房宿直，不敢離開。二更時分，皇城守門官將神宗對於織造，燒造等事的詳細諭旨交至朝房，沈一貫等諸臣便連夜趕工，將神宗交代的事項傳佈各衙門詔告天下。孰料第二天，神宗卻又派文書官到內閣要取回前晚交下的諭旨；沈一貫大概瞧出苗頭不對，便回說皇上交代諸事已佈達出去，不可能收回了，「望　皇上三思，以全盛德大業，以增遐壽景福。」然而沈一貫的憂慮果然成真。到二月廿日這天，神宗身子好多了，之前的「其言也善」便想吞回肚裡，對內閣下諭：「朕前眩暈，召卿面諭之事，且礦稅等項，因兩宮三殿未完，帑藏空虛，權宜採用。見今國用不敷，難以停止，還著照舊行。待三殿落成，該部題請停止……。」先前神宗因以為自己大限將至，下令停止礦稅織造燒造、大赦罪人與得罪的建言諸臣，以及遞補科道官缺員等事，末了竟只有最後一項真正實行，其他全部作罷。雖然沈一貫以及吏部、戶部等官員皆力諫神宗：百姓聽到「礦稅」中止之事，欣喜若狂，請神宗不要收回成命；吏部尚書李戴領銜的上疏內更說得好：「皇上試思昨病時，即有金如山，何救苦之萬一？財之無用，亦自甚明！」但神宗既得命在，其聚斂之心便不死，群臣與天下百姓的殷望還是落了空。當神宗派了二十多名宦官去向沈一貫索回他命危之刻所下的諭旨時，沈一貫本不想繳出，結果眾宦官磕頭如搗蔥，幾乎磕出血來，沈一貫才慌得趕緊拿出來給他們了事。在此同時，有一位很識大體的司禮監太監田義還在力勸神宗不可收回成命，惹得神宗動肝火，差點就要親手劈了田義，但不怕死的田義還越說越激動；可這時候，宦官們把沈一貫繳出的諭旨拿回來了，田義見狀癟了氣，也只得閉嘴。後來田義見到沈一貫，忿恨地對他吐唾沫罵道：「您老只要再堅持一下，礦稅就能免啦！是在怕什麼啊！」

若要問：萬曆中期開金銀礦之舉，到底有利或無利？若由賬面上看，「產出」當然是有的，但其中的問題不是數字那麼單純。據樊樹志先生統計：由萬曆廿五年至卅四年這十年間，每年開礦太監進奉的銀子平均約有五十六、七萬兩，這筆錢比每年的農業稅（二百萬兩）或鹽稅（一百萬兩）為少、但大於關稅或商稅（據萬曆六年的統計數字）。不過，國家雖然有進賬，但這每年五十幾萬兩的銀子，可並非真是開礦開出來的。據「明史．食貨志」載，開礦太監碰上礦脈微細無所得之處，為了業績，便「勒民償之」；這如許白花花銀子，不曉得其中有多少是百姓身上榨出來的膏脂。而由於皇帝的「不許阻撓」，使得差官和太監們得以橫行無忌：「姦人假開採之名，乘傳橫索民財，陵轢州縣……。時中官多暴橫，而陳奉（派往湖廣之開礦太監）尤甚。富家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而對於這一切的胡作非為，「帝縱不問」。但老百姓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當萬曆三十年，前面提到的太監陳奉在刮遍楚地郡縣後，在武昌大作威福。當地人民不堪剝削，於是群起攻擊陳奉的宅第，放火燒屋。陳奉慌得從後園跳牆逃走，沒被逮到，但他的左右從人可就沒這麼幸運，有好幾百人被忿怒的武昌百姓們活捉了。對岸的漢陽民眾聽聞「武昌起義」，也不落人後，將陳奉的爪牙黨羽都綁將起來。怎麼對付他們好呢？「扔到江裡餵王八」！陳奉的左右從人被一個一個丟進江中淹死，每下去一個，江邊觀賞的百姓們便拍手大笑、歡聲雷動，這場「丟人」大刑持續三四天還沒完。後來逮到陳奉的姪兒，百姓們不碰他，教他四肢著地，像狗一樣爬進江水裡然後給沖走。鄰近的州縣聽到武漢人民如此帶種，也都蜂起攻擊虐民的稅使，亂子越來越大。直到當地官員告誡百姓：再鬧下去會害到地方上那些曾對抗太監、保護人民的好官。百姓們才稍為收斂。這場民變平息後，官方雖未大肆抓拿起事的百姓開刀，但虐民的禍首太監陳奉也沒受任何懲處，在神宗包庇、官兵保護下，挾帶他搜刮的金銀財寶安然返回北京－－雖武漢人民打跑了一個陳奉，出了口怨氣，但全國各地還是有眾多以開礦為名的太監在吸老百姓的血。在神宗下令停止開礦之前，被欺壓到忍無可忍的百姓仍有為生存與尊嚴起而抗暴的事件發生，筆者不能一一歷數，在此僅是舉其大端罷了。（筆者按：以上所述萬曆三十年武昌民變的經過，見於明人譚元春「珂雪齋集」中的「趙大司馬（趙可懷）傳略」一文）

藉開礦為名、剝削百姓的「人禍」，已嚴重若此。猶有進者，開礦太監和差官藉機中飽私囊的行為，使他們成為這場開礦大行動中最大的受益者；他們雖每年向神宗進奉數十萬兩銀子，但「群小藉勢誅索，不啻倍蓗」，換言之這些開礦太監和差官每年乾沒不下上百萬兩銀子。明神宗想藉由開礦解決財政困難的意圖，可說由根本上失敗了；而他縱容群小肆虐所造成百姓的反感，早些年清官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中對世宗的形容，用在這裡也很妥貼：「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一直到了萬曆三十三年底，由於輿論的壓力，明神宗總算才下令停止開礦，並把所差開礦太監及官員都召回京師。然而這近十年的壓榨橫索，在明朝已捉襟見肘的國力加上更嚴重的斲傷。「明史．食貨志」對這場大災難的後果下了一句批語：「識者以為明亡蓋兆於此。」－－在上位者無視人民輾轉哀號，一味蠻幹胡來；政已至此，臣僚百姓離心離德，國家焉得不亡？

敘過這場開礦大災難的始末，現在來看看黃華秀對此事所上的奏疏。在「皇明留臺奏議」中所收的四道黃華秀奏疏中，這是唯一有記年月的一篇：「萬曆二十四年九月上」。但這到底是黃華秀自南京送出此疏的時間、還是此疏抵達宮中的時間？依筆者之見，應係後者：因為一道奏疏能夠發揮作用，是在皇帝讀了之後，而文書由南京送到北京自然要花費一段時日，記載送出的時間，就了解奏疏在時事變化所起的作用上較無價值，朝廷何時見到奏疏內容才是重點。不過遺憾的是，筆者在「明神宗實錄」與「國榷」兩書中反覆檢視這個時間點以及前後的記錄，都找不到關於黃華秀這道奏疏的支字片語，可能是時值多事，要列入記錄者雜陳多般，故被漏載了。又：除了「皇明留臺奏議」外，筆者尚查得天啟年間所刻「南京都察院志」一書卷之二十九，也載有黃華秀的這篇「乞查礦議異同并重責成疏」，但文首所記年月同樣，內文亦無二致，就不多論了。

從黃華秀的奏疏本文來看，開頭就提到陸松、曾長慶等主張開礦的條陳，以及程紹等人的反對意見，可見黃華秀是藉邸報見到七月初的朝中要聞，便擬具此疏進言。對於開礦是有利或有害，黃華秀雖對神宗自謂愚眇，「固未敢定其指歸」，但他當然是傾向程紹等人的開礦無益論；不然的話，世宗時期為何中止開礦？當然是因為礦脈產出已微，不敷成本，那現在又要再起爐灶，礦由何來？難道陸松這些人「能以天地為爐，萬物為炭，陰陽為冶，別有神輸鬼運之術乎？」在擬具此奏疏時，黃華秀必已瞭然於胸：當時國家因軍費與重修宮殿的開支浩大，財政吃緊，對於這項可能的經濟來源，皇帝必會心動；而神宗素來性子拗，越勸越不聽。故黃華秀在開礦一議上，第一步便建請神宗下令查閱世宗時期的檔案，了解當年開礦停止的始末；若當時已證明無利可圖，一切則不必多言，而陸松這班人以利噉上，就該以欺罔之罪正法。如果神宗當真就是非要一試不可，「亦請就近暫開一路，俟其長便，然後將產礦諸處逐一開採。」先有效益再說，不要一下子推行至全國。在上奏疏時，黃華秀顯已預見到為了開礦而「遣使旁午，輕傳呼召」，將會帶來動搖人心的大亂子，可惜他的苦心諍言顯然一點也沒起到作用。在言開礦事外，黃華秀亦請神宗就工部尚書缺位問題速作決斷，以便事權專一、提高效率；對於要求臣工捐俸助國一事，黃華秀也以官俸本微，所濟有限，又易成雜流晉身之階而勸阻－－此疏中所論「審效程功」、「推誠委用」、「體悉群工」三事，其負面正是神宗怠政誤國的三大弊病；若神宗有那「一鳴驚人」的決心，則大明的國祚，或可轉圜。

乞查礦議異同并重責成疏　　黃華秀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上

臣惟：聽言之道，必以其事稽之，則言者莫敢飭實。故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語出「戰國策．趙策」）。臣伏閱邸報，見陸松、曾長慶等條陳開礦事宜，既稱其利如彼矣，乃科臣程紹等，又力言其害如此。利與害，臣愚眇，固未敢定其指歸；然言利者證之 世廟，言害者亦證之　世廟，臣以為此一事耳，不應舛錯若此。竊意　世廟去今日未遠，文卷簿冊應有可查。　陛下試敕該部：　先朝當日，胡然而開？胡然而止？其所得之利，孰與所失之害？一據案可明也。果松等言實乎，則必然之利，佐　國家之急，官帑不傾，民力所殫，此所謂不竭之府也。　祖宗故事，誰敢故違？後有言者，罪以阻撓，百喙奚辭？如科臣之言有徵也，則無論其別有不必然之害，而即其無利，　先朝已中止矣，今日奈何蹈無益之舉，紛紛錯出，以招萬一有之害乎？豈松等能以天地為爐，萬物為炭，陰陽為冶（筆者按：此處化用賈誼「鵩鳥賦」文句：「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別有神輸鬼運之術乎？不然，其欺罔既明，臣以為可正之以法，以進言者不敢以當事漫試於　陛下之前，　陛下亦因是而可以知忠邪之辨，又參伍之說也。若謂今日不用官開，與民收利，視曩者不同乎？則又不應援　世廟之事為證，假飾說以欺　陛下也。且利在則爭，人眾則亂，茍非盡統於官，勢固不能息爭止亂也。民六官三之說，臣不知松等何以行之？倘　陛下欲姑試之乎？則亦請就近暫開一路，俟其長便，然後將產礦諸處逐一開採。此不過外府寄之，未為晚也。不必遽以未睹之利，遣使旁午，輕傳呼召，以搖人心也。臣故曰：礦之利害，兩言可決也。

       抑臣又有獻焉：今日開採，為　大工計也，傾　大工所需直財乎哉？人亦有言：「得任事之臣，勝得百千萬鎰」。今工部尚書，非所稱「將作大匠」（筆者按：此係漢景帝時由秦代所設「將作少府」更名而來之官職，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林園土木之工。）者耶？乃列名推補，十未一用，此臣之所未解也。將謂左右侍郎亦足辦乎？臣以為此猶二之也。天下有分理、有總理，其任不可溷也；任事之權，分則輕、專則重，其柄不可移也。故官事無攝，春秋紀之（筆者按：「孟子．告子下」篇記載，齊桓公於葵丘與諸侯會盟時曾立下五條誓約，第四條即有「官事無攝」之語）；垂作共工，虞廷咨之（虞帝命垂為共工，見「尚書．堯典」）。今必欲以侍郎而缺尚書之任，是六官可五、九列可八，恐非虞、周設官之意也。抑十人者未當　上心乎？則未嘗試之，何知其不勝任也？此十人之外，又未見明有賢於十人者也。臣願　陛下敕吏部：於十人中會推其尤者二員進呈，而錄用其一。彼責任既專，總成攸寄，將群職競勸、百堵皆興，木屑竹頭、綜理周密，所為　國家無涯之費者，不知其幾十倍矣！

       至於諸臣捐俸，在大臣固為體國之忠，在小臣未必非迎合之意。且為祿已薄，所濟纖涓，而遷轉不常，又成畫餅，雜沓陳請，體統更乖。徒使遠邇訛惑，真以為府軍（筆者按：原書此字疑訛，應為「庫」）空虛，而即　二宮之建，亦待括諸臣之俸，甚非所以誇遠夷、隆　中國盛大氣象也！臣請文臣自閣、部、卿、寺而下；武臣自公、侯、錦衣衛、堂官而下，如兵馬司、經歷、千戶等員，量行議免。或自今日為始，已捐者姑俯從所願，以後有請者，盡行停止，以示養廉勸士至意。使天下明知　朝家一體之誼，人人仰荷體恤之恩，將恪供靖職、爭思圖報，視錙銖之助，何啻萬一？間有猥瑣雜流，以貲為官，惟利是視，棄捐於此，安知其不取償於彼、而以助工為鉏會哉！

       夫審效程功，至明也；推誠委用，至聖也；體悉群工，至仁也。　陛下以仁聖明哲握樞於上，令諸臣真實忠藎效力於下，將　皇圖與天壤並攸，奚論帝居永固已哉？伏惟　聖明裁察：如果臣言不謬，乞　賜採納，　敕下該部查覆施行。臣愚幸甚！宗社幸甚！